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盖房先烧砖：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概念体系

杨立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长聘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授。

一、导言：为什么要提出概念体系

人在世界，既有共同作为人的共性和普遍性，也有作为不同群体、文明和文化人的个性和差异性。共性和普遍性显示人之所以为人的同质性，为从科学角度揭示和解释该同质性提供可能，也为人过和他人一样的科学生活提供基础。但与此同时，个性和差异性显示人在同质性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强调统一和同质性的科学无法完全揭示和解释的，这就对从文化和文明角度进行理解提出要求，也为人在过一种科学生活同时也过文明生活提供基础。因此，人的生活既是科学的，也是文明的，是二者的统一，缺一不可。

但是，就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在“科学”主义大旗下，却过多关注人的“科学性”，而忽视“文明性”。而且，正是人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的共存，使得强势文明常通过控制“科学”话语，实现对其他文明的排斥和挤压，从而不仅扭曲“科学性”，也压制其他“文明性”，导致“文明凌霸”和“文明压迫”，不仅损害其他文明合理利益和发展，也损害人类整体利益。因此，在坚持人的“科学性”和“文明性”二重性、各“文明”自主和自觉、同时包含“科学性”和“文明性”的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等基础上，从全世界和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我们提出发展文明社会科学（即“以文明为方法”的社会科学）及作为文明社会科学核心内容的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新任务，并初步阐释了其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要求对“文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回应时代要求。因此，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不仅是限制以“科学”名义行“文明霸权”和“文明压迫”的需要，是构建更公正合理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需要，也是促进人类不同社会、文明及整体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需要。

就像“盖房先烧砖”一样，要发展系统的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还需发展文明研究的最基本概念及由其所组成的较完备概念体系。因为，概念不仅是人类思想互动、交流沟通的基础，也是构建理论、假说、解释和预测的基石。达尔和斯泰恩布里克纳甚至将概念分析看作和规范、实证或经验分析并列的三种“政治评价的基础”之一，并将其放在第一位。而且，他们认为雷依等人的《平等》是突出的概念分析范例。内特尔则认为国家（state）也是概念性变量。徐勇也指出，概念是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是学术思想的精粹。而且，在我们提出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后，很多人都在问，除把诸多文明要素纳入已有研究或以文明为切入点或尺度等研究外，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还有哪些重要概念及其体系，以构成其自身的独特性基础和主要研究问题。因此，本研究同时也可算是对学界同行和学生们所提出问题的一个初步回答。

二、概念的定义和概念体系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概念的定义

概念在直观上是一个词，但它具有一定内涵，表达人们的意识、精神、信念、认识、观念等，代表内涵所定义的一系列现象，即其外延，更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交流沟通及构建理论、假说与解释预测等的基本工具。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认为，概念是指那些表征了某一现象的想法。巴比认为，概念代表人们在交流中赋予的共识。萨托利认为，概念由名词、意义、参照物三部分组成。袁方认为，概念是对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的概括性表述，并认为概念是由名词、抽象定义和经验内涵三部分组成。结合以上分析，可认为，概念是表达人们一定的意识、精神、信念、认识、观念等（内涵），代表一系列的现象（外延），具有共识性的概括性名词。且一般而言，概念由名词、内涵、外延三部分构成。例如，就“文明”而言，首先，“文明”是一名词；其次，其内涵是人类或其某些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有关其生活方式的较高的、有文化的、不断发展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体形态；再次，其外延包括人类不同群体创造的各种文明形态，例如亨廷顿指出，人类最重要文明类型包括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等。汤因比认为，世界上曾存在过西方、东正教、伊斯兰、印度、中国等21种主要文明。

（二）概念体系分析的基本框架

提出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是要把文明视角纳入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范畴，开拓学科研究新领域和新境界。其目的不仅在于对抗当下西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以“科学”为名而导致的文明霸权和压迫，更在于从文明角度更好地促进各国或各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及其现实实践的更好发展，并构建更能保障全人类多样文明共存和整体文明更好发展、更能推动人类政治和公共管理整体进步、更能促进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全新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为实现该目的，首先需了解文明，而就像了解人类自身需了解从哪里来、是什么、到哪里去一样，要了解文明，也需了解文明从哪里来、是什么、到哪里去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问题构成理解文明概念体系的最基本框架。换言之：所谓“从哪里来”，即研究文明的本源问题，可简称“文明本源”；所谓“是什么”，即研究文明的本身问题，可简称“文明本身”；所谓“到哪里去”，即研究文明的发展问题，可简称“文明发展”。摩尔根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漫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张岱年和程宜山在使用“文化”而非“文明”一词基础上（其所讲“文化”即“文明”，下同），也指出：“文化发展”，即“文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如此，可提出分析文明概念体系的最基本框架（见图1）。

必须指出的是，从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角度而言，此处及本文此后提到的“文明”，包括构成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中的“文明”，都首先或主要指“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但为了表达的简洁性，除非必要或为了特别说明，在多处仅使用“文明”一词。当然，正如在提出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时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也是其他一切文明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核心，故从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出发的很多论述自然也具有基础和核心性，并可被扩展来分析其他文明社会科学问题。同时，也需注意，作为整体文明一部分的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不仅会影响其他文明，也会受到其他文明以及整体文明的影响。

三、概念体系的具体阐释

（一）文明本源

不理解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来源，就无法理解文明本身，也无法理解文明在政治和公共管理及其学科研究中的作用，更无法理解文明发展。但是，由于文明是有关人的文明或人创造的文明，要理解文明本源，还首先需从人的本性和本能理解文明产生的根源。于是，就必然要探讨人有关文明的本性（固有、天然的特性）和本能（固有、天然的能力或欲望），自然构成有关“文明本性”和“文明本能”的研究。即从本源角度而言，文明首先起源于人作为人而必然要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本性和本能，因此探讨人的文明本性和本能是探讨文明本源的第一步。因此，文明本性和本能是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有关文明本源的两个核心概念。

