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宁|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一个兼顾公共性与学术性的档案

目前，人类正处于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技术变革时代，互联网革命在各个领域不断创造新发展机遇。尤其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文学科研究发生巨大转变。素来注重收集、整理、运用和解读大宗历史档案资源的历史学研究成为数字人文热潮中极具前瞻性的领域。英国的数字典藏建设和发展则颇具代表性，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及私人档案馆等先后在公共财政和商业数据公司的支持下，将大量原始手稿、文本及报纸等珍稀文献数字化。其中，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Henry Ⅲ Fine Rolls Project）堪称典范。

有关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大致分为三类。其一，运用罚金卷轴（Fine Rolls）探讨十三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这在客观上彰显了罚金卷轴工程对史学专题研究的助益。其二，聚焦罚金卷轴工程本身的技术路径。例如，XML TEI编码技术和RDF/OWL建模技术在该工程的具体应用；如何创建基于RDF/OWL的本体，以便对历史文档中的信息进行建模；基于RDF/OWL的本体如何促进相关数据源中隐性、隐藏关联的解释。其三，非技术路径的专门性研究。诸如，有学者将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人物传（Prosopography of Anglo-Saxon England, PASE）、中世纪苏格兰的悖论（Paradox of Medieval Scotland, PoMS）、加斯科尼卷轴工程（Gascon Rolls Project）、爱尔兰中书省卷轴（Irish Chancery Rolls, CIRCLE）等进行比较，以凸显项目组在实践卷轴使用公共性（democratise）方面的努力。实际上，更多学者仅仅概括性地介绍罚金卷轴工程，聚焦在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概况、工程启动的必要性等方面。

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对于罚金卷轴工程已然做出了不少先行研究，或集中于某一方向，或仅仅作概括性的简要介绍，但有关罚金卷轴整理时所遵循的路径和原则少有学者关注。基于此，以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为例，追溯英国档案库建设的路径和原则是本文主要的问题意识所在。本文着眼于在公共性和学术性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数字人文推动下的英国历史档案整理新格局，以期为国内历史档案的数字整理提供借鉴。

一、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及其技术路径

罚金卷轴是有关中世纪英格兰封臣为获取各种特许或恩惠而向国王缴纳罚金的记录。在位期间，亨利三世为后世留下56卷罚金卷轴。这些罚金卷轴提供了一个了解中世纪英格兰国家运作的窗口，呈现了国家如何进行日常管理和治理的详细图景。

经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的资助，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伦敦国王学院历史系和人文计算中心（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entre for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等机构于2005年4月启动了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罚金卷轴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4月到2008年3月，完成1216—1217到1248年间的卷轴翻译；第二阶段为2008年4月到2011年12月，完成1248到1272年间的卷轴翻译。

罚金卷轴项目组还制定了明确的编撰细则，要求参与者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并强调工程将会面向公众，以实现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公共性，力图实践公共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在《引领世界：英国艺术和人文研究的经济影响》的报告中，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将罚金卷轴工程视为“艺术和人文研究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驱动力”的优秀案例，“对研究英国政治、政府、法律、社会和经济历史而言不可或缺”。

罚金卷轴工程采用了XML TEI和RDF/OWL技术路径，尤其用于原件的数字摹本（digital facsimile）和翻译的数字文本两个层面，以便实现高度结构化的索引和复杂的搜索功能。

其中，基于XML TEI，项目组拟定了一套文本标识方案（textual markup scheme），包括卷轴的物理结构（膜和旁注）、日历项的结构及内容（structure of calendar entries and their contents，例如罚金的地点和日期、登记条目的正文、署证人名单），以及登记条目的语义内容（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entries，例如对所提及个人、地点和主题的识别）等方面。

同时，为了识别罚金卷轴中不同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项目组还采用RDF/OWL的技术路径。RDF/OWL允许计算机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关系的推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份陈述中载明菲利普·马克（Phillip Marc）有一位名叫布兰妮·马克（Britney Marc）的妻子，那么就不需要声明布兰妮·马克有一位名叫菲利普·马克的丈夫，这是因为推理引擎可以推断出此项史实。RDF/OWL还允许该数据集与其他使用相同本体论、相同URI（统一资源指示器）的数据集进行连接。例如，如果菲利普·马克也出现在另一个与中世纪诺丁汉有关的项目中，那么第二个项目可以使用与罚金卷轴项目相同的URI，这就能够同时在两个数据集中找到与菲利普·马克相关的条目。

