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力、王甦平|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交叉的现状、难点及策略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等重大论述，深刻阐明了高校开展高质量学科交叉对于推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意义。

学科交叉作为当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呈现出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等特征。医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学科交叉是科学整体系统演化的必然结果，不仅反映了医学研究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凸显了医学学科聚焦世界医学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医学学科因其较高的专业壁垒和技术界限，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繁荣发展相比，在学科交叉方面尚处于初步探索实践阶段，重大的标志性交叉研究成果尚未大量显现。本研究以系统思维阐明学科的演进历程与学科交叉的形成与发展，审视当前我国综合性大学开展医学学科交叉的现状，并具体分析其中存在的难点，重点阐释推动医学高质量学科交叉的有效策略，以加快推动高水平医学科技创新，完善复合型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满足人民健康重大需求的能力，不断提升综合性大学“双一流”建设水平，助力“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深入实施。

一、 学科交叉的形成与发展

知识是人对自身及主客观世界认识结果的经验总和。随着文明的跃进与时代的变迁，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必然会引发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不断横向延展和纵向深入。现代科学演进的历史表明，知识具有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综合的趋势，科学创新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必然要经历综合、分化与再综合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学科是在人类社会知识不断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对独立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其核心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因此必然也要遵循知识体系自身发展逻辑。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无论是科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呈现多元、复杂的态势，学科边界越发模糊，在学科内部或者学科边缘地带都需要借助相邻学科联合攻关，进而促使人们对已有学科知识体系结构进行完善甚至重构。因此，学科演进的过程也正是学科交叉蓬勃发展，内涵不断清晰的过程。

学科交叉这一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R.S.Woodworth提出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其意为超出单一学科范畴来进行研究活动。进入20世纪60年代，“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等概念陆续出现，而“跨学科”既代表了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过程，又有“交叉学科”之义，即学科交叉所形成的结果。各个概念的表述虽略有不同，但都代表了学科之间交叉互动的不同程度和深度。学科交叉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逐渐明晰了方向，即学科交叉是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开展协同创新活动、促进知识相互渗透融合的重要形式。

学科交叉已成为现代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和不可替代的研究范式，但学科交叉绝不是现有学科的简单拼凑与叠加，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不同学科彼此间联结渗透、融会贯通之后的动态深度融合。伴随着新一轮科技变革引发的知识大爆炸与现代科学革新的突飞猛进，知识生产模式和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大科学时代的学科发展需要彼此之间打破边界、突破壁垒、相互渗透，逐渐从“分化”走向“融合”，在深度分化基础上的学科高度交叉融合成为当前学科发展的显著趋势。如果说“分化”是小科学时期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交叉”则是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这些交叉点往往是产生原创性重大成果的突破口，为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

二、 国外医学领域学科交叉的实践与探索

学科交叉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反映了人类科技、教育发展的趋势。近代以来，重大原创性成果和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多为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纵观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交叉领域产生的突破性成果在20世纪下半叶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标志着第一次生命科学革命开始，此后，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与X射线、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在生物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兴起；随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又催生了生命科学的第二次革命——基因组学的创立和发展。可以说，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每一次“质”的飞跃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学科交叉研究活动日趋频繁，也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经验。例如，斯坦福大学推行“Bio-X计划”，通过营造学科群的生态来促进学科间的彼此渗透，围绕生物学并融合了医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学科，开展广泛的跨学科创新活动以解决重大生命科学问题，研发出的基因测序技术成功破解了人类遗传密码，在生物科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成为现代医学与其他学科开展高水平学科交叉的典范；又例如，密歇根大学通过设立交叉学科专家委员会、实行联合聘任教授制度、建立交叉学科激励机制等措施，在完善评价机制方面做出了大胆探索和尝试，确保满足教师的合理权益，并提高参与度和学科交叉开展效率，为学科交叉有效开展提供了有保障的制度设计。