理解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的源头及文明从哪里产生和如何起源和产生，不仅是理解文明来源的要求，也是更好地理解文明本身和文明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对任何文明而言，要理解其现在和未来，要更好地发展它，也需理解其起源和其源头，即文明源头。所谓文明起源，指文明产生的根源，注重分析其为什么产生、从哪里产生及如何产生。所谓文明源头，指文明产生或发源的地方，则重在分析其发源地点。可见，也可把文明起源看作比文明源头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同时，文明作为人的产物，也因为人而具有人的某些生命体特性。特别地，在文明起源后，在其不断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基本构造、要素或性能等储存文明类型、密码、生长、繁衍等信息，可视为“文明基因”。同时，在理解文明起源时，还需关注起源影响因素，即“文明条件”。例如，杜兰就曾讨论文明条件，并将其分为经济、政治、伦理、心理四种。

（二）文明本身

从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本身而言，要理解文明是什么，还需理解文明的内容、要素、层次、结构、系统、体系、功能、类型、文明间关系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即文明分布）。归纳起来，也可从五方面讨论，即要了解文明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要素、层次和结构，有什么基本功能，是不是有不同类型及这些不同类型间文明的关系如何，及文明在世界上又是如何分布的。

1. 与文明本源相关要素

要讨论文明本身，首先需探讨文明历史和文明传统两个核心概念。因为文明一旦起源，就会在发展中不断积累形成理解今天和未来文明发展的历史和传统。所谓“文明历史”是特定文明在起源后和现在前的过去所发生的所有实践、事件、活动等，它不仅制约和形塑文明的今天，也影响文明未来。且随着时间推移，今天和未来的文明实践也必然要成为后面文明的历史。所谓“文明传统”是在文明起源后，在文明不断发展过程中从历史中延续和传承下来、不易改变且对今天和未来文明都有无形影响的各种意识、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习俗、制度、行为等。

2. 文明内容、要素、层次、结构、系统、体系

所谓文明内容，是文明包含的实质性事务或要素；所谓文明要素，是构成文明的各种成分、因素或单元。张岱年和程宜山指出，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可称为文化要素。而且，文明要素间还有相容（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和不相容（例如，君主专制、封建道德和近代科学发展）、可离（科学和艺术、宗教、风俗）与不可离（例如，中国殷周分封制、井田制和贵族制）的关系。而且，如把文明内容本身也理解为文明要素，则文明内容和要素是同一概念。

所谓文明层次，是文明诸要素在结构或功能上形成的等级或层次性秩序；所谓文明结构，是组成文明整体的各种要素或部分间搭配或安排所形成的形态。张岱年和程宜山把文明分为三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杨立华则将文明先后划分为五和八层次。根据八层次论，文明基本要素包括：历史和传统、心理（又含意识、思维模式、心理）、情感和认同、哲学（又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文化（又含信仰、语言、宗教、文字和符号、艺术）、制度（又含习俗、惯例、社会结构和关系、法律、制度、体制）、行为（又含社会行为、个体行为）、器物（又含建筑、用具及其他人造物和自然景观）。从此而论，如逐个定义文明内容，又有历史、传统、心理、情感、认同、哲学、文化、制度、器物文明，这些都构成研究文明内容或要素需讨论的核心概念。如更具体，则还有意识、思维、心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信仰、语言、宗教、文字、符号、艺术、习俗、惯例、法律、社会行为、个体行为文明等。当然，如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社会要素出发，又可把整体文明内容分为政治（具体又可说是政治和公共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而本文则主要研究政治文明或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所有这些在整体上形成理解文明内容、要素时需关注的“文明多面性”问题。而其形成的等级或层次性秩序，则构成文明层次；其搭配或安排形成的形态则构成文明结构。例如，孙隆基曾专门讨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

此外，所谓文明系统，是文明相互联系、影响、作用等的若干部分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作用的整体；所谓文明体系，是文明不同部分按一定秩序联合的整体。可见，文明系统和体系都强调文明整体，本质上一样，只是强调视角和重点不同：文明系统从系统论强调，在分析时会受系统论诸多影响；文明体系更强调构成文明整体的不同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张岱年和程宜山指出，文化（即文明）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或者说是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他们在书中同时使用系统和体系这两个概念。

3. 文明功能

“文明功能”是文明所发挥的作用，又可从价值、资源、资本、能量、能力、生产力、影响、绩效、效能以及特性进行分析。首先，所谓“文明价值”，是对人而言文明的有用、积极属性或作用。萨林斯曾讨论人类文化的“意义秩序”和“意义理性”，这些即和文化或文明价值讨论有关。所谓“文明资源”，是文明所提供可促进人、群体或社会行动的要素。如从资本而言，又有“文明资本”，即文明所包含可促进自身生产和发展及接受文明的个体、群体、组织、国家等的发展，并使生产和发展增殖的东西。布尔迪厄曾提出文化资本概念，因此，区分文化、文明后，发展文明资本概念势所必然。

其次，所谓文明能量，是文明能促进人、群体或社会行动的本领或影响。由于其既是表层可见的，也是潜在、不易察觉的，故又有“文明显能”“文明潜能”之分；有些影响正向，有些负向，故又有“文明正能”“文明负能”之分。弄清楚哪些是正能或负能，对理解文明本身、作用和未来至关重要。所谓“文明生产力”，是文明促进社会产生的能力，可简称为“文明力”。所谓“文明能力”，是文明促进人、群体或社会行动或发展等的综合素质。

再次，所谓“文明影响”，是文明引起的人、群体或社会的变化或改变。所谓“文明绩效”，是文明在一段时间的投入产出等情况。按绩效分，又可分文明经济（即文明促成的成本和收益间的关系）、文明效率（即文明促成的完成某项任务的时间）、文明效果（即文明促成的结果或后果）等。从综合绩效和能力的“效能”出发，则有“文明效能”，其同时考虑文明绩效和能力。

