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 “两山论”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

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绿色特质和生态底色。自“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命题提出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乔榛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次“术语革命”，要求重构生产力发展的逻辑，颠覆人与自然的关系。蒲清平等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创新了生产力要素，推进了生产力跃升。苏昕等提出，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不再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推动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张三元认为，新质生产力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逻辑前提，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张云飞提出，新质生产力中的“质”不仅包括生产力的科技含量，而且也包括生产力的绿色含量。李敦瑞认为，新质生产力既反映了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生态价值诉求。梳理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绿色发展和生态诉求已经成为当前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问题在于，现有研究更多侧重强调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附属逻辑，诸如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环境友好的关键特征、绿色智能的发展要求、绿色生产力体系的实践逻辑等，但对于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关注还略显不足。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注重生产力发展的“金山银山”，另一方面强调美好生活的“绿水青山”，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不仅是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论”的生动体现，而且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在此维度上，“两山论”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揭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体系，更厚植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底色并形成了推动其绿色发展的不竭源泉。

一、理论支撑：“两山论”赋能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

生产力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造自然来获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在形成此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力划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阐明了现实生产过程实际上是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的有机统一，进而将自然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形成的前提条件，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进而认同自然界的先在性，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思想弊端作出了超越时代的贡献，也为“两山论”赋能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突破环境承载阈值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生产力发展应当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和依凭中介，其本身绝非根本目的与最终归宿所在。在此维度上，虽然西方工业化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正体现为将生产力的无序发展、剩余价值的无节制攫取误视为统摄一切的终极愿景，资本逻辑的空前张扬使得资本主义在要求外在凸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遮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的甚嚣尘上使得自然环境成为发展生产力可以任意处置和利用的对象。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野蛮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无节制地消耗资源，不计代价污染环境，取之无度、竭泽而渔、难以为继的深刻教训便是例证。“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究其本源，资本主义语境下生产力的主要指向是“社会生产力”，这就低估甚至消弭了自然环境状况在现实生产力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而仅仅将生产力看作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即从单一的向度去理解生产力，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现实生产力形成无可替代的前提性、基础性、限制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是在同自然的共存互动中进行生产生活的，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要与自然发生关系，又要与社会发生关系，特别是人类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不仅要与社会产生联系，也必然要同自然界交互有无。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而实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彼此交汇、融为一体，社会的生产过程既是人们的主体性经济活动，也同样是自然物质层面的内在循环过程。经济的再生产“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反观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创造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的同时，恰恰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即“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与不可持续性，在充分汲取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人类不能简单满足于仅从城市、工业的角度来探索生产力，而要积极推动实现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经济—生态”联动，进而实现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经济成长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在此逻辑下，马克思恩格斯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基于自然生产力视阈对社会生产力三要素的科学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资本主义片面重视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生态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而且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只有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才能发挥效能，“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这证明了自然生产力是具体和历史的，只有进入现代生产过程的自然生产力，才能和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共同构成现实的生产力。

一是与自然生产力相联系的劳动者。唯物史观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没有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其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不仅包含无机的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的有机的自然界，尤其是认定劳动者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进而引申出劳动活动作为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的中介，其间不但引发自然界的变化，也在深刻地塑造劳动者自身。“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换句话说，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劳动作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导致人和自然的互构。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可见，劳动者本身就属于自然环境的产物，并且自然环境的良好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内在地规定了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绝无可能建立在对于自身的损耗殆尽之上，相反应该也只能基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协调、和谐统一。

二是与自然生产力相联系的劳动资料。唯物史观认为，劳动资料是生产力中最具有测量度的要素，是用以规约劳动对象的物质条件。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劳动资料归根到底是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同劳动一样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源泉，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基础，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他们依据提供资料的种类不同对生态“富源”进行了分类，即“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其次，马克思关注到自然环境对劳动资料多样化的影响，“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这充分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生产力的变化基础上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自然的任意“控制”“支配”无疑是有限度的，人类最终还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最后，马克思认为自然环境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反而伴随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持续呈增长态势，“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是与自然生产力相联系的劳动对象。唯物史观认为，劳动对象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加工的一切物质资料总和，其数量、质量和种类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从自然中孵化为相对独立的部分，自然环境的变化由过去以自然因素为主，转变为以人类活动为主，人类实践活动极大地“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显而易见，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发生“沧海桑田”式的巨变，现代性工业大生产使人类得以超越其他动物仅能“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的范畴，尤其是资产阶级“仿佛用法术”随心所欲地依照自己的目的改变外部自然界及环境，但这也造成人与自然的分化，甚至出于对发展理念的本末倒置逐渐难以“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进而言之，人必须有效处理好与所依存的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得自然环境和人的实践活动相互契合，扬弃人的实践活动和自然界的紧张对立，实现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统一。

