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兰 程 光：流域环境司法的法理阐释与实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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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司法是和谐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之术，以独特的规则与技巧调和社会冲突、弥合关系裂缝，是无序社会的溶解物和社会和谐的缔造者，谋求在对抗与冲突下的均衡，故而和谐司法是司法权的应然本性。从概念上说，“和谐司法是指在法治社会框架下，遵循公平、效率和人权的价值导向，以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均衡统一为目标指向的司法权运行状态。”四和谐司法理论认为，在当代社会提出和谐司法是对我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有助于提升现实司法水平并改善司法状况，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而流域环境司法属于整个司法活动的范畴，它的目标是解决流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纠纷，保障流域稳定，实现流域和谐。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形式，流域环境司法希望完成的目标是实现特定流域内的社会和谐。把握好这一目标，贯彻流域治理新理念，有助于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加深对流域环境司法的认识，为司法活动指明方向。

在我国的流域环境立法工作已经初步完成的背景下，应着眼流域环境司法的实务难点，结合法律和司法解释提前做出理论应对，以形成独具特色的流域环境司法模式。

(一)方法层面：重视流域内各区域间的利益衡平

流域性问题所决定的局部生态环境问题会因水体的物理连续性而传导至下游，生态环境危害后果可能辐射至全流域，这在传统司法活动中较少出现。因此，从流域环境司法角度而言，司法机关在对涉及流域内某一个区域的案件进行处理时，需从流域整体出发全面审视裁判结果的合理性，使流域内各区域之间的利益保持在衡平状态。

一方面，审慎对待流域内不同区域的不同环境保护行政标准。在三大诉讼程序中，流域内行政机关给个人、企业划定的污水排放量、捕鱼时间等行政审查标准都是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重要参考，有时甚至会直接决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属性以及责任轻重。但是，由于流域横跨多个行政区域，实践中可能会存在各地环境保护标准不尽相同的问题。以南四湖为例，该湖泊是我国北方第一大淡水湖，流域范围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但是，南四湖长期存在各省环境治理保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制约了南四湖环境保护治理成效。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办理“南四湖专案”，围绕“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的治理状态，会同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南四湖排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督促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会同四省生态环境部门形成《南四湖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实现了南四湖流域排放标准的统一。可见，司法机关不能简单以涉案主体所在行政区域的标准办理案件，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区域的标准。在必要时，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制发司法建议等方式与行政机关加强沟通，促进流域内环境保护行政标准的统一化。

另一方面，重点协调上中下游之间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由河流组成的流域之中，上中下游之间的联系程度十分紧密，某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要素发生自然性变化很容易影响到其他区域。基于“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同质同源、共生共进关系”，流域内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托上中下游的生态资源形成特色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进而获得经济收益，并持续给其他区域带来明显的环境影响。在实践中，也有部分法院的裁判结果体现出了利益衡平思维。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延川县某石油货运车队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指出被告单位的司机操作不当导致油罐车侧翻，20吨柴油外泄后连同救援所用的消防水一起流入潜溪河，给潜溪河下游造成了严重污染并连带破坏了嘉陵江河段水质。考虑到该流域的水生态系统在受污染期间无法给周边居民提供经济效益，造成生态功能服务损失，故在裁判被告应承担的水生态修复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时应充分考虑这一情况，不能以流域水质经水生态系统自我净化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为理由而减轻被告的经济赔偿责任。可见，承办法院在处理发生于河流上游的环境污染纠纷时，充分考虑到了环境污染事故对河流下游生态利益造成的损害，同时结合下游居民经济利益会因环境污染事故而减少的情况，合理确定了被告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促进了流域内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平衡。与上中下游类似，流域内左右岸、干支流之间同样存在紧密的生态联系，司法机关也应当贯彻利益衡平思维办理相关案件。

