龙佳|世界文学与中国视域：基于“费加罗三部曲”在华百年传播事件的考察

龙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费加罗”是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拥有不可磨灭地位的法兰西经典文学人物形象，以“费加罗”为中心人物的“费加罗三部曲”系列剧作20世纪20年代首次被译入中国，加上罗西尼、莫扎特同名歌剧的广泛传唱与传播，被誉为“真正的法国人肖像”的“费加罗”无论在学界还是大众领域皆可谓广为人知。那么，“费加罗”为何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广泛、深入且持续的关注？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以“费加罗”为中心的相关文献展开充分的译介研究。本文认为，“费加罗”形象逾百年的跨世纪传播，不仅仅是翻译史研究的典型案例，还是法兰西文学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以及生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民族文学生成为世界文学的面向，对于探究中国文学如何进入世界文学范畴在方法论层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费加罗三部曲”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如果说三部曲的诞生注定了作品自身与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勾连，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文学政治事件，以及作品的译介会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场域遥相互动，那么在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语境当下，将“费加罗三部曲”在华逾百年的传播视为一个世界文学事件，则可以考察三部曲翻译文本的生成性。因为在事件视域下，文学不再是客体对象，而是“发生或正在发生”，不再是“一个稳定结构，而是一个结构化过程”，其根本属性是“生成”（devenir）。如何生成？作为事件的文学作品“必须在永恒运动中进行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阅读行动中实现自己”。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文学事件的界定首先肯定了文学文本意义的动态生成，并进一步引入读者，指出文本意义只能通过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来实现。“只有当这个重构事件这里指“事件的语言”，即不同于规范与惯性的日常语言，也即“陌生化”的语言。被读者……‘作为一个事件’而体验，作为一个打开了意义与感觉……的新的可能性的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这种打开的’事件，我们才能谈论文学。”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读者对文学的感受与接受是文学事件的生成前提。因此，本文考察“费加罗三部曲”在华逾百年的传播事件，是为了探究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作为读者主体的译者、评论者、表导演者、教育系统的受众如何建构性地参与到三部曲文本意义的动态生成中，具体体现为“费加罗”在中国的形象生成与流变，进而将这一传播事件视为三部曲被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接纳并成为世界文学的启发性个案，提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有机构成的方法论建议。

一、费加罗：从“革命者”到“人民英雄”

“费加罗三部曲”与中国的初度接触，首先表现为对中国现代戏剧美学观念革命的介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开启了西方戏剧译介创作与理论之风。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余上沅，编译发表了圣伯夫式肖像批评——《布马歇与〈赛费勒的理发匠〉》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博马舍在《赛费勒的理发匠》剧中传递了一种“活泼不息”的戏剧精神，即普通人真实、自然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这一新鲜的生命、生活气息正是中国现代戏剧摆脱戏曲封建意识、确立现代性观念过程中亟须补充的精神内涵。与余上沅对戏剧艺术的审美直觉与感受力相呼应，《戏剧杂志》的主编柳木森同样出于对“无时间性的世界名著”的艺术审美价值之判定，首次从法文直译《费迦罗的结婚》，而同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吴达元教授的复译本《费嘉乐的结婚》在翻译策略上有明显的异化处理，更原汁原味地还原了这一“进入行动的革命”文本，与宏大的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对现代戏剧精神的历史要求相契合。吴氏译序将博马舍其人其作置于时代历史场域，聚焦博马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对当时政府和传统的社会制度的讽刺和攻击”，“费嘉乐就是包马晒”的论断更激发了读者对费加罗与剧作者博马舍的真实生活交相辉映的合理联想，体现了译者“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促成了费加罗革命形象的生成：费加罗反封建的革命斗士形象被初步奠定。面临抗日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知名期刊成了更具效力的传播媒介。吴达元再次复译《费嘉乐的婚姻》，并分幕分期刊载于《文史杂志》。“反抗”的费加罗愈发鼓舞了民众的抗争意识、激扬了爱国精神、照应了抗战现实，“革命者费加罗”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则“根据包马晒的《费嘉洛的婚姻》”创作改译成剧本《好事近》，连载于以市民阶层为受众的重要文艺刊物《文艺春秋》杂志上。李健吾选择了富有市民气息与启蒙精神的《费嘉洛的婚姻》进行民族化、本土化的再创造，既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要求，也鼓舞了抗战精神，支撑并推动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戏剧运动。其极具本土特色的归化译本更令“革命者费加罗”走进了中国的市民阶层，满足了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共鸣。

