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嘉祺：运营一座美术馆是种怎样的体验？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总是带着一卷卷图纸回家，它们大多关于企业与商业的布局。唯独那次，一卷建筑手稿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邀请函。父亲喜欢摄影，最先便是通过影楼的摄影工作赚得人生第一桶金，然后才到医药界大展拳脚。企业的责任让他一度搁置了自己的艺术梦想。随着企业步入正轨，他重拾旧好。对摄影创作的持续热情与专注，一方面让他获得国内的最高奖项——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另一方面也为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成立埋下伏笔。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落成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政府开发长沙洋湖区域，并计划把这一区域打造成美术馆集群，这才有了李自健美术馆和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成功创建。 

2017年9月16日，我透过无人机的镜头看到了鸟瞰中的艺术馆，它像一颗宝石镶嵌在洋湖湿地公园连接的湘江风光之中。如果你也能看到我眼中的景象，就会理解“光影容器，艺术方舟”八个字。父亲常说他人生中有三件作品：一件是老百姓大药房，一件是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还有一件是湖南妇女儿童医院。相信只要走进我们的影像艺术馆，就能感受到我们对艺术的热忱和投入。 

为了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打造为中国顶级影像艺术馆，父亲抢救式收藏了万余件珍贵馆藏，包括早期历史影像、现当代影像甚至影像器材。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影像资料不仅记录了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刻，也反映了摄影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比如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记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地影像和最早的北京影像，以及多位中国当代摄影家拍摄的具有艺术创新性的摄影作品。这些极具研究价值和文化交流价值的馆藏，奠定了艺术馆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位列聚焦中国影像艺术头部学术机构的基础。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艺术馆的成功落地只是标志着硬件上的达标。而真正的使命是，如何面对公众，组织策展，以及进行馆藏的研究与传播。北上广的美术馆“闭馆潮”也教会我们，如何平衡和“自我造血”。

资本逐利，但对于公益性质的美术馆，我们更看重它的社会文化意义而非商业指标。“从影像出发，不局限于影像”是艺术馆从初始至今所坚持的理念。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艺术家、研究者、大众在这一场域里产生互动。为此，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在2022年成立了首届学术委员会，五位成员中除了有国内学者也有国外的专业人士。学术委员们围绕艺术馆馆藏、艺术家个案、国际性课题展开研究与策展。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学术委员会各方面的实践，推动影像艺术的学术研究，留下我们清晰的足迹。 

在成为执行馆长之前，我以董事的身份参与运营，那时候我发现艺术馆的受众分两类：一类是像父亲那样的忠实艺术爱好者，他们的年纪往往偏大一点；另一类是自然客流，包括被艺术馆的建筑外形吸引进来的年轻人。这既归功于长沙的网红城市属性，同时也归功于父亲和建筑师魏春雨老师的相互尊重与成就。 

有很多人讨论我们艺术馆的建筑。施工那段时间，父亲近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现场，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度，深度介入从设计到修建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在与魏老师的合作过程中，父亲没有让自己的主观意愿触及任何一处设计的修改。学院派风格的魏老师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明星建筑师，但他在设计中预埋了很多巧思。父亲出于对艺术的尊重，使得艺术馆百分之百依照建筑师的构想呈现。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建筑先后获得过多项国际大奖，比如2019年的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公共设施——文化及机构建筑类金奖，这也间接促使我们艺术馆在网红经济时代收获了大量“红利”。因为沾了建筑的光，让我们得以从疫情中逐渐缓过来。 

从运营的角度考虑，策划具有IP属性的网红展览有助于缓解此前客流骤减带来的运营压力。但作为艺术机构，美术馆的意义不仅在于艺术品的保存和展示，更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研究。我们同样需要具有高水准、学科性的研究项目，即便它们大部分是对“票房转化”没有助益的展览。这是美术馆运营者需要长远规划与平衡的问题。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馆藏影像资料主要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老照片，体量在2万张左右。虽然相比其他艺术品来说，扩充影像收藏的成本并不算高，但做到大而全、做到应有尽有，显然也不现实。学术委员会提出一个建议：通过艺术家个展来弥补馆藏的局限性。就这样，经学术委员会主席王璜生老师策展，艺术家黎朗的个展在与其代理画廊千高原的合作下开展。

另一个重磅展览也是今年的年度展览——安塞姆·雷尔的“人间烟火”，是我们对于艺术家长期观察的体现。四年前，“当我们谈论永恒时”在阿那亚艺术中心举行，我们的合作发展总监王溪给我发来了大量的展览现场视频与图片，那是我与艺术家作品初次相遇。

