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开放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与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与异

传普通人听得懂的理论

教人人都学得会的技能

选素质高专业强的执业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服务

助人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编者按】本文所述钱学森先生的中医药思想，出自曾担任钱老秘书的李明所撰写的《钱学森中医药思想综述》一文，来源：第一健康报道。

由于中国心理学就是用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构建起来的，又是人体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中在涉及到心理学具体内容时，就直接以“中国心理学”来指代“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心理学上的应用”，不再另作说明。

对系统的研究，贯穿了钱学森先生一生的科学生涯：在美国的20年时间里，他主要从事航空、火箭等工程系统的理论和技术攻关，代表成果是 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专著《工程控制论》；1955年回国以后成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技术上的最高负责人，主要从事大规模科研系统的组织管理工作，代表成果是1978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1982年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人体系统、思维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宇宙系统以及系统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研究与构建工作中，代表成果是1991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钱学森的中医药思想就是在他晚年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基础上立论的。

由此可见，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实际上是钱学森先生对其一生进行系统研究的经验积累和深刻洞察基础上的一次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钱老一生智慧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代表着钱老一生的最高成就。而钱学森先生的中医药思想，则是这一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在实践上的第一次尝试。

钱老说，16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开始，搞了两百年，到 18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8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说：“这是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钱老指出，伽利略、牛顿等从 17世纪开始发展的方法叫科学方法，排斥一切主观的东西，一切靠实验建立科学，认为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例如研究人的思维就不灵了，因为研究思维要靠人的主观反思、内省，牛顿的那一套排斥这个东西，就无法研究。钱老认为，科学要来一次新的变革，牛顿是定量的方法，主观反思是定性的科学，定量和定性要辩证地统一起来，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

钱老说，关于主客观的作用，爱因斯坦早已讲得很清楚。观察实验后的设想是人的主观的一次飞跃，来源搞不清，先是猜想，然后用逻辑、计算、实验、考验、设想、修改，又是一次主观飞跃。人认识客观世界是主观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钱老指出，人类进步到现在，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这就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解决这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人还要把自己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一步。这不是空想，而是看到这么一个可能性。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钱老集一生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感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系统论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开放巨系统论”，认为万物皆系统，一切系统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也是既包容又超越了整体论和还原论的。

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向下兼容的，既能包容又能超越以往的理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方法论也是这样，工程系统和管理系统可以看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想假设和特例。

万物皆系统，但都是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即便是相对封闭的系统也与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就是一种崭新的认识论吗？因此，钱老提出的“万物皆系统”且是“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实际上就是一种与传统的系统论和方法论大不相同的新式系统论和方法论，即是一种新式认识论和方法论。

而中国心理学是用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构建起来的，并对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从中国文化中发掘整理出来的，所以称之为“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可以称之为“一二三”式认识论和方法论，与一分为二的“二元对立”式认识论和方法论完全不同。这原本是深藏在中国文化中的古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现代人来说又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期待它能从“藏在深闺人未识”，从此“一朝出门天下知”！

大约三百年前，西方哲学界出现了两种认识论之间的激烈辩论。而这一认识论之争，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最终打开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的大门。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每一次人类文明质的飞跃无不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开始的。

那么，钱老“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在中医和人体科学领域都有哪些具体内容呢？

主要有八条：

一、人体系统是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处于整个宇宙之中彼此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开放的系统。

二、中医理论符合最尖端的现代科学。

三、中医要现代化。

四、建立五个层次的人天观：宇观的人天观、宏观的人天观、微观的人天观、胀观的人天观、渺观的人天观。

五、建立人体功能态理论。

六、经络的实体是人的整个体系。

七、建立四个医学：治病的第一医学、预防的第二医学、再造的第三医学、超越的第四医学。

八、要像搞国防尖端技术一样抓中医现代化的组织管理。

我们以第一条、第五条以及第七条为例，来分析一下，钱老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论及其方法论”与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相通或相似之处。

传统的系统论是基于相对独立基础上的，也就是基于相对封闭基础上的。尽管有些研究也将整体性和统一性考虑在内，但这种考虑显然是建立在相对独立和封闭基础上。比如西医按系统分科，独立诊断是常态，会诊是特例，就是传统系统论的典型例证。可以概括为相对独立基础上还要有整体观，孤立情况下解决不了的才会考虑整体。