为实现流域内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平衡，司法机关在现有流域环境立法体系下不仅要重视利益平衡方法的司法运用，还需要在法律与司法解释之外寻找其他处理流域环境案件的依据和理由，从而给流域环境案件裁判结果的做出提供更多可能的选项，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利益需求。其中，笔者认为形成并运行于流域内的“习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发挥这一作用。理由在于，流域不仅是政治、经济、生态的集合体，还是文化的集合体。流域生态资源储备、交通运输功能、自然景观形态等都对流域内人群的文化创造和观念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不同流域的人群会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特质。从经验上看，居住于同一流域内的人民群众由于生产生活的形式具有相对一致性，一般会形成相对统一而各具特色的民俗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习惯使得司法机关在流域环境司法中，需要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之外尽可能考虑习惯因素对案件判决结果的影响，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例如，在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指出要从尽可能恢复生态环境功能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社会、人文、习惯等实际需要进行总体分析判断，从系统论角度对不同生态要素所遭受的实际影响予以综合考量。在某股份有限公司与谢某取水权纠纷案中，人民法院结合居民的取水习惯来论证流域内取水权的归属时指出：“判断自然人的取水范围时应当尊重习惯……在特殊情形下，虽不排除自然人在距离居住地较远的水源地享有取水权。但是，该取水权的行使方式及行使范围均应受到其取水习惯的影响和限制，并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裁判思路反映出人民法院对流域人文环境的重视，希望从体系化视角整体把握流域环境案件的裁判思路。即司法裁判不仅要实现流域生态的修复，还要兼顾到流域文化的保护。

一方面，对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来说，由于二者是有公权力机关参与的诉讼形式而具有公共属性，关涉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人民群众的习惯一般不会直接成为司法机关的裁判依据。但是，由于流域特殊的自然文化属性，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仍可以将习惯作为法律之外的裁量性因素引入裁判过程中。尤其，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行政处罚、认罪认罚从宽等情况的案件时，习惯很可能会成为减轻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的因素。另一方面，对民事诉讼来说，由于此类诉讼一般不会有公权力机关的参与，属于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因此，司法机关有权以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为主并辅之以习惯来考量案件结果，进而妥善处理流域纠纷。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适时根据《民法典》第10条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习惯做出裁判。质言之，考虑到流域是一个特殊的人类活动空间以及“民事习惯在司法中的法源地位”，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保持高度关注，激发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补充功能”。

基于《长江保护法》及司法实践现状，为统一流域环境案件的审判理念和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探索运用跨行政区划管辖规则，以期合理确定流域环境案件的管辖法院，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之外为人民法院确定流域环境案件管辖权提供参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9条，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适用”效力，其可以在三大诉讼法以及各地颁布的地区性规定之外，给人民法院厘清流域环境案件的管辖问题提供帮助。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第212号指导性案例“刘某桂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即为适例。从效果上看，该案直接对跨行政区划非法采砂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规则的理解和运用进行了说明。根据该案裁判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性案例中提出了两条“应当参照适用”的跨行政区划管辖规则：“第一，跨行政区划的非法采砂刑事案件，可以由非法开采行为实施地、矿产品运输始发地、途经地、目的地等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对于采售一体的非法采砂共同犯罪，应当按照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便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原则，确定管辖法院。该共同犯罪中一人犯罪或一环节犯罪属于管辖法院审理的，则该采售一体非法采砂刑事案件均可由该法院审理。”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指导性案例提出的跨行政区划管辖规则对各级人民法院厘清流域环境案件管辖权争议具有参考价值，是对现行程序法中管辖规则的恰当理解与创新运用。除此之外，人民法院还应当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其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夯实流域环境案件跨行政区划管辖的程序基础。

此外，流域环境司法领域的再次起诉认定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规范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8条对原判决当事人再次起诉的条件做出了规定。从司法实践观之，原判决当事人针对已经生效判决所指向的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的请求一般都不会被人民法院同意，而会被人民法院以重复起诉禁止规则为理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在一般案件中，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对再次起诉之“发生新的事实”要件的理解较为严苛，使不少再次起诉的请求被划入重复起诉禁止的范畴。这一法律适用方式在流域环境司法中需要有所改变。