运用数字人文的技术，通过逐件式地深入文本内部的数据结构化整理，项目组实现了知识发现的历史档案整理新范式。如卡彭特所述，“罚金卷轴项目是一个合作的完美范例。通过最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它向公众和学术界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历史资源”。

二、公共性的服务需求

19世纪开始，英国的档案意识逐渐从近代早期仅服务于政府行政和历史书写的阶级性，转趋对社会开放的公共性，档案呈现出向下走入公众的普及趋势与开放性转型。在此背景下，罚金卷轴工程的目标就是实现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利用的公共性。因此，在满足专业历史学家的需求时，项目组必须顾及那些有着广泛兴趣的非专业人士。项目组采取了诸如高度开放、翻译成现代英文、便捷的网页设计等措施。

（一）高度的开放性

开放是大数据时代数字档案资源重要的发展态势。“档案开放和利用作为发挥档案潜在价值、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必备途径”，推动着“把‘死档案’变成‘活信息’、把‘档案库’变成‘思想库’”的实现。

受益于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资助，罚金卷轴分1216—1248和1248—1272两个阶段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目前已经履行承诺。不过，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用户，往往更倾向使用传统印刷档案。其原因在于，用户可以合理地假设，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传统印刷档案仍然可用，而互联网资源则不确定。因此，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要求其资助的数字化资源储存在艺术与人文数据库 （AHDS）中。因此，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开放性有了一定保证。

此外，数字化档案也会面临新的风险。一方面，随着资金的变化，艺术与人文数据库的未来本身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相较于印刷出版物，网站的修改更为容易，这可能使后者变得很不稳定。罚金卷轴工程已经发生类似后者的情形。博客（Blog）是罚金卷轴工程的特色板块，通过博客的文章，用户可以了解项目组的活动、进程，更可以通过作者对亨利三世政治轨迹的还原，来了解罚金卷轴相关条目所反映的政治态势。但是，博客页面已经打不开，对于非专业历史学者、历史学专业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二）翻译为现代英文

罚金卷轴工程的目的在于促进亨利三世时期罚金卷轴的“公共性”。这意味着项目组必须考虑那些没有古文字学、拉丁语等专业历史学家技能的用户。

罚金卷轴原件是书记员以拉丁语的法院卷宗书写体（court hand）在羊皮纸（parchment）上集中登记。对于缺乏古文字学基础的群体来说，原件会让他们望而却步。1835年，罗伯特（Charles Roberts）对亨利三世时期罚金卷轴进行节选，并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命名为《保存在伦敦塔中的罚金卷轴摘录：亨利三世1216—1272》（Excerpta e Rotulis Finium in Turri Londinensi Asservatis Henrico Tertio Rege A.D. 1216—1272）。罗伯特的节选本是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版，这影响了罗伯特版本的传播。对读者而言，尽管该版本很容易获得，但鉴于晦涩难懂的语言等因素，它们像原件一样难以利用。因此，项目组决定将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翻译为英文。

翻译工作由德莱堡（Paul Dryburgh）和哈特兰（Beth Hartland）完成。他们不仅仅将条目正文翻译为现代英文，而且将所有的地名、教名（Christian names）、地名姓氏（toponymic surnames）都翻译为相应的现代形式。并且，为了保证译文的易读性，德莱堡和哈特兰采取了一系列方法。

其一，在每条令状的起始处，明确标注令状的时间和地点。在原件中，书记员并没有标注时间和地点，读者只能通过该令状所收录的相关令状进行推测，这自然不便于普通用户的阅读和理解。其二，为了保证译文的一致性，采用了客观的第三人称。例如，“concessimus”被译为“国王已批准……”，而不是“我们已批准……”，这其实保证了译文的流畅性，同时点明了主体是谁，势必有利于普通用户的理解。其三，在翻译时，项目组还注意将罚金卷轴和原始卷轴（originalia rolls）进行比较。这是因为，原始卷轴是中书省职员寄给财政署的罚金卷轴副本，会出现罚金卷轴中没有的信息。于此，译者纠正了罚金卷轴中的某些模糊或错误记载。其四，对于如“Farramus”或 “Serlo”等不常见的或废弃的姓名，则按照它们在卷轴中出现的顺序译出；对于一些无法辨认的地名，译者也会继续保留其在卷轴中的形态。

