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

早期儒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必须确立自己的经典，以便信众追捧和尊奉，也便于在人群中流布和传诵。按照刘师培所云，“六艺之道，凭史而存”，或“六艺之学，掌于史官”，商周时代因为有史官阶层存在，所以这些经典才有可能保留并传承下来作为三代文明积淀成果的“六艺”，但它们要真正成为儒家学派自己的经典文献，显然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及至西汉中叶刘歆写作《六艺略》《诸子略》的时候，“六艺”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儒学，“五经”也不在子学的行列，两相分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篇中已有“六艺”之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代的王室非常重视对世子、庶子进行知识传授和德行教育，公、卿、大夫阶层对自家的子弟也一样。郑玄《注》曰：“养国子以道者，以师氏之德行审谕之，而后教之以艺、仪也。”王室的教官有师、保、傅之类，是宫廷中专门教育下一代的师资队伍。“国子”所学的内容则大致包括：“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据郑《注》，“五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六乐”则指《云门大卷》《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套乐舞。五射，即五种射箭的技艺，郑司农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驭，指驾驭战车的技能，《周礼·地官·保氏》曰：“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郑《注》曰：“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其中表现的驭术娴熟之至，几如行云流水。六书，指汉字构造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基本法则，流传至今，仍然有效。九数，则指数术，计算、数学的技术，故亦称术数，后世有《九章算术》，但也可能指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内在机理。显然，这“六艺”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系统，兼容文武礼乐，并有书法算术，可以满足未来王者统御天下、治理万邦的基本素质训练要求。“六艺”因为孔子而得以保存并且能够走进民间，张尔田《明教》称：“六艺皆三代之典章法度，太史职之以备后王顾问，非百姓所得而私肆也。自六艺归于儒家，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可见，“六艺”也因为孔子兴办私学、传授弟子，才逐渐被儒门一家学派有意识地占为己有，而成为其思想、文化、经典的总资源。

一、“小六艺”

周代专门为王室、诸侯、卿大夫的子弟设立了教育机构，分启蒙类的小学和高年段的大学。《礼记·王制》篇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是很重视王室子弟教育的，亲自颁布命令，设置小、大两级学校。小学在公宫的南面偏东，大学则在都城的郊外，而不在宫中。郑玄引《尚书传》曰：“百里之国，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三里之郊。”这是“殷之制”，学习地点离王宫还是比较近的。孔颖达《疏》引《司马法》曰：“百里郊，天子畿内方千里。”则按照周制，学习地点离王宫距离较远。小学阶段的任务主要是识文断句，吸收文化常识，练习礼节礼仪、骑马射箭、音乐舞蹈、算术计算等，皆属于日后从政必备的基础教育。大学则主要培养和造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并不只有书本理论。“天子曰辟雍”，天子设立的大学包括五个部分，辟雍是中心建筑，供天子亲临讲学之用。辟雍的四周环水，水南是“成均”，学习乐舞；水北是“上庠”，诵读典籍；水东是“东序”，练习武艺；水西是“瞽宗”，演示礼仪。“诸侯曰泮宫”，地方的官学，则设立在诸侯国的都城，是“泮宫”，规模小，只有半圆形的水池。辟雍、泮宫是大学，弟子不仅要加强书本知识、抽象理论的学习，并且还需要练习乐舞、武艺，其中包括了射、御，学科门类也不比小学少，只是层次有所提高罢了，还没有偏科而滑向纯粹道学的一边。