具体来说，当流域生态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导致原判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发生变化时，人民法院应当将这种情况作为上述第248条中“存在新的案件事实”的情形，允许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通过新的诉讼程序对发生变化的流域纠纷重新做出处理。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发布的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中，韩某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就存在原告再次提起诉讼的可能性。本案中，吉林油田分公司的油井发生泄露，泄露的部分原油随流域内洪水下泄至韩某经营的鱼塘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韩某无法正常进行渔业养殖。据此，人民法院根据当时流域内环境污染情况判决吉林油田分公司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具体到流域环境案件的再次起诉条件认定上，笔者认为本案存在再次起诉的可能性。理由在于，本案法院作出裁判的依据是案件审理当时的鱼塘受污染状态。但是，由于油井的位置和韩某的鱼塘处在同一流域内，之前泄露的原油会随着流域生态的演化而不断运动，在一段时间后很可能会在流域内河流的推动下而再次进入韩某的鱼塘内，造成新的生态环境损害。即使吉林油田分公司已经对原油污染进行了清理，也难以完全应对因原油沉积和运动而带来的再次污染风险。对根据这一新的事实可能产生的后诉来说，韩某对后诉具有“诉之利益”。这种情形属于“发生新的事实”，人民法院应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考量是否允许原判决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

为规制流域环境司法中的司法裁判过度科学化现象，司法机关在借助鉴定技术办理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严把握委托鉴定的条件。从规范上看，我国三大诉讼法对鉴定条件的规定较为宽松。然而，考虑到流域覆盖面积广大而生态环境情况复杂，需要司法机关通过鉴定查明确定的事实或证据不在少数。对此，司法机关应当对委托鉴定的条件从严把握，尽量避免开展不必要的鉴定活动。

第二，重点跟踪鉴定的持续时间。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往往较长。而由于流域环境司法鉴定更具复杂性，因此司法机关如果不随时跟踪鉴定持续时间并督促鉴定机构从速鉴定，则可能造成案件审理迟滞。基于流域生态环境的可变性，这种因鉴定时长而导致的审理迟滞不仅会影响审判质效，还可能会造成流域生态环境不可逆的变化甚至是损害。

第三，适时使用环境保护禁止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当存在不及时制止环境污染行为则将使环境受到难以弥补之损害的情形时，人民法院有权在满足相应条件的前提下使用禁止令。在流域环境司法中，当案件出现鉴定意见迟迟无法做出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可适时使用禁止令以减小流域污染损害，避免环境状态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的过程中进一步恶化，并逐步探索出“一般禁令程序与紧急禁令程序”相结合的禁令实施机制。

第四，善于用举证责任规则应对鉴定意见出具难的问题。由于流域环境的复杂性，鉴定意见的做出势必较一般案件来说更为不易，甚至有可能出现历经长时间等待而鉴定机构无法出具鉴定意见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应对这种情况，势必将在流域环境司法中导致人民法院因缺少鉴定意见而无法做出判决，造成流域环境案件难以结案。虽然，科学证据已经成为环境案件审判中事实认定的关键依据，但是这类证据依然存在不少未被公众察觉的局限性，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故而，司法机关在流域环境司法中应当摒弃唯科学主义立场，从实体和程序着手以流域环境司法的基本需求引领科学证据的合理使用。在出现鉴定意见长时间无法形成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及时运用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做出判决，使得举证责任承担者承受鉴定意见未做出所导致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如果此类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则二审人民法院不宜将该情形归结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并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而应当在尝试继续开展鉴定工作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举证责任规则做出判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也强调要深化审判实务研究，通过环境资源审判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我国的生态环境资源丰富，各地区河流湖泊交错纵横，对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于区域文明进步的意义均属重大。在此时代背景下，以流域环境司法推动流域综合治理，为司法机关落实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实践路径，是对传统司法治理模式的一次变革。基于我国日渐完善的流域环境立法体系，流域保护制度的构建在立法层面基本得到了实现，流域整体性和治理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将会由立法逐步转向司法。未来，学界可以借鉴家事司法、环境司法、未成年人司法等专门司法领域的成熟理论与实践经验，继续通过厘清基本概念并研究相关延伸问题的方式，深入阐释流域环境司法，缓解流域环境司法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