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MIT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MIT教授西蒙·约翰逊、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三人分享，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由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两位，基于长达15年的原创性研究，用一个简洁的制度对比分析框架和涵盖20多个国家的史料和实例，抽丝剥茧探寻真相合，去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
最后得出的答案是一个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取决于采取了什么样的制度。
一个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取决于采取了什么样的制度。
2016年，美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5万美元，但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十个国家，人均收入却仅仅有200到500美元不等，比美国落后了一两百倍之多。这样的国家财富排名和差距基本上在最近50年之内都没有变化，但是如果回溯到18世纪中叶之前，就发现这种国家财富的差距要小的多，而且当时国家贫富的排名也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不一样。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两位作者的回答是：制度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命运，正是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制度才带来了世界各国的贫富差异，也就是说，影响政治和经济运作的规则和激励人们决策和行动的诱因会对国家发展水平产生影响，包括政府组织和决策机制、法律、财产权、专利、金融、市场准入和就业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主要内容有：首先，造成国家之间贫富差异的是制度，而不是地理或文化。包容性的制度造就繁荣，榨取式的制度则带来衰退。其次，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同，而政治制度的差异来源于关键时期的选择，一开始的些微差异和历史偶然事件的发生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会让国家的发展大不相同。最后，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惯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互相强化，使得好的制度良性循环，坏的制度恶性循环。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论点，分别是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作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不能全面和恰当的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书中对这些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首先来看地理假说，也就是认为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环境差异造成的。地理假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集中的特点，许多穷国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国家都地处热带，因而他认为热带气候使得人民懒惰，缺乏探究和创新的精神，并且倾向被专制统治，最终造成了他们的贫穷。针对这类观点，作者给出显而易见的反例，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处于非洲的博茨瓦纳都是热带国家，如今都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从更长期的历史来看，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水平也没有稳定的关联，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地处热带的中南美孕育了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远比温带的北美地区发达得多。
影响甚广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戴蒙德也是地理假说派的代表，他认为不同地区的动植物物种不同，这影响了农业生产力、技术发展，并最终造成经济水平的差异。例如，戴蒙德认为西班牙比南美拥有更悠久的农耕历史，所以能扮演征服者和支配者的角色。但是本书作者却提出，在殖民发生前，农业水平领先的西班牙和印加的贫富差距不到两倍，而当西班牙人将本国的农作物和工具带到南美后，二者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反倒加大了，今日的西班牙人比地处印加古国地域内的秘鲁人富上六倍。因此，地理假说与真实的情况并不契合，无法解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也无法解释同一大陆内的不平等现象。其次再来看文化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国家之间的文化、宗教和价值伦理差异造成了贫富差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伦理鼓励人们尽职尽责地劳动，促使了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许多人也认为一些国家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工作伦理才陷入贫穷。例如非洲一些国家抗拒现代技术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还有拉美的“明天再说”文化会降低工作效率。
