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PROFILE
王积龙,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吴馨竹,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漫长的气候变迁为产生人类身体心智创造了条件,人类的身体图式和身体意象也是适应气候环境变化而形成的有形状、有大小的身体心智。科学排斥可知可感的主体性视角,身体离场使得科学把同一性世界切割成功能化的碎片。人的身体就是时间的主张认为,赛博格人不具有身体内时间的连续性,是与身体无法紧密互动的外来物。身体欲望、生育能力、气候病与末日大洪水,是人造气候对具有历史性和共在性等属性的身体造成的不利影响。主体间性是身体化的主体之间的共识关系,在理论上使形成气候共识成为可能。本文观点是在身体现象学框架下推演出的初步结论。
关键词:气候变迁;身体心智;主体间性;人类共识
全 文
一、研究缘起
全球气候变暖亟待人类统一行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数据显示,人造气候使气温早已比工业革命前温度高出1.1摄氏度,这将导致更频繁、更强烈的极端天气,对世界每个地区的自然和人群造成越来越危险的影响。全球近一半人口生活在极易受气候影响的地区,仅过去10年,极易受影响地区因洪水、干旱和风暴而死亡的人数高出15倍。IPCC的2018年报告就曾警告务必将气温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的水平,因而在未来10年内人类需要采取统一行动:亟须降低排放量,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近一半;人类所有部门都需要深入、快速和持续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意味着,目前是共同行动提出解决方案的最后时期,随着阻止气候变化的狭窄机会窗口迅速关闭,人类社会能够搁置分歧、采取统一行动,或者因为分歧不能作出统一行动,都将载入史册。
现代社会达成气候共识有其必要性,同时也有其艰难性。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共识,因其倡导者曾经批判前现代主义是极权主义,如今又被后现代主义倡导者批判为极权主义。以推动现代性走向多元主义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匡正了现代性有可能出现的对多元主义价值追求的背离,本质上是现代性的成熟阶段。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必须有人类共识,且目前阶段刻不容缓。比如欧盟正在共同推进的统一碳交易市场。气候变化的直接恶果之一就是物种灭绝,以致最终损害作为生态群落之核心物种的人类并为之带来可预见的末日。身体现象学主张,人的身体属性是肉身化的意识,是跨越主体间性走向他心以形成人类共识的基础。因而,在整个生态群落大灭绝过程中,人类身体在场(Embodied Presence),并以身体为媒介,用身体心智(Bodymind)来认知危机,从而有可能为人类气候共识找到一个理论方案。
二、气候文明:气候变迁塑造身体心智
(一)气候变迁与身体心智
人类的身体是一种媒介,是人类身体、大脑与气候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传统的哲学理论认为人类拥有独立于身体机能之外且能够分立出来的“理性”能力,且是一种离身的、不受知觉和身体运动能力支配的先天能力,从而有别于其他动物。然而,现代认知科学证据表明,并不存在可以离身的、脱离身体的心理机能,也不存在知觉和运动之外完全自制的理性功能。人类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在气候变化中诞生的物种,人类就是冰河期的孩子。人类明显表现出智能大约在5万年前,在冰期中期极寒气候即将到来的年代,在剧烈的气候变化中,人类为了适应环境以获得生存,不得不发展智能,旧石器革命就是这一心智发展的结果。南非遗址上的图纸和装饰品,清晰地展示出为应对这段极寒时期人类心智所取得的进步。恐龙在地球上生息繁衍了近2亿年,却没有发展出心智,因为恐龙没有必要发展心智:巨大的身体、温湿的气候与繁茂的植被(比如侏罗纪)使得恐龙没有智能也能生活下去,而人类则面临着不发展智能就会在巨大的气候变迁面前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
气候变迁决定人类身体心智的基因图谱。现代科学证明人类基因是影响人的心智的重要载体之一。然而,与类人猿或者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类身体携带的基因图谱多样性极端匮乏。伊利诺伊大学安布鲁士(S. Ambrose)的多峇巨灾理论认为人类这一身体属性为气候变迁所塑造。大约7.4万年前苏门答腊岛的多峇火山遮天蔽日喷涌而出,火山烟灰阻止了太阳光照射到地面,整个地球进入漫长而黑暗的冰期,科学家们推测大约仅有2000左右的智人存活下来,智人以外的其他人种都灭绝了(包括亚洲东方的直立人与欧洲的尼尔德特人)。智人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智人的身体有着更强的气候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因而,世界各地人类基因差别极小,远在欧洲的白人与大西洋彼岸的印第安人的DNA差异,甚至比不上非洲同一个山头任意两只大猩猩之间DNA之多样性。这一现象被称为人类基因瓶颈,或“脆弱的伊甸园”,至今影响着人类身体心智的发展。
