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田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

郝田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从时间上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要滞后于莎剧的接受。究其原因，可能是戏剧本身的表演性使其有更多受众。中国对十四行诗和戏剧的接受直接催生了两种新文学样式：十四行诗和话剧。其中，十四行诗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十四行诗作品的阅读和移植，其中包括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1854年弥尔顿著名的十四行诗《咏失明》（“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可能是“最早的汉译英诗”。然而，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全国报刊索引”等数据库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因此，本文拟在外国文学文献学的基础上，梳理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阅读、翻译和改写，以期展示莎氏十四行诗对中国现代诗歌面貌的影响，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个人化的阅读

中国读者出于个人动机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发生关联。1950年，著名的诗人兼翻译家屠岸（1923—2017）出版了第一部莎氏十四行诗中文全译本。据他在文章中自述，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为了纪念知心好友张志镳。屠岸和张志镳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时期成为挚友。1943年，张志镳被迫与屠岸分离。在好友生日当天，屠岸朗读了莎氏十四行诗第29首（“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借以排遣离愁和思念之情。随后，屠岸将这首诗及其他十四行诗译为汉语。两年多以后，两位好友欣喜重逢，然而好景不长，肺结核无情地夺去了张志镳24岁的生命。即使在四十余年之后，屠岸仍在各种回忆中真诚地赞美这位好友，称他为“被缪斯遗忘在艺术殿堂之外的流浪者”。在病床边与挚友的最后告别时刻深深印刻在了屠岸的脑海中，为了纪念他们短暂而恒久的友情，屠岸决定翻译所有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用这一世界文学名著来纪念他们的友谊。

1950年，屠岸完成了所有翻译，并于同年秋天，经由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介绍，列为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在上海出版。译本有一页献辞，写着“译献金鹿火同志”，即“镳”。译作出版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的修订和重版，成为国内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文化大革命”期间，屠岸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屠岸生前最后出版的修订版中，他将第29首十四行诗的注释，从原来的三行增加到十五行文字。在译解中，他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歌颂珍贵的友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能够“消除心头的一切愁云惨雾，把人带到幸福的极致”。他还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银瓶乍破水浆迸”，形容第十行出现感情急转之后的状态，引用“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形容最后一行情感升华、戛然而止的艺术效果。唐朝大诗人杜甫创作了《梦李白二首》，表达他对流放在外的好友的思念。屠岸借用杜甫和李白的故事，来进一步印证莎士比亚诗歌与他自己难得的友谊之间的关联。在这一条大加修订的注释中，诗人兼翻译家糅合了人生与艺术，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愿望，论述浑然天成，不着痕迹。诗人俨然将与读者的对话看作是和挚友的交流了。笔者认为，屠岸在怀揣这部珍贵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与天堂挚友相见之前，对情感的理解俨然已达到柏拉图所说的“理式世界”和天人合一的境界。

莎士比亚的诗歌也曾扮演爱情使者的角色。戴镏龄（1913—1998）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便是一例。在战争时期，他为爱人，即后来的妻子徐开蜀女士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39年，戴镏龄获得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就职于武汉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每与女友通信，都会在情书中附上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莎诗在此便成了爱情的使者，且是一位慧心妙舌的使者。在完成了154首十四行诗的翻译之后，两人也水到渠成，步入婚姻殿堂。此后，戴镏龄不断修订译文，并将翻译手稿作为爱情和婚姻的信物交与妻子存留。1953年后，戴镏龄转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手稿不幸遗失。现在，残存的几首译诗是发表在1946年《观察》上的十四行诗第18、29、64和65首。“借用诗行一垄垄，耕化诅咒为葡园”（With the farming of a verse / Make a vineyard of the curse），就如同奥登（W. H. Auden）在《悼叶芝》中所写的，戴镏龄用艺术和翻译的魅力，击退邪恶的攻击和时间的掠夺。翻译的手稿也许终难复得，但爱的故事却永留人间。