当前正处在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三次生命科学革命进程之中，21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着日趋整体化和复杂化的挑战，随着深度学习、多模态大模型、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医学与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材料、信息、工程等应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日趋紧密。但新时期的医学学科交叉将不仅是现代科技前沿技术与医学的简单共享叠加，而是根据适合人体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控和疾病诊疗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多学科联结和渗透，这将极大地拓展医学领域研究的空间维度和时间广度，为医学领域重大关键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全面和先进的视角与突破口。

三、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交叉的现状与难点

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学科交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举措，相对而言，我国系统性部署和整体推进高校开展学科交叉工作起步较晚，尤其是在医学领域。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紧张且医学学科本身壁垒较高，使得我国医学创新水平较国外处在缓慢发展阶段，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更加缺乏。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学科建设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学科交叉更是成了各高校学科建设的重点，医学领域的学科交叉也呈现出愈发活跃的趋势，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也依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医学与其他学科高质量交叉融合的难点问题。

（一）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交叉的现状

1985年，我国召开了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研讨会，提出“学科交叉”的概念，由此，关于学科交叉的研究活动进入萌芽期，之后逐渐出现交叉学科、跨学科等相关概念和研究。多年发展过程中，我国对于学科交叉的研究和建设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国家层面推动高校学科交叉跨学科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2018年《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教研〔2018〕5号）和2022年《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1号）中都强调，要通过学科组织模式创新，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在多个重大领域培育新兴交叉学科。

综合性大学由于学科门类齐全，在推动医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过去二十年来，我国遵循医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世界一流医学院建设模式，通过合并、共建、新建等方式，以综合性大学办医学学科的模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医学学科充分依托大学的资源优势，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激发新的学科增长点，也进一步提升了综合性大学的综合实力。从办学规模上来看，全国208家本科层次医学院校中有88家设置在综合性大学当中，占比达到42%；2022年2月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33个，其中医学门类“双一流”建设学科为43个，占全部总数的10%；“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47所，其中包含医学门类“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为24所，约一半是综合性大学。从发展水平上来看，无论是教育部学科评估，还是国际公认的ARWU、QS等学科排行榜，相应的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的发展指标都牢牢占据前列，并显著超越历史同期，呈现出强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蓄势而发的巨大潜力和成长空间。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深入实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交叉驱动战略，推动医学领域开展高质量学科交叉成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和着力点。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就医学领域学科交叉融合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规划。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关于推进学科交叉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沪交医规〔2023〕1号）、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医学交叉研究引导项目实施办法》《医学交叉研究引导项目指南》等都是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要，对接国际前沿医学发展，进一步促进“医学+X”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二是搭建学科交叉融合平台，积极推动交叉创新成果产出。2017年《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教研[2017]2号）中提出要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鼓励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这为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推进重大交叉创新成果产出指明了前进方向。例如，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医学技术研究院、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等学科交叉平台，促进了医学、化学、生命科学、工学、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方向的学科交叉和联合创新，实现了以医学为中心、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建设目标。三是高度重视复合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2018年，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启动“新医科”建设，加快培养具有交叉背景的复合型创新医学人才。2020年，我国又正式设立“交叉学科”为第14个学科门类，至2023年6月，我国已有59个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了120个医学类交叉学科，同时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学位〔2021〕21号），各高校通过构建跨学科专业群、打造跨学科课程，健全与完善科研基地建设，改革学科人才评价体系等，为推动高层次复合型医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路径支持。

（二）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交叉的难点及原因

虽然我国综合性大学在医学学科交叉创新研究、人才培养和制度设计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但与国外一流大学开展学科交叉成效相比，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2018—2022年医学领域交叉论文发表情况来看，我国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医学领域发表的交叉论文数量为342～1551篇，仅占医学领域总体发表论文的1.42%～5.86%，与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医学领域交叉论文占比在9.7%～12%相比差距明显。除了总体数量差距外，我国高校在医学交叉领域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突破，临床技术变革和新药转化等方面，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如此现状，显然不能满足我国对医学科技创新和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这其中必然面临着包括学科交叉观念和意识，学科交叉的制度保障和交叉研究体系设计等方面的难点和突出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

