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红　叶竞欧：作为生命权客体的生命尊严

目次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一)生命自决论的理论局限

生命自决论是为尊严死行为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理论,在进入该理论内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其所证成的对象——尊严死行为进行清晰地界定。对于这一概念,学界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使用。狭义的尊严死是指“对于已无恢复可能且确已濒临死亡期的病患,终止维持生命的治疗,以维护人性尊严”的行为,这里的尊严死实际与安乐死同义。广义的尊严死则认为,有尊严的活,当然地排斥无尊严的活,即尊严死,这个意义上的尊严死实际泛指一切维护死亡尊严的行为。鉴于学界目前关注的生前预嘱、安乐死和临终关怀问题还未被统摄于一个明确具体的概念之下,而安乐死已经获得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称谓,尊严死应被定位为生前预嘱、安乐死和临终关怀的上位概念,作为一切维护死亡尊严的行为的统称。如此既能使理论的表达更加清晰流畅,也有利于吸纳未来以新形式出现的尊严死行为。

回到生命自决论本身,首先,从整体上来说,生命自决论在内容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困境。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自然人对生命安全的有限支配权“来源于人享有生命尊严”,且“人对生命和死亡的自决权是个人尊严的派生物”。而另一方面,该理论又强调“生命之尊严在于人对自己生命的自我决定的可能性”,“真正的尊严是出自于……特定的态度——这种态度鼓励每个人决定自己的生死(mortal decisions)”,主张“生命之尊严取决于人是否充分享有自我操控之主体地位”。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命自决权来源于人对生命尊严的享有,人对生命尊严的享有又取决于生命自决权,也就是说,生命尊严的实现,取决于一项由它所派生出来的权利。生命尊严与生命自决权互为前提的结论明显是自相抵牾的,从逻辑上讲,这说明前述两个命题中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按照这一思路,本文接下来将分别检视这两个命题的具体问题。

1.尊严死行为不是自然人对生命的自我决定

首先要分析的是生命自决论中的“生命自决权”或“生命利益的有限支配权”,这种表达实际上片面地提取了尊严死行为的次要事实,不符合自然人通常的行为动机。其一,诸如“决定”“支配”之类的描述,过度夸大了自然人在生命安全上的自主性。亦即,在生命安全面前,人类不具备“决定”或“支配”所暗含的那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力,相反,人类的选择无外乎两种,要么维护生命的存续,要么放弃。在人格权逐渐脱离支配权的趋势下,即使是赞成人格权是支配权的论者,也往往强调人格支配与物上支配的不同,有鉴于此,继续沿用“决定”或“支配”的传统表达来描述主体和生命安全的关系只会造成更大的误解,不利于认识的深入。

其二,尊严死行为不应被描述为主体对生命安全的自我决定,其本质是主体在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间进行的利益衡量。生命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为一种负面利益,即使是对自杀者而言,生命安全存续的事实本身也不会成为自杀的理由,使自杀者产生轻生念头的是其在生命中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没有人会以“放弃生命安全”作为自己行为的目的。尊严死行为不宜被描述成对生命或生死的自我决定,因为这种表达曲解了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活动。这种曲解有两个层面:第一,按照生命自决论的描述,尊严死行为是生命安全的自我决定,体现的是主体与生命安全的二元关系,这忽略了行为人对生命尊严的考量,把三方关系压缩成了二元关系。第二,尊严死行为是主体在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间进行利益衡量的结果,该行为的目的是“维护生命尊严”,该行为所引致的核心事实是生命尊严得到维护,生命安全的消逝并不是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结果,而是客观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此,把尊严死行为描述为生命自决行为的理论表达,既没有在主观层面体现行为人的真实目的,也没有在客观层面反映行为的核心事实。

2.生命尊严的概念内核不在于生命安全的自我决定

生命自决论将主体决定自我生命的可能性视作生命尊严的内核,该理论认为,人对生命的自我决定就是对生命尊严的实现,这一论调源自于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关系理论,却是对这一理论的错误演绎。

