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我留意到女医护人员卫生巾短缺的情况，于是组织了朋友给她们捐卫生巾，后来捐献的维度变广，我们去到山区，给那里的女孩子讲解生理卫生知识，教她们爱护好自己的身体。这是2020年的事情，到现在过去了四年时间。
似乎并没有很久，因为人对时间的流逝往往是缺乏实感的，但对有些事却有着鲜明的记忆。我还记得2021年去青海支教，那边的小孩子还在读初中，而今年她们即将进入大学。
前两天我从韩国出差回来，刚巧拿到我们第一批资助的妹妹们的高考成绩单，你知道吗，那些女孩全部都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个妹妹模拟考的时候考了437分，高考考了616分。特别牛。那一瞬间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想想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她们人生中最初的卫生巾是我们捐的，在山里我们给她们讲自己的故事，陪伴她们成长——但我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怀抱着会产生如何颠覆的结果的想法。在我看来，伸出援手是一方面，但要让他人的人生得到真切的改变，却是一件太难太难、几乎不存在的事情。
而当你没有什么期待的时候，你会被事情的发展所震惊。
还记得我第一次支教去的是青海，那里的海拔有4800米。
如果是现在的我，肯定会思考自己行不行、身体素质是否能完成这件事，但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没什么是办不到的，4800米而已，说上就上。
上去后才知道，那里条件有多艰苦，除开我自己的高反外，那里的水资源也特别匮乏。站在那里只能望到天际和远远近近的高山，我当时感慨，像我这种高度近视的如果被拿走眼镜，这辈子都走不出那里。随后又忍不住在想，这么多的山、那么高的地，她们要怎样才能走出去呢，毕竟当地整个县城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仅有一千万。
去到那里的我们要辗转两三天才能抵达，但生长在那里的妹妹们走出来却需要花更久的时间，走出来的路也更难。
其实网络带给我们的信息茧房是很夸张的。当我每次和团队去各地支教的时候，看到那里的小朋友，发现他们要比城市里的小孩子“小一号”，因为营养摄入不均衡，所以个子普遍都不高，瘦瘦小小的。
而且孩子们也没有要好好吃饭、多多吃肉的概念，她们认为吃一根烤肠，就算是吃过了。而就在这种背景下，还会有小孩去拼多多上买一块钱的减肥药吃到吐血。
很多人或许都想不到，在青海那边有些女孩的目标就是读到六年级辍学去端盘子，然后养弟弟。
我之前和云南的女孩子聊天，她们对于人生中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的想象是昆明。曾有一个妹妹问我们：“姐姐，上海是哪个村啊？”
在她们的世界里，一个村庄和城镇就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天地，她们不敢想象自己打破这层屏障走出去，甚至当她们真正要走出去时，路费是非常昂贵的。
必须要承认，这是我没想到的一点。有个女孩子前几天告诉我，她当年考大学的时候考上了深圳大学，但去深圳的机票太贵了，她只能选择坐高铁可以抵达的城市，于是去了家附近城市的大学读书。我没忍住和她说，如果你要是去了深大，人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说是啊，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终于明白，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她们“不知道”。
她们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很远的地方读书，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做主；她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不养弟弟。我们也总是被她们关于自己叙事的熟练的回答震惊到，每次问她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她们就会说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之后呢？“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然后养弟弟。”
我就问她为什么要养弟弟呢，她说因为家里面很穷，要贷款养弟弟。我说打工很辛苦的，你先好好读书，照顾好自己吧。
她们都很震惊，因为她们没想过这件事，她们觉得这个叙事理所当然，从来如此。
所以每次去支教我都会叫上很多女生和我一起，她们都是志愿者，做什么工作的都有。我希望能让妹妹们看到女孩子职业的多样性。事实上大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常常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身边年纪大的姐姐，进而产生的目标。
我希望她们听了我们的分享后，意识到原来人生有很多的选择，自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每次我们都会在很私密的空间里和大家沟通，我能够在无数次的沟通里，感受到这些女孩身上巨大的痛苦。
比如有的小孩每天要走山路回家，到家后还要做农活，给家里人洗衣做饭，她很难过的，但是她还是咬着牙，说我一定要考出去，不然就要留在那里结婚生孩子；有一个高一的妹妹家里面已经收了彩礼了，但她一定要去读书，始终不放弃……很多很多这样的时刻会深深地触动到我。
疫情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很多，这一两年我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不论是裸辞也好，躺平也罢，都陷入了一种相对沉闷的生活状态之中。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世界努力也没有什么用，我的人生就这样了。
但我觉得，妹妹们让我看到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一种冲劲儿和热情，就像看贾玲的《热辣滚烫》给我的震撼感一样。