（三）对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互规定的关系揭示

一是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基础，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既包括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的影响，也包括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的影响。无论是通过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直接影响“人本身的自然”，还是对自然资源进行恢复再生以为人类再生产提供劳动资料、创造劳动对象，一旦超出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与复原能力，劳动者的自然生存条件就会迅速恶化、劳动资料因得不到及时补充就会逐渐枯竭、劳动对象的数量与品质也会大为降低。当然，在自然环境承载限度与复原能力范围内，劳动者的自然生存条件就比较充裕，为经济再生产提供的劳动对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就比较优良。显而易见，扫除抑制甚至破坏自然生产力的不利因素，协调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以不超出自然资源存量与生态系统能力的承载阈值，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

二是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尽管自然生产力首先是自然赐予的，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层级决定了自然生产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生产过程。换言之，自然生产力的释放和发挥完全取决于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强弱，在根本上决定于人类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化程度。可以说，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化的发展程度，是自然生产力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何种作用的关键所在。比如，人类既可以无节制开山造地、填湖填海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也可以植树造林、退耕还林以极大地改善和修复原有自然面貌。一言以蔽之，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是自然生产力能否有效释能与永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在工业文明时代，科技革命及其运用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界毫无止境的攫取，打破了自然生产力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鉴于此，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人类进行报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思想作为“两山论”的思想源头，强调人类要避免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就必须依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得益彰的内在规定性，实现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化赋能。

二、作用机制：“两山论”赋能新质生产力何以可为

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指出，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两山论”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结晶，是对工业文明模式下发展观、价值观、思维观的突破，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两山论”层层递进、意蕴丰富的三段论述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形象化表达，摒弃传统工业文明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辩证地分析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双向互动的关系，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思想，实现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一）生态友好目标设置：“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两山论”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与经济、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高增长、高代价”的阶段性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的，其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直面“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反思以往发展理念及方式并积极进行矫正纠偏的担当精神，生动诠释了“从同等重要到生态优先再到共生共赢”期间发展观念不断进步、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的历史逻辑。

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生态文明社会，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必须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和低碳化。关于如何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生态友好目标，习近平运用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系统观念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毋庸置疑，山川湖海、矿产土壤、森林湿地等同样应归属于绿色生产力，其相互耦合而成的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运转与否将会深刻影响现实生产力的整体容量、潜力空间。例如，以往仅仅通过发展单一农业、化学农业，就破坏了“田”与其他子系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且造成了农业方面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因此，为区别于传统生产方式而进行大规模开发，强行对以上相互依赖的子系统进行剥离，新质生产力必须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通过劳动而展示出来的辩证关系”，从更为宏阔的视野出发，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共生效果以实现增量收益与存量收益并重，进而达成保护自然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之有机统一。总之，在“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目标驱动下，为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后才逐步解决污染治理、生态破坏修复等问题，新质生产力必须坚守发展和保护两条底线，将生态环境和社会生产力视为一个总体性存在来进行有机整合，从而为纠正以往一味地追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枉顾生态污染的片面做法提供范本。

（二）资源节约红线划定：“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向度，对于人的生产发展而言既是基础性权益也是根本性权益。习近平关于“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等重要论断，强调必须停止盲目改造自然的破坏性行为，宁可牺牲当下的粗放式发展成果，也要站在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高度，优先解决人类代际正义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凸显环境质量指标以共抓“大保护”，而不能唯GDP盲目搞“大开发”，这就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划定了明确的生态红线，为破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两难抉择指明了正确方向。

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进行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必须要在生态承载限度内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是必须要以高水平保护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依据生态资源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再生规律，辅之以恰当的人工修复，重点攻坚、协同治理，确保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进而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天然原料。“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着力点，有利于摆脱对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的依赖，依靠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释放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二是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这一关键环节，“平衡经济发展与减碳，判断与把握减排节奏，避免过度减碳”。立足国情、稳中有进地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大幅提高生产绿色化程度，着力整合数字经济、循环经济、生物经济以期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最终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三是要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政策倒逼各级部门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而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生产发展，对于不良发展后果的制造者要严肃追究问责。总而言之，内含绿色向度的新质生产力，必须恪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资源节约红线，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以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高水平绿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发展理念思维转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和人口的持续激增，人类不断加大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大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态失衡现象愈加严重，不仅人类的生存条件深受其害，经济社会发展也深受其咎。面对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伴随着全新挑战和风险的新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领会贯彻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形象论断，全党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也是经济社会财富。从“极限增长论”到“可持续发展观”再到“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实现以“绿”富国、以“绿”强国。总体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于生产力内涵及其构成要素传统认识的改变，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在西方现代化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引发系列生态系统紊乱的背景下，必须实现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有机协同。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载入宪法、党章，并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我国绿色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逐渐走出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之路。特别是步入新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有鉴于此，新质生产力需要统筹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能力和更新能力，才能持续保证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统一。二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内在要求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积极调整高能耗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高的产业结构，推动承载绿色赋能的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对传统劳动对象进行绿色化改造，开发绿色、低碳的新能源新材料，修复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裂缝”，有力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促进人与自然在绿色低碳循环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共生共荣。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可以充分凸显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生态底色，带动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业、农业、服务业全链条各环节，进而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标准创新，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水平，“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融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新质生产力主要依靠科技水平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成功破解了传统工业化难以解决的“现代化悖论”，不仅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更有利于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实践进路：“两山论”赋能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行