此外，也有一些中国读者，纯粹缘于个人兴趣，在孤独中邂逅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末之（张琼）便是其中一例。她将阅读154首十四行诗的笔记编撰成《一个人·十四行：末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笔记》一书，作为一名孤独的读者与莎翁相遇的印记。书中讨论了莎翁的诗歌美学和诗学，其中作者对艺术性与创造性，生命与爱情，美与真，友谊、正义和善良等话题的思考更使全书显得熠熠生辉。正如书评者唐婕所言，“末之由十四行诗所引发的个体阐释，是本书的精华所在”。

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末之对每首十四行诗的思想和美学的个性化品读。这些品读不受制于任何既定的评价。基于她对莎氏十四行诗的细读，末之紧随着诗人细腻的情感起落，糅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展示出独特的阅读探索，仿佛已经在莎翁的诗歌秘境中超越了自我。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末之对莎士比亚创造力的深入分析。

唐婕还总结道，“诗歌的诱人之处，在于我们能因种种情绪生发不同的理解。的确，意义被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诗歌能激发个体对生活经验的不同理解”。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对诗歌赋予不同层次的意义。这种由阅读带来的快感，也即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对末之而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契机，得以重启她对艺术之美的思考，对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审视。对中国台湾学者邱锦荣也是如此。邱锦荣从多视角切入，深入浅出，带领英语学习者们接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透过商籁在莎翁的遗泽上留下一枚指纹，成为他的继承人”。在笔者看来，末之和邱锦荣的写作与美国女评论家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The Art of Shakespeare’s Sonnets）有异曲同工之妙，对莎诗均有独到的见解。

二、从译写到反复重译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史上，胡适（1891—1962）可能是第一位中译者。1911年，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胡适曾翻译过莎氏十四行诗。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这可能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原文和译文如下：

Like as the waves make towards the pebbled shore,

So do our minutes hasten to their end,

Each changing place with that which goes before,

In sequent toil all forwards do contend.

人生趋其终，有如潮赶岸；

前涛接后澜，始昏倏已旦。

胡适采用了五言古诗体，他以这四行对生命和时间的感慨为引子，巧妙地开启了他纪念好友的悼亡诗《哭乐亭诗》。在此，翻译与创作水乳交融，真可谓“译写”也。此外，胡适自己也在1914至1915年间，创作了两首英文十四行诗，即《为纪念世界学生会十周年而作》（“A Sonnet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和《告马斯》（“To Mars”），均为彼特拉克体。胡适还将第二首诗改写为五节20行的诗歌，仅保留了第一个四行。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零星翻译散见于各处。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等资料，下面是1939年以前莎氏十四行诗具体的翻译情况： 

● 朱湘（1904—1933）：1926年，第109首——题为“归来”，采用白话诗形式，诗意盎然，简明易懂。每行10个汉字，保留原诗韵式。不过，第11和12行与原文颇有出入，原诗为“That it could so preposterously be stained/To leave for nothing all thy sum of good”，朱湘的译文处理为“但我希望我们这次离分，更能增加复会时的亲热”。原诗第14行“Save thou, my rose; in it thou art my all”中的“玫瑰”意象，在译文中消失了。不过，整体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 白痴：1928年，第27、71、91首

● 柳无忌（1907—2002）：1928年，第18、29首

● 沈默：1929年，第18、30首

● 梁遇春（1906—1932）：1930年，第29、57、60、71、73和109首（散文体翻译）

● 柳无非（1911—2004）：1930年，第30首

● 朱湘：1931年，第30、54首

● 老戈：1931年，第57首

● 丘瑞曲：1932年，第29首

● 漪明：1933年，第116首

● 周味辛：1933年，第18首

● 艾蒂：1934年，第71首

● 沈葆彭：1935年，第18首

● 郑康伯：1936年，第57、64首

● 朱湘：1936年，第18首

● 梁宗岱（1903—1983）：1937年，第18、33、65首；1938年，翻译了五首。

在1939年之前，至少有14名译者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共约34次，其中，第18首是最受欢迎的十四行诗。下文选取这首诗的十八种汉译以资比较：

