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城市经济，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无论是日常的新闻报道，还是网络论坛上的热议，人们都会关注城市发展的有关议题，比如城市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排名，国内外直接投资额度，地铁线路的长度，重点高校乃至高楼的数量，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数据，作为判断城市发展程度的指标，归根结底是为了探讨，哪座城市在经济上更有前途。那么从宏观角度来看，一座城市，它的经济得以增长的根源是什么?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经济成长的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市各类产业的发展、转型和升级，应当说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本书就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
《城市经济》开篇便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即：农业和农村的出现，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作者从这一观点出发，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城市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城市经济实现成长的途径，并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城市经济的作用。同时对于理解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和升级，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作者简·雅各布斯，是一位美国人，出生于1916年，和张爱玲是同一代人，她既不是职业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也不是专业的经济学者，但她却称得上是20世纪后50年里，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雅各布斯在年轻的时候，当过记者、速记员和自由撰稿人，在撰写有关当时美国城市重建的报道时，对城市的发展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她开始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洛克菲勒研究会的资助下，写出了一本震撼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城市规划界的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其对城市多样性的推崇，和对城市的复杂性及发展方式的深刻理解，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并完全改变了城市规划这一学科的走向。
城市根本不是来源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反，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转移到城市之外的专门化的工作，由此才有了农村的出现。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只有城市才会在旧工作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产生新形式、新种类的工作，而新工作的诞生有赖于城市里那些看似无效率的部分。城市经济的成长，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通过那些产生出口产品的工作不断增加来实现；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进口置换产生的地方性工作来实现。而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使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往复式系统。
第三个方面，了解一下城市经济的成长方式。
第一部分，城市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发源地，甚至农村和农业也都是因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
一直以来，历史书都在告诉我们，城市是从农村发展而来的。先有了发达的农村，然后才逐渐出现了乡镇、城镇乃至城市。人类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开始，逐渐从游猎转向定居并发展农业。最后，随着农产品的大量剩余，产生了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与劳动分工，由此作为城市形成的基础条件。从大的历史发展方向来看，这种观点似乎说得过去。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由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的发展顺序，只是从表面上解释了早期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城市无法在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就得到发展，那么对古往今来任何国家和政权来说，城市的发展就应当始终依赖于农村的农产品生产而居于次要地位。
把农产品换成电来打比方，就会发现传统理论的荒谬之处：既然大型电力设施往往设在农村，而现代城市又极度依赖电力，那么按照传统理论的逻辑，首先出现的应该是没有电的农村，而由于农村人及时发明了电，并产生了大量结余，所以城市才能用上电。显然，这与我们在现实中的经验是完全违背的。因而，作者得出了大胆的推论——城市的出现不仅不晚于农村，而且城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发源地，城市一直以来都比农村更为重要。