1. 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之间的悖论

学科的发展是人类在对已有知识体系的不断探究与试错的过程中推动知识内涵的更新，任何一个体系的突破或转变都必然要与以往的知识框架和知识定规发生冲突，需要科研人员巨大的勇气、信心、投入和坚持，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对于医学领域，在从“以治疗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健康中国”战略指导下，势必要打破传统医学学科壁垒，开展多学科交叉，前瞻性规划医学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然而，医学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转化研究要经过漫长的周期，同时，变革性、颠覆性的前沿技术探索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面临难以预料的风险。而现实中的大部分医学院校或者科研院所仍然更加看重能带来社会声誉和资源的短期数量目标，资源的投入依旧主要集中在能够迅速带来论文、成果等先行指标产出的领域，依托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本开展交叉创新研究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巨大的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长期“冷板凳”的考验，无形中会进一步消解医学科研人员开展学科交叉进行科研创新探索的“定力”和“潜力”。目前医学类科研院所和高校对于推动交叉领域的实践红利尚未产生，包容失败的学术氛围的塑造尚不完善，“非升即走”等政策导致了青年医学工作者身份认同困境、职业焦虑加剧和归属感降低，也限制了对于医学领域“无人区”探索的勇气和由好奇心驱动进行医学前沿导向的探索性研究的“底气”和“勇气”。

2. 学术边界与技术嬗变之间的冲突

除了医学学科交叉主体自身的困境外，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学习时间成本长的学科，具有很高的知识壁垒和专业界限，客观上也给医学高质量学科交叉带来困难。我国临床医学学生的培养学制较长，一般包括五年制本科教育，“5+3”本研一体化教育，以及八年制博士一贯制教育。而毕业后，临床毕业生还要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毕业后教育。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医学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教育强调的是专业化、精细化和操作化，导致临床医生的知识体系走向窄化，被局限在过于具体的专业领域内，陷入对某一特定临床学科领域相对固定的惯性思维和学科体系中，逐渐失去对临床多样化问题的综合处理能力和临床科学复杂前沿问题的审视创新能力。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视觉感知等新技术呈爆发式增长，日益渗透至医学领域。临床医生本身临床任务重，且缺乏与其他学科广泛交流和自由探讨的平台和时间，导致理工科的科研人员成为医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探寻解决问题的主导者，在交叉科学问题的提出时对学科的边缘性问题敏感度不够，更加偏向于对现有临床诊疗技术和设备的修正与更新，而非真正基于临床问题所引发的科学问题的新突破和临床诊疗技术的新发展，很多临床实践中通过学科交叉发现的某些新方法、新技术实则是基于工程技术思维主导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无法真正产生基于临床的重大的交叉创新成果。

3. 惯性评价与评价内涵之间的制衡

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长期以来因其“任务重、周期长、项目难申请、成果难分配”等问题让众多科研人员望而却步。虽然交叉学科研究肩负着开辟新领域、取得新突破、构建新范式的重任，但传统单一学科的评价制度惯性和多学科交叉评价体系建设之间难以有效耦合，甚至产生背道而驰的现象。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主要基于公平性、可操作性、简单易行等对于评价指标的基本诉求，不断催生和固化“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看似客观公平的评价体系。而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的评价往往涉及多门学科，交叉领域同行难觅、无专门项目课题申报渠道、领域期刊不足等因素会大大阻碍学科交叉的发展。尤其是医学学科的评价体系和其他学科评价体系差异性较大，一个多元、综合、合理的评价机制和组织架构的尚未建“立”，导致了在现实世界中，多学科评价体系“破旧”和“立新”之间产生协调失灵的困惑。医学学科多学科交叉评价如何运用传统定量和基于同行评价等定性评价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是“破”“立”的关键点。另一方面，在我国高校目前的组织架构下，院系间的合作交流难度较大，跨院系的合作贡献度和利益分配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组织结构的藩篱对学科交叉的开展产生了隔离效应。有组织的团队协作对于医学领域的创新突破至关重要，传统的考评体系无法全面、综合考量学科交叉团队和个人绩效，也是制衡医学学科多学科制度评价“破”和“立”的关键堵点所在。