而人体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从前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无法忽略整体效应，另一方面以前科学研究的对象总可以分解得简单一点，把人一分解，那就不是人了。因此，研究人体系统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全部都是还原论的，还要有整体论，最好是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仅从整个系统来看人，这还不够，还要根据人—机—环境这么一个大的系统去考虑问题。完全是还原论，即低层次的结构决定高层次的结构，再决定更高层次的结构，这种方法论是解决不了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但是丢掉还原论去考虑整体也不行，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片面性，一定要综合，用辩证法。西方科学，还原论的观点是比较多的，而中国古代整体观是比较多的。必须用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统一起来的系统论。套用前面举的西医的例子概括地说就是，钱老所说的人体系统是在整体前提下的相对独立，它一直都处于开放状态从来就不曾孤立过。两者一对比，相信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了。

钱老的这些观点本质上都与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完全一致，对人体生命的认识也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在表达上以及在对除人之外的物的认识上有些差异。

中国文化认为，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因此，人与天、身与心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或者说直接说，身与心、人与宇宙原本就是一个系统，但人也好、身也好还是心也罢，都只是相对的独立性。独立性也就意味着自主性，尽管只是相对的——本来嘛，就不存在绝对的自主。这也就是说，人与宇宙合为一个体，是一个系统，这是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人才会有独立自主。同样的，身心合为一体，是谓人，有生命的、活着的人，这是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才会有身与心的相对独立与自主。在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下，不管对人如何进行分解、切分，都不影响人的生命本身。这就避免了前面钱老提到的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把人一分解，那就不是人了”这一弊端。

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上述主张，尽管中国古人也认识到了需要分层次研究人，如把人分为天和人、把人的生命分为身和心，但是却没有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展开研究，以至于没有建立起独立和完整的生理学与心理学体系。当然，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相应的认知，仅仅是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罢了。这也就是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文化根源了。

不过，略有遗憾的是，钱老并没有明确说明“用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统一起来的系统论”研究人体生命科学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辩证统一起来，究竟是以西方科学结论为主改造中国文化观念呢？还是以中国文化观念为主来改造西方科学？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西方科学其实并非不讲整体，中国文化也并非不分层次，但为什么会造成西方自然科学发达、“还原论的观点是比较多的”，而中国则是“整体观是比较多的”、“中医理论符合最尖端的现代科学”这一奇怪的现象的呢？

其实，这就像尽管法律明文规定股东不分大小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一样，占50%以上股权的股东和占50%以下股权的股东的“权”和地位其实大不相同一样。以心理学为例，以中国心理学为主体就是用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来改造西方心理学，而以西方心理学为主体就是用中国文化讲述和解释西方心理学，并用西方心理学来改造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心，性质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心理学必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这也是我们与钱老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尽管钱老没明说，但从钱老的表述上看，我们认为钱老的本意就是要用中国文化来改造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因为钱老明确指出“中医理论符合最尖端的现代科学”，不跟着符合最尖端的现代科学的中医方向走，还能跟落后的西方科学的方向走吗？再者就是如前面所分析的，传统的系统观是相对独立基础上还要有整体观，孤立情况下解决不了的才会考虑整体；而钱老的开放巨系统观则是在整体前提下的相对独立，它一直都处于开放状态从来就不曾孤立过，前者是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后者则是中国智慧，所以，肯定是要用中医理论为主导用中国文化的辩证观点来统一还原论和统一论了。

这与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融合的方式当然就应该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学习西方的分割分层次细化研究，来建设人体生命科学，当然也包括心理学。

钱老提出要建立人体功能态理论，认为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人生了病，西医就去研究病灶，是什么原因，投药也是针对病灶。中医不受此限制，中医的理论是辨证论治，这个“证”不是西医病症的“症”，二者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辨证论治的“证”，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功能状态。辨证是指辨别病人的功能状态，然后开药，用药物使病人从不正常的病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状态，也就是健康的功能状态。把功能状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状态，病态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对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怎样来形容它的特征？就是人的整体功能状态。在系统学中，功能状态是亚稳态，就是在系统的相空间中，它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调节的，从一种亚稳态可以转入另一种亚稳态。从系统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人体功能态都是人体巨系统中相对稳定的状态。从一种功能态到另一种功能态有过渡过程，那是相对不稳定的。

调节的手段有三种：第一种手段是与外界的物质交换。第二种手段是信息交换，外界的信息可以是声波或电磁波，比如音乐可以治病。第三种手段，就是人脑所产生的意识，意识是人体最高层次的活动，它可以返回来作用比较低的层次。