自从履职执行馆长，我一直在思考：若有件作品既能与艺术馆空间和谐相融，又能让人眼前一亮该多好啊，那一定能成为美术馆与建筑共生的新诠释。安塞姆的《风铃（菱形）》让我记忆犹新，在与马刺画廊提出合作意向之后，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对于我，即便早就看过效果图，内心还是忐忑的。直到《风铃（菱形）》真的挂上去那刻，我才笃信这果然就是我想要的。

事实上，艺术馆需要自策展，也需要合作展，同时也欢迎国内外不同类型的展览来丰富、完善我们的空间。相比于传统绘画和雕塑，影像艺术更难策展，不仅需要梳理脉络，还要从观者视角去呈现艺术家所表达的语境，不同题材凸显着思考的变化。对我们来讲，一切都刚开始，一切都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

在我的私人收藏中绘画居多，也有部分装置与雕塑。一直以来，除了看展览、拜访艺术家的常态，我偶尔也会跟着Art Basel这样的博览会去看去学习，过程中会有新的收藏理念与感悟。在我看来，收藏跟生活阅历、生活状态甚至是当下的情绪都相关，它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当我为自己选择藏品的时候，不会用美术馆扩充馆藏的角度来评定它。

湖南是一个有着巨大艺术品消费潜力的省份，但如何做到理解艺术，成为藏家，让艺术真正融于生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千姿百态的艺术市场，我曾想过做一家聚焦影像艺术的画廊，在细分领域深耕。但很快我就发现，只专注材料，画廊会越做越局限。

从市场角度来说，我们的客户大多数是年轻人，尽管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推广，新藏家理解影像的过程还需要时间，而很多年轻客户对于其他媒介各有偏好，众口难调；另外，寻觅新锐影像艺术家也很困难。

目前，中国最优秀的影像艺术家我们几乎都在深度合作。不仅如此，基于我自己的喜好、基于客户的实际需求，我们也在努力地做一些新的尝试，沿着当代艺术的方向，不拘泥于材料。

我认为长沙的艺术氛围是需要慢慢来培养的。老一辈有艺术品消费能力的人并不会把钱花在收藏上，这跟教育背景、生活方式有关系。相比之下，年轻一辈会更容易理解艺术的感受。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朋友曾在谢画廊的某件作品前驻足了很久，她之前对艺术品没什么兴趣，却被那件作品深深触动了，看着看着不由得潸然泪下。于是，这件作品就成了她的第一件收藏。主动走进画廊，又能沉下心来欣赏作品的观众还是少数。好在我们同时拥有美术馆空间，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观众走进来观看。

我们一直在做青年艺术计划这类的艺术家孵化项目，希望能够助力更多湘籍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一方面他们缺乏专业领域的关注，发声不足。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专业空间进行展示。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谢画廊，以及湖南影响公益基金会，组成了一套相对健全的体系。在体系的加持下，哪怕我们扶持的青年艺术家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受到市场的认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相信这能为湖南这个盛产艺术家的源头，打开更广泛的平台。

今年年初，我们尝试推进了一系列艺术和疗愈相结合的项目，就像老百姓大药房对病痛的治愈、医院对病人的救治，艺术疗愈也应属于治愈共同体的一环。据我了解，如今的希望工程最稀缺的不仅仅是物资，而是鲜有公平的机会让孩子们也能接触到艺术。我希望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可以尝试向他们提供第一堂美育课，从类似的角度出发，去做公益跟艺术相结合的事情。另外，部分老摄影家和艺术家马上面临传承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底片）能够进入美术馆空间得到妥善的保存与研究，我们也会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一部分工作。

我们家的价值体系很注重公益，对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个小小的规定——零花钱的20%用于慈善，比如参加学校组织的福利院活动等等。这不仅能培养小孩的金钱概念，也是一种公益态度的灌输——尽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想这些都是根植于家族基因中的。父亲创办老百姓大药房的时候，被视为中国医药行业的“搅局者”。平价药房的概念一推出，对老百姓来说是真真切切的实惠，但这个过程是历经波澜的。

我的爷爷奶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教育，但能够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将人生的道理传递给我的父辈。我的父母创业至今，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他们言传身教给我的，也不只是管理企业与经商之道，更有艺术的美好与社会责任。

这些一代代的累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究会指引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