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晨东：论数字内容合同的解除及其后果

澳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昝晨东

二、数字内容合同的概念、类型及其特殊性

三、数字内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

在数字服务合同中，消费者无需履行实在的金钱给付。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为实现“尽早索回价款”之目的的可能性。相较而言，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目的或更在于取回自己在平台、应用中的数据及相关数字内容，避免个人信息的泄露造成损失。此时合同解除制度与其说是将消费者与数字服务提供商从履行困难的合同中解放出来，毋宁说是非定期合同的自然终止更为恰当。因此，笔者认为，在数字内容合同中，合同解除之目的已悄然发生变化，这是下文分析数字服务合同解除条件与传统合同法中解除条件不尽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数字内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又可分为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和任意解除权三种。

(一)基于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

(二)基于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

1.迟延履行

在比较法上迟延履行是得以解除数字内容合同的重要事由，通常情况下发生迟延履行的情形，受领人可以终止合同。《德国民法典》规定，如果迟延给付涉及整个合同利益，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欧盟《数字指令》对给付时间要求则更为严格，无论迟延履行的给付无须考虑是否会导致“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用户均得以单方解除。缘由在于，相较于传统交易中的迟延履行，网络时代的交易机会瞬息万变，合同关系也从单一的线条状变成网格状，前序交易的不及时可能会导致当事人错失后续交易的机会。我国实践司法则坚持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判断标准，认为不宜简单地将数字内容提供方超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视为违约，还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笔者认为，对于迟延履行数字内容合同是否当然导致解除权的产生，应结合具体案件，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作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旦出现迟延履行就认定为违约，也不能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标准要求过高。从司法实践看，或可根据单项合同和序列合同的不同，对合同形态进行分析，如数字内容合同的履行本身与其他合同的履行有牵连，前序合同的迟延履行将导致当事人丧失后续合同履行的机会，则可以考虑为根本违约。例如，甲急需办公软件处理投标事宜，与乙订约提供软件并及时安装、调试、维护升级，后因乙未及时提供软件而导致投标失败。此案中，迟延履行明显已构成根本违约。对于不存在序列交易的情形，则可依据一般的合同法理论判断迟延履行是否导致根本违约。

2.质量问题

关于数字内容质量的判断，亦需要结合实际，对《民法典》的规则作更为细致、合理的解释。根据《民法典》第615条，在判断标的物质量时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判断标准，优先适用当事人对产品质量的约定。如果当事人对产品的描述、数量、品质、功能性、质量、安装、运行环境和兼容性有约定的，应符合约定。质量约定不明的，适用《民法典》第511条的规定进行判断。但在实践中，普通消费者往往无法通过常识理解合同中关于质量约定的条款所代表的法律意义，叠加技术壁垒后，更加无法辨别数字内容是否存在实质性的缺陷。考虑到消费者合同与商业合同的区别，法律应当为消费者数字内容合同中“质量标准”的判断提供最低的保障。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认为，(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数字内容的质量应达到最低的客观质量标准，除非数字内容提供者已经特别告知，并在合同中有所约定。笔者认为，此种思路可资借鉴，可以通过法院裁判对《民法典》第611条进行个案解释。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似无必要，一来易导致消费者权利的滥用，干扰法官裁判；二来容易产生消费者合同的特殊规则与合同一般规则的抵触。

另需注意的是，由于数字产品通常研发成本较高，且更新迭代快，瑕疵履行后也不具有实际可返还性。对于根本违约标准的判断，应具有谦抑性：对于产品微瑕问题，应允许数字内容的提供者采取补救措施，承担对产品漏洞进行修复或减少价款等违约责任，不宜直接使合同归于解除。关于微瑕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应首先判断是否构成不符合约定，其次应判断违约的程度(是否达到根本违约或只是显著轻微)。根据《民法典》第610条和615条，对于标的物存在质量原因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或者解除合同。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5条也规定，对于显著轻微，不影响非违约方合同目的实现的，不能主张解除合同。对此，比较法上亦有例证，欧盟《数字指令》对于数字内容合同的违约救济，以限期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免费升级更新为优先。《德国民法典》第327条也规定，数字产品服务微瑕，不影响可访问性与可用性的，不适用解除规则。此外，对于采取补救措施而言，在数字合同的场合中，维修和更换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有形商品明显，“修理”“重做”和“更换”并无明显差异，实际上都是通过代码对数字内容进行修复、更新。因此，在我国《民法典》第582条的语境下，至少在数字内容合同中赋予守约方对修理、重做、更换等违约责任的选择权，似无必要。

3.无法更新

4.关联合同解除

在数物买卖中，根据《民法典》第632条的规定，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可以就该物解除合同。如需要整体解除合同，则需要证明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传统合同法中，亦有主物与从物关联合同的解除规则可资借鉴，但尚在标的物皆为动产或商品的维度。对于合同项下分别有交付动产和提供服务两个关联的给付标的时，依据关联性标准判断，对提供服务合同义务的违反构成对整个合同的违约，似乎可以解释。问题在于，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推广至数字内容合同领域？

数字内容合同可根据给付是否一次性完结，分为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继续性数字内容合同以各类数字服务提供合同为常见，例如常见的付费网盘app、音乐app 等。继续性数字内容合同又可以根据履行期限是否确定分为定期继续性合同和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这种分类更有利于区分数字服务合同中的付费服务要素，通常消费者购买的数字服务以月度、季度、年度计费。在免费的服务内容之外，另构成一种付费的、定期的继续性合同，以区分不支付费用的、不定期的继续性合同。在传统合同法中，不定期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需要解除原因，只需以合理期限通知对方。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不定期之继续性契约，如租赁、雇佣、委任等，均以得随时终止为原则。无名不定期继续 性供给合同，可类推适用有关规定，允许合同当事人有任意终止合同的权利。

而定期继续性合同则需要重大原因，以证明信赖基础丧失而导致合同关系难以为继。对于不定期继续性合同而言，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第563条第2款，不定期继续性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但对于定期的继续性合同能否适用任意解除权，则有疑问。在比较法上，关于定期继续性合同的任意解除也有所发展，例如消费者合同中任意解除制度在比较法上也发生了扩张适用的趋势。比如，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德国电信法(草案)》第451条规定，消费者可以在不存在重要原因的情况下随时解除合同，“彻底抛弃了契约严守原则”。

我国《民法典》并未在合同编通则中一般性地规定继续性合同的重大原因解除，而是在多数典型合同中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基于重要原因解除继续性合同。定期继续性的数字内容合同不能直接参照典型合同中的定期继续性合同重大原因解除制度，需要结合合同类型进行目的解释，即使基于“消费者保护”等特殊事由，也需要类推有名合同中的规则。有学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保管合同规则或婚姻关系“感情确已破裂”规则类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