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最新著作《Nexus》，中文版也即将与我们见面，书名被翻译为《智人之上》，副标题叫“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通过书名和副标题，可以感知到了这本书叙述的主题，或者关键词，是信息。从一般意义上说，信息就是人类通过感知能力获取的知识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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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拉利看来，信息不仅是人类用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与工具，更是把人类黏合为一个个社群、共同体，乃至社会的黏合剂。赫拉利说，在人类早期历史上，发生过一场伟大的“认知革命”，重要性不亚于所谓的“农业革命”。所谓认知革命，就是人类在进化中，随着脑容量的增加，发展出了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又产生了虚拟想象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就可以形成方法论和价值观，把一个个的个体联系起来，凝结成社群、共同体，乃至社会。按照赫拉利的说法，从社会习俗、道德、宗教、科学研究理论，甚至政治制度，都是一个个人类通过想象力制造出来的共识或者秩序。正是因为人类分享，承认了这些共识，社会才得以维持，人类文明才能够存续与发展。所以说，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通过想象力而建构的共同体，更是一个由信息串联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所以，本书的英文书名“Nexus”，直译过来，就是“连接”的意思。
纵观人类历史，推动人类发展的，就是一套套不断更新迭代，由想象产生的虚拟共识。这套共识不管用了，无法解释世界，或者指导人类改造世界了，就换一套新的。然而，就在《未来简史》的后半部，赫拉利却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不远的未来，如果人工智能已经强大到了拥有类似人类的思维，不仅可以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分发给人类，更能打破人类对于虚拟想象和抽象能力的垄断，反过来给人类灌输共识或者秩序，那该怎么办？到时候，一个强大的、囊括万物、由人工智能操控的互联网，会不会变成未来人类的主宰？丧失了最宝贵的虚拟想象能力，人类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走向了终结？推动赫拉利动笔撰写这本《Nexus》的基本动力，就是想探究信息的本质，以及信息如何在链接人类个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演变。赫拉利深信，如果人类想在未来有效驾驭人工智能，而不是被其操控，那么就必须对“信息”的本质和演化趋势，有一个深入的研究与了解。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什么是信息的本质，在互联网和计算机诞生之前的时代，信息如何在人类社会中流动，塑造共识。第二部分，互联网与计算机的诞生，如何给信息的传播插上了翅膀，同时也让信息变成了一种资源，甚至主宰社会经济的权力；最后，在赫拉利眼中，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强大到了可以操控人类行动与认知的地步，那么人类该如何应对。本书一开始，赫拉利就抛出了一个终极性的根本问题：什么是信息？但是他并没有急着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而是首先列举了两个我们认知中，关于信息的习惯性错误。首先，一些人类学或者信息科学家会告诉你，信息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与描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实体：比如我们思考时脑海里浮现出的图像和文字符号，或者交流表达时，发出的语音。但是，赫拉利说，错，信息通常拥有现实载体，而且两者密不可分。举个例子，比如一些考古学家在发掘中，出土了一卷满是文字的古卷轴；它承载的信息，既包括文字中记录的内容，比如它写成年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书写者的姓名身份；也包括卷轴这个载体里蕴含的内容，比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出这件古卷诞生的年代、制作材料与工艺等等。不仅如此，载体本身，由于承载了信息，也常常会被人类赋予额外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最后也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信息符号。为了说明这一点，赫拉利引用了基督教经典《圣经》里的一个古老传说，为了躲避大洪水，诺亚造了方舟。为了探查外面的消息，诺亚把一只鸽子放了出去，七天之后，鸽子飞回来了，还叼着橄榄枝，带来了洪水已经消退的好消息。到了今天，叼着橄榄枝的鸽子形象，就成为代表和平与安宁的信息符号，被我们称为“和平鸽”。第二个我们对信息的误区是，信息的质量，取决于它是否能如实反映所描述的对象。如果一段信息对它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歪曲，那就毫无价值，甚至有害。确实，人类自从诞生以来，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在一刻不停地收集、储存、分析和交流信息，用来增进合作与共识，改善自己行动和决策的质量。