及至《大戴礼记·保傅》，大学的综合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其引《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东学，即东序，在操练干戈、习武健体之处，不断对君王进行亲情、仁恩的训练，以便制衡其杀气。南学，即成均，弹奏笙籥、排演乐舞有助于君王培养出尊老、诚信之心。西学，即瞽宗，是《古礼经》演习之处，君王在此排练祭祀先王、先贤之典礼，一般由太师、太傅或礼官主持，这些典礼可以培养君王敬畏先贤的品格。北学，即上庠，专门研习上古经典之处，由诏书者主持，有助于增强官爵等级意识。太学，虽是王公贵族学习的场所，但也可以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活动，君王在这里可以向太师、太傅请教治国之道。王聘珍《解诂》曰：“理道，谓治道。”太学所得，显然已经偏向学理大道，而不再具体而微。《保傅》中提到，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太学，“此五义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君王学得好，人民就会效仿，这样一来天下治理的成本最低，成效也最快、最高。可见，作为周代王公贵族在学校必选课的“六艺”之学，还是综合而全面的，文本化的“六经”还不是他们的主要课程，所以，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不太可能成为只会坐而论道的务虚政客。

民国时期的章太炎则把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小六艺”，在其《小学略说》中指出，“汉儒以六经为六艺”。而《保氏》则“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概念混用，消弭旨异。故可以大艺、小艺相区分，“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古人先识文字，后究大学之道”。相反，后来被孔子删节过的内容显然狭义化、经典化了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则被称为“大六艺”。大、小之别，皆基于受教育的年龄，低幼阶段所学的基本技能则为小，而成人之后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则为大。但“小六艺”就其知识范围粗犷而言，虽大而不够精致，故一再被简化；“大六艺”就经学地位而言，后来则取得独尊地位而被高度重视。汉初上升到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六经”，作为“大六艺”，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有哲学层次，有形而上高度。西周中期，《静簋》记录了穆王在□京命静在大学司射，教导众小臣、尸仆学射。《令鼎》铭文曰：“饧，王射，有司暨师氏小子卿射。”周王在王畿行藉田礼之后，举行了一场具有春季军事训练性质的围猎，陪同大臣、武官、年轻子弟一起习射。可见，射礼是当时贵族的一项竞技比赛活动。孔子径直把“小六艺”中的“射”解释成为一种“演礼”，《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显然既不是贵族相互朝聘的宾射、娱乐性的燕射，也不是平民玩游戏的乡射，而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大射”。钱穆《论语新解》中，“射必争胜，然于射之前后，揖让升下，又相与对饮，以礼化争”，而呈现出一种有让有节的“君子之争”。可见，孔子的“射”已经仪式感十足，似乎完全把原本健身化、技术化、武艺化的“射”改造成了一种表演性、形式性的礼法活动了。谢遐龄指出：“‘射’属演礼。投壶游戏也属于演礼。”强身健体类的武艺，被纹饰加工，而蜕化成一种纯粹的游戏活动。《礼记·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郑《注》曰：“知类，知事义之比也”，“强立，临事不惑也”。这显然已经超越了礼、乐、射、御、书、数中的那些属于技艺和能力层面的具体要求。然而，从礼、乐、射、御、书、数之“小六艺”，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大六艺”，上古中国的道术发展历程则已呈现出从实践走向文本，由多维演绎成一维的取向。原本立体、丰满、缤纷多彩的“国子”教学活动，逐步演绎为平面、枯燥的书本知识和理论体系架构，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之后，又进一步沦落为一张单薄、脆弱的考卷。

二、“大六艺”

西周后来的学校早就分出小学、大学之差异，“小六艺”的课程一般适用于小学阶段，而“大六艺”的课程对象则主要是高年级的学生。小学是所有王公贵族子弟的必修技能，而大学则是成人教育，是任命官职之前必须学习的待人、接物、处事的基本礼仪与一般道理。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宣公十五年秋，“初税亩”，《公羊传》曰，“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何休《解诂》曰：“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八岁上小学，接受基础教育。十五岁则进大学，提高教育档次，其优秀者则可以进入官僚体制，跻身低级的士阶层，但还得进行入职前的岗位培训。郭店楚简《六德》篇曰：“任诸父兄，任诸子弟，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因而施禄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君王之治官，因材施禄，很有针对性，而使得人尽其才。故《礼记·王制》篇亦曰，乐正“顺先王《诗》《书》《乐》《礼》以造士”，乐正职官也有为王室培养士的工作任务。基层的教化组织则是“校室”，农闲时节，父老负责教学，其“入学的年龄、学制以及升学选拔都严格规定”。从“校室”到“国学”，从培养人才到选士授官，逐层提拔，“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制，既能保障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又能为国家治理储备人才”。在学子中选拔士子，应该肇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项卓越发明，尽管其对象范围经历了一个从贵族子弟逐步向平民子弟开放的过程。刘师培从《说文》的“术，邑中道也”推论出，“邑中”犹言“国中”，并且，“三代授学之区，必于都邑，故治学之士，必萃邑中”，因而“古代术士之学，盖明习六艺，以俟进用”。早在上古之中国，教育资源、知识精英也都往都邑和京师集中，而呈现出去乡村化或城市化的一种趋势——学在王城，学在官府，而不是学在民间。学术自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学术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毋宁只是被君王所看中和使用，学者自身能够获得官方认可和收编，则是最理想的结果。