气候文明造就人类成为“冰河时代的孩子”。本研究使用的“身体心智”之“身体”近似于梅洛庞蒂的“肉身”(La Chair),既不是环境(本文主要指气候环境)、身体或心智一元论也非二元对立,即肉身是身体、心智与世界的统一体。进化论表明人类的能力来自动物适应外界环境的进化,人类理性是动物理性的一种形式,人类的身体、大脑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是人类心智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梅洛庞蒂就此认为“我们不能把身体一切为二,认为‘这是思想与意识;那是物质与对象。身体有一种深刻的回环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肉身’”。身体心智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构成元素,在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是在当世中的存在,又是拥有世界的存在,近似于中国人所说的“肉身成道”与“道成肉身”的合二为一。
(二)气候变迁与身体图式
身体心智是气候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准入世界的媒介。杜威(John Dewey)在致力于整体性、复杂性的生物环境交互圈研究中发现,生物环境交互圈促生人类的经验与心智,这些经验具有身体性、社会性、知识性和情感性。比如,气候环境塑造人的心智并重构人的肉体形状和大小。考古发现,印尼的弗洛勒斯岛上的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大体生活于1.8万年前后,年代处于现代人与智人生存年代。该岛上的人仅有1米左右高,脑容量极低;该岛上的大象也只有1.5米左右,仅到现代成人胸口。这是气候环境影响身型大小的典型案例,被称为“岛屿侏儒化”(Insular Dwarfism),在远离大陆的海岛里,由于活动空间和食物的不充足,哺乳动物肉身(包括脑容量)会朝小体型化方向进化,以节约能量,适应气候环境。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在世界存在的媒介物,拥有身体对于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环境,参与计划并置身于其中。由于身体与心智作为统一体被统一于肉身当中,身体主体亦处于认知过程中的主导性位置。
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的身体结构的大小,又通过身体图式(Body Schema)和身体意象(body image)塑造了人的心智。前者是一种感觉—运动能力系统,通过对身体姿势与身体运动无意识的调适,让外界许多有意义的部分能够整合到人类心智与经验中(“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时,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会像钉子”);后者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审美感知,与社会设定的标准相比,它更强调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处于北极圈内、东西伯利亚海之东的弗兰格尔岛,在2700年前岛上同样有矮人国与矮人猛犸,他们脑容量小,亦是冰冷气候环境所造就的“岛屿侏儒化”之一例。由气候环境所塑造的矮人国的弗洛勒斯人,就涉及人类的心智塑造。极寒天气中的钻木取火是气候塑造此种身体心智的一种阐释。300万年前,以北极为中心的冰床覆盖着广阔的陆地,地球经历了多次冰期寒冷天气,每次长达数万年。直立人及现代智人的祖先在30万年前掌握了钻木取火,最初为了御寒,后来用于烹饪等用途。烹饪不仅可以杀死食物内的细菌和寄生虫,而且让人类咀嚼和消化食物的时间从一顿需要5小时降至半小时。人的肠道缩短,躯体变小,降低了能量消耗,能量可以更多供给大脑,人类大脑开始进化。人的躯体和心智在同一个肉身里发生了变化。
身体意象与身体图式影响心智,艺术作品中的说理更为形象。卡夫卡(Franz Kafka)《变形记》里的小职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开始他具有人的心智却是甲壳虫的身体,不适应身体图式在世界存在中的定位,他还想着如何为家里挣钱;随着时间推移,格里高尔只得习惯于甲壳虫的身体意象来调整他在世界中的定位,于是觉得人间的美食与美景已不再对他有诱惑力。他的身体图式决定着他的功能是编织天花板上的网,他的身体意象所能造就的爱好是对一些腐烂食物的兴趣,身体意象也发生变化。受到现象学鼻祖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影响,卡夫卡在大学期间曾经加入“布伦塔诺沙龙”的活动,卡夫卡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地向世人展示出身体改变对生物身体心智影响的内在逻辑。