相较于晦涩难懂且拼写混乱的中世纪早期文书，将罚金卷轴翻译为现代英文无疑使其更易阅读，这是罚金卷轴工程中的重要成就，仅此一项足以“使得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网站物超所值”。

（三）简便快捷的网页设计

用户对页面的理解程度取决于设计，“设计可以帮助用户理解如何浏览网站以及在哪里找到有用信息”。尤其鉴于不少用户很可能是浏览互联网时偶然遇到该资源的非专业学者，这意味着网页设计必须简便快捷，以便这些用户能够尽快了解网站内容，并找到有用信息。

罚金卷轴工程的页面设计遵循简便快捷的原则。打开主页后，映入眼帘的是左侧导航，导航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其一，罚金卷轴的文本翻译和数字摹本，包括“Fine Rolls”子栏目。其二，关于罚金卷轴工程的介绍，包括“Project Information”“Style Book”“News”“Help”“Book Publication”“Commentary”“Podcasts”子栏目，主要聚焦罚金卷轴的整理进程、罚金卷轴本身的介绍。其三，基于罚金卷轴工程的重要学术成果，包括“Fine of the Month”“Related Papers”。对用户而言，得益于简捷的网页设计，罚金卷轴及其项目可谓简单明了。

其中，“Commentary”子栏目值得称赞。“Commentary”主要是有关亨利三世统治、罚金卷轴及项目底层技术的介绍。如学者所述，“背景信息对加深和拓宽学术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支持档案进一步发挥重要价值的潜在力量”。鉴于不少用户可能缺少必要的专业背景，“Commentary”子栏目更难能可贵。通过有关亨利三世统治的介绍，用户可以窥探亨利三世统治在中世纪英格兰历史演变中的重要位置，这无疑有助于强化对罚金卷轴的理解。

可以说，简便快捷的网页设计、详细充实的有效信息，最大程度保证了包括非专业学者在内的广大用户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了解罚金卷轴及其整理，并找到有效的目标信息。

总之，罚金卷轴工程遵循了现代档案公共化的发展态势，秉持着公益性优先的原则，呈现出相当的影响力。仅在2012年6月2日至2013年6月2日期间，外部用户对该网站就进行了22931次访问，102191次网页浏览。其中，8992次访问来自回头用户。此外，用户还来自英国（11699）、美国（5796）、澳大利亚（1092）、加拿大（844）、法国（431）、德国（360）、新西兰（205）、爱尔兰（155）、西班牙（145）和未知国家（146）多个国家。较高的访问量、突破英语国家的界限，这都彰显了罚金卷轴工程的公共性原则。

三、学术的严谨性

项目面对的不仅是普通用户，还包括大量的专业学者，“读者主要是那些利用中世纪晚期原始资料进行文本研究的学者”。事实上，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最常被图书馆、学术机构在线发布的“有关英国法律或中世纪资源的研究所引用”。

又据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调查，内容可靠性是专业学者在使用互联网资源时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为了达到较高的学术标准，项目组采取了不少措施，某些方面更是已出版中书省卷轴所不能比。

（一）严格且一致的翻译标准

实证史学的传统塑造了英国史学家的“档案洁癖”，表现为对史料精确性的高标准要求。但是，中世纪原始手稿的文书书写和拼法迥异于现代英文，史学家或档案学者的判读可能存在差异，乃至错误，这就导致学界对数据可信度提出疑虑。

因此，项目组制定了严格的翻译标准。由前可知，翻译工作由德莱堡和哈特兰承担，但译文还经过由卡彭特、克鲁克（David Crook）和威尔金森（Louise Wilkinson）等学术总监（academic directors）逐句核对。译者和核对者都是中世纪英格兰领域内的权威专家，这保证了翻译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其中，有关人名、地名、爵位、宗教节日和固定词组搭配等方面的翻译，项目组尽可能基于惯常用法。

有关教名（Christian names）的翻译，项目组主要依据《牛津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有关地名和源自地名姓氏的翻译，除遵循已有用法之外，还聘请专家作为顾问，诸如，文森特（Nicholas Vincent）对法国地名和地名姓氏的翻译贡献值得强调。有关宗教节日的翻译，项目组依据琼斯（Michael Jones）所编《英国历史专业学生日期手册》（A Handbook of Dates for Students of British History）。无疑，项目组将新近出版的权威著作作为翻译标准，这大大强化了译文的可靠性。