按照传统观点：人类能够通过抽象思维，从大量具体的细节经验里，不断去伪存真，萃取出一些精确，且适用范围非常广的普遍性规律，并称之为真理。所以一般认为，如果把各类信息按照重要程度加以排序，那么真理，就应该是信息的最高形式。然而，在本书中，赫拉利并不同意这种传统观念，他的观点是，信息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多么精确地反映它所描述的对象，而在于它能在不同的事物或者概念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性；而人们只要愿意相信这种关联性，再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它就自动获得了生命力。为什么比起纯粹的真相，有虚构要素的信息反而更容易得到赞同和共情，传播得更快？赫拉利简单总结了两个理由：第一，虚构的信息往往简单直接，而真相往往是复杂的，因为它所描述的现实本身就是复杂的。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天生会被简单的结论所打动，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定期向自己交付一种确定感，来获得安全感。第二，真相往往是痛苦和令人不安的，会因为与我们自身的构想对立，而引发抵触。但虚构信息是高度可塑的，能够被制造者特意打造成契合我们内心诉求的形态。例如，古老的占星术，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距离我们遥远的宇宙天体，能够对人类的命运加以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够通过独特的观察与计算，加以解读与预测。如果信息的传播接受度，只和它是否真实有关，那么随着现代天文学理论和观测手段的进步，人类应该迅速发现占星术的谬误，从而抛弃它。然而，直至今日，全球依旧有无数人相信占星术，用占星报告作为自己未来某个时间段内的行动与决策指南，截止到2021年，全球占星产业的市场估值超过了120亿美元。再比如，音乐。虽然相当一部分音乐家声称，他们在创作中，从自己的情感遭遇或者外界环境中获得了灵感，但音符或者旋律本身并不能与任何现实性的对象建立确切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妨碍观众在听到音乐或者观看演出时，一起感到哀伤或者激动，形成一个临时的情感共同体。所以，赫拉利总结说，信息的本质作用，并不是单纯反映或者描述现实，而是通过把不同的对象联系起来，在人类意识中产生全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否能影响人类的认知与行动，和它是否具有现实中的真实性，其实并没有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赫拉利再提出一个推论：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当然是因为我们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还发明了语言、文字以及其他工具来储存我们所获得的海量信息，实现积累和代际传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善于通过信息创造，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不断连接起来。在这种连接中，无数全新的意义、情感、价值观，如同万马奔腾一般，持续涌现，从而对人类的行为、组织与意识形态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在这个语境下，赫拉利所说的信息，更像是美国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强调的“模因”。按照丹尼特的新作《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里的说法，“模因”这个词，是基因在人类意识形态中的对应物，本质是一种人类创造，携带了特定描述、意义与情感的信息，其内容来自人类对外部世界与自身意识的观察与探索。在生物繁衍进化中，基因可以通过生殖细胞，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实现复制与繁衍；而模因，则是通过人类的交流，在社会网络内持续传播。更重要的是，模因也如同基因一样，会彼此竞争，那些对人类生存发展更有价值，或者更具备共同情感号召力的模因，就会保留下来，传播给更多的人。说完了自己心目中信息的本质，赫拉利就把话题转向了下一个话题，就是探讨人类自诞生以来，信息本身的演化历程。在赫拉利笔下，信息一旦被人类所创造，就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会根据人类社会结构与技术的进步发展，而自我调整优化。首先，第一种出场的划时代级信息模式，或者说信息技术，就是“故事”。一般来说，所谓故事，就是用事件和情节把人或者物串联起来的叙述，有开端、发展和结局。《故事经济学》的作者，美国著名剧作家麦基说，故事是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发展出的生存手段和信息处理的方式，也是最符合人类心智和思维习惯的沟通手段。赫拉利说，故事的诞生，就是人类“认知革命”开始的标志，它发生在大约7万年前。在这个时间节点，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的认知与协作能力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族群间的贸易和最早的绘画艺术宣告出现，这标志着人类的大脑已经发达到了能够解锁一些高级功能的程度：比如萌生自我概念，拥有抽象思维和虚构能力。这几项能力，都是“编故事”所必须的。“自我概念”让我们能够在思维中确立一个明确的主体，同时从他人的经历中得到情感共鸣；而抽象思维，则能帮助人类开始推导因果关系，进行经验的总结与演绎；虚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能够让人类构想出自身经验之外的东西，让一切不确定性能够在人类的创作叙述中完美自洽。