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辉：刑事诉讼中单位诉讼代表人拒不出庭的程序应对

单位犯罪的大量出现是我国社会利益调节的产物。1987年,我国首次在《海关法》中确认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在1997年《刑法》中,确认了单位犯罪的定罪原则,并在分则部分规定了部分单位犯罪的罪名。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单位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作出了规定,其中考虑到单位虽然作为责任主体但是实际无法直接参与诉讼,设置了诉讼代表人制度,即由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代替单位出庭、进行诉讼活动。诉讼代表人制度是单位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是程序主体理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延伸,也是对于被告单位诉讼权益的有力保障。

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着诉讼代表人难以出庭或不出庭的情况,影响诉讼进程。例如在新天地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公司”)、青岛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废公司”)污染环境案中,根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显示,由于上诉人新天地公司、固废公司、循环科技公司、产业园管理公司一审诉讼代表人经法院传唤未能到庭及拒绝继续担任诉讼代表人,而上诉人新天地公司、固废公司、循环科技公司、产业园管理公司及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二审未能确认新的诉讼代表人,为防止案件审判过分迟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他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涉及部分先行开庭审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课题组曾做过一个关于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指定问题的实证研究,经过分析实务中的案例和结合自身办案经验,发现实践中诉讼代表人存在出庭缺乏制度保障的现状,即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会因为诉讼代表人的缺位导致案件审理耽搁。甚至在部分案件当中,由于诉讼代表人无法确定,而被迫放弃对单位的指控,可能会造成放纵单位犯罪、同案被告人罪责不均衡等后果。 

对于诉讼代表人不出庭的问题,司法解释多次作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1998年)第210条规定,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拘传到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年)修改了该规定,将担任诉讼代表人的自然人分情况处理,当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担任诉讼代表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时,可以拘传其到庭,除非有客观原因或因下落不明无法出庭;当单位的其他人员担任诉讼代表人时,检察院应当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这次修改使得诉讼代表人不出庭问题的规定更为科学、合理,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对单位的业务活动、工作内容较为了解,能够一定程度上对外代表单位,在办理单位犯罪案件中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对庭审的作用较大,因此会更大程度上需要他们担任诉讼代表人并出庭参与诉讼。而单位中的其他人员是在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缺位的情况下成为诉讼代表人,他们可能并不是出于自愿,且由于职位和工作内容的限制,对单位犯罪情况并不清楚,由他们出庭代表单位,并不能帮助案件的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年)(以下简称《刑诉司法解释2021》)沿用了该规定。但是从拘传本身适用的对象来说,拘传通常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证人采取的、强制其到案的强制性措施,而法律对于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的诉讼地位并没有明确的定位,那么法院对其拘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存在疑问,而如果不能对其拘传,那么如何保证其出庭就成为问题,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拘传

广义上的拘传作为一种强制到场或到庭的手段,不仅存在于刑事诉讼中,在民事诉讼中也存在,例如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原被告等。狭义上的拘传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拘传作为其中对人身自由限制最小的一种强制措施,具有适用主体的广泛性、适用对象的特定性、适用方法的强制性等特征。具体而言,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拘传是指公检法三机关依法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

和其他四种强制措施一样,拘传在保障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教育威慑犯罪嫌疑人等方面发挥着明显的作用。

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具有多重功能,不仅可以降低单位的犯罪能力,防止继续犯罪,也可以防止单位逃避侦查、审判和执行。根据《刑法》第30和31条,我国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原则,单罚制为例外。从主体上看,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不仅包括犯罪单位,还包括参与犯罪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中,既有针对单位采取的财产性强制措施,也有针对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由于单位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主体,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同于自然人,通常对其采取财产查封、划拨、扣押、冻结等。大多数单位犯罪属于经济类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较大,犯罪所得也会高于普通的自然人犯罪,部分单位在案发后会掩饰犯罪痕迹,转移犯罪所得,或者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犯罪活动。此时对单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可以有效制止单位逃避刑事责任,减少因单位犯罪带来的经济损失。由于单位不具有人身属性,不能对其直接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人身类的强制措施通常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适用于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