《大戴礼记·保傅》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是太子之礼。小学是“师保之学”，大学则在“王宫之东”。束发，一般是指十五岁，即“成童”。《论语·为政》篇中，孔子也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对于大学，孔子显然只是“心所欲往”，即“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而并不是真正就上了大学，因为孔子年少时的地位比较低微，还不算贵族人家。所以，孔子本人的“六艺”知识系统究竟是他自学成才的，还是有所师承的，始终是一个谜团。如果是自学得来的，数量惊人的“六艺”简策，究竟又是谁提供的，孔子本人得花费多少财帛、时间和工夫？而如果有老师传授，一向尊师、重师的孔子为什么从来都没提及过自己的老师也成了一个问题。

从西周王公贵族子弟教育的课程设置情况看，“六艺”剥离而不均衡，也存在轻武重文的现象。《礼记·内则》篇曰：“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射、御、书、数四项皆在十三岁之前学习，显然属于低龄阶段的课程，长大了就不学了，而转向以礼法教育为主，犹如今天大学里的硕、博士研究生不需要上体育课。十分有趣的是，在周代，六艺，作为术士之人的阅读文本，其学习的时令、节点也有一定要求。《礼记·学记》则曰：“大学之教也，时。”孔颖达《疏》曰，“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既指按时令学与习，又指经常学与习。《文王世子》篇曰，“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春诵，夏絃”，“秋学《礼》”，“冬读《书》”。究其原因，郑《注》以为是“因时顺气，于功易成也”，乘势而作，有利于事。《王制》篇亦曰：乐正“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在适合的季节，做适合的事情，容易成功，效率也最高。

周代的王官之学也是围绕“道艺”而展开的，至于是否已经是“六经”，对此学界则一直有争议。孔子之前，“六艺”便已产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著述则皆广泛引用。郭店楚简《语丛（一）》篇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与“六艺”直接相关涉。李学勤指出，“经的成立是非常早的，即使当时不用经这个词。经是什么意思啊，经者常也，常读必读的为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叫做经，甚至其他的书也可以叫经，比如《管子》有《经言》”，而从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诗》《书》《礼》《乐》等的成立绝不晚，把它们称为六经已经证明是在先秦”。有人说先秦只有五经，没有六经，而否定《乐》经，但马王堆帛书里是有《乐》经记载的，郭店简《六德》中明确说：“雚（观）者（诸）豐（《礼》）、《乐》则亦才（在）矣。”上海博物馆的楚简也有《乐记》的内容，有经才有《记》，在郭店楚简里也有“六经”名目，而“郭店简的时代绝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比《孟子》七篇成书要早，所以这些是孟子可以读到的，六经早就有了”，“楚简中六经的名称和次序与《庄子·天下篇》《天运篇》记载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看来实际上经在当时早就存在”，可证“经和经学早就存在”，绝不至于汉初才正式出现。