她们带给我的震撼和那种蓬勃的生命力，是我这些年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感触。这份能量没有真的“帮助我”，也不是在“帮助别人”，只是作用在了她们自己身上，但让我情不自禁地赞叹：好鲜活的生命力啊。
如果说我们去到山里，给她们带来了另一种叙事，那么她们这种坚持和努力，何尝不是在告诉躺平的我们，另一种叙事呢？
从一开始，我就对山区的妹妹们说：“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们，我们也不行。”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不是他人可以改变的。如果她们想要改变人生只能靠自己，我们最多就是提供一些辅助。所以虽然见了很多艰苦的环境、贫穷的家庭、落后的观念，但我从来没有“救世主情结”，我只负责把更多的可能性带给她们，剩下的希望她们自己选，路要自己走。
这应该和我的成长经历和学校教育有关。我是一个主体性比较强的人，在我的认知中，合理的诉求都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得到解决，所以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我要自己解决它。
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少年队代表大会，任何对学校的不满意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向上反映，寻求解法。比如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校服太丑了。于是我们学校从预备班到初三共四个年级的所有班长联合在一起，给学校提案要求更换我们的校服。
学校是怎么处理的呢？它采取直播的方式将校服厂的模特请到了阶梯教室，让所有的学生一人一票投票选出一款校服。
可能一般的学校做到这里就很好了，但我们学校更夸张的在后面。
学生人这么多，众口难调，就算选出了一款校服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导致上面的流程我们每年都会再来一遍，最后每一届的校服都是不一样的。你只要看他穿着什么校服，就知道他是哪一届的学生。
类似的事情我们做了好多：食堂的饭菜不好吃，提案；春游秋游次数太少，提案。老师也会培养和支持我们的这种想法，可能在其他人那里，这些不满意和不如意都会变成在背后说学校的缺点，思想路径到此为止。但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往前多走一步：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要怎样去解决它？
我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我妈妈觉得女人一定要接受教育，并且有自己的事业。他们有时候也会试图“管我”，但我都会和他们讲道理，最后结果就是他们都说不过我。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他问我做好准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吗，我反问回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先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自己达不到，我是不可能现在就准备好的。他就哑口无言了。
其实这也多亏了我的老师，她教育我们不论任何人跟我说的话，我都要先想是真的吗、为什么、怎么是这样。
所以从小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真正的权威，如果一定要有，那也是我自己的看法。
在我看来，有的女孩子的“弱势”在于别人怎么对待她都可以，是因为她本身毫无要求。当你要求别人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对待你时，他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
比如我从小就会要求爸妈不可以进我的房间，很多事情要先问过我的意见。我甚至会给他们列出好几条规则，让他们按照上面的来做。随后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就知道了什么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
现在我做“予她同行”，他们除了欢呼与鼓掌、支持和肯定，不会去做其他的事，也不会贸然提意见——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
经常有人问我，你做这件事家里人怎么看。我觉得好笑的地方是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根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不会有记者来问我你做这些事你爸妈是怎么看待的。
大家默认男人的事业不容置喙。可惜，在我这里，我做的事情也不容置喙。当有人的潜台词是“你做这些抛头露面的事情，你爸爸允许吗”时，我想说，我爸可是不敢不允许的。
“girls help girls”这一句风靡网络的话，其实最早是我们在“卫生巾互助盒”这个项目提出的。我的本意是，我们都去努力做前面的那个girls，去尽可能地帮助更多的其他女生。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女生觉得自己是后面的那个girls，她们在等待别人拯救自己。但就如我跟山区妹妹们说的那样，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真的帮到你。
你自己的所有问题，都只有靠自助或是互助才能解决。我们的人生故事里不存在天降的白马王子，也不会突然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降临，所有的问题都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