● 柳无忌：1928年，每行12个汉字。译者认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鸿沟，抑扬格无法用汉语重现，因此仅模仿原诗的韵式，但效果一般。

● 沈默：1929年，每行9—17个汉字不等。每个四行诗使用aaba韵式，同汉语绝句，属于对韵式翻译的新探索。这也是后来辜正坤译本所采用的韵式处理方法。

● 周味辛：1933年，每行10个汉字的工整处理方法。前两个四行的韵式为aaba，与沈默相同，但第三个四行和结尾对句则没有韵。

● 朱湘：1936年，每行10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

● 梁宗岱：1937年，每行12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

● 戴镏龄：1946年，每行10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

● 屠岸：1956/2016年，每行11—13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

● 杨熙龄（1927—1989）：1980年，每行11—18个汉字，每双行押韵。

● 杨耐冬（1933—）：1983年，自由体，或分行散文体，每行10—18个汉字。个别地方翻译不够准确。

● 梁实秋（1903—1987）：1985年，每行8—16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译文准确平实。

● 曹明伦（1953—）：1995年，每行12—13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

● 辜正坤（1951—）：1998年，每行12—15个汉字，一韵到底，但有些奇数行不押韵。

● 孙大雨（1905—1997）：1999年，每行12个汉字，与原文韵式相同。

● 颜元叔（1933—2012），2002年，每行10—15个汉字，无韵。译文意象或肃穆，或华美。他将第十二行译为“当你通过永恒的诗行长入时间之内”，将“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理解为嫁接隐喻，意为莎翁认为他的诗歌可以将其赞助人南安普顿第三伯爵这枝嫩枝插入时间的主干，与时间一起不朽，其理解有独到之处。 

● 朱廷波：2011年，为五言旧体诗格式，每行两句五言，共14行，译文流畅易懂。

● 金咸枢：2016年，每行10个汉字，韵式为aaaa bbbb cccc dd。

● 晋学军、晋昊：2017年，为五言律诗，每行两句五言，共7行。译文稍嫌不顺。

● 黄必康（1955—）：2017年，仿词体译文，韵式较自由。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涉及跨文化理解，其中被广泛讨论的是第18首中“summer”意象的翻译。由于英国和中国气候不同，因此与季节相关的文化内涵和惯常联想也自然各异，莎翁笔下的英国“夏天”给人们的联想更类似于中国的“春天”。因此，如何翻译诗中这一文化负载词便成了各家讨论的重点。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summer”同时指代春天和夏天。在莎士比亚时代，原有的用法依旧存在。基于对语言和文学传统的把握，沈弘认为，莎氏的“夏天”实为“春天”。如此一来，我们能否将第18首的“summer”翻译为“春天”？我认为不能。在我看来，展现文化差异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之一。其实，上面列举的18种译文，均未采用“春天”的译法。反而有些人将第18首中的“summer”翻译为“盛夏”，如柳无忌译为“你那无尽的盛夏”，黄必康译为“唯君盛夏常青”，他们的处理其实有待商榷，因为这样的译法扭曲了“summer”在英国文化中的联想。孙大雨采用的是“初夏”或“孟夏”，这可以视为折中的、较好的解决方法，因为英国的初夏与中国的春天更为接近。

从翻译风格上来看，除了少数译者，如梁遇春使用散文体翻译十四行诗之外，大部分十四行诗中译文不外乎两种样式：白话诗和古体诗。两种样式各有优劣，但总的来说，白话诗样式的译者更多。仍以第18首为例，大部分译文为白话诗，朱廷波，晋学军、晋昊，黄必康等为数不多的译者则采用古体诗样式。黄必康的仿词体译文甚至被批评为“走回头路”。我认为，采用“词”或“律诗”的形式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未见得就是“走回头路”，若处理得当，这种做法也未尝不是一种新潮流。古体诗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译者的水平和努力。而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一个世纪之后，吊诡的是，许多中国人反而需要借助诸如莎士比亚这样的西方文学大师，凭借翻译来熟悉古汉语诗歌这一基本上被抛弃的语言艺术形式。