三、“修旧起废”：孔子的决定作用

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曰：“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道术从王官序列中分离而出，而寻找相对独立的发展形式。孔子因为“有德无位”，始终游荡在春秋诸侯的王官学门外而恨不得入，所以才“述而不作”，以编辑、整理“六艺”为主，但又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义主张。因为非官方授权，也得不到官方认可，所以孔子所做工作的意义和影响，起初也只限于跟他的弟子们“自娱自乐”而已。“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作为上古道术的“六艺”，演变成文本化的儒家学派专用经典，最初是由作为上古中国“师教”传统伟大开拓者的孔子实施并完成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一直认为孔子建立了经典书籍”，是他传承了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文学遗产”。

孔子的整理、删订和编撰工作则始终充满着一份情感和情怀。据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这是孔子发愿编撰、创作“六艺”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基础。王室大权旁落，政出诸侯，而一再突破既定的礼乐制度，毁坏社会秩序，“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王道微弱惨淡，而邪道兴风作浪，引起孔子极大的关切，他坚持一种“卫道士”的立场，自觉要让“先王之道存于儒”，试图力挽狂澜，守护历经三代风雷激荡的淬炼，然而现在又面临丧灭危险的文明火种，于是便“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修“六艺”的次序，据《世家》记载，《书》《礼》《乐》《诗》是先期完成的，接着是《易》，最后才轮到《春秋》。因为“世以混浊莫能用”，所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天下诸侯皆很功利，只注重加强自己的威权利益而不愿励行王道，即便面对孔子这样于德、于能皆堪为圣的人，也无动于衷，不予录用，哪怕孔子夸口承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致使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夫子触景生情，而悲伤万分曰“吾道穷矣”。《解诂》曰，“此亦天告夫子将之征”。天人交感，孔子自觉剩余时日已经不多，陡生一种紧迫感。《春秋》应该是孔子在编完前五经之后的作品，属于其经学水平最高之作，也是最后的总结。《史记·儒林列传》曰：“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春秋》可以被当作“王法”，可以准绳时王、今王，也可以垂范后世。至司马谈，其《论六家要指》引“董生曰”继续抬高《春秋》的地位，将其视为“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并且，还关乎“万物之聚散”，这显然已经获得了一种宇宙论的视角和本体论的诠释，其地位也是别的五经所不可比拟的。孔子作《春秋》，不仅有情怀，还有使命感，孔子“是个理性的儒家知识分子，其自知无力与现实抗衡，只能发挥自身的学术功力与道义优势，追溯三代文明，从精神层面设定一代新王来完成整饬朝纲、大兴王道、恢复礼乐、重塑文化、保存国种之重任”。

按照刘师培的主张，“孔子治经，故以‘儒家’标说”，儒家之名是从孔子开始的，这把儒家的起点确立得太晚，未必真如是，但孔子“以六艺施教”则是非常确凿的事情。到孔子的时代，“六艺”已经普遍文本化、经典化，而成为天下读书人共同学习和研究的必读教材。一般学者都以为，以“六经”称“六艺”始于汉代。但早在孔子晚年，就已经把“六艺”改称“六经”了，而这又归因于孔子完成了对殷周以来天下道术所通行文本的集中整理、删订和编撰。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并教授“六艺”之学了，至他晚年返回鲁国，集中所剩年岁和精力而以注解、诠释“六艺”为急务。刘师培曰，“降及孔子，以六艺施教，俾为学者进身之资”，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之后的教学活动中，都以“六艺”为基本内容和核心教材，而学习这些知识的一个实际用途就是可以帮助弟子尽快摆脱混迹于底层、依靠相礼为生的“小人儒”窘况，瞄准贵族的教师和智囊，跻身社会上层。“儒学既该于六艺，故孔子即以诠明六艺，绍古代术士之传。”孔子对于“六经”形成的作用和贡献，是非常显著的。后世的儒家皆以“六艺”为知识源头，并从中获得精神寄托和终极价值。孔子在整理“六经”的过程中，无疑接续了上古“道术”传统，不论在精神意旨上，还是在文献文本上，都以三代文化积累、文明成果为前提或根基。《庄子·天运》篇中，孔子对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则回答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郭象《注》曰：“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以物之真性而解“六经”之生成，尽管表现出明显的道家趣味，但仍可以说明孔子所主持的“六经”改造工程还是深得三代文明之精华和“先王之道”之核心的，它们是一个系统性的创作成果。其收效之好，就连一向不待见孔子的老子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庄子活着的时代，或在其门派后学的眼里，“六经”之名就出自老子与孔子时期。