(二)作为强制到案的拘传

1.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拘传

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93条中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体现了拘传的适用对象也可以扩展至证人。该条文赋予了人民法院强制证人到庭的权力,但是并没有规定强制到庭的手段。刑事诉讼法将出庭作证规定为证人的一项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首先依托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证人会主动地承担作证义务,但在实践中,证人的出庭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此时需要借助公权力的强制力。在保证不侵犯证人正当权益和尊重其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拘传相比其他强制措施而言,应当是最佳选择,也是域外的普遍做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和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成为必要。在英国证据法上,所有具备证人资格的人原则上必须履行作证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具备证人资格的人可以不承担作证义务,证人接到出庭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时,被视为藐视法庭并接受相应的惩罚,例如逮捕等。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当享有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对质的权利” ,通常情况下,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被告人的质证,检察官也必须尽力传唤审判外的陈述者出庭。若证人无合法理由拒绝回答,致使无法对其质证,其可能会因藐视法庭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除非符合传闻规则的例外。

大陆法系国家的纠问制诉讼之下,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促使多数国家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及其违反作证义务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国,预审法官可以传唤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任何人并听取其说明,收到传唤的证人必须到庭,如果不到庭,预审法官可以依据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请求公共力量机关派公共力量强制其到庭。在德国,证人有义务在指定的时间接受法官的询问,证人经合法传唤不到场的,对证人可以采取拘传措施。在日本,法官可以传唤证人,对不听从传唤的证人可以进一步传唤或者拘传,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可以采取行政罚款、赔偿费用乃至罚金、拘留刑等间接强制措施或制裁手段,或采取暂时拘传留置措施。

为了解决长久以来“作证难、出庭难”的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尽管条文中并没有指明采取何种强制手段,但是学者们从证人出庭的必要性出发,认为采用先传唤再拘传的手段,既能督促证人积极履行作证义务,又能在最低限度内对违反作证义务的证人给予一定的制裁措施。但是拘传这一强制手段对证人的适用也需要有合理的限制,在适用对象上并非所有的证人都需要强制其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定义为在刑事诉讼中因知道案件情况而通过信息固化方式表述出查明案件所需信息的人。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必须是对案情有重大影响的,否则强制其到庭不仅浪费时间,拖延诉讼的进程,也会浪费人力、物力,是对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在拘传证人之前,也需要有一定的形式要件,即不能采用径行拘传的方式,而是需要明确并提前告知其出庭作证的义务,审查是否有正当不出庭的理由,经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才能采用强制手段。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对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提供一定的救济渠道。

2.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的拘传

为了保障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民事诉讼中设置拘传制度,将经法院两次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原告和被告强制拘传到庭参与诉讼。民事诉讼中的拘传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出庭诉讼,促进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提高诉讼程序的效率,增强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民事诉讼中的拘传制度可以为刑事诉讼中的拘传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民事诉讼法》中,拘传作为人民法院强制被传唤人到庭参加诉讼的一种特殊方法,有四种适用情形:(1)被告。人民法院对于必须到庭的被告,经过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2)原告。司法解释将拘传未到庭的人员范围扩大至原告,人民法院对于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拘传。(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根据其属于原告方或被告方,分别适用原告和被告当事人的规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庭。(4)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人民法院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可以拘传其到场。

尽管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拘传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原告和被告,但是在实践中,这一规定适用并不多。例如笔者在“威科先行”数据库中以“原告拒不到庭”为关键词检索案件时发现,大部分案件为民间借贷案件,且法院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认为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拒不到庭时,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由此看出,实践中法院通常并不会采用拘传强制到庭的手段,而是会从实体上使拒不到庭的原告承担一定程度的不利益。