最后，对文明发挥功能的特性而言，又有“文明依赖”“文明惰性”“文明韧性”等。所谓“文明依赖”，是文明造成的群体、社会等在心理或物质等方面对文明的依靠；所谓“文明惰性”，是文明造成的影响人、群体、社会等的行为不愿改变或进取的心理或物质状态；所谓“文明韧性”，是文明具有的不仅可使自身，也可使人、群体、社会等抗击冲击并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

4. 文明类型和文明关系

要讨论文明关系或文明间的关系，先要理解文明不同类型及文明多样性、异质性。在世界不同文明类型中，西方文明只是一种形态，但其自认为普世，并在追求世界文明基于西方文明的一元化中，导致对其他文明的挤压、压迫和霸权。因此，要推动世界文明发展，首先需强调“文明类型”“文明多样性”“文明异质性”概念，坚持“文明多元论”，反对“文明一元论”。具体而言，所谓“文明类型”是文明的不同种类，同一种类常有共同特征，并和其他文明相区分；所谓“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在历史、传统、基因、类型、特征等方面所呈现的多种样态；所谓“文明异质性”是文明在历史、传统、基因、类型、特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所谓“文明多元论”是认为世界上存在多种或多种合理文明类型的观点；所谓“文明一元论”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或一种合理文明类型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要理解文明关系，还需从文明自身主体性所含较为隐性的文明间关系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融合等较显性文明间关系两方面考虑。

（1）文明间较隐性关系

就文明间较隐性关系而言，要理解其主体性，又需理解文明自觉、自信、独立、自由、自主、偏好、利益、权利、尊严、责任、权力、权威、主权、合法性、霸权等基础概念。这些概念前后相延，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理解文明主体性的重要概念体系。

具体而言，所谓文明自觉，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对自己文明独立性、自主性及未来发展具有自我觉悟，并愿意主动追求独立性、自主性和新发展等的意识。这是各文明相互竞争状态下，任何文明独立自主发展的前提。所谓文明自信，是文明及其文明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对自己文明历史、独立性、价值、发展、成就等的积极肯定、自我相信等的状态、权利和能力。和文明自觉一样，文明自信也构成文明独立、自由、自主及维护自身利益、权利、尊严等的前提。所谓文明独立，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维持自己的文明独立性、不受其他文明控制或干涉及不依附、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状态、权利和能力。所谓文明自由，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可根据自身意志对文明进行自我支配、独立行动和自我负责的状态、权利和能力。所谓文明自主，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可根据自身意志对文明进行自我支配、独立行动、自我负责，并不受其他文明干涉的状态、权利和能力。其和文明自由近似，但更强调对自己的行动、命运等的不受干涉的掌握。

与构成文明的人有不同偏好、利益、权利、尊严等类似，也需讨论与文明相关的文明偏好、利益、权利、尊严等。具体而言，所谓文明偏好，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对文明特定内容等的偏爱状态或权利。文明偏好和人的偏好一样，不仅客观存在，也是文明多样性的表现。所谓文明利益，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具有和主张的从自己文明和人类整体文明而得的各种好处或益处。不承认文明差别，不认识到文明利益，不仅无法正确理解文明，也不能有效维护和发展文明。所谓文明权利，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所天然具有或法律所赋予的保持自我独立性、发展和维持或扩大自我利益等的资格或力量。现在，人们主张权利，常对个人权利强调较多，但事实上，除个人权利（人权）外，国家有国家权利（国权），文明有文明权利，它们应该也必须得到法律保护。这不仅是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其重要目的。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这对文明同样适用。与此相关，所谓文明尊严，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具有的可受尊敬或不容其他文明侵犯的身份或地位。邓小平在提到“国权”后紧接着指出，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这对文明也是一样。因此，在世界各文明交流频繁，西方文明霸权严重的情形下，提出文明权利和尊严，并主张坚持、保护和发展它们，无疑具有紧迫性。

和人及国家在权利、尊严外，也有责任、权力、权威等问题一样，文明也有责任、权力和权威等问题。具体而言，所谓文明责任，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所承担的对自己和人类文明整体的职责、任务和义务等。所谓文明权力，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所具有的对其他文明或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在文明方面的特殊影响或控制力。事实上，布尔迪厄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讨论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如从更整体文明角度而言，就是文明和权力的关系。与此同时，考虑到权力和权威的联系和区别，在提出文明权力后，也需说明文明权威。所谓文明权威，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所具有的能使其他文明或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在文明方面自愿服从或接受指导、支配等的特殊影响或控制力。

此外，与国家主权、合法性、霸权等类似，也需关注文明主权、合法性和霸权问题。具体而言，所谓文明主权，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所具有的对自己文明范围内或与文明相关事务的自主、至高无上、排他性的权利和权力。强调文明主权，对在文明交流中避免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压迫等具重要意义。所谓文明合法性，是文明及其文明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所具有的在文明方面的合理性和合乎法律（即合律性）的状态或能力。尽管文明多样，但也并非所有文明内容都绝对合理，因此在强调文明自由、权利、主权等基础上，为更好发展文明，提出文明合法性概念非常必要。所谓文明霸权，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社会等依靠自我优势地位、资源等形成的强制其他文明或其个体、群体、社会等服从的地位、权力或状态。事实上，现已存在文化霸权概念。尽管该概念目前在国内更多基于葛兰西的认识，强调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等的绝对领导、控制、主宰或支配等的情形或状态，但根据威廉斯考证，文化霸权一词最初来自希腊文，并指来自别的国家的统治者，19世纪后，被广泛用来描述一国对另一国的基于文化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到葛兰西那里，才被赋予一个阶级在文化上支配另一阶级的新含义。但与文化霸权在文化层面上强调霸权概念不同，文明霸权指不同文明间的支配关系。