基于此,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先验主体与经验主体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而是两种不同的自我理解: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人类作为“冰河时代的孩子”是先验性的,但并不拒绝世俗经验。从气候与人类身体心智的关系角度来看,身体心智是人类在适应气候变迁中发展起来并遗传给后代的经验,以及看事物的不同视角,而后天经验对丰富人类主体性知识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气候变迁中的身体心智作为客体是先验世界本身,身体心智作为主体则是经验的、世俗的。先验和经验在身体心智中是要素(非实物)的关系,并非传统的二元对立。因此,身体现象学认为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实在的被给予性或现象;换言之,我们不应该让预想的理论来塑造经验,而应由经验来决定理论。
三、气候危机:身体离场与赛博格人
(一)身体离场与气候危机
应对气候危机主要是把二氧化碳排量控制在“剩余碳指标”(即6000亿吨)之内。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吨数大概为510亿吨。其中制造业排放占31%,电力生产排放占27%,种植养殖排放占19%,交通运输排放占16%,取暖制冷排放占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是人造气候,其基本的来源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气候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是人对自然控制与索取的无度造成的。身体现象学认为现代科学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可感知、有主体的生活世界被分割成无感的、碎片的数理科学,它“抽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也就是人之身体离场,使得主体认知真理成疑。
生态保护与人的身体在场具有一定的关联。在场性(Presence)就是人能够把意向性直接指向对象物,离场性(Absence)是指对象在缺席状态下被意向所指的状态。身体离场(缺席)有时比在场还重要,比如人类苦苦寻找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而不得的时候,这一愿望就会强烈地呈现在人类面前,让我们持续不断地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现实和超越之中,而不仅仅生活于身体在场的五官感受之中。然而,身体在场与环境知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居民身体在场、身体感知与污染明证性之间的关联,亦具有一定的数理实证基础。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就是主张自然作为女性和作为自然的女性在身体上所具有的相似性,即自然作为养育者、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与女性作为养育者具有身体上的一致性:地球具有山川就像女性的身体;地球能够孕育矿藏、生命,就像女性的孕育能力;等等。印度北部山区的农村女性,为了保护当地树木免受砍伐而发起切濮科(Chipko)运动,原因在于女性的身体在场。男人们在城里打工,自然资源是维系生存的保证,女人们发现砍柴越来越少,就知道森林受到破坏;妇女们提饮用水越来越低,就知道干旱一年比一年厉害。身体在场使得女性比男人更理解环境,更能替自然代言。
印度女性的切濮科运动表明在生态危机过程里身体在场对认知的作用。从身体现象学角度来看,在离场(缺席)和身体在场之间,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意向层次:意指(符号)性意向、图像(想象)性意向、知觉(肉身在场)性意向,这是从空虚的意向走向充实的意向的过程。在切濮科运动里,在城里打工的男人们对生态危机感知是前两种意向形式;而在山区劳动的女性是后一种意向形式。这里,身体在场的认知是根本性的,具有(信念被)充实性(Fullness)与明证性(意向被证实)的特征。按照现象学理论,知识建立在现实可感事物(身体在场)基础之上,其他意向层次都是派生的认知形式。这里体现出现象学与欧陆认知哲学的分歧:身体现象学强调前语言之视觉中心主义之经验,即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并一定程度上怀疑真理认知在本质上的语言属性。
科技对生态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其促使人类的身体离场。现代传媒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交流思想与认知真理的工具,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有“媒介即人体延伸”的口头禅,从现象学的范式来看,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是逐渐切割人类身体知觉的过程,互联网和虚拟仿真技术进一步促使人类整个身体离场。因此,梅洛庞蒂认为,科技的客观思维把人体对世界的感知及其经验预设为自然主义原子化的前提,知觉可划分为听觉、触觉、嗅觉和视觉等范畴,这种分割的知觉只是一种思维的预设,“我们在原初场域中所具有的并不是关于特征的一种拼凑,而是一种全体的构造”。因此,从现象学角度批评现代科技,并非反智主义或反科学主义,而是反思性现代化的一部分,反思排斥主体性的客观主义之科学对于活生生的人的冷漠。
(二)时间性与赛博格人