翻译是民族文学经典进入异域文化的基本前提，是世界文学得以传播的重要中介。而“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无疑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译者身份和主体意识贯穿于译者的翻译过程始终，直接影响着译者的译介行为”。可以说“费加罗”在中国的新生来自第一批读者——译者对《费加罗的婚礼》的编译、翻译、复译、改译，以及译者序中的评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三部曲文本生命的生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先后在中国的戏剧美学变革与中国社会革命中凸显了费加罗的“革命、革新”精神。在戏剧美学层面，《费加罗的婚礼》是“法国戏剧的新纪元”的开创者，与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性要求相契合，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深入发展和民族精神高度发扬的革命语境中，“费加罗”又被塑造成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具象化表征。就这样，“费加罗”从“孤岛”上海出发，在陪都重庆辗转，最后再次回到了作为国统区的上海；短短数年间四迭译本，五番出版，费加罗的新生革命形象流转中华大地。

“费加罗三部曲”的评介风潮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再度掀起，受到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影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休戚相关，即“确立了建立在绝对无产阶级思想立场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文学规范”。在这一新的接受语境下，评论界采用首先翻译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评论标准与个例来定调，随后沿袭阐释的方式来生成了费加罗的形象。

译者廖辅叔选择翻译德国社会主义戏剧奠基人沃尔夫（Friedrich Wolf）创作的剧作《博马舍》，以及剧本序言中沃尔夫对历史人物博马舍的评价——“人民的儿子”“为人民写作”“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国内演剧界代表、被誉为新中国三大戏剧导演之一的孙维世也选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费》剧的导演阐述，肯定了斯氏将该剧界定为以人民为英雄的“人民的喜剧”，将费加罗定位为“来自人民中间的人”，由此宣告“费加罗是人民英雄”。在援引孙维世译文的基础上，黄曾樾的《博马舍研究》是国内第一篇相对独立开展三部曲文学批评的专题研究期刊长文，代表了20世纪50、60年代三部曲研究的高峰。黄曾樾对费加罗表现的“人民的勇敢、机智和幽默”予以肯定，标志着费加罗在国内形象生成的转变。译者吴达元也转而化身评论者，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挖掘两个剧本中蕴含的现实关照，将剧作的成功归因于现实主义作品正确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形象，典型人物费加罗象征的“第三等级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从“革命者”到“人民的代表”，吴达元应时的笔锋转变与黄曾樾的“人民英雄论”形成某种呼应，再次确认了“费加罗”人民英雄形象的生成。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吴达元翻译的《塞》和《费》两个剧本编入重要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并结集出版《博马舍戏剧二种》，更进一步扩大了费加罗的英雄形象传播。

二、费加罗：学术经典、文学教育经典、大众经典

翻译文学在异域的经典地位通常是如何确立的？宋学智在总结分析了布鲁姆、伽达默尔、张隆溪、布尔迪厄等国内外学者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基础上，提出翻译文学经典应兼具“长久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普遍的社会现实价值”，费加罗经典形象的生成恰恰具备以上两个特点。以法国大革命为诞生背景的“费加罗”天然具有革命气息，其传播在较长时间内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指向；在戏剧、文学交流的视域下，又与中国现代戏剧的萌芽与发展紧密相连。一批又一批的文艺批评家不断更新研究方式与理论、转变研究范型与视角，从社会历史、主题学诠释到戏剧艺术批评，从研究剧作家、人物形象到关注剧作艺术，不断挖掘三部曲文本与演出的可阐释空间，作品自身的经典性因素也不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掘与肯定。