四、高质量医学学科交叉的重大意义与策略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开展高质量学科交叉，必须进一步深入厘清和认识医学领域高质量学科交叉的重大意义，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把握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顺应科技革命与医学学科创新范式和新时期医学人才培养的重大变革。同时，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医学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核心阵地和推动生命科学与现代医学创新的源头，肩负着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和人类知识创新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使命，尤其需要研究和实践有效策略，不断加快推动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真正意义上提升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和创新的整体水平和实力。

（一）学科交叉对医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有能级的优质医疗服务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开展高质量学科交叉，加快我国医学领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自主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国医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更是打造高质量高等医学教育体系，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1. 学科交叉是医学持续创新的生命力

对人体如此复杂而又精密的运行系统深入探索势必要持续更新传统观念和研究手段。从医学发展史来看，医学模式经历了从经验医学、实验医学到现代医学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传统医学是以“器官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体系，而疾病的发生发展往往是一种涉及多器官，受生理、心理及环境等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因此现代医学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主张把人作为整体来认识, 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对疾病和健康进行综合干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医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充分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特别是伴随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医学无疑将成为多学科前沿交叉的“聚集点”，在与不同学科的相互碰撞中诞生新的医学创新“核爆点”，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

2. 学科交叉是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牵引力

医学模式迭代和技术革命也进一步加快了医学人才培养的变革。医学教育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从古代的师徒传授到现代的理论加临床轮转的综合培养,医学教育在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在2019年全面启动“新医科”建设，强调“理念新”“背景新”和“专业新”的“三新”理念，人才理念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健康全周期管理，提出了应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原有专业医工理文融通的新要求。从医学教育发展角度来看，医学人才的培养都必须主动适应医学模式转变和技术产业的变革发展需求，发展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医学新专业，并优化培养机制，完善课程体系，才能孕育出更多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医学变革的复合型创新医学人才。

3. 学科交叉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助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实施教育强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要求，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人才。2022年《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1号）指出，要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布局交叉学科专业，培育学科增长点。一是推动原有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促进科学、合理、适应时代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国家解决重大战略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二是加快学科交叉，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汇集多学科资源，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联合创新攻关优势，构建学科群融合发展体系，提升对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支撑能力；三是通过学科交叉，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整合资源以加大对未来新兴学科投入力度，提高有关学科专业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投入，有助于统筹教育资源，提高高等教育的内涵质量。

（二）高质量医学学科交叉的策略

着眼于系统推进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实现高质量学科交叉，在深入分析制约我国医学领域学科交叉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必须全面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应对难点的有效策略。

1. 加强学科交叉顶层设计，激发内生动力

从国外一流大学开展医学学科交叉的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学科的演进和交叉融合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依靠人为设计，强调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合理的制度供给，一种是依靠学科内部的自我演化，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自我进化、自我修复和自我适应能力。因此，开展高质量学科交叉的关键，一方面，往往要以前瞻性的科学问题为导向，准确把握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的未来方向，立足于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引下，不断优化学科交叉的顶层设计，强化学科交叉的制度性保障和持续性政策支持，避免学术过度自由性探索的虚化和泛化。欧美国家的成熟经验通常是由国家、政府根据需要，通过制定、发布相关政策文件、管理规定等从外部环境建设角度为医学多学科交叉的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医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共同组成跨学科研究委员会，每年出具跨学科研究项目指南，通过加强学科交叉的整体规划，形成指南意见，有效配置资源，改进评审制度，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战略性宏观指导。近年来，我国也高度重视从国家层面加强学科交叉的顶层规划和设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学位〔2021〕21号）中明确了交叉学科的概念和内涵，并且就如何通过学科交叉建设新的交叉学科提供了可遵循的路径，同时也为各个高校内部结合自身学科的优势和特色积极开展自我创新的学科交叉留出了操作空间。另一方面，除了“自上而下”的外部驱动力，综合性大学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多学科优势，充分依靠高校、学科等自治机构单元，从组织内部形成“自下而上”的内生源动力，充分发挥广大科研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制定和打造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政策制度和学术环境，突破学科壁垒和思想藩篱，积极探索和参与到学科交叉当中，进而推动整个学科的生态系统和研究范式发生变化。比如，北京大学医学部交叉科学研究院设立多个交叉医学研究中心，涵盖了生物医学工程、神经科学与脑疾病、癌症与转化医学等领域，在实际操作中打通内外联动的动力的通路，为医学多学科交叉突破提供政策保障。