（2）文明间较显性关系

就文明间较显性关系而言，又需考虑三组关系。第一，涉及文明间地位的文明平等、不平等、公平、正义等。第二，文明间从强合作到强对抗的不同关系，即文明合作、竞争、冲突、战争。具体而言，与文明合作相关，又有文明包容、对话、交流、互鉴、融合、同化、共同体等问题需研究；与文明竞争相关，又有文明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优势、竞争优势等问题需研究；与文明战争和冲突相关，又有文明偏见、压迫、凌霸、征服、毁灭等问题需研究。第三，文明交流和对话。以上构成文明关系的第二大类核心概念。

首先，就第一组概念看，所谓文明平等，是文明在世界生活和关系中处于同等地位、具有同等发展机会、享有同等权利、分享同等利益的状态。所谓文明不平等，是文明在世界生活和关系中地位不同、发展机会不同、权利不同、所获利益不同的状态。所谓文明公平，是文明间交流、沟通、交易和相互影响时发生的利益和价值等价交换状态。如交换等价，就公平；不等价，就不公平。由于“等价交换”又包括“等利交换”和“等害交换”两种，因此，公平也有“等利公平”和“等害公平”两种。所谓文明正义，是文明及其行为满足人们对于合理性和善的理念和认识的情况。所谓文明合作，是不同文明间相互理解、尊重、共同行动、追求共同目标的行动、行为或状态。所谓文明竞争，是不同文明间通过多种方式力图胜过或压过对方取得胜利、获取利益等的行为或状态。所谓文明冲突，是不同文明间为各自利益、权利等出现的相互矛盾、冲撞等行为或状态。特别地，提到文明冲突，当今很多人想到亨廷顿，并觉得他才是研究“文明冲突”的鼻祖。但事实上，强调甚至主张文明冲突是西方文化的根深蒂固的特征。例如，就连相对具有世界文明眼光（但仍持西方中心论）的汤因比不仅早就研究文明冲突，而且研究了文明冲突的心理。所谓文明战争，是不同文明间为各自利益、权利等出现的意图完全或部分消灭对方的战斗行为或状态，并常伴随暴力、攻击或杀戮等行为。这在近代西方对东方的很多战争中看得非常明显。

其次，就第二组概念看，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就与文明合作相关概念看，所谓文明包容，是不同文明间互相宽容且能接纳对方的行为和状态。所谓文明对话，是文明间通过交流、沟通等方式实现相互理解的行为或状态。所谓文明互鉴，是文明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行为和状态。所谓文明融合，是文明间通过相互调和、接纳和结合等形成新整体的过程、行为或状态。作为文明融合的一种特殊形态，所谓文明同化，是文明逐渐使其他文明变得和自己相似乃至相同的过程。其中，既有同化其他文明的主体文明，也有被同化的客体文明。事实上，一种文明完全同化另外一种或其他文明并使它们变得完全和自己一样的情况并不很多，因为在大多数文明同化过程中，即使再具有同化能力的主体文明，也会受其他文明影响，或会吸收其他文明要素。就像传统中华文明和其他被同化周边文明一样，在同化过程中，也吸收诸多其他文明要素并将其保留。所谓文明共同体，是不同文明间相互结成的互相依赖、支持、共同发展、互不可分的集体。

就与文明竞争相关概念看，所谓文明竞争力，是文明在相互竞争中表现出的相对于对方的综合能力。所谓文明核心竞争力，是文明在相互竞争中表现出的取胜于对方的最为关键和重要的综合能力。所谓文明优势，是文明具有的有利或超过对方的形势、环境等。所谓文明竞争优势，是文明在竞争中表现出的有利于超过对方的形势、环境等。

就与文明战争和冲突相关概念看，所谓文明偏见，是文明或其个体、群体、社会等所具有的对其他文明带主观臆测、臆断、好恶等的不正确、不公正的心理、看法或行为。例如，在西方文明中心论下，将其他文明视为“半文明”，甚至“未开化”和“野蛮”文明，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见或错误认识。甚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也只表面讨论西方文明没落，是“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实质仍在宣扬西方文化优越论，未摆脱对其他文明的偏见，因为尽管他宣称西方文明并不比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墨西哥文明等有任何优势地位，但却说这些文明都死了，只有西方文明仍处在“战国时期”，仍具希望，并最终将主宰世界。甚至，就连写出《历史研究》的汤因比，也只表面反对“西欧中心论”，因为在他所考察的文明（21种或有时划分为26种）中，现存只有五种，且有四种正在走向死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存着“创造性的活力”。所谓文明压迫，是文明或其个体、群体、社会等依自己优势地位、能力、权力等形成的强制其他文明及其个体、群体、社会等服从的行为或状态。这种压迫不仅表现在从国家、群体到个人的不同行为中，也会更隐晦地表现在一切文明载体中。例如，在杜兰冠名为《世界文明史》的11卷本著作中，也只有第一卷讨论“东方的遗产”，其余十卷都在讲西方文明。这在事实上把西方文明等同世界文明，把西方文明史等同世界文明史，在貌似全面而公正形式下完全剥夺了其他文明正当性，实现了对其他文明的全面压制。而现在，西方、中国和世界流行的诸多所谓《世界哲学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类的著作中，也存在同样问题。所谓文明凌霸，是文明及其个体、群体、社会等依靠自己优势地位、资源等对其他文明及其个体、群体、社会等的各种欺凌和压迫行为。所谓文明征服，是文明使用暴力、武力、军队等各种强制性力量或手段制服其他文明，并使其接受自己主导或服从、顺从自己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毁灭，是文明使用暴力、武力、军队等各种强制性及各种可能的非强制性力量或手段摧毁、消灭其他文明的过程或行为。例如，马克思指出，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文明。当然，就文明中重要的价值观而言，又有价值观合法性、霸权、压迫、凌霸、征服等更具体概念。所有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再次，就第三组概念看，所谓文明交流，即文明间的相互沟通、讨论、学习等；所谓文明对话，是文明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强调通过文明间的面对面讨论、相互交流与沟通等形式展开交流。由于这些已讨论较多，故不再赘述。