那么，现当代翻译英语十四行诗的形式规范又是什么？“以顿代步”可以说是移植抑扬格五音步最主要的方式。这里必须提到孙大雨。1925年，孙大雨创造了“音组”这一新诗格律单位，并将它付诸实践，数十年里翻译了3万多行格律诗。简要来说，“音组”指由两三个汉字组成的短语，是用以对应英语诗歌中“音步”的诗行建构单位。“顿”是“音组”的另一种说法，所以才有了“以顿代步”这一广泛采用的译诗策略。下面两个例子出自孙大雨对莎氏十四行诗的翻译：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

这首诗便能栩栩赋予你霞丹。

（第18首）

For nothing this wide universe I call,

Save thou, my rose; in it thou art my all.

因为这个大宇宙我当作虚空，

只有你，我的玫瑰，是我的汇总。

（第109首）

如何借用汉语的词汇美、意象美、音韵美和结构美，来移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一项精进不止的艺术，需要持之以恒的讨论和试验，而孙大雨的“音组”理论和实践，给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的翻译方面，根据笔者多方收集的数据，截至目前，汉语世界至少有41种全译，它们有的在报刊连载，有的被收入莎士比亚全集或诗歌全集，更多的则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现按照全译的首次出版或发表时间为准，整理如下：

20世纪80年代以前（6部）：

● 屠岸（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

● 虞尔昌（台北：世界书局，1961）

● 梁宗岱（香港《文汇报·文艺》，1963年5月1日至1964年3月18日连载32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梁实秋（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8）

● 施颖洲（台北：皇冠杂志社，1973；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杨熙龄（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20世纪90年代（7部）：

● 陈次云（台北《中外文学》，1991—1992年各期）

● 曹明伦（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

● 马爱农（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 马海甸（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收入《莎士比亚诗全集》）

● 杨九声（北京：私人印刷，1996）

● 金发燊（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7，收入朱生豪版《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辜正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世纪最初十年（7部）：

● 阮珅（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李鸿鸣（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 李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李明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 高黎平（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 金咸枢（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 王改娣（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2010年及以后（21部）：

● 田伟华（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 周树基：《莎士比亚商籁体抒情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用十二言体和七言古体两种译法译出。

● 朱廷波（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 爱达（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 轩治峰（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 田侬（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伊沙、老G（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

● 远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 陈才宇（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收入朱生豪版《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

● 哞哞（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 苏福忠：《莎士比亚诗歌全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

● 黄必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 晋学军、晋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 贡中元（台中：鸿林图书有限公司，2017）

● 穆凡（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 张畅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三译》（Scotts Valley, California, US：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7）

● 方华文（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 乔小六（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 马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译本》（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2020）

● 夏晗（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

● 余新：《汉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Chicago：Chicago Academic Press，2024）

十四行诗全集的汉译和出版跨越七十多年，主要出版地点是中国大陆，另有五部出版于中国台湾，一部在中国香港，还有三部在美国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也曾被加萨热提·塔石（Jasaret Tash）译为维吾尔语，分别于1999年和2013年在北京和乌鲁木齐出版。在这些译本中，女译者凤毛麟角，如王改娣和余新等。

整体来看，大部分的译者为专家型译者，包含教授、诗人、编辑等。也有莎诗的业余爱好者，如金咸枢是一名自由工作者，贡中元是一位电气工程教授，张畅繁是一位心理学教授，马强是一名律师等。这些业余爱好者出于内心纯真的喜爱，致力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