2. 推动学科交叉组织迭代，完善平台建设

医学与其他学科的高质量交叉融合，应该在传统医学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学科内涵，强化学科衍生功能，而不是另辟蹊径，要妥善处理好传统学科、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既有学科框架下，进一步丰富学科架构，构建新的学科组织模式，为学科发展开辟新的组织通路，拓展新的空间。

（1） 建设松散耦合型“虚体平台”

传统学科组织模式下，内部结构高度结构化和同质化，很难形成有利于开展学科交叉的环境和文化，而非结构化和异质化则是促进学科交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通过以传统学科为主轴，横向联动其他学科，构建松散耦合型医学学科交叉平台，促进医学学科与其他不同学科和部门人员在平台上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打破僵化的组织管理格局，实现资源共享和成果互认，既保持了医学传统学科人员的归属感、安全感，同时又避免了学科规训制度下科研人员在组织关系中的固守和跨界的二元对立。松散耦合机制提供制度弹性和治理空间的多元化，是大学学科治理体系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机制，松散耦合机制通过组织单元之间相互调试、相互作用，使整个交叉学科治理体系得到结构性或功能性的优化或趋于优化。松散耦合型平台把原本从不见面的相关可能存在合作和联系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和团队聚集到一起，为学科交叉的合作环境提供了制度支持。松散耦合型平台既保持医学传统学科的完整性、关联性和参与人员的独立性、合规性，有利于激发研究人员心无旁骛的保持创新活力和定力；同时，又以具体的以医学科学问题为主导的学科交叉项目或任务为抓手，满足研究人员开展高质量学科交叉所需的资源、政策、环境等外部诉求，实现医学与多学科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进而形成密切的学科交叉互动关系，推动医学知识创新和学科体系的不断深化与演进。例如，清华大学发挥生命科学和理工科等领域的优势，建立了医工交叉研究院、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等一系列跨学科交叉科研平台，为开展前沿性、引领性研究奠定了平台基础。

（2）建设实体化“学科交叉平台”

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新的交叉学科也在知识激荡和融合中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此时必须建立新的具有正式化组织结构和学术治理体系的实体化学科平台，推动构建统一的学科内部理论体系、知识结构以及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实体化学科交叉平台是综合性大学围绕交叉学科单独设置的专门院系组织，呈相对独立状态，具有实体自治组织框架和稳定的多学科学术队伍，与松散平台模式相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和学术治理结构，是实现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交叉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等大学功能的重要载体。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先行成立医学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发展，逐步形成医学技术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范式，又进而成立医学技术学院，促进医学技术学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结合，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融合发展，助力跨学科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

从医学多学科交叉实践路径来看，松散耦合型学科平台为医学学科交叉提供了一种新的学科秩序，更适合探索型的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建设，松散耦合机制的相对自治和跨单元响应的特点，有助于推动医学与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实体化学科平台更倾向于成熟型医学交叉建设，具备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双重导向。在具体的实践探索中，为破除医学高度结构化、同质化和专业壁垒，应以松散耦合型平台先行，待具有相对稳定、成熟人才培养理念与研究范式后，再循序渐进成立交叉融合性的实体化交叉学科学院。