如前所述，对三部曲进行审美批评，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由戏剧家余上沅开启先声。余上沅评价《有罪的母亲》为“一篇很有分量的戏剧”。相较于国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及法国19世纪中后期主导博马舍研究的社会历史批评，连同在该批评下对《罪》剧的贬抑性评判，这一富有远见的审美直觉为21世纪国内文艺批评界挖掘三部曲的整体戏剧美学及其后世影响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十七年”文学时期“十七年”文学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黄曾樾接续审美批评路径，在剧作艺术层面指出《费》剧的剧作艺术是对阿里斯托芬、莫里哀以来传统喜剧精神的恢复。这成为文学评论界从戏剧美学的角度研究三部曲戏剧文本的开端，再次引发戏剧艺术界的回应。至少从1956年开始，《费加罗的婚礼》登上了中国的戏剧舞台，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辽宁人艺等地演出，并引发名家评论，产生巨大反响。李健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从观众接受的角度分析剧情，用“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评价肯定剧本演出的艺术价值。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先生从剧作法和剧场艺术的角度展开细致而深刻的文本分析，探究“叫观众‘笑得开心’”的喜剧性之所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田稼将“费加罗”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原到启蒙时代的社会现实，用“幽默、尖刻、活泼、风趣”八个字来概括《费》剧的艺术风格，指出《费》剧是对法兰西民族文艺传统的继承。戏剧界对《费》剧的理解再次更新了费加罗的人物形象，为三部曲的文艺批评开拓了新的思路。

在对三部曲开展审美批评的过程中，学界对博马舍《论严肃戏剧》一文的翻译以及理论探讨，对于促成三部曲艺术审美的研究转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西方文论选》第三版将该文收录其中，译序聚焦戏剧艺术理论本体价值。知名戏剧学者余秋雨在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中对博马舍为“严肃戏剧”这一概念辩护、论证的过程展开了细致研究，确认了他作为“正剧”开拓者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力。这些都可被视为三部曲研究转向艺术审美批评的重要信号。此时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接续20世纪50年代末的编选工作，出版张英伦直接译自同篇法语原文的节译本，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宣告了开启建构中国特色文艺批评理论的新篇章，预示着意识形态的开放与文化权力的变动将成为深入挖掘三部曲经典美学意义的崭新动力。于是，国内学界在1982年博马舍诞辰二百五十周年之际，逐渐构建起一个以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为主要载体的三部曲文艺批评场域，掀起了新一波费加罗研究热潮，并绵绵持续至今。文学评论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社会历史批评视角明显淡化，转为用后现代理论观照主题内容。如安国梁把《费》剧看作狂欢化文学的典型，指出剧本通过构建“一个荒诞世界和一批荒诞的人”，体现了用狂欢化的美学外壳颠覆荒诞无力的现实处境的艺术手法。董健通过启蒙视域下的女性主义视角，指出费加罗的话语体现了“超前的女性观”。肖丽华也用格林布兰特的“含纳”理论分析三部曲中的主仆二元对立模式，指出费加罗“提出了平等的人的观念”。二是戏剧艺术理论批评逐渐强化，三部曲艺术审美批评的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朴玉、张而立指出《塞》剧和《费》剧是博马舍推行严肃剧理念的成功实践。谭永从模式的创新性、形式的丰富性以及人物形象的鲜明性等方面对剧本展开艺术批评。龙佳深入探讨博马舍的严肃剧理论，指出“剧种融合、文体融合、观演融合”构成了博马舍融合视域下的正剧形态，提出“博马舍有机统一的正剧诗学观”。此外，还出现了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博马舍戏剧理论的专著《“费加罗三部曲”戏剧艺术研究》。