三、对中国十四行诗的影响

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广受喜爱，诸如屠岸和梁宗岱等诗人译者，不但投入毕生精力翻译莎诗，还出于真挚的热爱，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反复修订译文。屠岸、梁宗岱、朱湘、孙大雨等人译莎的同时，也创作十四行诗，他们在用汉语改写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十四行诗的形式已被成功本土化。1990年，钱光培选编了《中国十四行诗选》，选取了1920年至1987年间58位十四行诗人创作的271首十四行诗。如果时间线再拉长，我们可以看到在1914年至1993年间，共有至少2000首中文十四行诗。其中，最为多产的十四行诗人要数唐湜（1920—2005），他一共创作了1000多首。刘荣恩（1908—2001）的《十四行诗八十首》（1939，私人藏版限定版），早于冯至的《十四行集》（1942），大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十四行诗集。据笔者研究，刘荣恩的创作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钱光培指出，中国诗人对十四行诗这一具有世界性的诗体已经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的确，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主要来自对西方十四行诗人作品的阅读和移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莎士比亚激发了许多中国现代诗人的灵感，特别是十四行诗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译写结合；第二，以莎士比亚或朱生豪为题材的创作；第三，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形式的创作；第四，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结构、意象和主题的创作。可以说，莎士比亚为中国现当代诗歌贡献了新的内容和形式。第一种情况的代表是上文提到的胡适，下面逐一介绍其他三种情况。

（一）以莎士比亚或朱生豪为题材的创作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屠岸在访美和访英期间，创作了四首关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即《莎士比亚在秋光里》《揪心的音乐》《爱汶河畔斯特拉福镇》《爱汶河》。第一首如下：

莎士比亚在秋光里

纽约的市民为纪念你的诞辰

在公园中心树起了你的铜像。

我徒步走来，抱有强烈的愿望

要瞻仰你的风采，不朽的诗人！

我看见，肃杀的秋色是你的背景，

金黄的枫叶飘落在你的肩上。

你一手叉腰，任披肩在风中飘荡，

你低头看我，带着疑问的眼神。

金钱可以购买人类的文明？

从伦敦它买下全部环球剧场，

陈列在华盛顿。但是，你的思想

也能出售吗？它藏在人们的深心……

你的风采，在你的无韵诗之内；

可你的雕像在秋光里也仍然伟美！

这首十四行诗的韵式是abba abba abba cc，是带有意大利体元素的改造过的莎士比亚体十四行诗。其他三首则为比较工整的莎体十四行诗，韵式分别为abab abab cbcb aa，abab cdcd eaea dd和aaaa bbbb aaaa cc。作为中国第一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译本译者，屠岸表现出对莎翁诚挚的喜爱之情，并在他充满激情的诗行中，展示出炉火纯青的诗艺，这显然与他长期翻译十四行诗，并借以磨砺自身诗艺有关系。

屠岸的《揪心的音乐》是关于音乐剧《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1957）的十四行诗。该剧改编自莎剧《罗蜜欧与朱丽叶》，故事以纽约为背景。音乐剧由杰尔姆·罗宾斯（Jerome Robbins）改编，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作曲。无独有偶，另一位当代诗人张枣（1962—2010）也曾写过关于莎剧的十四行诗，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蜜欧与朱丽叶》，均为意大利体。这两对命运不济的恋人，一东一西，其美学意绪形成了微妙的对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化蝶中，获得了爱的圆满（“他俩最芬芳的夜晚”）；而罗蜜欧和朱丽叶的爱情，却被夜莺打乱了节奏，最终因致命的两分钟间隔阴差阳错，令人唏嘘。东方情人的爱情故事虽然凄美，终究以化蝶的方式抚慰了读者；西方怨偶的爱情尽管浪漫，却充满了幻灭的底色。正如张枣诗中所谓“世界人声鼎沸，游戏层出不穷”，如罗蜜欧和朱丽叶般的一见钟情，虽然轰轰烈烈，却如海啸山崩，没能维持两分钟之久，或者说，随着舞台两小时表演的落幕而结束。帷幕落下，曲终人散。在张枣的十四行诗中，朱丽叶选择杀死死神，面对人生现实，这倒也为原来致命幻灭的“浪漫爱情”找到了及时、现实的解毒剂。莎士比亚的浪漫剧/爱情游戏缺乏东方式化蝶那样升华和轻灵的象征。也正由于缺乏这种东方式圆满的智慧，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把一切都托付给了难以捉摸的机缘，而机缘终究是靠不住的。张枣从跨文化角度，立足于中国文化，正确地批判了莎士比亚美学和人生哲学的简单化之失。