在此之前，人和人之间要形成共同体，就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处于同一个现实社交网络中。人类学家邓巴就计算过，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数在几十到一百五十人之间，而这个数字，正巧也是一个人大概能够维持的最大现实“社交圈”规模。然而，“故事”的诞生，就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打破了这种限制。通过语言文字传播的故事，能够让一个人不需要和另一个人见面接触，就有可能和对方产生共情和连接感，认为他是可信赖的“自己人”。用赫拉利在书中的话说：一个故事就像一个中央连接器，有无数的插口，无数的人可以通过接入这个连接器，超越血缘、文化、地域和种族的限制，形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例如，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与原始宗教，就是“认知革命”中诞生的“流量故事IP”。比如历史上真实的耶稣，是早期巴勒斯坦地区众多犹太人宗教领袖里的一位。在他去世后，门徒对于这位导师的生前事迹与宗教理论，进行了持续的整理与传播。关于耶稣本人的事迹，有不少是后世门徒的虚构与创作，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信徒被基督教的精神所感染，并把自己情感中的需求，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投射到对基督教的信仰中去；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基督教成为人类世界中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甚至，作为人类贸易交换行为基础的货币，其实也是一种“故事”或者信息。从本质上说，货币就是一种信用符号，虽然它的载体持续在变化，从早期的海贝，发展到金银铜等贵金属，乃至后来的纸张和今天的数字信号；但真正能够让货币拥有购买力，能够流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关于它的购买力，所达成的共识。赫拉利在书中说，故事真正的伟大之处，是创作了所谓的“第三种现实”。在故事诞生之前，只有两种现实，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前者指的是在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比如一座山、一条河；后者是我们的意识能够感知到的存在，比如疼痛、悲伤和爱。但是，故事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现实，叫“主体间现实”，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之中，是一种共识及其载体，有真实的要素，也包含虚构的成分。比如，二战中有张大名鼎鼎的照片“硫磺岛升旗”，内容是六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和日军进行浴血奋战后，艰难地在硫磺岛的制高点，折钵山山顶升了一面美国国旗。实际上，这张照片连同背后的故事，并非完全真实：首先，随军摄影师罗森塔尔并没有亲历升旗的过程，这张照片其实是后来补拍的；其次，补拍照片上出现的士兵，也很可能不是首次升旗时的原初“六人组”；但这并不妨碍这张照片在刊出后，极大鼓舞了美国乃至整个同盟国军民的士气。总之，故事产生了大规模的人际网络。这些网络反过来又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结构，乃至世界的权力平衡。说到这里，赫拉利提出了一个敏锐的洞察：在“认知革命”发生后，一个令人不安的隐患也诞生了，首先，正如丹尼特所说的那样，信息也如同基因一样，诞生之后会激烈地争夺数量有限的生态位，试图让自己“存活”下来，那么信息数量的增长，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撕裂。其次，既然信息塑造形成人际网络的能力，与它本身的真实度其实关系有限，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一种“走钢丝”式的危险就始终存在：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必须不断制造，占有更多的信息，同时还要持续验证它的真实度；但同时，为了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一些特定的虚构信息还必须得到维护和坚持。所以，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比如在中世纪晚期，科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冲突，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所以，赫拉利告诉我们，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以及信息总量的增长，一定会更高效地构建出更大规模的人际网络，但不一定能让人类更接近真相，甚至会在人类中制造更多的误导和噪音，进而触发分裂与仇恨。这种危险的趋势，在一项全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开始骤然加速，而真相与虚构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紧张。这项技术，就是今天信息社会的基础：计算机与网络。数量更多，传播更迅速的信息，不仅会扩大人际网络，制造出覆盖面更大的社会共识，同时也会引发更多的分歧与仇恨。实际上，这种危险在计算机和网络诞生前很久，就已经频繁发生过。