文艺批评是深入传播、重塑经典的重要途径。翻译文学作品需要进入异域文学批评语境，成为被评论家持续深入关注和研讨的对象，其文学生命力才有可能得到延续和更新。学界对费加罗、博马舍及其三部曲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始终与译介相伴相随，来自文学批评界与戏剧艺术界的文艺评论者齐聚发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出不同的“费加罗”形象，契合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审美，使“费加罗”的文学形象不断得到与时俱进的更新，渐成学术经典。

在21世纪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于以往颇具偶然性、散发性的传播，“费加罗三部曲”作为外国文学教育资源，几乎必然地被国内各类文学史及文学选读类教材、剧作选读、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世界经典戏剧选读等类型书收录，面向文学、戏剧的研究学习者、从业人员、爱好者等广泛读者群体，进入了中国的外国文学教育经典谱系。例如，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丛书之一的《世界文学名著选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专家任编委编撰的旨在帮助读者了解世界文学宝库概况的《世界文学精品大系》，还有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外国戏剧经典作品赏析》等，不一而足。将博马舍其人其作纳入普通高校教育体系进行统一教学，意味着除学术传播路径之外，三部曲正式进入中国国家确立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在中国年轻学子的成长教育中进行文学教育传播，发挥其持续绵延的经典影响力。在王宁看来，民族文学经典被译入国的文学史或文学选读类教材等收录，从而正式进入大中专院校，成为文学教育的典范，恰是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标志。而大众传播的持续发力则使三部曲走近广大社会读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于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审美意识培育上的要求，儿童文学出版界对剧本《费加罗的婚礼》青睐有加，《费加罗的婚礼》在当代不断被改译（编）、节译（编）成连环画、绘本，打通了《费》剧向少年儿童受众的传播渠道，费加罗为一代又一代学子所了解、熟知，已然成为中国广大社会读者最熟悉的经典文学人物形象之一。三部曲成功进入到中国社会层次丰富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经典。从学术经典到外国文学教育经典再到大众经典，这一经典成就之路使“费加罗三部曲”逐渐融入并镌刻在中华民族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集体记忆中，成为集体文化记忆中的经典。

三、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纵观“费加罗三部曲”在中国逾百年的流通与传播过程，正是在译者、文学评论者、剧评人、演员、导演、观众、教育者及其受众对三部曲内涵持续不断的感受、阐释、建构下，费加罗的形象得以生成、流变、拓展——革命者费加罗、人民英雄费加罗、学术经典费加罗、文学教育经典费加罗、大众经典费加罗，由此揭示出中国对“费加罗三部曲”持续、长久而多元的文学审美判断与接受面向，体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学观照和价值取向。这也是“费加罗三部曲”作为翻译文学作品在中国确立经典化地位，并最终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生成世界文学典型例证的过程。正如齐泽克所说，“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费加罗的形象生成与流变，使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考察和研究三部曲的视角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费加罗三部曲”在华逾百年的成功传播由此成为一个世界文学事件。

那么，可否用这一世界文学事件来关照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走向世界这一当下的热点问题呢？这一设问暗含的是：一部民族文学作品如何才能走向世界、在实质上成为世界文学谱系的有机构成？对此，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界定标准，构成了某种论争的场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美国学者丹姆罗什把“流通”作为界定世界文学作品的属性标准，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和阅读模式”。张隆溪则提出文学的审美价值是文学经典最重要的价值，是否为文学经典才是纳入世界文学的考量。王宁用“可读性”呼应丹姆罗什之谓世界文学作品在异文化体系里具有的“流通”特点，突显世界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用“经典性”“诉诸世界文学的审美品质”，并指出经典性和可读性是“确定世界文学评价标准的基础和出发点”。本文从中国立场出发，认为文学作品在异域有效流通并持续激发审美文艺批评与研讨，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之表征与旨归。