但这种理论却似乎也有点牵强附会，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欧洲裔人口比例其实高于加拿大和美国，却始终没有达到北美相应的经济水平。文化决定论甚至会自行推翻，书中提到，历史上人们曾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成长，现在却又说新加坡正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才实现经济起飞的。最后了解一下无知假说。无知假说认为一些国家的领导者不知道该怎么发展经济，制定出错误的政策导致贫穷落后。例如，加纳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身份成为独立国家后，制定了一系列无效率的政策，像是工厂选址不当造成不必要的远程运输等等，这些政策使得国家经济很快陷入衰退并一蹶不振。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决策失误简单的归为无知，该国有经济学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其中甚至包括深谙发展经济之道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作者指出，加纳元首恩克鲁玛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明知经济政策有误却有意为之。既然地理、文化和无知都不是造成国家贫富差异的关键，作者从诺加雷斯市的例子开始探寻答案。
诺加雷斯是位于美国和墨西边境线上的城市，却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两边在地理、物种和气候上无限接近，文化同根，人种同源，但是位于墨西哥这一半的收入水平却不及位于美国那一半的1/3，教育、医疗、治安等各个方面也相距甚远。
作者认为造成这种落差的是两地采取的不同制度。美国所采取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在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公平的交易、广泛的公共服务，以及给新企业进入的机会和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等。以安全的财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可以促进投资、增加生产力，直接促进经济发展，还能为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铺路，为长久的繁荣提供持续动力。通俗来说，包容性的制度指的是让人民都有比较公平的机会来发家致富的制度。而墨西哥的制度则是榨取性的，让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榨取收入和财富，通过制度的不平等获利。
榨取性的制度具体来说，是没有公平的市场竞争，法律也无法阻止少数人通过垄断获利，像墨西哥的施林利用政治关系独占了电信行业并且没受到任何制裁。榨取性的制度无法保障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比如中世纪的俄国农奴辛勤劳作获得的收成一半都被地主直接拿走，而且不得离开土地从事其他工作。这也不难理解，在榨取性的制度下大部分人都缺乏投资的动力和创新的诱因，很难产生长久的经济活力，毕竟没有人愿意辛苦栽种果树，长出果实后却轻易被别人摘走。诺加雷斯的例子揭示出制度差异会给原本非常相近的地区带来巨大影响，使得经济发展水平产生落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制度不仅指的是经济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二者之间密切关联，经济如何运作的规则基本是由政治制度来定的。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认为：造成国家贫富差距的是根本原因是制度，而不是由地理环境、宗教文化、或者经济知识所决定。国家采取包容性的制度会造就繁荣，相反，采取榨取式的制度会带来衰退。前面作者说过，以美国为代表的富裕国家之所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因为采纳了包容性的制度。就像种下一颗饱含活力的种子，最终结出一树繁茂的果实。可是，这么好的制度种子最初为什么没有在众多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生根发芽？这就需要向历史寻求答案。从书中可以看到，国家采取哪种政治制度，是来源于历史上关键时期的选择，一开始的些微差异和历史偶然事件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会让国家的发展大相径庭。形成当今全球财富格局的关键时期是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被公认为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引擎。工业化很快散播到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还有英国的移民殖民地，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和世界其它部分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工业革命之所以出现在英国并不是偶然，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英国已经具备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的雏形，以瓦特为案例来具体看看。
1775年，瓦特给他发明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还打算在有需求的殖民地大规模投用，他欣喜地写信告诉父亲：“我终于获得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希望这将带给我很大的利益。”最终，专利制度帮助瓦特如愿，凭借自己的技术创新获得了财富。
但是180多年前的发明家却没有瓦特这么幸运了，那时候虽然已经有专利制度，但是被不好的政治制度束缚了手脚。1589年，英国的威廉·李发明了织袜子机并希望向政府申请专利，遭到女王的拒绝。伊丽莎白一世认为袜子机是会带来破坏性的创造，会导致手工织袜人大量失业，带来政治动乱的风险，威胁到统治权。威廉·李后来又向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再次申请，还是遭到了驳回,最终也没能成功。
瓦特的专利由议会批准，而威廉·李的专利被国王拒绝，他们不同的际遇正是由所处时代的不同政治情形决定的。威廉·李所处的时代，王权具有最高权威，而瓦特所处的时代，权力已经归属于议会，这一改变的转折点是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其中对国王在经济、政治等事务中的权利进行了严格的限定。