那么作者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她先从城市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讲起。放眼今天的世界，最彻底的农业国家农业生产率反而最低，而城市化最彻底的国家，生产的食物却最为充足。在今天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国度，人们可以发现收割机、喷洒农药的飞机、完善的灌溉系统和电力设备，而每个人都知道，发明、设计和建造这些产品的活动都发生在城市中。
如果说改变和提高农村生产力的设备都来自城市，那么新的技术也一样。事实上，即便是农业生活的核心——耕种，其技术革新的源头也是来自城市。早在18世纪，通过引进新的饲料作物和轮作制度，欧洲出现了“18世纪农业革命”，农田日益肥沃，人口和牲畜数目都迅速增加。就算是在现代，农业实践也是从城市开始的。比如肉类加工企业，当前就处在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过程中。为城市消费者宰杀和包装肉食、用动物脂肪生产肥皂等所谓的“乡下劳动”，以前全都是城里人干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城市的工商业与农业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都只是人为的想象。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农业，恰恰就是那些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产业。
为了论证这一点，作者做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她虚构了一座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名叫黑曜石城的远古城市。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附近有一座死火山，火山石经过加工后能变成锋利的狩猎工具——黑曜石。新石器时代的人依然以狩猎为主，因此附近的猎人们经常会携带猎物到这里换取火山石产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曜石城的进出口经济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出口产品，这些新产品都来自于当地的地方经济。比如城里人用来装黑曜石的兽皮袋，还有箭和矛；与此同时，黑曜石城的工匠也会仿制一些抢手的“外地”产品。
作为贸易中心的黑曜石城逐渐壮大，而它的大宗进口货物之一就是从贸易中获得的野生食物。于是，在黑曜石城保护、存储和销售这些野生食物的过程中，发生了对易驯化动物的无意识选择和对偶然出现的高产杂交种子的有意识培育，从而诞生了畜牧业和种植业的雏形。渐渐地，黑曜石城所有的食物供应，都来自其领土内的野生动植物以及新出现的家畜和农作物。总的食物供应增加了，但是由于新的食物生产方法大大增加了自产食物的量，食物进口反而减少了。
既然不需要进口那么多食物，黑曜石城的人们可以进口许多其他东西，这样城市的市场就越来越繁荣，而易货贸易的需求也逐渐变得多元化，原先供应食物的部落也不得不将他们地区的毛皮、兽皮、兽角等新的材料带来交易。新材料带来了新产品，新产品带来了城市的新发展——新工种出现、新出口增加、城市规模变大并且日益富裕，甚至吸引了一些周边部落的人来这座城市定居。这样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市，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更能成为农业产业的孵化器。
那么，农业是如何从这样的城市走向乡村的呢？一项产业之所以会转移，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它们需要占用太多的空间。与放牧相比，种植谷物需要占据的空间较少。而放牧则需要很多土地，最终必须将牲畜从城市里转移出去，牧民及其家人也随之迁移。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谷物种植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由此开始，远古城市周围首次出现专业化的农业村庄。而这种专业化社区的作用，正是以区位优势承接来自城市的产业。总之，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创造的产业和农村产业之间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区别，“城市消费”和“农村生产”之间更没有壁垒。因为，农村生产恰恰是由城市消费创造出来的。
第一部分，作者为论证了她的颠覆性观点：不是农村的经济活动塑造了城市，而是城市的经济活动塑造了农村，城市一直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
第二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产生新的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城市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那么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城市经济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实，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城市会不断产生新工作。如果城市不能增加新产品和新服务，而只能重复旧工作，就显然不可能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增长与发展有着很大差异。前者只是财富量的不断累积，后者则是社会各方面综合性的进步。
那么，新工作是怎样产生的呢？作者认为，每一种新工作，都是通过一定的逻辑从特定的旧工作中产生的。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所有过程中，都有一个核心的基础环节：那就是在旧工作基础上创造新工作。这些新工作有合法的和无害的，也有非法的和有害的，比如电话诈骗、高利贷乃至传销，或在网上泛滥成灾的网络水军等等。
总而言之，新商品和新服务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需要以旧的工作为基础。新工作不是通过直接替代旧工作产生的，而是在旧工作的部分环节里添加出来的。当人们把新工作添加到旧工作之中时，就增加了经济生活中的分工。在新工作产生的过程中，创新无疑是最重要的。不过，模仿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一条可行性很高的捷径。其中最具戏剧性、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另立门户——几个了解原组织某项工作的人，在离职后独立地照搬他们之前旧工作的某些部分，并在其中添加一些新工作，形成新的业务甚至新的产业。事实上，从中国东南沿海的众多民营工厂，到硅谷的无数IT企业，很多最出名的创业神话，另立门户都是创业起步阶段最常见的环节。