那么接下来，就要考虑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操性问题。对此，学界多借由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具体案例，来提出外译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难题，并主要引申为译介问题来展开论述，进而聚焦对于翻译活动本身的探讨。即从文学输出方的不足来探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困境，如“国家垄断翻译文学的译介”，“对外译介的范围局限在严肃文学、经典典籍和语言文献类文本”，中西小说之差异，等等。又有从宏观层面讨论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之局面并提出方向性建议类文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输出方作为传播链条的开端，并非影响异域传播效能结果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即开端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效能对等关系；而且由于传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的特殊性，对文学输出方提出某种唯一的行为规范更是变得困难重重。而反观异域接受方，其丰富的内涵构成及其所在历史社会语境能更直接、贴近地影响到传播效果的显示。因此，其实不必过于自责，不必把文学作品异域传播中遭遇的问题仅仅归结于译介环节，而有必要开启研究焦点的转向：对文学接受方即包括译者、评论者、表导演者、教育系统的受众在内的异域文化“受众主体”展开关注和重视。从传播事件生成的角度进行结果导向，围绕如何接受外来文学作品这一论题，对这一主体中的每一类受众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分门别类的深度考察，预判“走出去”的路径中潜在的问题及可能性，有助于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进而在国家顶层设计的主导下，为中国文学的具体文本“走出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诚然，每一部文学作品在异域的传播，都构成了每一次文学传播的特殊性。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还是外国文学的在华传播，文学传播类事件的共通性使我们不能忽视外国文学在华成功传播类事件带来的启示，况且，对国内社会生态的切身感受与理解更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并提炼成功传播案例背后的共性原因。“费加罗三部曲”在华逾百年的成功传播，在素材的时效性、多样性甚至复杂性等方面，对于如何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学，逐渐构建异域大众的集体文化记忆，进而将作品催生为世界文学经典，提供了极佳的案例参考以及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故而，我们将以“费加罗三部曲”在华成功传播事件为参照，对文学作品异域传播的主要接受方群体：翻译界、多媒介传播与评论界，以及教育系统逐一展开分析，力求提炼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特点，尝试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些许参考。

（一）翻译界

“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翻译是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范畴的第一个环节。正如韦努蒂所言，“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而翻译活动皆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那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为助力在世界文学范畴里中国文学身份与价值取向的确立，“翻译什么”成了整个中国译者群体的首要考量。“费加罗三部曲”作为法兰西民族文学经典进入了世界文学作品范畴，其经典性为法兰西民族文学有效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史起到重要的导航作用。国内的法国文学译者往往也是法国文学研究者，只要深入了解文学文本在法国文学史上的文本定位与价值，在选择文本翻译时就能“有据可依”。

由此引申出两个值得推广的做法：一方面，以口袋书、简装本、平装本、单行本等适合高校学术机构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社会大众的书籍为载体，优先大力译介、推广在中国代代相传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选读”类的书籍，发挥国家顶层引导的作用，以便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史有概貌式的全面了解，理解中国文学经典选编源远流长、以古贯今的诗学观念及其渊源流变、文学原理、文艺审美与价值取向，在这一中国文学普及性工作的基础上，助力读者对具体文学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如此，海外读者可避免因所知作品甚少而无从选择，或因偶然性地“碰到”某个文学作品而作出偏颇的文学评论的情况。同时，也可起到平抑利益个体投西方尺度之好、影响西方读者的价值判断、抑制“投机”危害的作用，从源头上“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中国文学经典批量译介体系及平台，尤其注重推出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并在此基础上准确聚焦译者群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提供了较为理想的中外译者合作模式。基于此，对于国内译者，需要有效调动高校、科研院所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将其有步骤、分阶段、有序地纳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系统工程，加大译介实践与科研资助力度、建立具有激励机制的奖励制度。对于海外译者，则需要重点聚焦汉学家群体。汉学家对海外读者阅读兴趣的把握，以及与国外出版机构的潜在联系是中国文学开拓海外传播的重要因素。