3. 改进学科交叉评价模式，强化贡献导向

评价机制是推动医学学科交叉的“风向标”，学科的内涵在于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因此，要在充分尊重学科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破除“短视化”“功利化”“单一化”“拼凑化”的评价倾向，跨越传统学科门类的屏障，坚持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多主体与全过程相统一的评价方式，形成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之间的良性互动，真正推动医学学科交叉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构建更加全面多维的学科交叉评价模式

传统学科评价主要以知识创新的成果数量和学科内部专家同行评议为主要方式，但是在遵循学科交叉本身的应然逻辑之下，要进一步推动医学交叉学科评价体系重组优化，构建新的学科交叉评价体系。首先，评价指标设置上应更加强化“科研创新度”为导向，突出医学交叉创新成果是否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在促进“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实施，解决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卡脖子”问题，推动临床诊治水平提升，保障人民健康方面的贡献度和达成度；其次，要建立长效评价机制，减少行政性监督，加强中长期考核，给予科学家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再次，建设多元背景专家库，引入不同学科方向和研究领域专家加入评价专家库，同时，针对学科交叉研究的科研人员，降低其任务量，提倡学术自由，提供更独立自主的研究空间；最后，进一步提高学科交叉成果在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中的比重，要破除唯第一作者、第一单位评价体系，优化改善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的贡献认定、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方案。

（2）评价体系更加聚焦“新医科”人才培养

学科交叉是高水平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也具有多重使命和担当。因此，医学学科交叉的评价也必须回归立德树人这一高校根本任务，在遵循医学人才培养规律基础上，更加秉承开放的态度，以“新医科”建设为引领，更加聚焦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复合性和差异性，更加聚焦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路径，评价内容要充分体现是否有利于医学生现代科技素养的提升，是否有利于医学生运用科技手段解决复杂医学难题，是否有利于医学生树立国家使命、责任担当、医者仁心的人文情怀。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成立Med-X研究院、医疗机器人研究院等“医学+X”交叉平台，开设医工交叉平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遴选一批聚焦重大科学创新研究目标的“医+X”多学科融合的师资，将医学交叉成果创造、交叉实践能力提升等纳入“新医科”人才评价标准，从创新评价体系上推动“医+X”复合型人才培养。

结  语

高水平一流医学学科建设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以及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关键保障和原动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医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在推动我国一流医学学科建设，激发新的学科增长点，加快我国医学领域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颠覆性科技变革和解决“卡脖子”问题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在深入分析制约我国医学领域学科交叉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探究学科交叉研究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我国综合性大学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合作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以制度为保障，从系统科学观出发，进一步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相辩证统一的角度，深刻把握综合性大学办好一流医学学科的规律，积极探索实现高质量医学学科交叉的有效策略，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发力，既要依靠顶层设计，强化目标导向，政策引导，开展有组织的医学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又要通过创新综合性大学基层科研组织形式，探索打造新型的虚实结合的多学科交叉平台，建立更为高效的资源和政策支持机制，并在遵循成果评价全面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原则下，以“贡献”为导向，改革与完善综合性大学多维度学科交叉评价体系，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与医务工作者开展高质量医学学科交叉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最终推动我国高水平医学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复合型创新医学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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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我国综合性大学医学学科交叉的现状、难点及策略研究》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0期（第88-98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amOBmv6QLtreSrs2j6XvIlEOwfQKo8w34q-OmdFbmkY_ktPs6wQ9DX9spOnwuVZ_bsnR_jDLR4ZXcZmjsd6_BMnhSCdm16GhduGJnq_r6HfjXywCcdclbKNPnlrF3pHeLxRv0ov450QVPu4PdzQ5IYIwM_9SmU94n3yPeb53t3uJE_S1SNqrTtBAsRT7wtPs&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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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艺聪

审校：孙启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