5. 文明分布

所谓文明分布，是文明在一定区域内的存在或占据状态。就不同文明类型而言，分布不仅研究文明在地球上的存在和占据情形，还研究其交错性存在状态、空间异质性状态、从一地到多地的扩散、存在时间和空间尺度、存在地域、整体地图、各自疆域、边界，及整体景观和文明复合形态，从而形成从景观入手系统研究文明问题的文明景观学或景观文明学，并需关注文明空间格局、板块、尺度（时间、空间尺度）、交错、交错带、斑块、空间异质性、扩散、场域、地图、疆域、边缘、边界、复合、景观等诸多概念。

具体而言，首先，所谓文明空间格局，是文明或其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和配置形成的整体状态。所谓文明板块，是文明在地理上形成的分布块，且板块有大有小，存在时间有长有短。因此，所谓文明尺度，是文明或文明板块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大小程度，空间上的大小为文明空间尺度（例如，含欧洲和美国等的西方文明的空间尺度，和含中国及中华文明圈的中华文明的空间尺度就不同），时间上的大小为文明时间尺度（例如，中华文明5000年时间尺度，和美国文明三四百年的时间尺度不同）。

其次，所谓文明交错，是不同类型文明相互交叉式存在的情形，且所交叉存在形成的区域可叫文明交错带（例如，新加坡相对于中西方文明而言，就处于两种文明的交错带）。所谓文明斑块，是在文明交错、非连续性存在情况下，在某些地域形成的不同于周围背景，但在内部相对均质的非线性文明区域。例如，美国的很多唐人街，是在整体西方文化大环境或板块中保留部分中华文明的小文明斑块。所谓文明空间异质性，是由文明分布非延续性、非均质性等导致的文明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再次，所谓文明扩散，是文明从一个区域逐渐向周边或其他区域发展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场域，是文明活动所占或所在的文明区域，是分析其他活动需关注的最基本文明场景。所谓文明地图，是将文明在平面或球面上展示出来形成的图形或图像。所谓文明疆域，是文明分布所占的地理面积的大小或范围。所谓文明边缘，是文明或文明板块、斑块所在的周边、临界或沿边的部分，其往往具有和其他相邻文明的过渡性或交错性。所谓文明边界，是文明或文明板块、斑块和其他文明、文明板块、文明斑块间的界线。

最后，所谓文明复合，是各种文明在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共同存在的状态。所谓文明景观，是文明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分布所形成的整体性、综合性景象或视觉效果。例如，现阶段世界文明分布形成以西方文明为强势文明、多文明共存并竞争性发展的人类文明整体景观。

（三）文明发展

所谓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发展，是文明诞生后，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和变化的过程。但并非所有文明都持续发展，因此，还需理解文明衰落、消亡、中断等。而且，就发展的文明而言，也有文明传承、变迁、变革、改良、创新、革命、转型、复兴等需研究。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还有与文明相关政策、文明间形成的秩序及文明发展是否民主等问题需研究。此外，还应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文明生产及各文明间相互趋同现象，即文明生产和文明趋同。最后，还应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文明统一战线、共同体，及发展的一种可能最终形态（即文明大同）。所有这些，构成研究文明发展的核心概念。

具体而言，首先，所谓文明衰落，是文明在诞生和发展一段时间后，逐渐变得衰败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消亡，是文明在诞生和发展一段时间后在世界上彻底消失、灭亡的过程或行为。例如，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讨论了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五种衰落或消亡的文明。所谓文明中断，是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阻隔、停顿等的过程或行为。而且，中断的文明常在中断后可沿着中断前的文明继续发展，否则就是文明消亡。

其次，所谓文明传承，是文明发展中对以前文明的传递和继承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变迁，是文明在发展中逐渐变化、转移的过程或行为。当然，站在现在时点上了解文明变迁，该过程既有过去的，更有未来的。所以，弗洛伊德曾指出，当一个人已在一个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上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所谓文明改革，是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改掉或革除其旧的、不合理成分，采纳新的合理成分以适应新发展要求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改良，和文明改革类似，只不过改革常变化较大，更积极主动和激烈，而改良常变化较小，更消极被动和保守。所谓文明革命，是文明发展中采取的比一般改革更系统和重大的，甚至带有根本性的革新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转型，是文明从一种形态根本性地转变为另外一种形态的过程或行为。所谓文明复兴，是文明衰落后再次兴盛，并再创辉煌的过程或行为。例如，张岱年和程宜山指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也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走不通，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文明或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

再次，所谓文明政策，是文明体所采取的有关文明发展的行为准则。所谓文明秩序，是文明形成的有条理和组织的相互协调存在或发展的状态。所谓文明民主，是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强调各文明相互平等、自由发展、共商共决的过程或行为。

然后，所谓文明生产，是人类文明及其部分创造的活动或过程。所谓文明趋同，是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文明自身的一致、相互交流与学习等影响及环境共同塑造等所产生的文明间趋向于相似或相同的特性、行为或过程。

最后，所谓文明统一战线，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在一定条件下，为共同目标而建立或形成的联盟或联合组织。所谓文明共同体，是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兼顾不同文明利益和促进各文明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和支持的互助性组织或机制。所谓文明大同，是文明发展后形成的没有差异和冲突、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