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共同构成人格权的基础,二者相互影响,其中,人身自由是人格尊严的基础和前提,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人身自由是人格尊严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人身自由是人享有人格尊严的资格,但不必然使人享有人格尊严。由于生命尊严是人格尊严的下位概念,生命安全的自我决定是人身自由的一种具体体现,相关的专题研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演绎推理的方式,以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关系来推论生命尊严和生命自决的关系。有学者以“尊严与自我决定及其可能性的紧密关联”为理据,推导出“生命尊严的概念内核在于生命自决的可能性”的结论;有学者更是直接以“人格尊严在于人的自我决定,人因为能够自我决定所以才具有尊严”来证成尊严死行为的合法性。

然而,这种演绎忽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生命自决论的作用是对“人不能自杀”的规则进行目的性限缩,但生命自决论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人不能自杀”的法哲学基础。生命的价值正是从“人不得随意处置生命”中得以体现,生命自决论应当从“随意”二字出发展开类型学分析。然而,生命自决论不仅没有对自杀的一般情形(不被肯认的情形)和特殊情形(被肯认的情形)作出严格细致的区分,反而过分强调生命尊严和自我决定生命的本质联系,这无异于承认了一种与前文完全互斥的观点——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正是从“人可以随意处置生命”这一论断中得以体现。

其次,在自由与尊严的一般关系中,人身自由是人格尊严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正如前文所述,生命自决论却强调生命尊严的实现取决于生命自决的可能性,生命自决是生命尊严的内核,这实际是把生命自决视作生命尊严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把生命自决当作生命尊严的内涵来理解,模糊了生命尊严和自我决定的界限。

再次,在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之中,以自决地位为核心的应是人身自由,而不是人格尊严,更不应该是人格尊严的下位概念。把生命自决视作生命尊严的概念内核,同样模糊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界限,因为人身自由首先指向的就是人在意志层面的自由,就是人自由决定和处分自己事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的自决问题应当天然地与人身自由相关,而不是径直与人格尊严的相关概念发生联系,甚至成为某种尊严的内核。

最后,一般理论之所以认为自由是尊严的基础,是因为该理论对“人”的预设是一个正常保有生命利益的人,一个在生理上具备自我意识的人。但显然,“自由是尊严的基础”的论断在人出生时和死亡后都是不适用的,因为人在这些状态下同样享有人格尊严,但必然不具有自我意志。同理,人在濒死时也有尊严,但往往也会失去自我意志,故此时自由不一定是享有尊严的基础,更不宜把一种自然人在生理上或许无法达到的自我决定状态视作生命尊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否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生命之尊严取决于人是否充分享有自我操控之主体地位”,所以濒死时无法进行自我决定的自然人,都终局性地丧失了生命尊严。

从经验和常识的层面来分析,生命自决论也多有难以自洽之处。其一,就社会一般观念而言,人最具有生命尊严的理想死亡方式应是寿终正寝式的死亡。由此可见,生命自决论中的理想死亡状态,和社会观念中实现生命尊严的理想死亡状态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寿终正寝不仅和自我决定没有任何必然关系,而且必须和自我决定没有任何联系。换言之,任何有意识的死亡都不能算得上是寿终正寝,都不是离世的完美状态。其二,生命自决论承认生命尊严包括“生的尊严”,即人出生的尊严,却又把生命自我决定的可能性视作生命尊严的概念内核,强调人能自我决定才有尊严。这显然自相矛盾,因为人出生时不具有自我决定的能力,既然不能自我决定,又何来生命尊严呢?其三,如上所述,生命自决论认为,当人濒死时,若其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我的生命,生命尊严就会以最佳的方式得到彰显。这种自我决定不仅包括对生死的决定,还包括对死亡方式的决定。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推出这样的结论:生命自决论认为,自然人于濒死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以惨烈的方式(如割腕、跳楼、咬舌等)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理想死亡状态的一种,也是生命尊严的最佳体现。但这一结论明显与公序良俗相悖。