1930年十月，吴宓（1894—1978）访问了莎翁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后，创作了三首格律诗。其中第三首表达了他对中国仍没有莎翁全集译文的叹息。而同时期，日本的坪内逍遥（1859—1935）却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翁全集的翻译，这更让吴宓倍感羞愧。完成吴宓这一心愿的人是朱生豪。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朱生豪翻译了31部半莎剧，“将莎翁作品译成最经常使用、最受欢迎的译文”。作为莎剧全集最重要的中译者，朱生豪自然也成为十四行诗创作的主题。在1989年12月，朱生豪逝世45周年之际，来自上海的诗人和翻译家们访问了朱生豪在浙江嘉兴的故居。其中，两位当代诗人，钱春绮（1921—2010）和吴钧陶（1927—）以朱生豪为题，各赋十四行诗一首。钱春绮写的是一首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

赠存朱生豪先生故居

济慈赞美过查普曼译的荷马，

我也要为你赋一首十四行诗，

歌颂你所留下的光辉的业绩，

你几乎全部译出了莎士比亚。

我想起德国翻译莎剧的专家

施莱格尔，也想起日本的文士

坪内逍遥，这两位译坛的大师，

你真可以跟他们齐驱而并驾。

天才的彗星，你活了三十二年，

就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未竟之功。

如今你离开人世已四十五年，

你的译作还保留不朽的生命，

你可以含笑九泉，“坚毅的英雄”！

钱春绮是一位德国文学翻译家，因此，他自然而然在诗中将朱生豪与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联系起来。吴钧陶写的是一首变体的莎体十四行诗，全诗只有两个韵（aaaa aaaa bbaa aa）：

……

一心为艾冯河诗人你鞠躬尽瘁，

极贫穷、极孤独，这没有把你摧毁，

……

艺术家的使命是无偿奉献他的爱，

用心血浇灌出果实让后人去摘采。

最后两行富有警句色彩的对句，显然是莎体十四行诗的标志。通过将朱生豪描写为一位具有献身精神和勤勉认真的艺术家，吴钧陶界定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并借用耕耘种植的比喻来描绘创作过程，阐明了艺术家与读者、作品与未来的种种关系。

（二）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形式的创作

1921年，在清华大学求学的闻一多（1899—1946）发表了第一首中文莎体十四行诗，题名为“爱底风波”。不过，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作，韵式相当混乱，为abcabdef accghh。1923年，闻一多将这首诗修改为“风波”，一首精彩的莎体十四行诗诞生，韵式为abba cdcd bbee ff。1926年，刘梦苇也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题为“妻底情”，相对比较成功。这首诗的副标题“试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式用韵”表明这是早期的莎体十四行诗汉语作品。

妻底情

满室的空气沉重而凄惨，

中央陈列着黑黑的棺材；

棺材上花环的颜色黯淡，

显示的消息是死的悲哀。

在这样悲哀的重压之下，

你看那哭夫的人多可怜！

她纵不是你自个儿底她，

我信同情总有点在人间。

那女人哀哭得不想再活，

一口一声要跟丈夫同去；

披的长发忽被棺材挂着，

她惊骇得连忙吐出真语。

她说：夫君呀，请你不用拉！

让我留下再嫁给别人家！

这首诗非常工整，每行十个汉字，韵式是abab caca dede cc，语调诙谐。整首诗的转折点在第12行，这显然是比较晚的，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也有过先例，如第30、66和130首，转折点都是出现在第13行，甚至第14行。刘梦苇在最后的对句才揭示了这位妻子的真实想法：活下去，嫁别人。妻子的哀哭被微讽为尽职的表演。在这段生活剪影中，年轻的诗人巧妙地捕捉了真实的人性。同年，张鸣琦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弃妇》，也是一首莎体十四行诗，每行十个汉字，但作品质量不如刘梦苇。