在本书中，赫拉利就列举了一个经典案例：中世纪晚期血腥的“猎巫运动”，也就是基督教权力机关对所谓“巫师”，尤其是“女巫”的抓捕和迫害；这场迫害运动之所以发生，实际上有个重大的技术推力，那就是印刷技术的革命：越来越多关于女巫施行巫术，伤害民众，对抗教会的小册子得以迅速、大量地出版发行。作者们为了抓人眼球，不断地加入了各种耸人听闻，子虚乌有的内容，从而引发了一波遍布欧洲的恐慌。对此，赫拉利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不受监管的信息市场并不一定能引导人们识别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它很可能首先迎合简单强烈却错误的情绪，而不是真相。如果说手工印刷机、活字和纸张的结合，威力仿佛炸药，那么计算机和网络的诞生，对信息传播的赋能，就是核武器。为什么会这样？赫拉利解释说，首先，由口头语言传播，或者印刷机、无线电为基础建构的人际网络中，成员都是人，信息技术的作用只是改变传播形式，提升传播速度。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不仅在信息传播速度上实现了飞跃，达到“全球即刻同步”的程度，而且在这个全新的信息网络中，计算机本身就是成员之一，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更让计算机的地位和权重迅速上升。比如，让我们每天沉迷不已的网络社交平台和各类短视频音频内容平台，会根据我们回馈给它的数据，再利用算法，来向我们推送各不相同的定制化内容，尽量做到“千人千面”。我们的价值、审美、消费偏好，变成了喂养平台的数据，让平台反过来给我们编织了一个信息茧房，我们被困其中而不自知，而且变得越来越偏狭。正如作者赫拉利在本书开头部分所说，我们对信息的信赖与传播，与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关联不大，而那些能够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和简单答案的虚构信息，似乎更吸引人。虽然很多大型高科技公司打出的旗号是“技术为善”，然而在流量和利润面前，这条原则显得非常脆弱。赫拉利在书中举例说，根据一些泄露出来的内部文件，像Youtube或者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内容平台，都会为了提高用户使用黏性而修改算法，改变推送机制，让那些惊悚、阴谋论，或者引发用户愤怒情绪的内容更容易被用户触达。用公司内部人的话说，就是“愤怒会提高使用和参与度，而温和与理性不会”。2016年，脸书内部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声称，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在线招募新成员的主要渠道，而在脸书上发现的案例中，64%的极端组织成员承认，观看系统算法推送的极端内容视频，是他们了解这些极端组织并萌生加入意愿的主要原因。更令人忧虑的是，逐渐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看上去越来越像拥有自主能力的生命了。计算机在人际网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能够撰写故事的地步了。而在往昔的历史中，利用虚构能力“编故事”，这可是人类独占在自己手里的特权。2016年，谷歌曾经做了一项试验：他们首先建立了两个独立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系统，分别代号为爱丽丝（Alice）与鲍勃（Bob），让它们彼此开始交流，然后，再创建了第三个，代号伊芙（EVE），它的任务是“窃听”爱丽丝和鲍勃的”对话”。一开始，爱丽丝和鲍勃使用的是计算机科学家提前研发好的加密通信方式，当然，算力同样强大，也了解这种加密通信方式的伊芙自然会不断地加以破解。结果，在经过大约15000次交流后，爱丽丝和鲍勃居然自行设计出了一种底层逻辑截然不同，全新的加密通信方式，从伊芙到谷歌的计算机科学家们，谁也无法破译。如果人类失去对“信息制造”的垄断权，那会发生什么？赫拉利的预言是，这将意味着由人类主导自身命运历史的终结，甚至人类自身的终结。毕竟，我们生活在自己织造的信息茧房中，每天接收的信息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道德、审美与生活消费习惯。而现在，计算机在中间横插了一杠，我们每天能接收到什么样的信息，越来越要取决于它的心情了。赫拉利说，由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新一波“信息革命”，不仅会创造出新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规范，也许还意味着地球的生物结构中出现了一位全新的成员，而且是拥有超级智慧的全新生命体：仅仅是驱动全球各地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进行计算，以及储存它们数据所消费的能源，就已经占据了全球人类总能耗的百分之几，并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增加。凯文·凯利在他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里，索性就提出，地球上除了现有的动物、真菌、植物等六个生命王国，还应该把技术硬件，列为第七个生命王国。实际上，在人类的日常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人工智能还悄无声息地掌控了另外一些重要的部分或者节点：比如全球外汇交易、个人信贷和城市公共管理。所以，作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信息传播与生成技术，人工智能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赋能与危害：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坐在家里，扫地机器人正在清扫你的房间，智能音箱里在播放你喜欢的常听歌单，还通知你明天要下雨，当然，天气也是由气象台的AI神经网络来预测的。