人的身体就是时间。实在论认为“主体在时间之中”,观念论声称“主体在时间之外”,现象学则主张“主体就是时间”(即内时间)。前两者的时间观都以“第三人称视角”统摄把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身体排除在外。内时间确立身体的主体地位,身体和知觉在此处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内时间的意识结构与知觉同构。第三人称视角或理性主义者的时间观往往强调因果关系(如莱布尼茨时间观),其中理性(心灵或灵魂)对身体起着主宰作用。从气候环境发展史上来看,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身体的饥饿感明显地突出了内时间的结构特征。沃姆冰期至少从4万年前开始,气候变得更加寒冷,一直间歇延续到1.8万年前,被称为“最终冰极寒期”。在这种极寒天气里,智人御寒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式是吃高热量食物,在身体内储存脂肪。如果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采集者想吃甜食那么只有一种来源:熟透了的水果,而且要将一树花果在其他动物发现之前一口气吃完。于是,想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之直觉本能深深扎入人类基因里,致使今天肥胖症像瘟疫一样蔓延。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身体的DNA里还记得那漫长时间里度过的茫茫草原。正如胡塞尔所说:“我们本身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人的身体(即肉身)存在方式与这个世界相适应。”
抵御长期极寒气候需要高热量食物导致身体储存脂肪堆积,展示出典型的内时间意识的三维结构。现代人的肉身里的肥胖症是原生印象(Impression),极寒气候时期数万年的高热量食物采集与食用是滞留(Retention),而肥胖病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瘟疫一样蔓延的趋势是前摄(Protention)。打个形象的比喻,现象学里的内时间意识结构很像锁链三个部分:前挂钩(滞留),后挂钩(前摄)和链节主体(原生印象);三者又像音乐里的和声,彼此共存于同一时间中。胡塞尔强调内时间意识结构的连续性与流动性,指出原初印象不是静态的“起源与出发点”,而是滞留与前摄相互作用的产物。“前行的前摄意向地包含所有以后的前摄(蕴含它们),后面的滞留意向地蕴含所有以前的滞留。”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身体在寒冷时代御寒充饥的生存方式(滞留),进化出只要稍一进食就会在肉身储藏脂肪的机制(原生印象),这一机制被科学家称为节约型基因(前摄)。
身体的内时间意识结构中断与赛博格人(Cyborgs)。赛博格人是一种控制性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美国女兵米切尔用生化之手补偿在机车事故中失去的一只手臂,成了赛博格人。科学家们相信这只生化之手不仅很快能够随心所欲地运动,而且能够发信号传回大脑,能让截肢患者恢复触觉。然而,赛博格人的身体与类人猿、黑猩猩以及人类的身体相比,拥有一个断裂的身份。因为除了肉身,米切尔的机器身体(那只生化手臂)并不具有内时间意识结构之三维结构的连续性与和弦效果,不具有身体心智,也会导致胡塞尔所说的身体“在场”之“缺席”。所谓的“在场”与“缺席”,不仅要求身体在场,还要求功能的完整性(因为身体结构完整性决定着内时间意识结构的完整性,又决定身体心智的完整性)。现代人工智能、虚拟远程等所造成的身体离场,也都不具有内时间意识的完整结构。相对于身体在场,科学技术的谬误在于:某些科技产品是为某些特定功能而创造出来的,无法满足生活世界的网络互联性,是作为一个“外来物”强行塞进生活世界,而且那些创造者无可避免地失去对其产生后果的控制。
因此,人的身体即时间是指从人类抵御极寒气候到肉身脂肪仓储机制,是内时间意识结构与身体行为对气候变迁经验结构(知觉结构)的相互融通。内时间意向结构是“人的身体存在方式与这个世界相适应”,通过知觉连续性把意识内时间结构过渡为身体知觉内时间结构。胡塞尔认为人的主体性是历史的。“我是一个‘时代的孩子’,我是一个最广义的我们共同体的成员”,“以一种新的方式与生成性的主体,即最近和最远的祖先相联系的共同体”。身体心智是一个共同体的记忆,是气候变迁、身体和心智的合体,具有内时间的勾连与和声效果,具有排他性,而赛博格人没有这样的属性。梅洛庞蒂认为,我的身体把现在、过去和将来联系成一个整体,身体分泌时间;更确切地说,肉身成为自然场域,种种事件发生在此场域之中。而赛博格人的身体至少部分地缺少这种结构性的融通机制。因此,彼得斯说,“由于新的记录性和传输型媒介的问世,‘不可复制性’被视为‘人之为人’的依据”。从身体现象学来看,气候变化中的认知真理要求认知主体具有一定主观条件,由于身体离场,知觉被分割,认知主体可能不具备区分真理和谬误、有效性和无效性、事实和本质、明证性和荒谬性的能力,那么客观的知识也就是不可能的,从而会导致科学主义的欧洲精神危机。
四、气候共识:主体间性与身体心智
当前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共识难点,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分歧,在于国际气候治理结构主要设计者和推进者的欧盟和“有效参与度”不足的美国的分歧。以IPCC为代表的气候协商与推进之联合国框架进程是目前最大的共识。然而,IPCC代表的并非科学共识,而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政治斗争、平衡与妥协基础上的政府间合作框架,其本质是政治合作,而非科学共识。本研究从身体现象学角度,试图论证一种新的人类气候共识之理论上的可能。