现有研究的一大误区,是把死亡尊严等同于病死的尊严。就拙目所及,目前所有以生命尊严或死亡尊严为对象的研究,均默认自然人在终末期时是一位病人,自然人的死亡方式是病死。正是这一现象,导致现有生命尊严理论坍缩为尊严死行为的对策性研究。的确,病死是一种常见的死亡方式,但它绝不是唯一可能的死亡方式。因此,对死亡尊严的分析,要以所有可能的死亡方式为背景。

下文将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各种死亡方式进行分类。鉴于本文是在对死亡尊严进行研究,此处就不宜跟从“(死)或出于自然原因,或……死于他人之手”的经典分类,而是应该根据人是否能改变死亡尊严的利益状态进行分类。依照这一标准,参酌萨特的“老死—暴死”的死亡学框架,所有可能的死亡方式被分成两类,瞬时型死亡和缓冲型死亡。瞬时性死亡,是自然人和近亲属在客观上来不及调整自然人死亡方式的死亡;缓冲型死亡,是自然人或近亲属有可能调整自然人死亡方式的死亡。瞬时型死亡的死亡事实不容人力改变,这一类型的死亡尊严趋于两个极端,一种是安宁型死亡,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寿终正寝式死亡,这种死亡尊严受到充分保护的状态可遇不可求;一种是急剧型死亡,也就是在短时间内以惨烈的方式死亡,如猝死,在此种情形下,自然人在死前遭受莫大的痛苦,且无力改变,其死亡尊严可谓损失殆尽。相比之下,缓冲型死亡给自然人留有余地。自然人在此种情况下虽然会预见到自己大概率命不久矣,但他尚有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命利益或改变自己的死亡方式,即使最后还是死亡,他也会清晰地感知到自身的死亡尊严。病死,就是缓冲型死亡的典型死亡方式,但它不是该类死亡的唯一表现形式,例如探险者在无人区迷路,最终水米断绝而死,或者自然人遭遇地震,在废墟的掩埋中被困死,都构成缓冲型死亡。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从自然人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到自然人最终死亡有着相当的时间差,他尚且可以在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间进行利益衡量,去左右自己的死亡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地感知死亡尊严。

1.死亡尊严的内涵与外延

死亡尊严的定义是自然人就其死亡所应当得到的感受。在内涵上,作为生命权客体的死亡尊严只是自然人的主观感受,是一种尊严感,而不是像出生尊严一样既包含主观感受,又包含外界评价,因为自然人死亡的外界评价只能在死后形成,如前文所述,死后的死亡尊严由死者近亲属的一般人格权保护。那么,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死亡尊严具体又由哪些感受和情绪构成?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要将医学理论引为镜鉴。2002年,临终护理的著名专家哈维·乔奇诺夫(Harvey Chochinov)提出了终末期患者尊严模型(Dignity Model for the Terminally Ill)。

基于此,本文尝试归纳出适用于所有死亡方式的外延,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感受:

第一个方面,是主体对自身生理状态的感受。其中包括:①各种不适感。如疾病带来的痛苦。②主体对身体形态和身体功能的变化的认知。如主体对自身行动能力的变化会形成某种看法,通常这种看法是消极的。

第二个方面,是主体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其中包括:①主体对生命安全的预期。如探险者对生还所抱有的希望。②主体对人身自由的感知。在动弹不得的情形下,人难免生出一种耻辱感和无力感。③对亲友心理状态的想象。

第三个方面,是主体对后事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感触。其中包括:①主体对死亡方式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感触。②主体对祭奠自己的丧葬活动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感触。③主体对身后评价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感触。

前文对死亡尊严外延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区分缓冲型死亡和瞬时型死亡。所谓“缓冲型死亡的自然人能充分感知死亡尊严”,指的是外延上的充分,也就是缓冲型死亡的自然人有充裕的时间就上文提到的各个项目生发出不同层次的情感。相比之下,瞬时型死亡的自然人,最多只能形成对自身生理状态的感受,而无暇形成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和对后事的感触。需要强调的是,瞬时型死亡在死亡尊严外延上的不充分,不代表程度上的不充分。如自然人在猝死时,可能只来得及感受到痛苦与惊惧,但这就足以把死亡尊严推向极端不堪的境地。再如自然人寿终正寝时,甚至不会产生任何感受,但就死亡尊严而言,没有感受就是最安详的感受,就是死亡尊严最完美的状态。