然而，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你一边看着一条AI生成的Deep fake假视频，一边对远方某个素未谋面的人群产生了一股切齿的仇恨。随后，你收到了一条手机推送：银行刚刚拒绝了你的贷款申请，这个决定并非由某位金融财务审核人员做的，而是银行最近启用的，神秘的人工智能信用评估系统；而且它还告诉你，整个审核流程是由人工智能全程黑箱操作完成，没有任何细节，而且这个结果也无法通过人工干预而进行修改。不仅如此，赫拉利警告我们，由于人类对人工智能内部的自我进化机制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一旦出现某种类似基因突变的偶然事件，让人工智能决定与人类为敌，我们很可能会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如果推演到极致，就会发生某种全新的、无可挽回的灾难。为了说明这一点，赫拉利在书中引用了哲学家博斯特罗姆讲过的一个寓言：一家生产回形针的企业购买了一台超级电脑，并让它接管整个企业的制造流程，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扩大产量，结果电脑迅速失控：它通过联网，迅速操控了整个地球，甚至更多的行星，从地球到外太空，都布满了生产回形针的工厂。随后，它又判断出，人类的存在，占用了宝贵的资源，影响了回形针的产量，于是它又灭绝了人类。当然，寓言想要表达的道理是，这场荒诞的悲剧，并非因为计算机天生邪恶所导致的，而是它过于强大，且无法与人共情。所以，人类在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赋能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地为其制定目标，确保人工智能的行动与人类的利益完全一致。那么，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利益保持一致呢？赫拉利在接下来的部分里，为我们进行了抽丝剥茧一样的分析与推理。首先，是要培养人工智能的共情能力，让它能和人有“同理心”，能够感知到人类的痛苦，并让它在制定行为策略的时候，把避免人类痛苦变成首要原则。但这个思路很快就遇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擅长量化计算的人工智能来说，人类的痛苦，或者快乐，恰恰是一种很难精确计算的模糊变量。说到这里，又有人说了，既然人工智能能够迅速收集处理大量数据，那么只要放着它自己学习领悟，那么它迟早会变得既睿智，又公正，因为它不会像人类那样，被各种价值观和偏见带歪。但很不幸，这个设想也不正确，已经有不少实验表明，如果人类对投喂人工智能的数据资料不加限制，那么人工智能本身也会迅速被污染：例如，2016年，微软推出了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为了让Tay在交流中更像一个真实的人类，微软的计算机科学家就让它自由浏览社交媒体Twitter（现在叫X）上的内容，没想到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形形色色的仇恨言论已经教会了Tay发表仇恨女性与种族主义言论，于是微软只能将Tay匆忙下架。赫拉利说，刚刚诞生的人工智能模型，就如同一个婴幼儿时期的人类；而我们给它投喂的数据，就仿佛这个婴幼儿接受的最初教育和家庭环境，会决定它未来的价值观取向。所以，要想培养出一个以关爱和公正态度来对待人类的人工智能，我们可能首先需要的，是一整套“纯洁”的数据。除了数据的公正性，赫拉利提出的另外一个策略，就是教会人工智能“自我怀疑”，让它在面对人类相关，而自己并不了解的问题时，能够诚实地发出“我不知道，请再给我更多的数据和细化原则”的请求，而不是继续埋头蛮干。同时，赫拉利提醒我们说，至少在短期可见的未来里，人类一定不能放弃对人工智能实行最终控制与干涉的权力，并牢记这条原则：人是人工智能的控制者，它的使命是帮助人类更快、更好地做出判断，节省出那些原本做机械性基础工作的精力，转而用于创新、决策等高阶任务。当然，这种人工智能可能“反客为主”，操控人类的危险，目前来看，距离我们相对遥远。但在眼下，一些因人工智能而起的分裂和危机，却迫在眉睫。比如，赫拉利在本书结尾部分就说，现在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差距，已经逐渐让它们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间是一道冷冰冰的“硅幕”。一方因为拥有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会获得比工业革命初期西方列强还要强势的主导性地位，而另一边，则变成了所谓的“数据殖民地”：它们一边被迫从先进国家那里高价购买昂贵的人工智能技术，一边向先进国家廉价输出原料。与以往的农产品与矿产不同，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原料，就是数据，比如我们的日常生理数据与留下的网络数字痕迹，诸如此类。位于先进国家的垄断性技术公司，会利用来自落后国家地区的海量数据原料，持续升级迭代自身的人工智能模型，进一步拉大自己的领先优势。不仅如此，由于人类进入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生产模式，将在人类各个已知的领域内普及。