（四）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整体性概念体系及其学科属性和社会科学一般性

为更清晰描绘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可将其应重点关注的概念体系归纳在图2中。

对以上体系，也许有人会说：虽然体系包含的概念都直指文明，为理解文明提供系统框架，但除文明绩效、效能、自由、自主、独立、利益、权利、责任、权力、权威、主权、霸权、合法性、平等、不平等、公平、正义、冲突、战争、疆域、边界、革命、秩序、政策、民主、统一战线等涉及传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广泛讨论的绩效等的核心概念，可构成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概念，其他很多并非学科关心的核心议题。总之，就是概念体系虽名为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但并不全是学科概念，甚至有些偏离。这一疑问事实上是不必的，可从如下几点回答。

首先，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以上体系所包含的概念中的“文明”都首先特指“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只是为了表达的简洁性才直接使用“文明”概念，故对所有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的这些问题的研究（包括本源、本身、发展及本身下面又具体包括的从本源相关要素到分布的所有研究）都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问题。

其次，就体系所包含的约百个重要概念而言，即使其文明不特指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且只按传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狭隘观点来看，也确定无疑属于学科独特研究范畴就有约30余个（比如，自由、权力、权利、民主、权威等），基本占三分之一。

再次，就学科自身而言，作为研究人类政治和公共管理现象的学科，研究范围广泛，重要概念丰富，并不限于上面说的30余个。例如，除它们外，起源、历史、传统、内容、要素、层次、结构、系统、体系、功能、价值、资源、资本、生产力、影响、能量、类型、多样性、异质性、多元论、一元论、自觉、偏好、尊严、合作、竞争、交流、对话、空间、扩散、发展、消亡、传承、变迁、改良、创新、转型、生产、共同体等，也都是学科常用概念，并对应有政治或政策起源（篇幅有限，只举两个学科中的一个例子）、历史等概念。综上所述，体系中纳入的所有概念，都是学科研究的重要概念。

然后，在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本就存在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即使一般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不太关注的很多概念（比如，文明起源、文明历史），就研究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任何社会科学必须被放置在其文化、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加以理解，但是社会科学同时也无法被简化为上述任何一种语境。即所有社会科学关注的现象，包括文明，都和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并经常面临“政治困境”。因此，如不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研究，也无法真正理解它们。特别地，面对当前已被高度“西方政治化”的现代社会科学，要为其祛魅，就首先需从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系统改造及发展新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开始。

当然，以上概念体系也只是初步的简化体系，只考虑了一部分概念，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发展；而且就其每个概念也还能发展出一系列子概念。这些都是今后研究需关注的。同时，所有这些概念不仅是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核心概念，需关注其学科特殊性，也需关注其一般性，可为发展更系统和独立的全球文明学提供基础。

四、概念体系发展的关键任务

（一）概念的概念分析

即使提出概念体系，要推进研究发展，还需对每个概念（这里的每个概念也首先特指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每个核心概念，且正如前述，其概念中包含的文明首先指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进行更深入分析。达尔等指出，规范理论中的关键术语往往涉及极为复杂的概念，因此语言本身往往就是达成一致的障碍。含义的模糊性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理解，并会表现出对有着根本冲突的政策的支持。例如，就本文最核心概念，即作为人类或其某些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有关其生活方式的较高的、有文化的、不断发展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体形态的“文明”来说，也需更深入分析。特别地，还须注意其自身二重性及中文“文明”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就“二重性”而言，一方面，它具有多样性，经常只有形式或生活方式不同，并无完全先进与落后或合理与非合理之分（例如，究竟是习惯或更偏好于吃面包还是面条），这是文明间的“不可通约性”，也是其多样性的来源。此时的“文明”是完整和无区分的“文明”，即无须再强调其先进或落后及合理或不合理相关的诸多特性。另一方面，文明的很多方面，无论从不同文明还是同一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等方面来说，也确有先进和落后及合理与非合理之分（例如，在面食不同烹饪方式中，油炸相对蒸煮而言更不健康），这是文明间的“可通约性”，也是其比较、学习、交流和互鉴的来源。此时的“文明”则是局部和区分的“文明”，即需区分先进、合理及落后、不合理等诸多特性。换言之，“可通约性”强调文明统一性，“不可通约性”强调文明多样性。因此，张岱年和程宜山指出，文明或文化也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或者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故此，在“文明”（civilization）外，还有“文明的”（civil，即先进、合理的或更先进、更合理的）用法。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明，在不同情况下也有这两种用法。当我们说中华文明，一般指英文civilization代表的含义，此时它是名词，代指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体形态，可用“文明（名）”表示；当说创造“更文明的”社会或说某人行为“文明”或“不文明”时，则指英文civil代表的含义，可用“文明（形）”表示。例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讨论的“文明”在很多情况下，指人类行为的一些被看作是文明和进步的规范、规则，包括一般所说的礼貌和礼仪等。当然，有时，在中文使用“文明的”这个词中的“文明”也可能不是“先进的”“合理的”等“形容词”的含义，而仅指作为“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体形态”的文明（即名词），即英文civilizational。例如，文明本源、本身、发展等概念及其包含的其他各级子概念中的“文明”，如替换成“文明的”，即可表示为“文明的本源”“文明的本身”“文明的发展”等，但此“文明”是名词“civilization”，“文明的”是英文“civilizational”。因此，可用“文明（名）的”表示英文“civilizational”所对应的中文词，用“文明（形）的”表示英文“civil”所对应的中文词。同理，说到“文明性”这个词中的“文明”，也有可能是名词（即表示“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体形态”的文明），从而使得“文明性”的对应英文为“civilizationality”；也有可能是形容词（即表示上述提到的“文明（形）的”），使得“文明性”的对应英文为“civility”。如此，则可用“文明（名）性”表示英文“civilizationality”对应含义，而用“文明（形）性”表示英文“civility”对应含义。综上，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及其概念体系的研究目标即要追求发展更加“文明（形）的”的“文明（名）”，以实现人类和世界具有更高和更好的“文明（形）性”或“文明（名）形”。具体到东西方文明交流下的中华文明发展来说，就是要在中华文明自觉基础上，不仅保持和发展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间“不可通约”部分的多样性，同时发扬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间“可通约”部分中中华文明具有更高“文明（形）的”部分或具有更高“文明（形）性”等的部分，同时改造乃至抛弃和其他文明“可通约”部分中不太“文明（形）的”或没有更高“文明（形）性”等的部分，以创造更加“文明（形）的”“中华文明（名）”，并不断提高中华文明的“文明（形）性”或“文明（名）形”，并以此更多地贡献于人类发展更加“文明（形）的”的“文明（名）”。因此，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不仅将文明定义为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且指出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不仅可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阶段，就是现在被视为“最文明”的西方文明，在千百年后都会使人们“为其野蛮而叹息”。我国学者虞崇胜也把文明定义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并认为其是不断进化发展的。