议会制度是更为多元和包容的政治制度，能代表多种利益团体，而且不会因为保护少数政治精英的利益而做出明显不利于经济的决策。正是因为议会制度的确立，英国才后续出现了一大批瓦特式的技术人才，他们造出了火车头、蒸汽船和纺织机，通过伟大的发明将工业革命推向高潮，最终改写了全世界的经济命运。其次，偶然事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形成政治制度的差异。对英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议会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根源竟然是黑死病。
进入14世纪时，欧洲维持着以国王、土地领主、农民等级次序关系为基础的压榨式政治和经济制度。农民不仅需要从事繁重的义务劳动，缴纳高额的税金，还因为“奴仆”的地位而被称作农奴，被绑在土地上不得迁居，没有什么话语权。
1346年，黑死病抵达欧洲，在所经之处带走了一半人口，却意外地给农奴带来了转机：人口锐减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使得农奴开始有机会要求减少税金，西欧的领主为了挽留稀缺的劳动力不得不做出让步，和他们重新订约。后来，部分争取到更多权力和自由的农民开始脱离土地，在城市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经过几个世纪的日积月累之后，他们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改变了整个国家被王室和贵族等政治精英操控的面貌。
可以看到，黑死病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但却动摇了西欧国家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根基，历经漫漫长路之后，最终发展出完备的包容性制度。其实在当时，地处欧洲大陆东部的俄国也受到了黑死病的波及，但是东欧与西欧之间有些微的不同，他们的土地更集中，领主之间组织性也强一些，因此他们走向了与西欧的相反趋势，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农奴制度”。领主为了防止农奴流失而进一步加紧控制，比中世纪早期更为严厉，并且课以重税，直接拿走耕种产出的一半产品。榨取性制度的再次强化，直接导致了东欧和西欧在经济发展上产生落差。在相近起点的小差异所导致的不同选择，使得制度朝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也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被称为制度漂移。
英国制度发展的历程中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偶然事件和制度漂移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了决定性的制度差异，还影响了其它国家。历史上英国和西班牙分别在北美和南美殖民，西班牙的殖民制度更倾向于直接掠夺和榨取，这种殖民模式的差异不仅在当时产生不同影响，还后续造成了今日的南北美之差。而英国王室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北美殖民地兴起的政治新力量逐渐强大并最终独立，摆脱了英国控制的美国形成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在南美，西班牙殖民者退出后，新的掌权团体延续了殖民时期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很多国家至今没有摆脱贫困的阴霾。陷于类似困境的不仅是东欧、南美国家，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也延续了非常相似的路径。不仅如此，还有曾经产生包容性制度的萌芽却被扼杀在摇篮中的例子，因为一步踏错走向长久的衰退。
中世纪的威尼斯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拥有现代议会制度类似的政治制度，还形成了最早的合股公司。但在1286年，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发生倒退并由贵族完全把控，受到特权束缚的经济失去活力，威尼斯从此失去了商业中心的位置。如今的威尼斯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展示着这个城市曾经的繁荣。历史环环相扣，一开始偶然事件产生小差异，随着时间推进国家制度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漂移，最终使得国家的后续发展大相径庭。总结一下：从黑死病带来的封建制度动摇，到《权利法案》确立的议会权威，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最先确立并逐步将影响扩大到西欧各国，后来又通过殖民传播到北美等地。摆脱了榨取式的政治枷锁，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也得以成长起来，英国最终孕育了改变世界经济命运的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国家财富格局。我也曾经好奇，在一些国家没有自发形成包容性制度，难道不能将在别处取得成功的制度移植到本国，如法炮制也走向繁荣富强吗？比如当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清朝晚期的西学中用等。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制度学习和政策模仿时有发生，但是最终逆袭的例子少之又少，因为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惯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互相强化，使得好的制度良性循环，坏的制度恶性循环。在榨取的政治制度下，掌权派对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不感兴趣，却十分想要建立压榨性的经济制度来为自己牟利，进一步巩固统治和特权。这点并不难理解，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可能培育出新的利益团体，挑战既得利益者的权威，甚至推翻统治。
此外，国家的贫穷并不影响政治精英通过榨取人民而保持自身富有，精英阶层通常会站出来反对技术进步和利于社会整体的经济政策，就像前面说到的英国女王不喜欢袜子机的发明，还有加纳元首明知经济政策方向有误还坚持执行。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中，政治精英及其经济盟友靠各种手段坐收暴利，例如垄断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阻碍竞争企业进入市场，侵吞国有资产等等。同时，通过不平等制度获取的经济利益又使得榨取者有力量不断加强政治制度。