(一)身体欲望、生育与气候共识
气候共识与主体间性紧密相关。此处的主体间性作为社会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人们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共识。主体间性的理论基础在于他者与我一样属于“肉身化的主体”,具体的主体间性必须被理解为身体化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移情(Einfuhlung)预设了我所遇到的相异的、具身化的主体与我自己的某种相似性。胡塞尔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社会性,是一个共在,甚至将他的研究称为社会学的先验哲学。因此他觉得一个身体主体之经验有效性和我对那个主体的经验一起被接受。身体欲望(即性欲)在身体现象学里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它是身体的基本属性之一。
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人类生育能力。性和生育作为身体心智,曾经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主体间性的主要基石。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人类的生育能力,就像气候变化带来物种灭绝一样,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恩格斯曾以性和生育为切入点,考察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不同发展阶段,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形式的历史变迁。以专偶制婚姻为例,拥有私有财产的男性,为了确定自己是一群女性所生子女确凿无疑的生父,建立起婚姻家庭关系,目标是让子女将来以亲生继承人的身份来继承其父亲的财产。气候变化的人类共识中,性和生育是较为核心关系的亲缘肉身,以家庭为核心的身体社群,可以进而扩大到人类社会。对自己的身体和他者的身体之经验,构成了所有对他者经验的基础和准则,基于家庭亲缘关系中身体的重要性,胡塞尔谈到所有关系中最本源的母子关系,并主张母子身体关系先于对物理对象的经验。
从恩格斯的个体生育、家庭和国家的历史辩证关系来看,人之生育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有着几千年相适应的历史,生态生育担忧(Eco-reproductive Concerns)将会带来财产、家庭和国家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些显然与目前的家国观念有深层次的冲突。就主体间性与身体生育而言,共识达成的逻辑很清楚:“具体的、完全的先验主体性,是一个由许多我组成的开放的共同体的总体——一个从内部而来的、被纯粹先验地统一起来的、并且仅仅以这种方式才是具体的总体”,“每个客观事物都从那里获得其意义和有效性。”作为气候变化导致的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观后果,生态生育担忧正逐渐在全球引发公众和学者的关注,即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崩溃、环境污染等)影响个人生育计划。美国适龄无孩人群约有1250万人,不想生育原因至少可部分归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气候变化短期改变了人类的生育环境并造成了客观的生育障碍,就像海洋酸化改变海洋生物生存环境一样。
(二)生活世界、气候病与气候共识
气候变暖与生活世界。人造气候危机表明,实证科学不仅需要本体论和知识论的阐释和证明,而且失去了存在性的相关属性。科学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都到了破产的边缘。相比较实证科学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科学只能自我证成,而生活世界是一个直接观照而得、不言自明的本然世界,力图纠正科学在原则上超越感性经验的观念。人身处其中、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发生了气候危机:更频繁、更强烈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物种灭绝,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让生活其中的人直观地感到地球正在变得不适合人类生活。根据身体现象学的方法,主体间性不可能充分地从第三人称视角来加以考察,而必须从第一人称视角的经验性展现中得到阐释。气候病与身体内时间连续性的中断。气候变暖将会让永久冻土层溶解并释放出微生物。从生活世界理论来看,胡塞尔坚持认为生活世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本质的结构,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甚至存在跨历史和跨文化理解的差异,而基于生活世界的人类之身体是形成共识的基础。例如2016年8月,一位居住于西伯利亚冻原的12岁男孩死于炭疽病,另有20人也被诊断患有此种疾病。这种传染病在其消失近100年后又突然出现,原因在于西伯利亚的永冻层融化,地下埋藏的驯鹿群相关细菌释放出来。炭疽杆菌导致1897年前后驯鹿大量死亡,被埋在永冻层中。身体具有内时间知觉结构上的连续性,之所以会被人理解并达成共识,是因为生活世界里有一个相似的功能性身体(Functioning Body),比如基于身体的营养需要、疾病、生死等。气候病让身体的内时间性的连续性中断,人造气候改变了身体的生存环境,而不是按照自然状态的演进规律。身体的不适或生存危机,是人类达成气候共识的重要媒介标准。