对于一些固定拉丁词组的翻译，项目组的译法可以作为业界标准。在亨利三世时期的王室档案中，一些拉丁词组频繁出现，对于一些专业学者而言，这些词语也是难以理解的，且未有可靠的出版资料作参考。于此，在权威学者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指导下，项目组将这些拉丁词组的译法固定下来，并将重要词组按字母排序整理。

（二）忠实地留存档案原貌

为发挥档案资源的核心价值，罚金卷轴的整理以历史主义为出发点。作为西方档案学理论的核心哲学思想，历史主义以尊重档案来源和形成背景为主导思想，旨在建立“还原历史”的基本框架。

目录本身就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文献资料的一部分，应被视为文献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信息工具。在一般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中，文本的呈现形式对于研究生产、社会阅读和使用而言非常关键。

于此，在整理中，项目组尽力保持罚金卷轴及其所登记令状的基本结构，弱化排版调整和编者主观性所带来的影响。亨利三世时期，罚金卷轴自10月28日至次年10月27日为一卷，每年一卷，每卷则由单张羊皮纸首尾相连而成。在排版上，项目组遵守罚金卷轴的登记顺序。一方面，项目组将羊皮纸按照时间顺序向后编号。这是因为，当打开卷轴时，读者最先看到的是最后一张羊皮纸。故而，项目组将罚金卷轴中最后一张羊皮纸编号为1，称之为Membrane 1。另一方面，就每张羊皮纸所登记令状而言，项目组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每卷重新排序。其中，对于令状中的特殊格式，项目组遵循已出版中书省卷轴的做法，将署证日期、署证地点和旁注置于令状的起始处；将署证人名单和授权人置于令状的结尾处。无疑，上述做法固守了罚金卷轴的原始顺序,维系了卷轴的历史面貌。这种按照来源原则的数字整理路径，“对于历史学家获取历史证据，并从历史活动主体出发理解历史，以及考证文件具体的时间、作者、受文者等具有关键意义”，同时，有助于史料真伪和内容考证。

有学者还强调，档案数字整理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将目录内容复制进数据库中，而在于如何将其他隐含的附加信息连同内容信息一起予以捕获。在整理过程中，有关罚金卷轴与原始卷轴的关系处理，项目组尤其践行了上述理念。

对于亨利三世时期而言，原始卷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罚金卷轴的补充。于此，项目组往往会标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便用户进行比较。诸如，在罚金卷轴所收录的每条令状下方，项目组会以字母作标记，注释该令状是否出现在原始卷轴中对于罚金卷轴中没有收录，但原始卷轴却有收录的令状，项目组会将之附在每卷罚金卷轴的后面，并注明原始卷轴。：其一，如果某条令状没有出现在原始卷轴中，项目组会注明“This entry is not in the originalia roll.”；其二，如果某条令状出现在原始卷轴中，但所记载内容与罚金卷轴相比有所不同，项目组会注明其在原始卷轴的具体位置，以及内容的差异之处；其三，如果某条令状出现在原始卷轴中，且两者所载内容相似，项目组则不做注释。此外，为了方便用户理解这些令状，项目组还会标注理解该令状所需要阅读的罚金卷轴其他令状。

简言之，项目组尽力囊括罚金卷轴的所有信息，这是已出版中书省卷轴所不及的。这无疑有助于强化用户对罚金卷轴所载录令状的理解。

（三）延续学术研究中有关参考文献的印刷传统

档案实践的进步不会为了适应新型载体的物质限制，损害诸如信息价值、来源、分类和著录等级等传统的档案原则。因此，为了保障电子信息的完整可靠，项目组遵循着历史学和档案学研究中的参考文献印刷传统。

检索工具的设置可谓典型例证。在档案整理中，检索工具相当重要。在历史学和档案学中，检索工具连同概念、规章被置于优先地位，其中，索引又占据着非常核心的位置。就知识管理而言，索引是深入到文本内部，以词汇为单位，打碎文本原有的篇章结构，是一种神经网络式的知识管理体系。罚金卷轴工程沿用出版文献惯用的索引格式，索引成为该工程的重要亮点。其一，索引分为人物、地点和主题三个类别，并严格遵循着习惯用法。诸如，在人物索引方面，项目组将王室成员按照教名排列；其他人则按照姓氏排列；相同姓氏者则按照教名排列；同名同姓者，则按照死亡时间或罚金卷轴所提及郡排列；如果不知道或没有姓氏，则根据头衔来源地排列。其二，犹太人不是依据姓氏单独索引，而是被归类在“犹太人”的标题下，以便象征性地被置于类似于他们实际处境的隔离区内。