虽然英年早逝，朱湘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共创作了72首十四行诗，除开一首，均收在《石门集》中。其中，18首为莎体十四行诗。值得一提的是，十四行英体第6首只有10行，韵式为abab cdcd ee。这不是一首少了四行的残缺诗篇，而是模仿莎翁的一种特殊样式。就我们所知，莎士比亚本人也会创作不规则的十四行诗，例如，第99首有15行，第126首有12行（由六个对句组成），第145首是抑扬格四音步。作为莎翁的“门生”，朱湘也尝试将十四行诗缩短为十行。另一位不守规则的先驱是弥尔顿，他曾创作了20行的十四行诗，题为“长期议会重新出现迫害良心的人有感”（On the New Forcers of Conscience under the Long Parliament）。

到了1934年，在朱湘《石门集》出版的时候，莎体十四行诗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同年4月11日，《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甚至出版了十四行诗专号。特刊包含16首十四行诗，其中9首为原创，7首为翻译，另有绪言和编后。这组十四行诗中，大部分为彼特拉克体，莎体十四行诗有6首。从编排上看，编辑可谓用心良苦：在三位原创作者中，即朱湘、罗念生和王周南，每人均有两首十四行诗，分别是意体和英体。译作方面，收入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各一首，分别为英体和意体，华兹华斯也有两首，同样是英体和意体各一首。可见编者对莎体十四行诗的推举。闻一多和徐志摩（1897—1931）更是极力推崇十四行诗，并用它来构建汉语白话新诗。根据刘荣恩的绪言《谈“商籁体”》所述，闻、徐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刘荣恩在专号绪言中引用徐志摩的设问所称，“当初槐哀德（Wyatt）与石垒伯爵既然能把这原种从意大利移植到英国，后来果然开结成异样的花果，我们现在，在解放与建设我们文字的大运动中，为什么就没有希望再把它从英国移植到我们这边来？”

（三）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结构、意象和主题的创作

文献显示，邢光祖（1917—1993）曾多次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象和表达方式，糅合到他创作的三首莎体十四行诗中，这说明了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诗歌新内容的启发。如在《赠肖汾先生》中，邢光祖写道：“没有春风可以比得上你的温文……就是五月的天气怎及你的美丽？”这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中五月的影子呼之欲出；《奉答燕谋先生》中的“你飞，你也唱，你那股悲壮的歌声/不是云雀儿在天晓时候的清音/高歌里你有哈代的‘崛强的疑问’”，显然是引用了第29首；《笑》中的“这决不像春天里好鸟的歌音”，则有来自第73、98和102首的意象。

另一位诗人笑鹜同样在他的连锁十四行《迎春曲》中，引入了云雀的意象。他写到仙乐，“风用纤指轻轻的拨动弦琴”，“似一只云雀飞入苍穹高鸣/娇丽赛过情姝的歌喉”。我们不得不说，这优美的意象让我们想到了雪莱的名篇《致云雀》，也想到了莎士比亚的第29首十四行诗。但谁又能够断定，雪莱没有受到莎翁的影响呢？

云雀的意象，以及友谊/爱情的主题，经常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诗人的十四行诗中，如梁宗岱、柳无忌和朱湘等。梁宗岱的十四行诗明显就有第29首的影子：

