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
我父亲是海外华侨，母亲是上海人，我出生在苏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就移居到了香港。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弟弟移民加拿大，而我的父母为了打理生意留在了香港。我大学主修的是商业经济，本来与拍卖行业的关联并不大。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多伦多继续学习绘画，同时也有幸结识了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先生，他经常带我去纽约看拍卖、带我去拍卖行拿书临摹画作。
1997年的最后一天，我坐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当时我母亲说，香港回归之后前景很好，让我们回来看看。我其实并没有打算长期留在香港，所以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谁知道回来之后，我母亲说：“你跟你弟弟都别走了，难道在加拿大有房子车子就这样过一世了吗？年轻人要回来闯一闯！”为了应付她，我说如果三个月内找不到工作，我就回多伦多，然后就随便丢了一些求职信给猎头。后来猎头问我，你知道有一个拍卖行叫佳士得吗？他们正在请客服。我就这样开始了跟拍卖紧密关联的一生。
当时，大部分国际拍卖行的中国艺术品部多是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艺术回来的，也几乎没有人是在中国长大的。虽然我的专业不是艺术，但是我在看藏品时总会有一些直觉，会提一些有趣的问题来请教各方面的专家——这件作品是不是清朝的，为什么会这样画呢……后来我就被调到瓷器部担任行政工作。
我的转机缘于两位佳士得的前辈，她们建议我走专家这条路：“你每年要接触上千件藏品，通过亲眼所见学到的知识，远比我们写论文所见的资料更有价值，甚至等我论文写完了，可能都还没有真正摸过这件藏品，所以你现在赶紧把握机会上手学习。”在她们的鼓励下，我开始转型。非常幸运的是，无论是同事、老师还是故宫的专家，大家都很愿意指导我如何鉴赏藏品。我在佳士得学了很多，基础打得很牢靠，我来到苏富比后才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我一直对老东家心存感谢，知遇之恩不能忘记。
我是在佳士得工作了15年后，于2013年加入了苏富比，因为我非常欣赏我的现任老板仇国仕先生，他的拍卖理念与众不同，我觉得我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的做法更具创新精神，并敢于尝试，比如他主导的“人间异珍：奇‧趣”专场，将不同时间地点、不同文化文明、不同宗教习俗中产生的物质遗产融合在一起，非常有趣。尽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极具挑战性，但我依旧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尝试。
在我们这一行，人才济济，像我这样没有艺术历史背景的人挺少的，或许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我是从实战中做出来的。
李佳：
研究作品的历史能帮助辨别真伪。2018年秋拍，我们上拍了一件“清乾隆洋彩黄地粉青透龙夹层吉庆有余玲珑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赝品，但我们始终认为它是真的。它的确和拍卖史上最出名的那件玲珑尊非常相似——2010年，在英国伦敦郊外一个小乡村的某座简陋仓库里，伦敦的布里奇（Bainbridge）拍卖行以4300万英镑落槌。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就在网上到处搜寻资料。终于，在1905年山中商会的图录里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和这件玲珑尊完全吻合——花纹、雕工、形状，甚至底款等等。我当时开心得真的快要飞起来了。做学术研究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当所有人都怀疑它时，你找到证据证明它是真的。
从资料看来，山中商会于1905年在纽约展出过这件玲珑尊，并于1924年把它卖给一位收藏家，之后由此家族一直传承。
后来我们又找到证据证明出我们这件和伦敦那件确实是一对，因为在1743年，督陶官唐英向乾隆呈上九件设计相当复杂的玲珑尊。你能想象得出，烧制成功一件得有多少失败的作品。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这样回复唐英：“那些单独一件的，多制一件让其成对。”只是在不同时间制造，这可以解释为何两者肩部纹带、底款有所不同。
最近与客人朋友讨论：“绘画和瓷器分别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终确定是真还是假？古画可以从绢、纸、墨进行判断，但瓷器真假的终极判断依据是什么？”我说好的作品一定会有流转记载。比如，清档里会有记载，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会看清档，就算清档提到了这件作品，现代人也不可能完全仿造得出来。
我一有空就翻清档，因为能从中受益很多。虽然我做古董20多年，但从来不敢自诩为专家，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要学。有时候我也会很无聊地打电话给故宫专家调侃：“乾隆朝的某个太监应该斩首。”对方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太监只记录了珐琅彩碗有25套，但没有记载它们的纹饰和尺寸。如果他们都写了，我做研究可就方便多了。”
