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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人都学得会的技能
选素质高专业强的执业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服务
助人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是龙心理研究推送的第426篇原创文章
(总第42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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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回过头去看就不难发现，如果说一百多年前容闳为代表的西化派、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是在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被摧毁后最先觉醒的中国人，那么，半个世纪以后，才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并开始了对满足自我欲望的追求。这就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乃至中国新民主革命的社会心理根源。
它积极的一面表现为中国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奉献精神，消极的一面则表现为对自我欲望的过度追求，最后直接导致物欲横流、底线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这方面不便多说也无需多说，相信各位一定有所体会。
随着更多中国人的觉醒——请注意，这不是清醒状态下的觉醒，而是自信心被彻底摧毁后的迷失中的觉醒，是一种失去了根基没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只剩自我欲望的奴性的觉醒。更直白地说就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奴性的觉醒，只想给自己找个好的主人，把未来寄希望于自己觉得好的那个主人，什么都想照搬照抄主人的做法；而对中国文化，则是一味地否定、抛弃，恨不能直接与过去一刀两断！
彼时的中国人，就如同慢慢从昏迷中醒过来而对过去完全失忆了的人一样，身处破旧落后的环境中，又听到或看到了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世界，说不清自己从哪儿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想要更好的生活，无端地对身处的环境以及历史充满了厌恶甚至憎恨，而就对西方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恨不能一下融入到西方世界中去。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追求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更大的个性自由就成了唯一的人生目标，其结果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中国文化从一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演变为“中学为表西学为用”，实际就是“中学为有西为体、为用”。当初洋务改革派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只剩下了一个名义的空壳。
不过，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在以“中学为表西学为体、为用、为里”，大家都知道这很不好。当然，也有些只是没有觉察到，不是故意的。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五四运动，其标志就是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孔子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打倒孔家店”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被全盘否定了。笔者也清楚地记得，上学时所学的教科书上就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等内容。
但是近年来，陆续发表或出版了一些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文章和书籍，比如《“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吗？》（王东、纳雪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2010年第4期），《“打倒孔家店”是历史的误会》（李殿元，《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五四精神新论》（王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打倒孔家店”研究》（杨华丽，人民出版社，2014）等等。
这些文章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还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的真实情况，这些书籍则系统阐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过程，并提出了学术界应重新考量五四全盘反传统论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这些文章和书籍提供的资料显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从来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经核实，1921年6月16日，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在给《吴虞文录》所作的《序》中首次提出了“打孔家店”的说法。不过请注意，是“打”可不是“打倒”哟！一字之差，意思可就大不一样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请注意，这里就多个“倒”字！
在《关于“孝”》一文中，陈伯达又写道:“一个‘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氏”。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学者、黑格尔思想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也有“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先生”之类的说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编的《五四运动文选》中，对吴虞的注释是这样的:“吴虞……被称为 ‘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思想史家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称吴虞是“被誉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著名学者何新在《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中讲:“自从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已经七十年了。”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革命彻底性的表现；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口号，当时的胡适只提到过“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第一个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其实是陈伯达！而且是在五四运动过去多年以后才有了“打倒孔家店”的说法。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一定都很清楚陈伯达在党内理论界的影响力，加之当时特殊的国内政治生态，这才是“打倒孔家店”这一原本并不符合事实的说法能在当时的理论界和史学界得到多次引用并广泛传播几乎成了定论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打”，是一种行为或动作，只表达出批判的态度；“打倒”，却表达出了一种结果，等于全盘否定了。
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精英们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例如，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道：“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的意思是说，他抨击的是打着孔子旗号的那些别有用心另有目的的思想，并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
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中国文化强调在家重孝，外出重忠；在家讲悌，在外讲仁，在家在外一以贯之。陈独秀认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需要“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显然是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孝悌的真谛。尽管如此，陈独秀还是对当时一些年轻人“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判。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了一句流行的话：“批判孔子的，都是不懂孔子的。”
鲁迅在谈到袁世凯、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即便是抨击孔子最激烈的吴虞也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不佞，是旧时对自己的谦辞。吴虞的意思是说“我经常说孔子自然是当时很伟大的人物。”这怎么可能是一个要“打倒”孔子的人说出来的话呢？
就连当时批判孔子最为激烈的吴虞都是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会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呢？
所以，尽管事情过去了刚刚一百年，人们已经被“打倒孔家店”的假消息给欺骗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自信地以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真实的孔子呢？这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才行！
2016年，高行之老师在研究先秦文化的国家级核心期刊《管子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论文《‘庸器’探源》，论证了现代工具书——包括《辞海》、《新华字典》在内，把“庸”字解释错了。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自南宋朱熹以来的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包括今天的现代人，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你所批判的中庸，只是你所理解的中庸，根本就不是孔子所讲的“中庸”——你批判的，其实是你自己的理解！
1973年10月，中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活动的热潮。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参会者逼着梁漱溟先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一样侃侃而谈，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然后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我看不出林和孔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先生的这番话，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完全是跟中央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运动发展成了“批梁”运动。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持续长达半年的时间。梁漱溟先生是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还打太极拳。
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批梁运动半年总结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梁漱渖先生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梁漱溟先生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冯友兰比梁漱溟先生小两岁，1917年12月，时年24岁的梁漱溟先生在北大首次登台讲授《印度哲学》，与之年龄相仿的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冯友兰等都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因此，冯友兰实际上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
1922年，梁漱溟先生哄动学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在读了该书后，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给梁漱溟先生，类似书评。梁漱溟先生将此信保存了六十余年。
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为讨好文革小组的某人，又一反自己大半辈子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张，完全站到了彻底批判“孔老二”的立场上，并且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学术成果，以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冯的言行完全丧失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
尽管如此，梁漱溟先生在公开场合，即便是在批判会上，也从未对冯友兰作过任何负面评价。
到了1985年12月初，北大为冯友兰举办九十诞辰，冯写信邀请梁漱溟先生赴宴。梁漱溟先生以天气不好为由婉拒，并在复信中直接表达了对他十余年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行为的不满。
不过，梁漱溟先生同时也表示，虽然我不去你那里赴宴，但是，如果你愿意到我这里来喝茶，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招待。后来，冯果然上门拜会梁老师，又留下一段佳话。
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梁漱溟先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一阶段，尽管人们还是经常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却是“以中学为表，西学为体、为用”，也就是“以中学为表，西学为里”。直白地说就是：中国文化正在被逐渐掏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对“心理”一词的理解，已经与“心”和“理”都完全没有关系了，全是西方灵魂学的解释。中国文化正在被一步步掏空，只剩下一个汉字的空壳了！
现在，中国文化正处于第三阶段已经开始第二阶段尚未结束的共存期。
那么，第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且听我们下期接着分享。
邮箱：Celia7705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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