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是对人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的各种功能状态的研究，要阐明其机理。所谓各种功能状态就是人体所有可能出现的功能态，包括醒觉功能态、睡眠功能态、催眠功能态、危机功能态、警觉功能态和气功功能态等。我们的研究是要研究功能态本身，研究转换过程，并对不同功能态进行比较，最后全面理解人体系统的生理、心理。

钱老特别指出，我们是在以人研究人，作为研究者的人是主体，但他在研究的又是他自己这个客体，要用自省或内省的方法。这在人体科学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要研究的人体功能态只能存在于活人，必须以活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如何体会人的意识、意识对人体系统的影响，以及产生这种影响的过程尤为重要。

钱老的这一系列观点，与我们的中国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又是几乎完全一致的。

中国心理学不像西方心理学那样把与人心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定义为“病”，然后再进一步细化给贴上某种具体的疾病的标签。中国心理学认为，只有那些已经背离了人心活动原理、机制机理的状态才是病；病交给医生主治，中国心理学作为辅助；凡不是病的，都视其为一种梦境中的状态表现。既然是种梦境中的状态，那么只要把求助者从梦境中叫醒就可以了。然后再引导求助者自己做恶梦的时候是如何从梦境中脱离出来的，教会他科学的健康的应对方法，学而时习之，反复练习熟能生巧，就可以把自己从问题的陷阱中拉出来了。

关于钱老提出的第七条建立四个医学，其中的第三医学是再造医学(rehabilitation medicine)，即人体器官的再造。钱老认为翻译成康复医学是不恰当的，应该是再造医学，是通过人工再造的方法把人调到更好的工作状态，这是其实是治病医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更高明的治病路径，因此，都属于西医治病的范畴；而预防医学和超越医学，以及一些西医难以治愈的疾病，中医则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从新冠治疗疗效的中西医对比的下面两组数据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自1月21日湖南省确诊首例病例，至3月14日最后1例住院确诊患者出院，全省共确诊病例1018例，治愈出院1014例，病亡4例，治愈率99.61%。其中，累计有150例重型、危重型患者出院。出院患者平均年龄45.5岁，其中年龄最大90岁、最小3个月，患者平均住院15.68天。湖南是全国第9个在院确诊病例为零的省（区、市），也是首个累计确诊病例在1000例以上清零的省（区、市）。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报道，运用中医抗疫的“湖南经验”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轻症患者救治中也获得优异成绩：在江夏方舱医院首批出院的23名患者中，经湖南队治疗的达14人，住院时间最短的仅为6天。湖南队患者全部以中医药为主治疗，实现"零转重"、"零转出"。朱莹队长介绍说：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病人564人，治愈386人，平均治愈率68.44%；其中湖南队收治新冠肺炎病人113人，治愈97人。治愈率85.84%,无1例转为重症。

这一特点在用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构建起来的中国心理学的助人上也得到了同样的体现。正如我们在《心理健康的中国模式：中学治未病西学治已病，分工协作融合发展》一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点击可阅读全文，在这里不再赘述。

钱老还特别强调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人体科学。什么叫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人体科学？钱老认为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指导研究工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研究工作，既不是唯心主义，又不是机械唯物论，要用系统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

而这再次与中国心理学的思路完全一致，详情可阅读《中国宇宙观：由道而生为“一”，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合二为一！》一文。

另外，正如钱老所说，人体科学的研究比社会科学、宇宙学还要难，大概是科学问题中最难的。宇宙虽然大无边际，但对宇宙的研究可以从小做起，慢慢往大的方向推，而且宇宙变化的时间尺度是非常之长的。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是在其中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可以观察稍微大一点的社区、街道等的宏观运动规律，所以我们感受的知识是比较丰富的，又有大量的统计数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体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从前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无法忽略整体效应，另一方面以前科学研究的对象总可以分解得简单一点，把人一分解，那就不是人了。因此，以前的科学研究方法是难以胜任研究人体生命科学这一重任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必须从中国文化中发掘智慧，找出解决办法。钱老所说的“开放的繁杂巨系统论”是一个思路，中国心理学提出的中国式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一个思路。

现在看来，两者可以很好地融合，从而形成一个非常接近自然科学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

相信这样融合得来的中国方案，以及用这一方案构建起来的中国心理学，必定会带来人体生命科学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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