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蘅：
在加入富艺斯之前，我曾是一名平面设计师，拥有一份花了10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事业。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被推荐给富艺斯兼职负责拍卖图录设计，并持续做了两三年。虽然在这之前我对钟表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发现相比艺术和珠宝，自己对钟表情有独钟。
从那时起，出于纯粹的热情，我开始自发地学习、研究。每天下班后，我都会花大量的时间上网搜索每一款表的信息及其独特之处，关注各大藏家的最新动态，并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渐渐地，我开始真正沉浸在这个领域。
钟表艺术之所以让我如此着迷，是因为我发现钟表美学和平面设计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相比一般的平面作品来说，腕表实在太小巧，但是每一个小小的表盘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设计巧思与精密的机械工程。制表师是多么有想象力，把如此复杂又精密的机械实现在这么小的体积里，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美学设计。
最终，我鼓起勇气向现在的老板、富艺斯亚洲区钟表部主管彭伟时 (Thomas Perazzi)毛遂自荐。放弃自己打拼出来的事业，离开舒适圈，一切从零开始，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幸运的是，富艺斯接受了我的请求，并让我有机会从一名负责图录设计的初入行者，做到腕表部门的拍卖联席主管和专家，再到拍卖主管，还有机会做拍卖官。
黄颖蘅：
如果一定要提到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我想迄今为止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第一次上台担任拍卖官。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因为对于像我这样害羞的人来说，站在拍卖台上面对众多观众开口讲话，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那次恰好是疫情政策调整后香港富艺斯的第一次现场拍卖会，我们的海外团队以及世界各地的藏家都专程飞来香港，其中最让我感到紧张的莫过于我们的大老板Aurel Bacs的到来。众所周知，他是世界顶尖的传奇拍卖官，我第一次做拍卖官就要面对他的检验，这让我备感压力。而且我还是那天开场的拍卖官，这意味着我的表现会为当天的拍卖定个调子，可想而知我有多紧张。
幸运的是，我平时就得到了我的拍卖导师彭伟时的悉心指导和训练。他对我的要求和训练可谓非常严格，但也得益于此，我最终顺利地通过了这次挑战。第一次担任拍卖官的表现得到了不错的反响，没过多久，我就受邀前往富艺斯纽约担任拍卖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到纽约做钟表专场的拍卖官，意味着我真正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之一。
第二个当然是2023年春拍“御藏百达翡丽专场”拍卖里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旧藏百达翡丽型号96腕表及一系列传奇遗珍的拍卖项目，我有幸参与其中，负责拍卖图录的概念和设计，并为富艺斯的藏家客户以4000万港元落槌价（不含佣金）拍到这枚珍贵的腕表。这一成交价也创下了三项纪录，分别是：最贵百达翡丽型号96、皇帝御藏腕表史上最高拍卖纪录，以及富艺斯亚洲钟表拍卖历来最高成交价拍品。
对我们来说，这个项目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拍卖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拍卖行做过那么深入研究的项目。整个富艺斯团队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联动全球钟表专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和科学家，找到最重要且最为充分的证据资料来证实这枚表确确实实是溥仪的，并跟藏家理顺这枚表的故事：它是如何从溥仪手中流传到市场上，再到我们富艺斯的。通过我们的研究和探访，补足了末代皇帝溥仪不为人知的五年，与这枚腕表有关联的、缺失史料的五年。另外，从拍卖图录的设计到纪录片的拍摄等一系列的包装和宣传，也让它远远超越了这场拍卖本身的意义。
我记得这块表当时竞拍了7分钟左右，以1800万港元起拍，引来6位藏家透过电话委托竞逐，最终被一位居住在香港的亚洲藏家客户收入囊中。我们团队的研究让他深知这枚表拥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这枚表是举世仅有的——这块表是百达翡丽在1932年被斯特恩家族（Stern Family）收购之后，推出的首个被分配了产品编号的复杂功能腕表系列。它还是第三枚已知流入市场的孤品级腕表，还没被处理和修复过，因此极为罕见。
在这场拍卖中，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从25岁至60岁不等的竞投者踊跃参与。我们也见证了来自中国书画、瓷器古董等不同门类的藏家争相竞投，为富艺斯带来崭新的客群。这一切是整个团队历时三年多努力的结果。
黄颖蘅：
除了百达翡丽的那块御藏腕表，2023年11月的另一件拍品也让我记忆犹新。