李佳：
仅仅为了拍卖而卖出一件藏品，是没有灵魂的。一件藏品之所以会打动人并传承下去，除了其美学、珍稀度、品相等优越条件外，它背后的历程、它所见证的人和事，往往是这件藏品最令人动情的原因所在。
所以，每当我们收到一件藏品，无论贵重与否，我们第一步的工作都是要深入研究它的历史背景，从来不会简单地为图录填充内容就直接上拍。打个比方，如果我收到一件瓷器，要先去查阅它的记录——好的藏品一定有非常详尽的流转记录，然后把它的故事讲给潜在买家听，让他们明白自己购买的不只是物品本身，还有其承载的历史意义。
当深入研究每一件瓷器，我们甚至能从中了解当时的帝王的心态、喜好以及生活状况。比如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大量的异域珍宝，所以当时的瓷器设计中融入了许多异国风情的元素，才有了独特的扁壶和银器。而嘉靖跟雍正这两位皇帝都迷恋道家，因而他们的器物上常常能看到许多与道教相关的图案和符号。嘉靖希望能多生孩子，他的瓷器里也就有很多三十二子、十六子的元素。雍正不但追求长生不老，还对斗彩情有独钟——这种工艺是先用青花勾轮廓，再填上色彩，著名的鸡缸杯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不过，雍正对工艺要求极为苛刻，他喜欢非常规矩的斗彩作品，一旦发现工匠填彩出界，就会直接撤换工匠，还会讽刺他们：“谁设计的东西这么丑！”然而，我反而喜欢有些差错的作品，这些瑕疵反而增添了艺术魅力。
李佳：
最近几年，有好几场拍卖让我记忆极其深刻。第一场是香港富豪的家具专场。2020年，我们接到委托，处理他20世纪90年代购入、闲置多年的20多件家具收藏。疫情期间，我去货仓开箱、检查、修复，最后才将这些家具上拍。
当时的黄花梨家具拍卖市场一直非常沉寂，在编写图录的时候，我选中了一件香几作为领衔，并估了一个很合理但又极具吸引力的价钱——30万到50万港元，成功吸引了大量竞投者。有一个电话委托高达650万港元，拍卖官还专门找我谈话：“你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我说：“你就拍吧，肯定能到这个价。”结果最终落槌的成交价高达800万港元。整场拍卖总成交额超过三亿港元，直接炒热了当时低迷的黄花梨家具市场。
第二场是2022年4月，我通过电话替客户以3.7亿港元成功投得张大千的勾金青绿山水巨作《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刷新了艺术家的拍卖纪录。我记得当时我举着电话，所有人都在侧耳倾听我和客户的对话，有人说“她在说广东话”，有人说“她在说普通话”，甚至还有传言说这件作品是某人买的，最后没办法逼得他要亲自出来澄清。
第三件让我难忘的事，是我2023年再次遇到了曾经经手过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碗。当我再次拿到装碗的盒子时，发现上面竟然还贴着我十多年前亲手写的拍品标签，心中无比激动。能有幸两次经手同一件作品，真的是莫大的缘分。
在这个行业里，我想我是有情结的。做拍卖好累，但我对藏品永远有热情，只要看到不一样的珍品，我就又两眼放光，充满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26年来，我的生活离不开工作。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香港的公司都关门了，我们所有人都只能居家办公。但我这个“贱骨头”一天不上班就焦虑得不行。
我有幸有机会和故宫的老师外出看藏品。有一次在日本博物馆看官窑瓶，他们说看到我的眼睛在眨，就知道我一定是“职业病”犯了，一定在估算这件藏品值多少钱了。所以我现在也会克制自己的“工作狂”心态，休假期间我发誓不查看邮件，也试着不看电话，但我完全做不到，总担心会突然有事找我。客人们也摸清了我的这一点，有时候我跟他们说在休假中，但他们还是会问：“那只讲两句行不？”结果是聊个不停。
李佳：
10年前，国内拍卖行刚刚兴起，市场里热钱涌动，作品都被拍“疯”了，几乎无论谁的作品都能拍出上亿价格。慢慢地，一批原来的老藏家因为天价都望而却步，沉寂多时不再出手。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整个拍卖市场已经逐渐恢复理性，这些老藏家都回来了。虽然现在的市场价格肯定回不到10年前的水平，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价格区间，只有这样的价位，整个市场才可以细水长流。
你可能无法相信，以前一块小小的玉牌估价18万港元，结果能拍出200万甚至300万港元。而现在，哪怕是同样的物件，我的估价还是18万港元，要是最后能拍到100万港元，就已经烧高香了。有些藏家送作品过来，对我们的估价不太满意，他说：“这件我当年是花100万港元买的，你起码得估100万港元以上。”现在的市场真做不到了。
与此同时，疫情的冲击和科技的进步也改变了拍卖的形式，衍生出了当下非常流行的网络拍卖，吸引了一批新的买家入场。网拍不像传统大拍需要缴纳定金，所以新买家不会觉得拍卖还跟以前一样高不可攀，他们可以在网上轻松拍到几千到几万港元的艺术品。但其实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坑”，你一旦踏入就出不去了。有一些客人甚至跟我开玩笑说：“本来我觉得自己挺有钱的，但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太穷了。”
不过，接下来几年，我们要做的是保持苏富比一贯的高标准。我们也不会在网上拍卖太低价的藏品，而会让给下一个层级的拍卖行，所以，未来我们在网拍上也会设定一个价格门槛。毕竟，即使是几千港元的拍品，我们拍卖前要做的准备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李佳：