此外，需要深刻认识到多元化翻译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费加罗的婚礼》历经转译、编译、复译、改译（编）、节译（编）、改写等多元翻译传播方式，以单行本、剧本集、期刊连载、连环画、绘本等载体形式十余次与时俱进地出版，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能广泛接触、阅读经典文学，其产生的影响力以及延伸触角之广泛、深入是不可估量的。这是译者主体运用多样化翻译策略有效传播文学文本的成功参照。正如许钧所言，“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译者在翻译中有必要对原著进行适当调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

（二）多媒介传播与评论界

文艺批评是翻译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得以不断生成、更新、蜕变的关键因素。在“费加罗三部曲”在中国的逾百年传播中，一代又一代文艺批评者、表导演者对译本的创造性阅读与阐释、批评与研究，对于三部曲在学界的传播，以及费加罗形象在不同语境下的持续生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何建构一种可持续的文艺批评场域？

首先，需要建立文学文本跨媒介传播的基本视域。除将传统文本作为基础传播路径之外，要重视并充分挖掘戏剧、影视、网络等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多媒介传播方式，以多种符际互动传播手段扩大原作品的影响力：画面、影像的传达跨越语言的藩篱，便于海外大众跨越时空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对原文本的不断多重阐释、再现及演绎则强化了文本传播的时效和功效，使构建某种集体文化记忆成为可能，并逐渐将作品催生为世界文学经典。

其次，就中国文学推介与评论而言，国内学界需要有统一、持续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外化成为普遍的文学价值共识。在这一基础上，第一，中国的外国文学界、比较文学界、中国文学界与西方汉学界需要通过与海外汉学家共建科研平台，并经由如刊发专栏文章、定期举办研讨会、出版专题论文集等合作，展开深入且持续的交流，把握输出国的社会文化接受语境，开拓思维，拓展中国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推广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价值取向。第二，强化国内学界在国际学术平台刊发论文、出版专著的能力，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平等交流。第三，国内学界加强对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与接受个案和历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和规律，在不断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中逐步构建并完善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模式。

（三）教育系统

如果说“费加罗三部曲”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材，国内的社会环境如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那么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下需要大量懂得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人才的情境中，我们需要抓住这一时机，借汉语语言学习的东风，使中国文学经典进入海外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教育系统。具体来说，可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学习情况，加强对外汉语教材建设。以法国为例，汉语教育系统的受众大致分为如下四类：国民基础教育机构（小学和中学）、国民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华人社团开设的中文学校或中文班和孔子学院。以上机构的学习内容不仅包括中文语言学习，还包括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教授。因此，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进行教材建设大有可为。

当前，法国的中文纸质教学资源处于高度本土化阶段，“中级和高级水平教材数量极少”，中文分级读物尚未形成规模，且90%的分级读物从中国引进。因此，一方面，中国的对法汉语教材输出应以中高级水平教材为主要目标，并增加中国经典文学文本选段的比重。借助文学文本的阅读来深化对中文语言的理解，这正是语言学习精进的普遍方法和规律。同时，根据中文语言和文化教学实际，从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遴选阅读资源，采用节选、改编、编译经典文学文本等方式，撰写中文分级阅读材料，覆盖各年龄段、各群体的学习者。另一方面，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应积极开展中法合作编写教材的模式，有效传递汉语国际教育里的中国文化理念。

结 语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文化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学，积极回应国家文化价值观输出战略的本质要求，在具体方法策略上进行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有效介入，是一项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重要课题。民族文学生成为世界文学，以其在异域文化中得以流通、进入异域外国文学经典谱系为具体实现途径。法兰西民族文学“费加罗三部曲”在中国的逾百年传播，是中国的译者、评论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广大民众等受众主体对费加罗形象的生成不断建构的世界文学事件。它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效开展海外传播、走向世界文学并被异域文化所接受和吸收，进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中国政府可在深度剖析海外受众主体的基础上，从翻译界、多媒介传播与评论界、教育系统等主要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切实有效的顶层设计与引领式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