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自2016年问世以来，便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洞察力迅速成为热议的焦点，荣获多项殊荣。陆铭在书中主张，中国应当积极推进大城市的发展，并为北上广深等超级都市的居民提供自由迁徙的权利。他强调，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源自于其公民愿意携手解决地区间的分歧，共同追求全民福祉。中国政府肩负着将亿万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为了充分享受这一红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优化我们的内部结构。
【核心观点】
首先，人口规模。特大城市人口不能简单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我们的很多公共服务，都是根据十几年前估计的人口规模来建设的，因此应该提高城市规划的准确性。
其次，城市病。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人口规模增长，可能会滋生一些城市病，但是人口增多，本身也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对于缓和城市病的作用恰好是正向的。比如，增加地铁的建设，提升环境污染的治理手段和技术，这都有助于缓解拥堵和污染。人口规模增长还可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因为特大城市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
最后，户籍制度。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最终对大家都不好。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因为户籍制度区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会是一个社会隐患。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问题，的确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充满了争论。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分享的这些观点，只是对于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个视角，但肯定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以管理部门为喊话对象，只是想提供一个思考维度，以及认知角度的多元化。本书作者陆铭也承认，也许他的有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太过理想。不过他认为，理想的意义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它。理想的意义在于指明一个方向，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参照系，一个国家的发展将逐步向这个目标靠近。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是一部深刻剖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巨著。本书以约20万字的篇幅，揭示了一个核心观点：单纯限制户籍流动并非解决“城市病”的良方。作者主张，唯有顺应市场规律，推动大城市的健康发展，我们才能在飞速的城市化浪潮中寻找到真正的均衡点。
在网络社区的岁月长河中，有一个话题总能激起热烈讨论，那就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如何和谐共处。特别是在那些熙熙攘攘的大都市，每当交通堵塞、雾霾笼罩或是房价飙升时，总有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外来人口。网络上的争论如同无休止的漩涡，各方观点交织碰撞，却鲜有定论。本地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外来者则坚信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应得到公正对待。
最后，本地人与外来人口能够和谐相处，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都将对所有人产生不利影响。
第一部分
第一个重点内容：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二者就像人的一双手，左手和右手，谁也离不开谁。
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串数字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它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揭示了我们过去城市规划的某种荒谬性。1983年，一座超级大都市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在2000年前将人口控制在1000万。然而，这个目标在1986年就被轻松打破，比预期提前了14年。1990年，这座城市再次规划，希望到2010年将人口限制在1250万。但现实总是出人意料，2000年时，人口已经飙升至1382万，又一次提前十年达成了目标。 这种趋势并未停止。2003年，这座城市再次设定了2020年的人口上限——1800万。但到了2010年，人口已经激增至1961万，又一次提前十年完成了“任务”。这一连串的数字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缩影，更是城市发展速度与规划预测之间巨大鸿沟的生动写照。
为何城市规划在人口管理上屡遭挫败？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每当城市吸引一位高科技专家，随之而来的便是五个相关就业机会：一名律师、一位医生、一位餐饮服务员、一位家政人员和一位超市收银员。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将这些职位划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大类。理想的比例是1:1，即三个高技能岗位（如技术专家、律师和医生）对应三个低技能岗位（如餐饮服务员、家政人员和收银员）。 然而，如果低技能劳动力供应不足，城市的生活成本便会上升。这不仅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比如，你可能因为保姆稀缺而不得不放弃雇佣；或者因为服务员不足而被迫在家烹饪——而且对于那些所谓的“高技能”人群来说，他们的工作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他们有其他选择，很可能会考虑迁移到其他城市。