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什么另立门户的小企业反而比在大企业中更能产生新工作呢？很多人认为，大企业的分工更加精细，在生产上比小公司更有效率，在增添新产品和新工作也就是创新方面上，应该比小企业更有优势。但事实上，大企业往往受制于组织结构的框架，特别是为了保持生产效率和规模优势，无法像众多小企业那样，在任意方向不懈尝试，向旧工作中添加新工作。当大企业在城市乃至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时，因为为经济创造新的商品及服务赶不上社会或市场的需要，使其发展出现停滞；而当停滞变得严重时，大型企业又反过来无法获得资源来阻止业务的萎缩。一城乃至一国的衰落，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这个角度说，另立门户的小企业的最大价值，就是使那些已经存在的工作从整体工序中脱离出来，并做出添加新工作的尝试。那么，怎样才是在城市里创造新工作的最有效途径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城市中最能有效产生新工作的地方，恰恰就是它在生产上最无效的地方。正如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不如各种有大工厂驻扎的城镇在生产上有效率；或是在中国，从事各类小商品生产的东南沿海城市，不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和中西部资源型城市搞的重工业有效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一类无效率的城市不断开发出各类新产业，创造出新工作，人口不断流入；而后一类有效率的城市则随着旧产业而陷入停滞和衰落。
为什么有效率生产的城市反而更容易失败呢？因为这些城市的大多数工作都被整合进了单一或有限的少数几个产业，在提高旧工作生产效率的同时，失去了创造新工作的机会，牺牲了未来的发展。事实上，不光企业如此，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的那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从古代的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到近代的伦敦、巴黎，到现代的纽约、东京、上海，其经济都从未依赖于某一项或某几项产业，而是包罗万象，这才是它们成为所在区域经济增长核心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部分，城市经济的成长方式
一座城市的经济要想成长，产品的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如今衰落的底特律为例，本书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座城市经济的成长历程。19世纪20年代，底特律在经济刚起步时，有着丰富的经济形态。当时底特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面粉，随后服务于面粉出口的造船厂开始出现。很快，造船厂就开始为五大湖贸易乃至远洋贸易生产并出口汽船。又过了一段时间，为造船厂提供发动机的制造商也开始出口自己的产品，同时产生了供应链上游的零配件制造商。到了19世纪末，虽然底特律本地的矿石已经用尽，但各类制造商和机械与其他商品的制造业却得到了多元发展。
但到了20世纪，当汽车将底特律的经济带到顶点之时，却也将该城市的未来发展引向末路。底特律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汽车生产上，把宝都押在汽车上，虽然一时赢得了“汽车城”的名声，但最终在全世界汽车生产的竞争中落败，整个城市都走向了没落。
回顾历史，底特律经济的兴衰与它的产品出口密切相关。为了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借鉴了生态学里“往复式系统”的概念。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自然界的水循环系统，都是能够自我维系的往复式系统。城市的出口，和一些以支持出口为目的的地方商品与服务，共同创造了经济上的往复式系统。在一个往复式系统中，如果任何一部分过程停止，整个系统都将崩溃。无论是作者设想中的远古黑曜石城，纽约这样的现代世界级都市，这套往复式系统都在发挥着作用。
一座城市，无论它规模的大小，要具备使它能被称为城市的完整意义，除了常规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特征。首先，它应该有自己的出口产品，而且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周围其他聚居地的出口产品。其次，仅有出口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为出口商提供零部件的地方性企业，这些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成为潜在的出口产品，从而使启动城市发展的往复式系统发挥作用。
那么，这一系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一座按社会规律正常发展的城市，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了所有的生产类别与功能，而是像胎儿一样，在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差异化和多样化。这也是城市区别于村镇的一个显著特点。一开始，城市里只有简单的出口工作以及服务于此的供应商，之后，通过出口更多的产品，出口工作不断增加，连带着城市中的地方性工作也随之增加，城市经济也因此得到显著的增长。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出口工作的增加，为城市带来了更多的进口品。增加的进口品中，一部分直接进入了增长的出口工作里；一部分进入到地方经济，被城市里不断增加的人口所消费；还有一部分，则进入了为出口工作提供零部件的地方产业中。这三种产品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未来。需要注意的是，提供给出口组织的地方性工作应该由独立于出口组织的地方企业来完成。对那些产业单一的重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来说，它们给独立的地方企业提供的生存机会微乎其微，因而也就难以获益。