生活世界中功能性身体之常态性与传统性在共识中的作用。胡塞尔认为他是与“最近和最远的祖先相联系的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历史性在形成主体间性方面非常重要,因为它具有稳定性即常态性。比如身体之欲望,我们的身体包裹着都市文明的奇装异服,而现代人的身体欲望似乎依然摆脱不了数万年莽原上群婚生活的基因控制。“远古公社”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现代婚姻常有不孕的困扰,离婚率也高居不下,是因为现代社会逼迫所有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与人类身体本能背道而驰,因为在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到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之间,基本不是这一制度。因此,“历史性实在”这个范畴本身意味着一种超越性,胡塞尔得出了“我是一个‘时代的孩子’”之身体主体之历史性的结论。我的功能性身体主体—客体的独特地位,才使我将另外一个身体确认为相异的身体化主体,从而可能形成共识。
生活世界、环境病与人类共识。生活世界本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在生活世界中,非常态也是达成共识的重要条件。现象学认为:关系到我们自己家园(Homeworld)时,会谈及常态;而非常态性被归属于异地者,满足一些条件,这些也可以被理解为相异的常态性成员。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对美洲、澳洲等新大陆征服过程中,天花、流行感冒、鼠疫、麻疹等病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有相当免疫能力的欧洲入侵者把疾病传给了没有免疫能力的印第安人或其他岛民,传染病毁灭了哥伦布来到前之美洲土著的95%。英国人1788年入侵悉尼时,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在澳洲土著中蔓延。斐济的历史显示,几个欧洲船员在失事船沉没后挣扎爬上岸,造成1806年的斐济岛土著流行病。此类来自隔绝大陆的流行病,在汤加、夏威夷等岛国也留下了历史记载。气候病危害性的共识达成逻辑依然在于肉身:正如在身体现象学里提到的那样,假如我不是自己身体主体,我就不能认出他者身体化的主体。对他者之经验并非类比性推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
气候病与身体的世代性、历史性。身体现象学强调交互主体性之先验的重要性,认为需要考虑世代性、传统性、历史性的先验意义,自我和世界某些本质性的理解,需要借助隐匿的世代性的交互主体性的一个层面才有可能,气候病就是典型的例证。专家认为,随着两极冰川溶解,其他永冻层中人畜共患传染病(比如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蜱传脑炎、莱姆病汉坦病毒热、西尼罗脑炎等)在全球变暖中释放后,其发病率有可能急剧提高。人类要阻止气候暖化,需要把身体作为劝服的重要逻辑基础。正如梅洛庞蒂把身体作为人与世界沟通的媒介:“是使不可见之物隐喻式地显现为在场之物的重要媒介,同时身体体验也使神秘的不在场之物得以曲折隐晦地显现。”“用身体及其感觉体验来同化这个世界,就能把陌生的、异质的、不可见的事物转化为可感觉的、可见的、可理解的,从而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当气候病让人的身体受到威胁,他身即我身,气候变化就是可见的、可理解的,常态性与非常态性在形成共识中都将起着积极作用。
(三)大洪水、明证性与气候共识
大洪水与西方视觉中心主义传统的劝服文化。连绵无尽的大雨,滚滚而来的滔天大洪水,这些具有末世场景的描述,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熟悉的视觉感知。气候变化现象学继承了西方文化与哲学中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身体心智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不拒绝经验对心智与知识的作用,先验与经验是元素关系,是合二为一的,即康德把这种本源的先验条件称为先验统觉,试图弥合西方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数千年分歧,即人类的主体经验在统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气候变化导致的最终后果之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洪水滔滔不绝袭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全球变暖这一科学主张引发讨论之伊始,《科学》杂志最前沿权威的科学研究文献中,使用了视觉描写:“因南极冰川消融所致的海平面上升危险”,“将会造成5至6米的海平面上升”,“洪水将会吞噬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25%的陆地,新泽西的10%,还有世界其他大片的低洼地区”。