所以说，一个城市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移进移出。越是你想留住的人，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也都想留他。这些人会比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在哪儿挣得多；另一件事情是，我在哪儿花费得少。按照这个逻辑，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低收入者，实际上是有利于增加服务业从业者数量，有利于提高城市吸引力的。我们应该像欢迎高技能劳动力一样欢迎低技能劳动力，因为他们提供的低技能服务，满足了城市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这个观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削弱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超特大城市没有体现出规模经济效应，应该反思的，是超特大城市存在的不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制度，而不能简单地怪罪于人口数量本身。
第二部分
第二个重点内容：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
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人口数量增长所导致的。表面看来的确是这样：一方面现在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污染和拥堵也越来越严重。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的确有某种相关性，人们常常会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于是，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数量多，是导致城市病的原因。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走过的历程：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西方国家环境恶化的时期。比如，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光化学烟雾污染，英国伦敦发生了大量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但是现在，你看，洛杉矶和伦敦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他们的环境改善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吗？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波士顿，特别是芝加哥、旧金山，从来没有出现过人口下降的情况，反而还有所增长。
这就奇怪了：人口越来越多，环境却改善了，似乎违反常理呀？如果人口因素是导致城市病的重要原因，那国外的这些大城市人口增长了，城市病应当加剧才对呀。
通过分析，专家们找到了这些城市环境改善的原因。原因之一，是职住分离。所谓职住分离，指的是你上班的地方与你居住的地方的距离。如果两者之间离得很远，那么你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就会很长，就会加剧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
比如美国，当大量人口流入特大城市以后，因为居住条件的限制，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往郊区迁移，当他们居住在离中心城区大约10到20英里的地区时，整个城市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因为长距离通勤而恶化。这个跟咱们中国某些大城市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城市在人口搬迁到郊区的同时，就业有一个分散化的过程，工作岗位是跟着人口居住一起流出的，这样，人们的通勤距离不仅没有变长，反而可以就近上班。在中国的某些大城市，往往是在城市扩张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职住分离，由此造成了一些被戏称为“睡城”的居民社区。
环境改善的第二个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人口越多，会使城市病更加严重。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些可以使城市病得到缓解的因素，比如说产业结构调整。全世界的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几乎都偏向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会使城市变得更干净。伦敦、洛杉矶、东京等地的污染之所以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原因就是工业化。但是各大城市随着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当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时，污染情况就能得到改善，排放就会减少。在西方国家，排放的大量减少还和清洁能源的标准提高有关。
环境改善的第三个原因，是技术和管理。我们目前在城市规划或者在城市建设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就是人们总是把城市病，理解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比如在乘坐地铁时觉得很拥挤，这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当面临地铁拥挤的时候，是应该减少人口呢还是应该建造更多的地铁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地铁拥挤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太多了，但事实上，我们应该通过增加地铁的建设来改善这个状况。尽管现在有些超特大城市，地铁长度在全世界都算是排名靠前的了，但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我们还需要建设更多的地铁。
随着地铁线路的不断增加，城市的运载能力不断提高，大客流一定会越来越多，甚至在未来会翻倍。在发达国家，有些地铁运营到凌晨一两点，班次之间的间隔普遍是一两分钟，但我们的城市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换句话说，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
另外，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我们总是抱怨学校太拥挤，医院太拥挤。当面临这种短缺时，应该做的，恰恰就是增加学校和医院的数量。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特大城市，它的许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数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的人口增长数，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增长数。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必将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如果不根据这个人口增长的趋势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会使得未来的城市病更加严重。