此外，相对于传统文献的注释格式，项目组也做了改动，并得到后续纸质版本的认可，以脚注位置为典型。在传统的纸面文献中，脚注一般被置于页尾，这对于网络版来说显然不切合实际，项目组转而将脚注放在每个条目的末尾。在后期纸媒出版的罚金卷轴中，出版社也延续了网络版加注脚注的方式，这当然是对网络版设计实践的一种认可。当然，对于学者而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在印刷版和网络版之间就有了一种通用而方便的引用方法”。

（四）文本搜索作为传统索引的补充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档案整理与开发应当以解决人文研究问题为导向，以提供数据服务工具为关键手段。术语控制方面的标准化为用户的联机检索奠定基础，尤其是通过算法和模型，以可视化方法展现文本在词汇层面的知识关联，从中发现新的认知，是对传统索引的强有力补充。

诸如，项目组采用的文本搜索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索引，数字化系统中的直接检索会使检索结果的可预测性进一步降低，“这些信息是通过一连串结构化的、连续的属性特征的选择查到的，而借助于传统检索方式则很可能不会出现这部分检索结果”。基于传统格式的索引，用户可以找到提及该地点的所有条目。例如，如果对诺丁汉郡特伦特河畔的杜纳姆（Dunham on Trent）的历史感兴趣，可以在索引中找到提及杜纳姆的所有条目。不过，如果对杜纳姆所在的巴西特劳百户区（wapentake of Bassetlaw），甚至对整个诺丁汉郡感兴趣，那么通过文本搜索就会找到提及该百户区或郡其他地点的所有条目，而这些条目中可能没有直接提及该郡或百户区。

（五）载体不分离的数字摹本

对于历史档案文本的描述和解析，需要对历史档案的文本形态作内部和外部的全面审视。对历史档案的数字化而言，最大意义莫过于把影像技术应用于易损的或珍贵的文件，向公众提供代替原件的影像，在防止文件损坏的同时，清晰度还得到改善，并可以进行挑选、比较，便于新的研究。

作为历史的证据，历史档案提供了历史认知的基础。内部形态和外部形态更是自西方古文书学建立以来从微观考察文书构成要素和内容的两个维度，历史档案数字整理必须首先要尽最大可能地保障实体档案信息完整、准确地转入到数字系统之中。但是，在媒介化过程中，文本整理，乃至图像扫描往往无法完整地将相关要素信息迁移到数字文本之中。这一不足在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中得到弥补。

项目组将罚金卷轴的原件以数字摹本的形式上传到网站。图像查看器更是提供了许多工具，“允许用户将图片放大到相当精细的程度”，进而“获得非常高质量的原件图像”。在将鼠标放在图像上之后，用户可以控制滚轴的前后滚动来放大或缩小图片；加号和减号按钮提供了控制缩放的第二种方式，相对而言更易于进行更精细的调整。难能可贵的是，图片放大之后并未出现失真的情形，这就使得用户得以详细检查抄写员的手迹，以及罚金卷轴的其他细节。与此相应的则是图片平移（pan）功能。这是因为，伴随着图片的放大，大部分图片往往会离开屏幕，平移则使得用户可以将目标部分置于屏幕的中央。

进一步而言，借助图像的放大，项目组不仅允许用户在未持有文本的情况下查看和审阅文本，而且尽可能地弥补了因图像扫描所带来的损失，利于对文本的全方位研究考察。其一，尤其能够注意罚金卷轴的边栏涂鸦或注记符号等编辑文字内容时无法呈现之处，“避免了文本整理重文字而轻符号，局限研究眼界于撰写者传递的信息，却忽略经手人的介入”的不足。其二，对“原始书写格式与字迹的行为轨迹”呈现，允许用户在近乎真实感的阅读之下，“对中书省和国王政府运作有一种独特而难忘的洞察力”，还能“感知政治危机造成的官僚政治混乱”。

以上种种优势允许用户展开针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同时契合了阅读史料的潮流，即能够“通过分析读者在文书空白处所留下的注记符号，解读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或反应，乃至于整体时代氛围”，这无疑为手稿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六）与学术界同行的频繁交流