四、“素王”事业

以《春秋》经的形成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怎样对鲁国一堆史记材料加以遴选并改编成《春秋》经典的。刘歆《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说明了作为史书的《春秋》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右史专门记录君王所行事迹的书策。可惜的是，“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周天子衰微、凋敝，穷得连史官配置都不全，有事记录不下来，记录下来的也保存不下来，故“仲尼思存前圣之业”。史官为王者记言记行，能够发挥监督作用，这是上古中国政治文明的一大创举，无疑是有优点的，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分别作为夏代、商代后裔封国的杞、宋，在历史文献传承与文化保护方面都是失败的，以至于孔子没法追寻到他们先王的踪迹。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于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继承三代，总结三代，而又超越三代，跃升为一个无冕却具有赏罚之权的“素王”，这是孔子编《春秋》的基本学术定位，也是他作“六经”的总体要求。刘歆《七略》曰，“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春秋》选择鲁国现存史记为蓝本，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就当时而言，所保存的周代礼制和政治文明是最多、最详的，值得载入史册。

至于孔子著《春秋》的方法，则可以概括为：“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被孔子加工和编撰过的《春秋》显然不是对鲁国既有史记的重复或摘抄，毋宁是借助各种书法、辞法而对鲁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人与事进行一一褒贬赏罚。传世《春秋》中，记录了一则“不修《春秋》”与“君子修之”经文的差别。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如雨”。《公羊传》曰：“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见，则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其“不修《春秋》”。《解诂》曰，“谓史记，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即没有经过孔子整理、加工过的鲁国原本保存的史策。这一史策的说法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经过“君子修”的《春秋》则曰“星如雨”。前者言过其实，错把流星当恒星，还夸张其事，修辞不当，“雨星”不真，“地尺”犹疑；而后者则真实描述，属辞恰当，比事精确，一个“如”字用得很逼真，并且还能够为鲁国、为鲁僖公书异，赋予政治警示之蕴意。“不修《春秋》乃史臣记实之作，盖见流星壮观无比，非寻常之流星，既记状若雨，因未及地，而又言复反夜空。据此所记，可知史臣或以为流星乃恒星陨落，而后恒星现，便再记复反。”又，“列宿不见，则诸侯衰微，众星陨落，民失其所。夜中，为时间之中，中国为中原之中。不及地而复，象齐桓尊王称霸，存亡继绝，有恢复王道之功”。及至“星遂至地，则象征桓公将亡，诸夏中国绝其良侯”。显然，经过孔子修订后的《春秋》，已经大别于鲁国史记，而显得更为精准、贴切，具有王道含义。可见，编撰《春秋》的时候，孔子无疑对旧史下过一番吸收与消化的功夫。

五、“折中于夫子”

一方面，作为先王教化的“六经”涵盖个人道德修养、礼法知识积累、历史政治智慧，饱满充沛，博大精深。其功能、作用也非常强悍，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也补充了《经解》篇的说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可见，及至汉代，“六艺”已经被人们想象和虚构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六经”的形成也有诸多缺憾，各自都有不足，“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鉴于得、失两个方面，若能够做到既发扬长处，又克服缺点，则功德圆满，福祉深远。“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郑《注》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其实这似乎只是孔子的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要求而已。孔颖达《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这就明确了孔子作为“六经”唯一主创人的身份。至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六经”已经成为孔子学术、思想和言论的基本载体。孔子编撰“六经”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国族。同时，在孔子那里，什么是“六经”的核心和灵魂？回答只有一个字：礼。所以，作为孔子总结和交代自己创作感受的《经解》篇才没有被编入其他文本，而是被放在《礼》经中呈现出来。