（二）概念的规范研究

在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很多学者认为，只有基于假设和数据等的实证研究才是研究，或是好研究。诚然，实证研究有利于检验提出的理论猜测、假设或假说，有利于发展更多确证性知识，同时有利于基于实验和数据等，发现一般很难简单知晓或无从知晓的现象、知识和真理等。但过于关注实证研究，或仅依靠实证研究，也可能使研究过于细碎化、追随化、应用化，从而失去进行重大原创和开拓性研究的能力。事实上，就人类思维逻辑来讲，既有基于多个事实而得出一般规律的归纳逻辑，也有基于前提、公理、假定等，并依靠一定规则推导新知识、新理论的演绎逻辑。前者更倾向于实证研究，也更利于发挥实证研究优势；后者更倾向于规范研究，也更有利于发挥规范研究优势。所谓规范研究，就是不介入具体实证数据的、主要依赖演绎方法的研究，其往往通过严密和系统逻辑推理、特定或特殊规范形式和严格形式化的方法研究。规范研究既包括价值规范研究，也包括科学规范研究。所谓价值规范研究常基于一些基本价值、道德立场和前提，或以特定价值、道德判断或规范研究问题，主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科学规范则主要依据一些科学公理、知识和理论等，通过科学、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和程序进行研究。

在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发展中，要进一步厘清诸多概念，也需进行大量规范研究。而且，应同时包括科学和价值规范研究。例如，就文明起源的基础概念文明本性和本能而言，除基于实验或调查等探讨人类具体文明本性和本能外，基于现有经过确证的有关人类行为、本性和本能等研究，也可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研究文明本性和本能。相反，对于文明自由、权利、责任、主权、平等、公平、正义等概念而言，要深入理解它们，正像要理解自由、权利等政治学基础概念一样，也需大量价值规范研究，从而才能在根本上构建有关文明自由、权利等的系统和抽象系统解释。正像密尔讨论的“自由”和罗尔斯讨论的“正义”一样，在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中，也需依赖价值规范分析，对诸如文明自由、权利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

（三）概念的实证测量指标和量表开发

如果说，概念的规范研究着重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概念的实证研究则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要研究是什么，特别在实证尤其定量实证研究中，首先需对概念操作化，使其可观测和测量（在实证研究中即变量），而要测量概念或变量，又需发展测量概念或变量的指标。所以，约翰·吉尔林认为，概念由名词、特征（即能够定义某种现象的属性，也即概念的内涵）、指标（即概念在现实中的指示）、被定义的现象（即概念外延）四部分构成。在戈茨的概念分析“三层次框架”中，第一层即基本层次主要是概念使用的名词，第二层是反映概念内涵的基本层的维度或要素，第三层是操作化的层级，即指标层次。例如，就民主而言，可能有不同研究维度或要素，进而有不同指标。例如，阿尔瓦雷斯等将民主维度划分为“争论”和“公职”两方面，并分别用“多党制”“行政轮流坐庄”两指标衡量“争论”，用“选举行政机关”“选举立法机关”两指标衡量“公职”；博伦和格朗让将民主划分为“政治自由”“人民主权”两维度，并分别用“新闻自由”“团体反对派的自由”“政府制裁”三个指标衡量“政治自由”，用“选举公正”“行政选举”“立法选举”三个指标衡量“人民主权”。因此，对概念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需将概念维度化，进而将其指标化。

例如，就“文明权利”而言，也可按研究者意志等，将其具体划分为四个维度：处理本文明的事务而不受外来文明控制或干涉的“独立权”；在相互交流中地位、权利、义务等平等的“平等权”；根据自己意志、资源和能力等自由发展的“发展权”；在受到其他文明强制性攻击等时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卫的“自卫权”。进一步，针对每个问题，也需采取不同指标衡量。例如，就“独立权”，可从“身份独立”“事务独立”“事务处理方式独立”三个指标衡量；就“平等权”，可从“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三个指标衡量；就“发展权”，可从“发展目标”“发展内容”“发展方式”三个指标衡量；就“自卫权”，可从“自卫地位”“自卫内容”“自卫方式”三个指标衡量。

要测量这12项指标，又需进一步开发严谨有效的测量量表。而量表开发常极为复杂：不仅需确定测量指标的细目、题项或问题，还需通过多种方法收集数据评估量表的因子结构及不断提高量表效度。例如，就“独立权”的三个指标而言，要开发衡量量表，就分别需对应“身份独立”“事务独立”“事务处理方式独立”，开发能衡量其具体内容的具体问题，然后用客观数据或主观调研数据等衡量，而衡量其具体内容的具体问题，就构成衡量量表。量表编制既可定性，也可定量。就定量量表而言，又有瑟斯顿、古德曼、李克特、语义差异量表等各种形式。例如，就文明“身份独立”的指标而言，研究可能提出“某项文明是否在文明交流和交往等中具有独立的文明身份”这样的问题，瑟斯顿量表采用“同意”和“不同意”两选项衡量；李克特量表可能给出六个选项：“强烈赞同”“中度赞同”“有点赞同”“有点反对”“中度反对”“强烈反对”。同时，除考虑测量结果准确性程度（即信度）外，还要考虑量表是否是特定变量真实测量的问题（即效度）。具体又包括内容、校标关联或预测、构念效度等。此外，为分析不同题项或问题间关系及提取共性因子，还需进行因子分析等。