中国的超特大城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末所规划的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但无一例外，这些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远远低于今天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例如某座地铁站最初是按照1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结果地铁还没有开通，周围小区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由此而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就不能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超特大城市当年的规划，没有科学、准确地预测到今天的人口增长规模。
如果你现在问一些城市规划负责人：“我们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大了？”估计很多人都会回答：“当然太大了。”那要不要限制人口呢？他们会说：“当然要限制。”这就是我们惯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别的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怎么办？比如，你到纽约、东京，你去问他们：“纽约、东京是不是太大了？要不要想办法限制人口？”事实上，在那些国家里，是不会有人问这种问题的，因为没有意义。纽约、东京，他们一没有户籍制度，二没有国家来调配土地资源，为什么要限制呢？又从何限起呢？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城市化，未来还会有很多人进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肯定会增加。当全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想让大城市的人口不升反降是不可能的。未来一定是全国各地所有城市的人口同时增加，差别只在于不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科学地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地治理城市病，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重点：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最终对大家都不好。
外地人来到城市，就算得不到户籍、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但他既然来了，就说明他一定是凭自己的本事，创造了比他拿到的工资更高的价值，换句话说，新移民创造的经济价值，是超过这个人的社会成本的。
反过来，如果一味地限制人的户籍身份，外来移民在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他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一种动机是养老和预防生病，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第二种动机，是人们预期未来要回老家，所以不敢买耐用消费品；第三种动机，是人们预期回到老家以后，自己的收入会下降，所以他要把自己现在挣的钱留在未来花。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下，当一个人没有本地户籍的时候，他的消费会比有本地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到20%。
当大家都去储蓄的时候，节省下来的钱往往是本来可以消费服务的钱，而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呢？其实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有研究发现，当一个城里的外地人把越多的钱寄回老家，他所在的城市里本地人的工资就会越低，这就相当于有一个本地的消费需求，通过汇款汇到了外地人的老家。所以，对外地人的限制，实际上是不利于本地人提高收入的。
我们拿橘子来做个比喻。外地人拿走的并不是本地人手里的橘子，因为外地人来了以后，经济蛋糕在做大，也许本地人原本只有一个橘子，现在变成了两个。你把外地人关在门外，相当于你自动放弃了把蛋糕做大的可能。而且，现在的人口流入地，也就是本地，都日趋老龄化，外地人的进入其实是在帮本地人养老。因为你有需求，本地的劳动力供给又跟不上，正好外地人来填补了空缺，这个填补空缺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就是第二个橘子。很多时候，这个橘子是被拿来养了本地的老龄化人口。
如果从公正角度来理解的话，有些问题常常会被理解为分蛋糕的过程。实际情况是，这个蛋糕并不是说给这个人多了，另一边就肯定少了。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整个蛋糕是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如果你不公正，可能整个蛋糕就都变小了。
让户籍和公共服务挂钩，其实是在歧视“低端”劳动力，而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恰恰就是他们。说实话，现在大城市里那些排斥外地人的本地人，他们的祖上也曾经都是外地人啊。很多城市只想引进高精尖的人才，这就好比我们都只想要今天光彩照人的麦当娜，殊不知年轻的时候，麦当娜就是在美国纽约酒吧里唱歌、住在地下室里的一名打拼的外地人。一个行业的人群结构一定是像金字塔形状的，麦当娜是从底座不断通过市场竞争淘汰，才到达顶尖的，如果你当初把底座拿掉，就不会有今天的麦当娜了。
再比如，现在大城市的那么多大企业家都是怎么来的呢？都是市场经济的土壤孕育出来的。很多大企业家20年前也都是外地人，就像美国硅谷里的很多大佬，原本就是没毕业的大学生。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这些人了，在这些你不要的人里面，你怎么区分哪个是未来的扎克伯格呢？艺术家的命运也是一样，所以，世界上很多城市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往往会保留一些破败的街区给艺术家。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2016年8月，北京市对外发布了《积分落户管理办法》。按照“办法”，符合一定条件的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可以通过积分落户申请获得北京户口。在北京之前，上海、广州和天津等地已经出台了积分落户政策。特大城市中，上海2013年7月首先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规定满足本科以上学历、在沪投资创业等条件就可以申办上海市居住证。持证满7年后，同时满足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等条件，就可以申请上海市常住户口。随后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也都相继出台了居住证制度。也许有人会说，相对于庞大的外来人口数量，积分落户只是杯水车薪，但打开的门就不会轻易再关上，改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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