在上拍之前，我与藏家沟通了五六个月，才谈妥了那块备受瞩目的独立制表师Rexhep Rexhepi的RRCC I代腕表。因为这是他与富艺斯的第一次合作，我很能理解他会有一些担忧和考虑。我也深知，拍卖委托最重要的就是花时间和精力，向藏家传达明确的信号和十足的诚意，让他们感受到把藏品交给我们处理是完全可靠的。
藏家是一个很忙的人，我们约定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进行手表交接。然而，那天香港正刮着8号风球，出行困难重重。没有人在台风的日子里还要外出工作，但我坚信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交接的时间，那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履行我的承诺。
最终，这款红金黑面的RRCC I代腕表在拍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拍前估价为160万到300万港元，最终成交价达到了690多万港元。藏家对结果非常满意，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认可。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关于数字，更重要的是我们与藏家之间建立的信任和长期合作关系。
黄颖蘅：
说到钟表藏家的特点，现在年轻的藏家会更善于从网络上了解腕表，比如疫情期间运动型手表很受关注，而且运动型手表更适合新手入门。
资深藏家则更热衷于那些稀缺性的腕表，毕竟他们见过太多世面了。10年前男士们比较喜欢大的腕表，比如直径42或43毫米，现在则开始喜欢更优雅、更精致的腕表，比如表盘在38毫米以下的小尺寸腕表。同时在设计上，比较低调的款式更受大家的欢迎。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腕表收藏的行列。当然她们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中性，比如车、雪茄，以及比较刺激的运动，所以现在的女士不再喜欢特别女性化的腕表，往往更钟情于独立制表，因为独立制表更具个性化，更能通过独特风格来表达藏家的自我审美。
而且在我看来，大部分女士反而对流行趋势保持一定的理性，不会跟风去买时下很热门的腕表。大家更在乎自己戴这块腕表好不好看、能否体现个人风格，腕表是她们展现个性的重要方式。
黄颖蘅：
第一，要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以及何时寻求他人的帮助。我本身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很多工作我会做到最好，但工作任务那么繁重，我们要懂得知人善任，一定要学会合理分配工作，更要懂得何时需要寻求帮助。
第二，不要急于做出回答。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尤其是在拍卖现场那样的紧张氛围中，我鼓励大家勇敢地说出“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们的贵宾需要稍微等一等。因为如果匆忙中回答不准确，即使你认为当时的回答是正确的，也可能引发后续的许多问题，从而导致他们的不满。真正做到服务好藏家，我认为任何一蹴而就的行为都不如以更长远的心态和方式来得专业和有效。
黄颖蘅：
今年的秋拍，富艺斯钟表部将分别在日内瓦、香港和纽约举行多场拍卖，我们致力于为藏家呈现全球最顶级的钟表。
在日内瓦，除了原本的常设拍卖，我们还将呈现一场主题专拍，专注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怀旧钟表腕表，囊括定义该年代钟表制造业的时计。这个主题专场的名字是“Reloaded: The Rebirth of Mechanical Watchmaking, 1980-1999”，因为在经历20世纪70到80年代因石英表普及而导致世界钟表产业结构巨变的“石英危机”后，高端制表业界在80和90年代再度重生，迎来机械创意的复兴。在这20年的关键时期，制表师和钟表品牌深入钻研工艺，创造出许多历来最为创新且具复杂功能的机械腕表。这场主题拍卖是向钟表业的辉煌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
而香港也有一场主题专拍，会以日本钟表为主题。我们把这场拍卖取名为“TOKI（刻）”（日语译为“时间”），将呈现全球顶尖钟表品牌专为日本市场打造的经典时计、曾由重要的日本藏家珍藏的时计，以及由Naoya Hida 和Hajime Asaoka等日本独立制表品牌为本场专拍所创作的独一无二的作品。日本拥有悠久的收藏文化，当地藏家不仅重视精确度与制造工艺，也十分珍视和慎重维护藏品的状态。除此之外，日本有着丰富的机械钟表制造传统，其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末，并与意大利一样，拥有最早闻名于世的钟表藏家族群。秉持对钟表收藏的无限热忱，日本藏家以近乎苛刻的标准和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为推动全球钟表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钟表藏家族群的收藏口味多元，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独立制表师的创作在日本亦拥有大量拥趸，显著的例子包括Philippe Dufour的Simplicity型号约一半以上销往日本市场，而F.P. Journe全球第一家精品店也开设于日本东京。
这场拍卖不仅将重要时计汇聚一堂，更是对全球极为重要、历史极其深远的钟表市场之一的致敬。我们团队都非常兴奋，我个人对此次拍卖更是充满期待，因为此前没有任何拍卖行举办过专门以日本钟表为主题的拍卖。
编辑、采访｜
撰文｜
图片｜
视觉｜
范力、Ana
Austen、Ana
由富艺斯香港提供
ris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