（四）概念间关系网络体系构建

从研究功能来看，研究的最重要任务是发现未知知识，而知识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客观存在事物本身；二是客观存在事物间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在当代一般科学研究中，由于人类已了解很多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因此要进一步发现未知客观存在事物本身（比如外星人，比如一定程度上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强调的文明要素）常比较难，因此研究更多关注已知客观存在事物间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事物间普遍联系，了解事物间关系，就是了解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本身，而且因为这些关系不仅复杂，且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只有了解它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客观世界和自己的生活。对文明的研究也是一样。如果说，以上对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诸多核心概念的梳理和定义主要是说明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那么接下来较重要的任务则是要探讨这些概念间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进而在弄清概念间关系的基础上，弄清概念间的关系网络体系。

例如，在文明本源的文明本性、本能、起源、源头、基因等诸概念间，需分析文明本性和本能间的联系，及它们又怎样促进文明起源，又和文明源头、基因等存在什么关系。反之亦然，即要分析文明基因等和其他概念间的关系。同理，就文明本身而言，不仅要研究文明历史和传统的关系，文明内容、要素、层次、结构间的关系，文明功能、价值一直到文明惰性、韧性间的关系，文明类型和关系中文明自觉、自由、权利、权力、权威等间的关系，文明分布中从文明空间格局到文明景观间的关系，而且要研究这些概念的下位概念（例如，文明内容和要素下的不同具体文明内容或要素）及上位概念（例如，文明内容、功能、类型、分布等）间的关系。就文明发展而言，又要研究从文明发展、衰落一直到文明大同间的关系。当然，在整体上还要研究文明本源、本身、发展间的关系，乃至跨不同归纳领域或不同层次的概念间关系。因此，整体上形成多元、多维、多层、多样化交叉的概念间关系体系。总之，搞清这一体系，是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理解不同概念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当然，在不同层次上把概念间关系搞清楚，也是研究文明运行机制的必要要求，因为概念要素间关系的整体或局部性形态事实上代表不同运行机制本身。

（五）基于实验、调查、观察、大数据等的证据库构建

任何研究都是渐进的，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所有研究也一样。因此，要持续推进研究，还需构建相关证据库，以使研究能在不断积累基础上永续发展。证据库构建可采用多种方法。首先，可采用实验方法收集证据。依研究问题需要和研究者偏好和能力等，又可采用实验室、现场和问卷实验等多种方法。例如，可选择不同文明背景的人，在较多控制的实验室探讨不同文明交流或对话，也可通过在更为真实的现场（例如，跨国会议、联合国）等组织现场实验研究文明交流或对话，或通过间接问卷实验方法研究。其次，可采用调查等方法收集数据，既可以是问卷调查，也可以是定性访谈等。例如，可通过全球问卷调查研究人们对于文明自由或权利的看法；或通过对全球不同文明背景或特定文明背景的人研究，探讨特定群体的文明自由或权利观。再次，可通过参与式或非参与式观察收集证据。例如，可以参与者或非参与者身份观察不同文明间互动以收集数据。最后，由于电子和网络技术发展，现在全球大数据中也包含很多有关文明的信息，通过挖掘、使用和整理这些数据等，也可为研究积累大量证据。

从证据库类型来说，主要需构建两种。一种用以证明关键构念间逻辑和因果关系，亦是更为纯研究的数据库，可为研究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一种用构念和构念间关系解释现实世界，亦是能更好促进研究和实践间互动的数据库，可同时为研究和现实发展提供基础。

五、结论

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不仅是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但要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提出其必要性、可行性等后，还需发展其系统概念体系。因为，正如“盖房先烧砖”，概念不仅是进行思想活动、交流沟通等的基本工具，也是构建系统知识大厦的“砖石”和基础。因此，在导言讨论概念体系必要性后，本文首先分析概念定义并提出概念体系分析基本框架，进而对概念体系进行具体阐释，之后讨论概念体系发展的关键任务，以为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简明路线图。

从研究“范式”意义上讲，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也是发展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科学研究“文明范式”的需要。因为，在以往研究中，“文明”常被忽视或边缘化。因此，发展此概念体系，就是要在人类整体及各部分文明自觉基础上，“以文明为方法”，设置新研究议题，反思研究“文明短板”，为从“文明角度”展开研究开辟新路径。这对人类文明的不同部分和其整体发展，都极有利。但由于文明存在相互竞争及优势文明常更有权威、霸权等问题，优势文明常不愿看到“文明范式”发展。因此，发展文明范式的重要任务又落在当前相对处于劣势的文明身上。因为，对后者而言，这不仅关系研究本身，而且关系自身生存和发展。

然而，要打破优势文明主导的现有“范式”非常困难。首先，因“范式”本身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已接受旧范式研究者既认为其是“公认的”，就不会承认其错误或缺陷，更不会主动放弃旧范式。其次，即使认识到原有范式错误，由于已习惯其提供的“典型问题和解答”，也不愿意转向新范式。再次，更重要的是，由于旧范式本身在实现转变前，还控制着文明界和学术界，任何敢于挑战旧范式的文明及其研究都会受到其系统压制。然后，和一般研究范式更不同的是，文明范式不仅要改造研究本身，且涉及对文明自身的评估和重塑，这就使得其转变比其他范式转变更为困难，因为优势文明为既得利益，会百般阻挠新范式发展。最后，就其他非优势文明而言，也常会因优势文明崇拜、自信不足等，主动放弃对文明范式的接纳。这说明，要推动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及其所指向的文明范式的深入发展，不仅需全人类和社会各界共同协作，也需全人类和社会各界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