书中有一个政治精英通过非常手段获得财富的例子：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2000年的时候中了由国有银行主办的乐透奖，获得了 5 倍于津巴布韦国民人均收入的10万元奖金。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不会突然降临，通常是压榨者和被压榨者发生冲突，精英阶层抵抗失败，通过创造性破坏而形成。例如英国通过了确立议会有最高权力的《权利法案》，还有美国废奴运动的南北战争等等。在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为更多的利益团体代表所掌握，在制衡之下产生有益于多方利益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并且形成良性反馈，使得制度不断强化。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下，国家经济政策制定难以一人独断，即使是大有作为的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威望极高的一位总统，他不仅带领美国打赢二战，还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困境。罗斯福在推行振兴美国经济的新政过程中，曾有政策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后被搁置，为此他希望通过创立新的退休机制挤走最高法院年纪大的法官，并借机安插支持者，最后以失败告终。前面我们说到了榨取性的政治制度下也会建立起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不过，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也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却无法持续也很不稳定。
在榨取制度下，如果国家的精英阶层能够完全操控分配，不必担心产生新的抗衡力量，精英阶层出于想要榨取更多的诱因会允许甚至鼓励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蛋糕做大意味着榨取者可以分到更多。那么榨取制度下的增长是如何发生的？精英阶层可以通过配置资源来促进某个行业的快速增长，例如在美国内战前，南部的农场主通过大量蓄奴来增加棉花的产量，积累财富。但是榨取制度下的经济终将失去动力，因为榨取制度下没有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激励，很难持续地成长，美国南部的经济逐渐落后于北部。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16世纪到18世纪间的加勒比群岛，通过极度压榨奴隶，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到糖的生产中，然后通过糖贸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但是随着废奴运动的到来，加勒比群岛的经济马车失去了轮子。还有一种更坏的情况，因为精英阶层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不受约束，不劳而获的诱惑极大，使得总有一些人想要取而代之，甚至原本的反对派在推翻暴政后又变成暴君。权力的魔戒一旦带上，就有驱使人变成恶魔的法力，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寡头铁律。这样的悲剧在非洲和南美频频发生，极度不稳定的政治下，财产权也高度不安全，人们因为害怕劳动成果被掠夺根本就无心创造财富和进行投资，倾向于短期行为的末世心态造成经济完全崩溃。
墨西哥从1824年到1867年这43年间，共产生了52位总统，其中桑塔安纳11度担任总统。这其中的很少有人是合法取得权力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反复的战争使得政治制度彻底破碎，没有稳定的政权或者根本无法形成具有国家统治权的政府，国家将完全失灵，经济也糟糕到极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就是如此，例如塞拉利昂、索马里和哥伦比亚。反之，这样的情况绝不会出现在政治多元和经济包容的国家，试想谁会冒着高风险非法篡取北欧某国政府高官的权力，他们一样辛苦工作，甚至挣钱不多。这也是包容性制度下产生良性循环，而榨取性制度下进入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本书中关于制度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论断并不是作者首创的。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就曾用制度分析的手段来解释国家经济发展。在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诺思提出开放的和限制的社会秩序这两个相反制度，对经济分别产生的推动和抑制作用。诺斯认为政治体制决定经济，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与文化或地理决定论一样容易被反例推翻。当然，两位作者在书中勾勒出的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既不能是高度集权的，又不能是无法集权的，而是一种适度集权的制度，不在这种适度范围内的则都归为榨取性制度。这种模糊的定义，给人一种“先射箭、再画靶心”的印象，也就是把富裕国家的制度归纳为包容性制度，贫穷国家的制度归纳为榨取性制度，直接颠倒因果。此外，作者对国家制度与贫富进行归因分析的时候，局限于单个国家的情况。但是如果跳出国家的框架去思考，会发现，至少在殖民时代，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大的榨取制度之中，压榨者就是所谓具有包容性制度的西欧国家。在历史上，西欧经济的发展也是得益于在殖民地的榨取。更遗憾的是，作者认为制度惯性使得贫穷国家很难摆脱经济失败的现状，所以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性的方案或意见，为贫穷国家如何脱困指出一条明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畅销时，两位作者还没有获得诺奖，不能归因为于名人著书，其畅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作者的写作手法，通过旁征博引大量实例来揭示国家发展的规律，内容易懂，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提供了鲜明的观点，引发了超出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思考，有空建议阅读全书，多多思考、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