学术的严谨性还表现在项目组的频繁学术交流。项目组努力向学术界同行介绍罚金卷轴工程的进展，以便咨询业内人士的建议。为此，项目组不断参加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既包括诸如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举行的北方档案学家会议（Northern Archivists at Berwick upon Tweed）、在国王学院举行的揭示记录第五届会议（Revealing Records V Conference at King’s College）等中小型规模的会议，也包括诸如牛津条例750周年（The 7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visions of Oxford）等颇具规模的大会。此外，项目组更是特意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工程的进展。诸如，2011年3月，托马斯（David Thomas）、戈林斯（Tim Gollins）、坎宁安（Sean Cunningham）和约翰逊（Valerie Johnson）与人文计算中心代理主任斯宾塞（Paul Spence）就举行了一次会议，以讨论TNA未来在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网站上的可持续作用；再如，2011年2月9日，保罗·德雷伯在威尔特郡遗产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罚金卷轴中威尔特郡的午餐研讨会。

更为重要的是，以罚金卷轴的整理成果为重要依据，卡彭特为代表的学者频繁在学术会议上阐释中世纪英国政治社会演变中的某些重要历史问题，这彰显了罚金卷轴工程的学术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于2011年6月24—25日于国王学院举行的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结项会议，总计有70名代表参加，着重讨论了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特殊价值。这次会议有助于得到学界同行对罚金卷轴的认可和重视，而这成为验证罚金卷轴工程学术严谨性的重要评判依据。

四、公共性与严谨性的桥接：每月卷轴

档案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性，每个人都是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指出，档案工作者应放下专家的身份，不再控制和管理，与社会/社区（既有真实社会/社区，又有网络空间社会媒体连接起来的虚拟社会/社区）一道共建共享档案。佩特里克进一步把有关虚拟社区的资源使用分为传递机制（delivery mechanism）和内容体系（content system）两种门径。

传递机制其实就是利用互联网与其他历史学家进行交流，也就是为了便于专家更容易获得信息，把文章和信息放到网上，本质上只是网站对电子形式的书籍、期刊或讲座的取代。相对于传递机制，内容体系鼓励用户积极参与，是网站和用户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例如，维基百科就是这样的网站，通过允许用户进行修改来创建一个比较准确的记录。结合罚金卷轴工程而言，项目组突破了传递机制的传统模式，实现了内容体系的门径。

每月卷轴是罚金卷轴的特色栏目。2005年12月到2012年12月的每个月，学者都会对罚金卷轴中有趣或重要的罚金予以分析和阐释，总计发表85篇学术论文。

项目组对每月卷轴的重视程度毋庸置疑，项目组专家的高度参与可作为证据，其稿件数量约占总数的一半，包括诸如卡彭特、德莱堡、哈特兰、卡西迪（Richard Cassidy）、克鲁克、沃夫、布兰德、威尔金森等知名学者。作为十三世纪英国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以及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的组织者，卡彭特的作用尤为突出，卡彭特总计撰写了26篇论文，篇幅约占每月卷轴的30%。此外，论文以罚金卷轴为主要史料来源，选题比较广泛，包括政府与文献（Administration and Documents），教会、十字军运动和教士（Church, Crusading and Churchmen），森林和森林管理（Forest and Forest Administration），爱尔兰，犹太人，法律和继承（Law and Inheritance），郡和郡政（Sheriffs and Shire Administration），大宪章，农民、乡绅和土地保有关系，以及女性等类别。

但是，每月卷轴不仅仅有项目组专家参与，也吸引不少读者投稿，约有四十多篇由读者书写，其作用或帮助地方社区追溯并了解本地在13世纪的历史；或帮助地方档案保管员补充资料库，并拓展自身的知识；或为遗产组织提供一些建筑的历史；或被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引用作为硕士生的教学资源。侬尼集市的授权时间考证问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亨利三世时期，侬尼庄园（manor of Nunney）的领主蒙福尔（Henry de Montfort）获准每周三在侬尼举行集市，每年在圣马丁节举行为期三天的集市。村民认为侬尼集市起始于1260年，并决定在2010年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以庆祝侬尼集市建立750周年。村民们的依据为萨默赛特郡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原始文献，但是，该文献仅仅提及侬尼集市是在“我们统治的第44年”被授予的，并没有给出确切年份。