在“六艺”转化为“六经”的过程中，孔子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赞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便足以说明，“六艺”最初的施教对象是天子、王公贵族之类，而非底层的贩夫走卒。唯有在秦汉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转型之后，一般平民才有机会接触到经典，经典也才开始获得广泛传播和延续，也因此而呈现出更为旺盛的生命力。这里的“折中于夫子”，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进行深度解读，因为它至少透露出，作为“夫子”的孔子，取正六艺，赋予意义与价值，造成准则，是让共同经典走向儒家专有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凸显出生活于春秋末期，尤其是周游列国之后，年届垂暮的孔子在“六艺”转化为“六经”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孔子本人也因为“六经”而彪炳千秋，故章太炎说：“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如果没有“六经”文本的流传，仅凭教授弟子、周游列国的事迹，孔子绝不可能获得跨越时空的重大影响。

在那个或许还只有孔子一个人自感“礼崩乐坏”的年代，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象对上古以来的道术、礼制，对天下通行的“六艺”，进行文本化处理，锁定文化记忆，而将其简约成典籍而予以保存，以便传播于后世，尽管其中难免夹杂、渗透着孔门儒学的主张和信条。“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在上古文献的汪洋大海中，修枝剪叶，层层遴选，耙梳头绪，萃取精华，留下来的则都是符合仁义道德之法则、可以弘扬并光大圣王教化的核心文字，浓缩、凝练而形成属于儒家的不朽文本。

孔子在整理“六艺”的时候，还是具有兼容并包之学术情怀的。《孔丛子·儒服》中，赵国公子平原君问曰：“儒之为名，何取尔？”子高曰：“取包众美，兼六艺，动静不失中道。”儒家学派滥觞于三代文明，所面对和所基于的都是先王之治下丰富的知识基础和思想资源，不至狭隘，不会自闭而能够“包众美”“兼六艺”，这说明至少在儒家创始人这里，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积淀也是非常深厚的。而“不失中道”，则意味着最初建构是有原则、有灵魂的，不被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和文字材料牵着鼻子走，能够确立本学派的主心骨。所以，后世儒者在专于一经的同时，一般也都能够呈现出具备“六艺”才学、知识面广的特征。孔子对传统礼乐进行崭新的诠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鲁国贵族的反对，执政大夫孟僖子甚至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追随孔子学礼。余英时以为，个中关键不在于孔子个人善于“融合新旧”，而在于“三代以来所谓王官之学的礼乐传统一直是在因革损益中演进的”。按照T. 帕森斯的理论，在那个“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有“文化事务专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阶层兴起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传统礼乐不断被修正，乃至不断遭到破坏和否定，也逐渐接受了礼乐系统的改变。《论语·为政》篇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八佾》篇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些论述在表明礼制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同时，也默许和支持了对礼制进行适当变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结  语

经由孔子加工和改造后的“六艺”，便有机会和可能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独立信奉和遵守的专门文本。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可见，六艺在被孔子删定之后，又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激荡，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皇帝君臣一系列的共同努力，才被儒者群体确立为自家学术的文本大宗和不可取代的阅读经典。自此，天下儒者皆视六经为精神基础和价值源泉，诸子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出去；同时，六经也开始向外发挥辐射功能，谋求拓展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在国家政治、军事、宗教活动中，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影响力，甚至还充当法律依据的角色。在客观效果上，六经的价值已经大大溢出了纯粹的文本，六经走向了波澜壮阔的现实世界，接受更多维度的价值诠释，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极大丰富和充实。不仅儒者以六艺为法，皇帝、公卿大夫、普通民众也都以之为准绳。皆以“六艺为法”标志着它已经进入公共话语系统，于是，六艺文本的涵摄力和约束力第一次获得大范围彰显。

扫码阅读全文

原文《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7期（第1-11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O_Pen4SgC0AOcjW2N0bZeJ4JZvTmPnEG7RO5ofLRSJlHbrO0nZ3dmpZXj5MISY0o-jaarBBTOy48njF2ViX_62jWSlw7Jp6IufE_Vc8OBFAdFUO42x0Y8w==&uniplatform=NZKPT

————————

编辑：黄艺聪

审校：孙启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