这些早期的科学研究文献的描写,对以后的气候暖化后果之叙事有很大的议程设置作用。目前气候传播领域开始出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气候叙事之劝服研究。“我的经验作为世界的经验(即已经成为我的每一个感知),不仅蕴含着作为世间性对象化的他者并且还总是蕴含着在存在性的共同体有效性中作为共在之主体,共同构成的他者,并且两者不可分离地缠绕在一起。”
1990年至2023年的34年时间里,全世界最权威的机构IPCC迄今发布了六份正式气候科学评估报告,其中均有类似大洪水的描述:“海平面将上升49厘米”(1995年报告);“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0.1至0.2米”(2001年报告);“到2100年可能上升0.28至0.55米”,“海平面持续上升,极端海平面事件的频率和规模增加,侵蚀沿海人类居住区,破坏沿海基础设施,使低洼的沿海生态系统陷入淹没和丧失”(2023年报告)。《纽约时报》报道显示,汤加、斐济、帕劳和基里巴斯等多个国家将会在气候变暖中被海水淹没。即使人类能够按照现在的路线图去实现减排目标,对基里巴斯这样的国家来说也为时已晚,这个拥有11万人口、33座岛礁的太平洋岛国,将会在21世纪末被太平洋洋水彻底淹没。大洪水将会在这些太平洋岛国中一次次上演,并不断展示不反思、不悔改之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之共同归宿。
关于气候变暖的后果,无论在政府报告、学术成果,还是媒体新闻报道中,我们都习惯了这种场景描述,一个比一个更有画面感、更有震撼效果,这是气候暖化明证性的一部分。明证性蕴含主体间有效性之主张,是一个公共性空间,对批判敞开。错误的可能性是经验性明见的一部分,不过这样的描述不导致怀疑主义,也不取消明证的作用,因为能够使一个明证失效的是另一个更强的明证。明证性的核心并非我如何从对一个物理对象的经验达到对一个相异主体的经验,而是我对身体化主体性的经验(我自己的和他人的)如何作为对纯粹对象经验的条件。身体具有交互主体性,当我的左手触摸右手时,我以如此的方式经验自身,既预期到他者经验我的方式,也预期到我经验他者的方式。对于气候变暖,可通过大洪水的各种视觉感官刺激来体现惩罚以达到主体间的共识。身体现象学给欧陆哲学在认知上带来新的思路:后者认为真理之认知在本质上都是语言性的,而身体现象学强调前语言性经验(视觉中心主义)的重要性,因为经验在时间上先于语言之产生,身体在场的明证性更强,生活世界是一个共同体、交互的经验领域。基于此,身体现象学认为,即使我极为明确地得知一场全面的灾难毁灭了所有的生命,我的世界性经验也仍取决于合作者的先验交互主体性。
五、结论
气候变迁创造了人之身体和人类文明,气候变暖是人类利用科技短期内改变气候,而迅速引发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科学世界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把一个有肉体、有气息、有精神、有文化的生活世界切割成一个个没有主体的、碎片化、不可感知的、纯粹的功能化之物体,从而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危机。本文的身体现象学并非反智、反科学的理论,只是以身体为媒介,试图把一个被科技切割得支离破碎的、万物肃杀的、充满气候危机的科学世界,还原成一个可感知、有精神、有主体、有同一性的生活世界。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具有主体性、历史性、共在性及正常性的先验属性,反对科学客观主义的独立于主体性的第三者视角,交互主体性以这种自然属性和自然条件下社会生物属性为基础,本文以此理论为框架,试图重建气候危机时代人类之气候共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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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气候变迁中的身体现象学之身体心智、气候危机与人类共识》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7期(第45-56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hyVvMdIOuYClzgaYOjQBovTkGLYa-q-9wlfreF41cwsuPDK1QM8kdkLCAHmfBqaMQUej8AlETa0EhXtcikuHsoFqCFrOIMc4GJHQEbq4NgO1C5-e1VyEh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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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艺聪
审校:孙启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