与刑事诉讼中将拘传对象限定为被告人相比,民事诉讼中的拘传对象范围较为宽泛,对于拒不到庭的原告与被告均有权拘传其到庭。但是民事诉讼中能否拘传原告到庭,在学界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支持可以拘传原告到庭的理由是从查明真相的目的出发,拘传必须出庭的原告,以配合案件事实的调查,及时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矛盾。其次,若只允许拘传被告强制到庭而不强制原告到庭,可能会有损法官的中立地位。最后,民事诉讼中的原被告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也应当是对等的,若能拘传不到庭的被告,那么也应当可以拘传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原告强制到庭。

反对拘传原告到庭的理由是《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规定了原告经传唤拒不到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根据我国《立法法》第7条和第8条规定,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在《民事诉讼法》之外增加了拘传的适用对象,认为必须到庭的原告经两次传唤后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其到庭,这一规定违背了法律保留的原则,超越了司法解释基于立法原意解释法律的功能,因此仍应该遵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决定拘传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其次,原告在起诉状中已经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以及原被告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和起诉的根据与理由,原告不出庭会承担相应的实体上或者程序上的不利益,没有强制其到庭的必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再次,司法解释中“必须到庭”这一要件的具体适用情形存在模糊性,依赖于法官的主观判断。强调原告必须到庭的本意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但是评价原告的出庭是否对庭审有利以及会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对于拘传的适用条件也并没有相对清晰的标准可供参考。最后,原告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通常迫切希望纠纷得以尽快解决,积极推进诉讼程序的进程,并不会消极对待庭审,拘传其到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较小。

结合上述分析和实践经验,民事诉讼中适用拘传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被拘传的对象确有必要到场,这种必要性和被拘传对象的不可替代性紧密联系,正是由于被拘传对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法院才会选择采用对人身自由有一定限制性和强制性的拘传,作为强制其到案的必要手段。同样,刑事诉讼中采用拘传手段时,更应当谨慎考量,判断拘传对象是否具有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形和需求,决定是否采取拘传措施,并确保在使用强制措施时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要素判断被告人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首先,辩护权利的行使。法庭审理时需要判断被告人是否需要亲自参与庭审活动,表达辩护意见,提供有关证据和辩护资料,是否需要参与证人的质询等活动。其次,证据的呈现。被告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重要的证据来源,必要证据的收集、查证和质证均离不开被告人的参与,对于案件事实有争议或证据存在疑问的情况,被告人需要亲自参加。如果被告人所持有的证据与案件核心问题具有关联性,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或其他人替代呈现,或者被告人所持有的证据能与案件中其他证据互为补充,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此时法官应当确定需要被告人亲自出庭呈现证据。再次,安全和逃逸的风险。法官需要评估案件的情况和被告人的背景,以确定是否存在逃逸风险或者潜在的危险,如果判断被告人可能存在逃避诉讼的风险或者对证人、被害人构成危险的,可能会采取拘传措施。这样的综合评估有助于法官作出决策,确定是否对被告人采取拘传措施。

(一)单位享有出庭参与诉讼的权利

诉讼代表人的设立目的在于代表单位参与诉讼,作为单位诉讼行为能力的承担者,诉讼代表人行使着被告单位享有的诉讼权利,承担着被告单位在诉讼活动中应尽的诉讼义务。在侦查活动中,诉讼代表人需要配合接受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不得毁灭、隐匿犯罪证据。诉讼代表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在证据法上应视为单位的陈述。同时,诉讼代表人也可以委托辩护人,收集有利证据,查阅相关案卷材料。在审判活动中,诉讼代表人依法代表单位参与庭审活动,不仅可以行使辩护权、申请回避权以及上诉权等诉讼权利,也需要承担接受对质、询问等义务。