传统观点认为，城市经济中地方性工作岗位的增加，都只是对出口工作的增长的被动反应，然而作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新的地方性工作，也会产生新的出口工作；而且这些地方性工作，为城市劳动分工的增加和创造新工作的尝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地方性工作为创造新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进口置换。进口置换的作用在于让城市内部的地方性工作，能够生产出在其他城市出现而本地还未出现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在进口被置换时，城市为自己的市场生产的产品几乎肯定比之前进口的更多，这是因为置换之前的进口商品创造了更多的工作。
当城市接二连三地或者同时置换很多种进口商品时，城市里每一种商品的新市场结合起来，将是对原有市场的可观补充。对一座城市而言，进口置换可以有效弥补出口的波动带来的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二战结束后的洛杉矶。
在二战时，洛杉矶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里最重要的后方基地，坐落在这里的军工厂雇佣了无数工人。二战结束后，丧失了军火业这一最重要出口产业的洛杉矶，看样子仿佛要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洛杉矶高速地置换了它的进口商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新产品的生产纳入到本地经济中。洛杉矶的置换产业，不仅有建筑业和各类民用机械设备的制造业，还有从美国其他城市转移而来的产业。通过这些产业，洛杉矶将进口商品进行本地化生产，不但自身避免了经济危机，还成为二战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让我们总结一下城市经济的往复式系统：城市在进口时，置换其中的大多数；置换进口后，城市就能产生更多出口；更多的出口使城市有能力进一步增加进口……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一系统中，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城市出口的快速增长能够延长其进口置换和城市经济整体快速增长的时间。不过，尽管大量的新出口对城市而言非常必要，但居于首要地位的还是富有创造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地方经济。因为它始于人类聚居地发展为城市之初，并且，在城市经济变得悠久、壮大和复杂之后，仍会一直保持下去。
总结
回顾一下《城市经济》一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本书提出了一个极富冲击力的观点：城市不是因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相反，城市经济才是农业和其他重要产业的真正发源地。作者用一个虚构的远古城市，为我们再现了一座城市是如何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运行的，并探讨了农业由城市起源并向农村转移的可能途径。
其次，作者说到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产生新的工作。因为，只有新工作才能突破旧工作缓慢的增长模式，使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一个城市新工作产生的方式，在于从旧工作中获得启示。而产生新工作的过程，则需要城市里那些很多的看似无效率，却比大企业更有创造力的小企业来不懈探索。
最后，作者说到，城市经济的成长，依靠的是一种被称作往复式系统的经济循环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城市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实现出口工作和地方性工作的增加；更重要的，则是通过不断扩大的进口，让地方性工作不断进行进口置换，并与增长中的出口工作协同起来，让往复式系统使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研学收获
那么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团员们能够获得哪些启示呢？
首先，它使我们重新理解城市经济的作用。我们能够从中了解到，城市化或人类涌入城市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远不止在今日的世界才出现，而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之中，它归根结底是人类对更好的生活和更多工作机会的追求。从这一方面，我们就能明白，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在于中国的城市是否能为走出乡村来到城市里的人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以及更加优质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它也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城市经济兴衰的缘由。尤其是对今天正行驶在城市化快速轨道上的中国而言，如何振兴不同地区城市的经济，实现各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这更是当下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变化，中国见证了东南沿海城市通过出口导向型产业，以前所未有速度地崛起，甚至出现了一座名为深圳的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超级都市；也见证了东北重工业城市和中西部资源型城市，因为产业单一、比例失衡而陷入经济衰退的窘境。尽管本书出版于将近半个世纪前，但它对不同类型城市发展轨迹的判断仍然显得惊人准确。也正是如此，它为理解城市经济发展而提供的思路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城市的起源还缺乏考古学上的决定性证据，简·雅可布斯有关城市诞生方式的思想实验还只能聊备一说。其次，作者并未对城市做出精确的定义，“城市”仅仅被简单定义为一个永久性的，并且“能持续从自身的地方经济中产生经济发展”的大型居住区，对于“城市”“城镇”和“乡村”的区别，作者没有加以更多的说明。作者在城市通过进口替代实现经济发展的论断上，还缺乏有力的定量分析。不过，尽管有这些不足，这本书针对城市发展问题展现的深刻洞察力与提出的崭新论点，仍然能在今天给予读者启迪。有精力团员，建议完整阅读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