在“予她同行”之前，国内在女性发展方面的公益组织或团队的声量都相对较小，大家要么做得极度的小众，要么做得很激烈，往往将公益的重点偏移到其他议题上。我也是在经历了真正的“小马过河”后才明白，做一个公益组织绝没有想象中轻松和容易。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好事，一定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们的。然而事实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甚至有时要承认我们这件事的存在还会需要对方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于是就变成了一件在他们那里无所谓的、没有收益的事情。
而我最开始工作的重心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女性的卫生巾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山区女孩的生存环境也是需要提高和改善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公益交流会，有一位嘉宾是做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巾捐助项目的，他说我国经济发展得很好，已经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了。
坦白说如果是几年前的我，可能会有点小情绪，觉得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但现在的我会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特困家庭的定义是什么、家庭年收入是多少，他们通常都不是独生子女家庭，一个月大约花费多少……这样来告诉他，发生在我国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很多需求依然并且广泛存在。
做公益的不简单还体现在风险上。是的，你没看错，做公益是有风险的。
自我做“予她同行”以来，有的人人肉我的信息，有的人爆破我的手机，还有人直接上我家敲门。一个我两年前居住过的地址，至今还有人向那里寄奇怪的包裹。
学生思维的时候，我不理解这些。因为我没做错任何事，相反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上山下乡，财务透明，为什么会承受这样来路不明的恶意？不过，近两年崛起的女性意识让我想通了这件事，有些时候你遭受网暴、遭受恶意，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你是优秀的女人。
我必须要说，让我得以坚持下去的力量也来自于优秀的女人们，或者说，来自于爱——小时候我看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总喜欢讲爱，当时年龄太小，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缘由。
但我现在明白了，确实如此，爱能够让人前行，给人力量。
我们东亚女人，人人都缺爱，人人都需要爱。可是要怎样去获取爱呢？我觉得要么从自己身上自给自足，要么从我们的女性好友身上获得。
做“予她同行”，让我再一次接触、结识了许多可爱的女孩子。
比如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她们会激动地跟我分享，在她们那个年代没有卫生巾是多么痛苦，讲给我听卫生巾进入中国的历史，然后热心地表示要去帮助更多的女孩子；比如我们团队里所有人都是兼职的志愿者，大家除了做公益外还有正式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都是因为对于一些遥远的女孩子的善意和爱意。
包括山区的那些妹妹们，她们对我们的爱也是那么纯净。
我们去支教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社会身份，也不允许化妆，穿着打扮都很朴素，几乎都市里的一切标签都去掉了，但她们还是觉得你人很好、觉得你很棒，真诚地和你分享她们的心事。
在支教时我们有一个“夸夸环节”，会鼓励女孩子夸奖自己以及夸她的闺蜜。
每次一到这个环节，大家就会哭作一团，很多小女孩抱在一起哭，边哭边说我觉得你很好啊，你真的很棒。
这种时候你就会看到女性友谊最初始的状态，你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甚至有时候，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女性之间有天然的联结——在山村地区的厕所是没有门的，所以绝对都是两个女孩子一起去上厕所，一个帮另一个挡门。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只有跟自己的女性闺蜜互相支撑。每次看到这种场景，我都会觉得很触动，会让我再想起好像确实在自己人生半程的道路中，所有真正帮助过我、陪伴过我的，都是我的女性好朋友。
这可能就是女孩子之间的爱吧。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完全的正面，可能我们也会有拌嘴，或者我看你不顺眼、你会和我吵架。但是在遥远的层层叠叠的山里面，我还是会帮你一起干农活儿，跟你一起走夜路，一边唱歌，一同回家。
作为Tatler最重要的社群之一，Gen.T上榜人始终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过去几年里，每年我们都会在全亚洲评选出300位40岁以下、来自18个行业与领域的明日领域。我们常将他们称作“明日之星”，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是行业里的中流砥柱。
于是，在2024的年中阶段，我们制作了这次Gen.T深度专题报道之「小有所成·大有可为」，回顾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上榜人，在过去一年甚至三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获得的成长，拥有的感动，发生的故事，以及新生的愿景。
时代奔跑不停，是因为每个个体的脚步此起彼伏，接踵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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