确实，这几年拍卖市场的藏家人口基数在日益缩小。很多以前动辄拍下过亿藏品的大买家都已经退出拍卖圈了。而一些刚冒出来的藏家二代，可能又跟我们传统的收藏品位不太一样。他们更倾向于收藏手表、珠宝和当代艺术，因为这些领域更容易理解，而古董是有门槛的，所以我认为对年轻人进行收藏教育非常重要。
我非常欢迎年轻人来参观我们拍卖行。与一些拍卖行不同，苏富比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不论你是否购买。我知道许多大学生可能暂时没有购买力，也不完全了解艺术收藏，但我依旧很乐意为他们讲解每一件藏品。这样，当未来他们想深入了解艺术收藏的时候，自然就知道要去哪里看，更重要的是如何更有品位地花钱。有些藏家二代起初也不爱看父母的收藏，但在我们这里实习后，逐渐了解艺术市场，还会回家跟父母一起研究，很多家长都为此非常欣慰。
当然，年轻人更偏爱当代艺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代艺术容易辨别真伪，年轻人都害怕交学费。但我总跟他们说，学费是肯定要交的，关键得看你交得值不值得。我经常提醒大家，即便你再有钱，收藏也一定要有主题，不能随意乱买，因为市场上充斥着大量赝品。很多客人抱怨苏富比门槛太高，拒收他们的藏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之前买的东西就是交学费的。因此，教育是必须的。
其实，苏富比的门槛已经大幅降低，变得越来越亲民了。如果你对不同类型的艺术感兴趣，欢迎来我们的旗舰艺廊逛逛。你可以在欣赏爱马仕包包的同时，顺便了解一下明式家具，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李佳：
自从今年7月，苏富比旗舰艺廊在香港核心地段置地遮打（Landmark Chater）揭幕以来，我们就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整个艺廊横跨两层，一楼设有七个展厅，并占据了中环交通枢纽中的临街地铺。展厅所有藏品打破了时间、地域、门类与材质的界限，从亿年前的恐龙到最近几年的球鞋，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巧妙地进行混搭展示，进入概念时代。
更重要的是，苏富比旗舰艺廊还开创了全新的艺术品销售模式，这是我入行26年以来想都不敢想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创新为藏家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如果暂时不打算出售自己的藏品，那就可以将其置于展厅展览；如果担心拍卖流标对藏品造成负面影响，也可以直接在展厅明码标价出售。与此同时，这也会吸引更多年轻客人，他们在艺廊里刷卡购买了艺术品后，就会加深对苏富比拍卖的了解，等开拍时就会再来。
10月16日，我们苏富比旗舰艺廊开幕后首场中国艺术拍卖的是广东潘氏的小听颿楼藏珍。潘家立业于清朝盛世，是广州唯一经营海贸超过百年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收藏从18世纪开始，历经六代传承，这在拍卖史上绝无仅有。这场拍卖将以宋仁宗、宋高宗临《兰亭序》领衔，非常值得期待。10月底，我们还会有两个重要的私人收藏，其中之一是日本重要的收藏大家坂本五郎。11月底，还有清代督陶官唐英的转心瓶及常规拍卖。
11月，我们还会上拍我前阵子收到一把乾隆的腰刀。起初，我觉得它的品相不好，但一看上面刻的“天字一号”，便觉得它可能非同一般。我随即请教了故宫的专家，他鉴定完之后，直呼这是一个突破性发现，甚至值得专门撰文研究。乾隆十三年到乾隆二十二年，历一生心血让工匠打造了天、地、人腰刀，这就是其中一把！只有了解这些，才能突显藏品的珍稀性。
11月底，我们将拍卖清代督陶官唐英的收官之作，是他于乾隆十九年时创作的一件珍贵瓷器。我喜欢研究唐英的生平，所以我常常为他抱不平。唐英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为乾隆鞠躬尽瘁，而乾隆是第二年才知道他亡故的。唐英之子上书给乾隆请求恩典，谁知三个月后，乾隆只回了一个字——“览”。这着实令我气愤，乾隆未免太过小气，他心中一定暗忖唐英在雍正年间创作了更多的佳作。但其实在乾隆时期，唐英也创作了许多有趣的作品，只是这对父子皇帝的品位差异不小。
话说回来，如今，整个拍卖行业已经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传统英式拍卖。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工作模式会变得更加灵活。我从前接受的拍卖教育是，我们要帮助藏家非常有品位非常体面地购买、出售艺术品。我依稀记得有一年我做巡展时，有一位客人问我：“李小姐，哪一件藏品可以在两年之内翻三番？”我当时非常生气，回答道：“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想迅速翻番，就去买股票吧。”但如果现在还有人这样问我，我可能会以完全相反的情绪回答对方：“那这件应该可以。”
我们必须跟着时代做出改变，不能再像老古董一样继续墨守成规。这些变化都是积极的，因为市场需要变化，也拥抱变化。
编辑、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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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力、Ana
Austen、Ana
由苏富比香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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