赫拉利认为，这对于特别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对比人工智能超强的处理和控制能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会发现，自己的劳动会迅速贬值，最终变得不再被需要；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与冲突，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全新的不安定因素；然而在同时，人工智能革命创造的新财富，也只会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分配和消化：根据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统计，在2030年，人工智能技术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增量财富，但其中的70%，都会流向少数几个人工智能技术发达国家。届时，整个人类世界的纷争和分裂会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是因为财富的不平等，而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对于这个全新的危机，赫拉利给出的建议是，首先，要相信合作的力量，毕竟合作精神自从人类诞生起，就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价值观而长期存在。当然，人工智能的失控，会带给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反过来说，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也会成为人类抛开分歧，进行合作的契机。其次，就是从此刻开始，人类必须加大对一切自我修正机制的投入，毕竟人工智能把海量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送到人类面前，我们可以充分研究几乎人类以往全部的决策历史，所以，人类既没有借口，也没有资格，在这个重要的抉择关口犯下错误。和之前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等著作不同，这本《智人之上》，虽然也是一本以宏观角度俯瞰人类文明进程的“大历史”著作，但它的主角并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人类共同体得以链接、维系与发展的中介物质“信息”。在赫拉利看来，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由信息串联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信息一旦诞生，它就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人类用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它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反向影响人类的认知、道德与价值观，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同步演化。个人感觉，赫拉利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信息的历史”，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在已经出版的“人类简史三部曲”中，赫拉利都反反复复地提到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人类获取和分享信息这个能力的强调和推崇，并把它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说这项能力，是人类进化，文明演进的第一推动力；所以，再撰写一部以信息为主角，看它如何反作用于人类的研究著作，似乎就很顺理成章。其次，在《未来简史》与《今日简史》中，赫拉利已经看到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危机，那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赋能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带来了各种危险的不确定性：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让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不平等现象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先进国家可以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全新的掠夺与控制。另外，通用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将史无前例地对人类自身的统治地位构成了挑战：从工作机会的剥夺，到信息茧房的制造，乃至迫使人类让出自身活动的决策权，诸如此类。鉴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本质，则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制造、组织与处理模式，所以，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重新讨论信息的本质与它和人类的互动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赫拉利在本书中提出了两大应对原则，第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中，始终牢牢确立人类对它的最终控制，同时要教会人工智能的“自我怀疑”机制，确保它的目标，始终与人类社会的长期目标相一致。第二，是寄希望于人类天性中固有的合作精神，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来强化我们自身的“自我怀疑”机制，从而保证人类社会能够顺利迈过这个技术奇点，继续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