出庭参与诉讼对于被告一方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义务,各国立法及实践总结出不同理论:(1)权利放弃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出庭是被告人的权利。一方面,被告人出庭参与诉讼是确保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正是由于诉讼结果实际影响被告人的相关权益,才要保障被告人参与到结论制作的过程之中,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若不赋予被告这一权利,则意味着被告可能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审判”。因此,被告放弃出庭权的前提必须是明确知悉,并且自愿放弃。(2)价值权衡理论。对席审判和缺席审判有着不同的诉讼价值,法院需要对两种审判方式的价值进行比较,权衡选择何种方式。根据这一理论,并不需要考虑被告人是否自愿放弃出庭。(3)权利放弃兼顾无出庭必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出庭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被告人的义务。部分国家在法律中将出庭作为被告人的义务,其主要原因在于被告人出庭是查明事实的必要手段,如果仅承认出庭的权利属性,被告人可能会滥用这一权利。在被告人明知且自愿放弃出庭权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被告人出庭的价值,只有在被告人无出庭必要时,才可以免除其出庭义务,进行缺席审判。

我国有学者认为被告人出庭参与诉讼既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被告人的义务,各国刑诉法普遍以被告人出庭为原则,以不出庭作为例外,虽然被告人有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但是为了保障庭审顺利进行,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被告人也承担着不得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义务。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出庭参与诉讼作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的出庭制度是现代人权内涵中延伸出的一项权利,而非与基本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

笔者赞同将出庭作为赋予被告人的一种权利。首先,程序主体理论认为诉讼主体享有独立且自治的权利,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可以自主选择和决定诉讼程序的程序性事项和实体性事项,并且独立承担诉讼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随着人权理念在刑事诉讼中的发展,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得以提升,权利范围逐渐扩大,更有利于其诉讼利益的保障。其次,在控辩双方对抗过程中,被告人始终处于相对弱势一方,为了防止公权力的过分压制,也应当赋予被告人一定的对抗权利,在程序权利上享有一定的自治空间,并独立承担自治后果。例如某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代表单位自首后,在开庭审理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审理认为可视为被告单位拒不认罪、悔罪,被告单位不能适用从轻处罚。

(二)单位犯罪案件不适用缺席审判

由于拘传单位诉讼代表人到庭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建立单位犯罪缺席判决制度作为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必要补充。广义上说,刑事缺席判决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日,控辩双方诉讼主体有一方未到庭出席审判或到庭但不为陈述、辩论的情况下,法院根据另一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诉讼制度。而狭义的缺席判决仅指被告人缺席审判的情形。在单位犯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广义上的缺席判决现象普遍存在,有些人虽然勉强答应做诉讼代表人,但内心又不愿意,这些人要么拒不到庭,要么到庭以后不起任何作用,形同虚设。广义上的缺席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主要是讨论单位犯罪案件能否适用狭义上的缺席判决,即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拒绝出庭,能否采取缺席判决的方式。

反对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缺席判决的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缺席审判制度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包括刑事责任类缺席审判、诉讼障碍类缺席审判、死亡被告人证明类缺席审判。目前缺席审判实质影响着被告人的诉讼权益,且缺席判决的审判程序和配套机制并不完善,其适用范围不宜随意扩大,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第二,从责任认定的角度出发,单位犯罪案件中涉及的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很有可能将犯罪行为归结于单位,减弱个人意志在单位犯罪中的作用,以此逃避或者减轻刑事责任,若代表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不出庭,则单位的诉讼权利无法正常行使,无法对审理过程中针对单位的指控进行申辩,无法提交有利于单位的证据。第三,若被告不出庭参与诉讼,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没有直接获取单位被告人的陈述,只能借助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证据体系并不完善,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印证。

赞同可以在单位案件中缺席判决的观点通常有如下理由:第一,诉讼代表人拒不到庭导致诉讼过分拖延,诉讼效率降低。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对于拒不到庭的诉讼代表人,法院需要两次传唤后再拘传其到庭,本身就会浪费人力、物力,增加诉讼成本,占用审理期限,且案件久拖不决,也不利于社会纠纷解决。第二,被告人供述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必备要素。樊崇义教授曾经提出,被告人在场对于案件查明的功能正在逐渐减弱。并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即使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实践中,法官主要依据直接责任人员的供述以及其他证据材料来认定被告单位是否有罪,诉讼参与人的供述并不会明显影响事实的认定。第三,出庭参与诉讼是一种诉讼权利而非诉讼义务,被告人知悉庭审开庭的消息但拒不到庭可以视为诉讼权利的放弃,法院可以继续审理。此外,强制出庭与“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诉讼理念也并不相符。