侬尼集市的确切授予年限也就成为一个难题。这是因为，亨利三世的加冕典礼是在1216年10月28日，即从当日到次年的10月28日为一个王室年份。以28日为分界线，这决定了2010年是侬尼集市750周年还是751周年。罚金卷轴的条目清楚地显示购买特许状的日期是第44年的10月25日，即确定侬尼集市授权年限为1260年，也就解决了上述难题。总之，基于种种目的，当阅读亨利三世时期罚金卷轴，并得到一定启示或帮助后，一些读者愿意以论文、报道等形式反馈给网站，并将其发表在每月卷轴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栏目上，并得到项目组专家的认可。就这一流程而言，每月卷轴就可以成为罚金卷轴工程桥接学术性和公共性的重要彰显，是研究思维的革新。

以下事实又保证和促进了项目组专家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其一，项目组之外的投稿都会得到委员会的审核。实际上，每月卷轴的稿件都被投递至卡彭特的工作邮箱，一些稿件甚至得到过专家组成员的指导。鉴于部分文章由非专业人士书写，审核能够保证稿件的质量，进而避免出现不可靠信息的风险。其二，每月卷轴的年优秀论文评选规则鼓励了读者的参与，其明确规定项目组成员、咨询委员会成员并不在参赛资格行列中，从评选结果来看，项目组有鼓励青年学者参与的倾向。比如，从2007年到2012年，总计评选出7篇论文，其中两位作者为在校学生，一位作者为助理研究员。

总之，这些丰富的研究使得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数据存储库，更有力地展现了罚金卷轴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拓展罚金卷轴影响的同时，每月卷轴实现了网站和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不再局限于传递机制的交流层次，而是达到了内容体系的高度。

结 语

就以往对中书省档案的整理而言，简单的数据化阻碍了对档案的充分利用。从19世纪后期起，在英国国家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的赞助下，包括“公函卷轴”（Patent Rolls）、“密函卷轴”（Close Rolls）、“罚金卷轴”（Fine Rolls）、“令状卷轴”（Liberate Rolls）、“特许状卷轴”（Charter Rolls）在内的中书省卷轴陆续出版。在此基础之上，21世纪初，一些大学等学术机构将这些已出版的中书省卷轴整理成电子版，供读者在线浏览或下载。不少整理成果并不对外开放，往往需要内部账号进行登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中书省档案的数字化还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数据扫描阶段，诸如文本搜索、原件的数字摹本、跨库检索等功能无法实现，也就阻碍了深度的学术利用。相对而言，借助数字人文技术，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卷轴的学术价值，并基于开放性原则尽力发挥了卷轴的公共价值。

建立易于与本领域类似项目整合的信息库，或允许跨馆交叉搜索是数字化的重要发展趋势。有鉴于此，除了继续进行13世纪其他中书省卷轴的数字化之外，项目组还将罚金卷轴工程数据整合到国家档案馆的全球搜索引擎中，同时与英国历史在线、伦敦国王学院历史网站的其他十三世纪史料实现交叉搜索。诚如学者所述，“我们相信，对于13世纪英国史学领域的未来几代学者而言，诸如罚金卷轴这样的主题资源将成为影响其研究的关键出版物”，如此，作为数字人文主义影响下的历史学者，支持这些努力的责任可能比我们所认识的还要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悠久的历史中，我国存留了数量众多的古籍。在古籍的保护上，数字人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在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数字世界中利用古籍、研究古籍、传承古籍，是古籍数字人文需要解决的问题”。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则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兼具学术性和公共性的理念下，罚金卷轴工程采取诸如便捷的网页设计等技术路径，尤其通过每月卷轴吸引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这可为我们在古籍的数字化实践方面提供借鉴。尤其鉴于我国的古籍数字化普遍缺少资源共享的自觉意识，不少数据库的开发只是供单一机构或者某个课题组使用，不愿公开发布，上述情形不利于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数字化实现了对古籍内容和形式的保护，亦即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但仅凭此显然无法实现“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目标。这就凸显传承性保护的重要作用，即在开发共享的原则之下，通过调动公众的参与让古籍内容活起来。否则，“如果仅仅在实体物质和文本内容层面将古籍保存下来，而缺乏文化层面的传承，古籍保护就只是小部分专业人士的工作，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能成为大众所关注的事业；古籍如果不能为后人准确认知和正确利用，古籍保护将失去其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