人底险恶曾竭力逼我向绝望，

声势汹汹向着我舞爪和张牙，

耳边沸腾着狞笑恶骂底喧哗，

我再听不见一丝和谐的音响：

触目尽是幢幢的魑魅和魍魉，

左顾是无底的洞，右边是悬崖，

灵魂迷惘到忘了啜泣和悲嗟。——

一片光华忽飘然象从天下降：

象破晓带着晨雀嘹亮的颂歌

驱散幽林底两重黑夜底恶影，

狰狞的面目纷纷地悄然遁隐；

于是生命底黯淡，喧嚣，和坎坷

——时辰底陷阱以及命运的网罗——

尽化作紫色的爱，金色的宁静。

1929年11月，柳无忌在美国创作了《春梦（连锁十四行体）》，其中第一首《新生》如下：

当我独闭在凄清的斗室，

为无聊的沈寂迷住心胸，

冥念及宇宙的神奥虚空，

叹未来的浩荡，难以度测；

当我读破了人生的卷页，

黑白相间地似幻影懞憧，

不求欢乐，亦厌倦了光荣，

只愿忘怀于无底的消极——

当这些长使我顾盼自嗟，

只要一念及你呀，我的爱，

你有如仙鸿从高天下降，

给我无穷的慰藉与亲蔼。

从今后，有光明在我面前，

新生的命意，新生的希望。

梁宗岱和柳无忌写的都是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虽然没有使用莎体十四行诗的格式，两位诗人在意象选择和诗歌结构上，却非常接近莎翁第29首。梁宗岱的诗中，从绝望、喧哗、黑夜和迷惘，逐步过渡到最后“紫色的爱，金色的宁静”。整首诗情感的转折点，随着“一片光华”从天而降，“像破晓带着晨雀嘹亮的颂歌（请留意这里视觉和听觉的通感修辞）/驱散那幽林两重黑夜的恶影”，地狱般的低落情绪也在此刻上升至天际。至此，在这首出自莎翁十四行诗知名译者之笔的诗作中，莎翁的影子可以说是千真万确，呼之欲出了。事实上，梁宗岱这首精美的十四行诗，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莎士比亚第29首的改写。

柳无忌的十四行诗则从幽闭的绝望和个人的百无聊赖写起（凄清、无聊、沈寂、虚空、厌倦、消极等），诗人“顾盼自嗟”，顾影自怜，到了最后转入“新生的命意，新生的希望”，充满期盼。其中，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只要一念及你呀，我的爱”，她“有如仙鸿从高天下降”，给诗人带来了“无穷的慰藉与亲蔼”。前八行幽郁低沉，后六行明朗锦绣。这样的转折，也带有典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特点。同时，柳无忌还将自己的爱人高蔼鸿（1906—1995）的名字，巧妙地嵌入第11和12行诗中。在诗中藏着爱人的名字，这也是西方十四行诗的传统，如劳拉（Laura）之于彼特拉克，里奇（Rich）之于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伊丽莎白·博伊尔（Elizabeth Boyle）之于斯宾塞（Edmund Spenser），等等。当然，柳无忌很快与他的“仙鸿”在伦敦喜结连理（1932年），并白头偕老。诗人紧随斯宾塞和勃朗宁夫人（E. B. Browning）的正面榜样，与诗中的爱人缔结百年之好，这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为婚而恋原则的践行。柳无忌也因此借助东方的伦理，对西方的美学加以革新，重新肯定了婚姻在爱情中的价值，倡导诗歌与人生的高度统一。

朱湘的《石门集》中意体十四行诗第15首也赞美了爱情，与莎氏第29首有些类似。“剩下我一人，在这空的冬天，/想着抛去的半生，忧伤，懊悔”，朱湘这两行描述与爱人的分别，流露出与莎士比亚第29、97和98首相似的情感氛围。莎士比亚将分离比喻为寒冬冰冻，恰是朱湘在别离之后的所感所想。不同的是，朱湘把十多年后的重会，相依偎时刻的温馨，放在这首十四行诗的开篇，只是分离的苦涩记忆此刻又被重新激发。可以说，与梁宗岱和柳无忌的单纯模仿相比，朱湘改造了第29首十四行诗先抑后扬的情感推进结构，并赋予它现代的回响。从这点上看，诗人朱湘显得更富有创造性。

1896年，《字林西报》刊登了E.G.的一首英文的莎体十四行诗，以庆贺中国所谓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该诗结尾是“Nor east nor west / One kith and kin upon the fair Earth's breast!”（东方西方皆为一家/安居在美丽地球的胸膛），可以用来描述十四行诗这一体裁从西方跋涉到东方，并最终安顿下来的情形。携着这些甜蜜的诗歌，莎士比亚在中国点燃了心灵的火焰，启发了新的诗歌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阅读、翻译和改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