笔者认为目前单位犯罪案件中不应当适用缺席判决,并赞同上述反对对单位犯罪案件适用缺席判决的理由。在现有法律未对缺席判决审理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修改的情况下,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由裁量权授予法官,使单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种扩大可能导致对单位的权益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缺席情况下,单位可能无法有效行使其辩护和提供证据的权利,从而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因此,针对缺席判决审理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需要审慎考虑,并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明确规定,以保障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审判的公正性。

经过上述论述分析,对于单位犯罪案件不能适用缺席判决,且对于拒不到庭的诉讼代表人无法适用拘传措施,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替代措施完善单位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三)其他替代性措施

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期限通常较长,诉讼代表人何时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尚不明确。从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方式来看,法定方式产生的诉讼代表人处在第一顺位。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负责人没有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时,他们当然地成为法定的诉讼代表人,并不需要委托授权,只需要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来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法院可以在向被告单位送达开庭通知书时确认法定的诉讼代表人身份和是否愿意出庭的意向,如果在审判开始之前法定的诉讼代表人不愿意出庭,单位应当以明示的方式确认变更诉讼代表人,委托其他适格主体代表单位参与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提及,考虑到实践中难以从单位内部确定诉讼代表人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有必要将现行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确定范围适度扩展,考虑由律师担任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由于诉讼代表人和律师分属不同的诉讼角色,职责和权利义务并不相同,为避免利益冲突,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诉讼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被告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辩护人。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应对诉讼事务,为单位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保障单位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类似于鉴定人员,在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被选任为诉讼代表人的律师通常能够按时出庭参与诉讼。但是,目前尚未有律师相关工作的操作规范,具体程序如何运行并不清晰,还有更多的实践问题亦无法可依,律师的权利义务和授权范围等问题有待法律法规进行规定。

审判开始之后,若诉讼代表人不到庭,法院采用传票通知其到庭。为了防止庭审的拖延,应当在传唤诉讼代表人的同时告知单位,由单位决定要求诉讼代表人继续履行职责或者更换其他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但是应当确定一定的期限。对于超期仍未确定诉讼代表人的被告单位,法院可以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督促尽快恢复正常的诉讼程序。对于因频繁更换诉讼代表人,导致诉讼进程过分拖延的,也可以考虑处以罚款。法院罚款权属于司法行政权,具有辅助裁判权顺利行使的作用,是针对民事诉讼中妨害司法或者拒不协助的违法行为人作出财产权的剥夺处分的权力。作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处罚权,法院罚款权应当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以协助义务人拒绝或妨碍司法调查或拒不协助执行为前提,遵守法定程序,遵循比例原则确定罚款幅度,并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对于阻碍诉讼顺利进行的被告单位处以一定的罚款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对于拘传或者司法拘留的手段来说,一定数量的罚款具有一定的督促和警示作用,且并不过分侵害被告单位的诉讼权益,只是罚款这一做法还需要立法上的明确授权,并配备相应的程序制度以监督和保障法官裁量权的正当合法行使。

实践中,对于公诉机关指定的诉讼代表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且无法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的情形,有法官作出将被告单位与其他责任人员分案处理的判决。依据诉讼客体理论和单位犯罪责任理论,单位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在责任来源、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与责任人员有所区分,可以从程序上将单位和责任人员分案处理,避免因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的指定和出庭困难而导致责任人员的案件审理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待单位的诉讼代表人明确后,再开庭审理该被告单位,有利于保障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效率和司法公正性。此外,分案处理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做法可以更好地界定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范围,防止权责不清或相互推诿,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被告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