2.尊严死行为的整体框架

在死亡尊严本体论的指引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学界重点关注的尊严死行为。目前被学界类型化的尊严死行为有三,分别是生前预嘱、安乐死和临终关怀,其中,生前预嘱和安乐死都是自然人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维护死亡尊严的法律行为,未见自然人依照他人的意思表示维护自身死亡尊严的行为被类型化。然而,与理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95%的重症监护患者没有意思表示的能力,他们有赖医学上的“决策代理人”来决定是否撤除维生设备。尽管学界明确主张,消极安乐死的权利仅归属于本人,消极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只能由本人作出,且须经严格的行政程序审核,但在医疗实践中,大部分放弃治疗的决定都由患者的近亲属作出,只要患者家属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治疗,医院就会执行撤除维生设备的操作。申言之,在理论视角下,患者近亲属同意放弃治疗患者的决定,和医院接受这一决定的行为,都不具有合法性。这本质上是让一种在实践中反复适用,且具有良好效果的习惯向法学理论妥协。有鉴于此,生命尊严理论有必要对实践中患者非依自己意思而实施的尊严死行为作出正面回应。

从监护制度的角度来说,当患者无法表达关于生命尊严的内心真意时,患者近亲属作出的放弃治疗患者的决定具有合法性。当自然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安全陷入互斥状态时,自然人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就足以证明他此时已经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那么,无论是依据法定的成年监护制度,还是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身为监护人的近亲属都有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按照《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维护被监护人的生命权。换言之,监护人应使被监护人的生命利益达到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这正与前文提出的“最佳状态理论”如出一辙。因此,对被监护人的生命利益进行内部衡量,并作出审慎的决定,是监护人的职责。患者近亲属为了维护患者死亡尊严而作出放弃治疗患者的决定,是其对监护人职责的具体履行,该决定具有合法性。

在前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各种典型的尊严死行为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并明确尊严死行为的适用顺位。尊严死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意思表示性质的不同,我们可以用两种标准对尊严死进行区分(见表1)。

其一,根据作出意思表示的主体,尊严死行为可以被分为“以他人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和“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其中,“以他人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包括意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作出的消极安乐死决定(以下简称“意定监护安乐死”)和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作出的消极安乐死决定(以下简称“法定监护安乐死”);“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包括生前预嘱和自然人自己决定的消极安乐死。其二,根据作出意思表示的时期,尊严死行为可以被分为“以生命存续期作出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和“以终末期作出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所谓生命存续期,是自然人的生命利益相对稳定的时期,它处于新生期和终末期之间。“以生命存续期作出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包括意定监护安乐死和生前预嘱安乐死;“以终末期作出的意思表示为依据的尊严死”包括法定监护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相比于以上四种尊严死,临终关怀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尊严死行为,它寓于各种具体的尊严死之中,是所有尊严死行为所必须秉持的一种思想和理念。

最后要探讨的问题,是各尊严死行为的适用顺位。依照意思自治原则,本文根据每个尊严死行为各自体现主体自身意思的程度,参照各类遗嘱的效力顺位,提出尊严死行为的适用顺位。其一,基于对《民法典》第1142条的类推适用,自然人于终末期作出的意思表示与生前预嘱相抵触的,以最终的意思表示为准。其二,生前预嘱的内容与意定监护人的意思表示相抵触时,以生前预嘱的内容为准。因此,从法学层面分析,对于是否要对自然人实施尊严死行为的问题,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层层检视:首先,如果存在自然人在终末期作出的意思表示,则应以该意思表示来决定是否实施尊严死行为;其次,如果自然人在终末期不能作出意思表示,则应考察自然人是否留有生前预嘱,若有,则以生前预嘱为准;再次,如果自然人没有生前预嘱,则应以自然人指定的意定监护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如果自然人没有事先指定意定监护人,则以法定监护人的意思表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