为厚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态底色和质量成色，作为价值的行为主体，人类有责任和义务在自我省思的基础上加快改进发展方式、养成绿色生活习惯，其中形成共识是基本前提、发展科技是核心手段、塑造新的社会风尚是文化支撑。“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两山论”不仅是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以增进普惠性民生福祉的愿景构想，更是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在行动的“宣言书”和“路线图”。在“两山论”的绿色赋能下，新质生产力坚决摒弃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及毁损生态的增长方式，有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性、协同性、有效性，为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汇聚起了强大合力。新时代新征程，为继续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必须借助“两山论”在共识形塑、物质支撑、风尚营造三方面赋予新质生产力以充沛的绿色动能，促进形成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方案，推动更好地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来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发掘释放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潜能以确立绿色共识

在新质生产力视阈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既可以产生直接生产力，也可以形成潜在生产力。所谓直接生态生产力，就是指农林牧副渔等产业均可直接从生态环境中获得生产力；潜在生态生产力，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也可通过将生态环境转为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生态经济优势，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维度上，“两山论”从孤立、静止、消极地看待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陈旧思维中超拔出来，努力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应，将优质的生态环境转化为居民货币收入，变更了将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僵化模式，在坚持自然环境保护优先性、基础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实现保护、改善自然环境与解放生产力、适度发展经济的有机统一。因此，可以认为，“两山论”对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性前提，而且要从实现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有机统一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和理解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沙漠戈壁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价值。

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的生态环境作为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直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其状态的良好不仅是人类维持生计、繁衍生息的根本保证，更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绿色属性，这意味着当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要超越传统工业时代过度物质消费观念的桎梏，对生产力的理解要从原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转换和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向过度物质消费方向演进的经济“极限增长”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产生了根本背离，这体现在当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达到了较高水平后，人民福祉不仅没有同步提高，反而出现了负相关的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生态变量的缺失。这要求我们拒斥毁损生态的增长方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行为，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让绿色生产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强大动力源。

（二）加大绿色低碳科技推广应用以提供物质支撑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撑，必须聚焦产业发展特别是重点技术领域的需求，强化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对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引领作用。“两山论”深刻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相得益彰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是绿色发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必须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把握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依靠科技创新破解单纯依靠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的发展难题，着手“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凭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突出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企业绿色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立足国内市场需求，在自主研发、产业化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增强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激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在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同时积极推动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绿色技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二是以互利共赢为宗旨，加强绿色生产力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携手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超越资本逻辑的“两山论”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绿色发展机遇。要把握国际绿色产业合作机遇，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携手踏上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绿色生产力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各国发起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着力点，势必会带来产业合作方面的重大机遇，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绿色基础。要加强国际绿色技术和标准合作，不仅要凸显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硬实力”，也要聚焦标准互认、技术合作等领域，积极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国际对标，大力推动国家和地区间绿色标准的互认机制建设。要加强与相关国家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加强关键绿色技术领域的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精准引进高端科技创新人才，有效利用国际绿色创新资源、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树立起绿色负责任大国形象，以期在推动国际合作过程中谋求全球绿色话语与世界环境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三）加快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以形成生活风尚

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统一，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核心要旨在于推崇“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活理念、获取“天蓝水清地绿”的生存空间、创造“美丽和谐宜人”的生活品质，为此必须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地与我并生同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智慧，加快将生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营造积极良好的公众参与氛围，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成风化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强化全体人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是要持续推进生态文明教育，涵养全社会的爱绿护绿意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增光添色。自然环境不仅兼备巨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样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文化产业、打造绿色文化产品，将环保理念融入生态伦理、生态美育、生态哲学教育各方面和全过程，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从节约水电、绿色购物、垃圾分类、环卫保洁等日常细节着手，真正践行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崇尚节俭的绿色生活理念。二是要开展全民绿色生活创建行动，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将绿色生活理念普及推广到大众衣食住行用游的各个方面。要加大绿色消费产品的供给，引导公众选用更加环保、节能、低碳的产品和服务。为统筹全社会资源以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氛围，还可以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等宣传阵地，加快形成有利于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舆论，助力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三是要全方位地把握各个生态区位的自身禀赋，因地制宜传播绿色生产理念。习近平从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出发，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同地区由于在自然资源分布、风俗习惯观念、产业结构布局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应准确把握各地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同时依照不同地区绿色生产力的具体发展情况，顺势而为、精准施策以提升建设主体的认同感，统筹兼顾、扬长避短以充分发挥各地绿色生产理念传播的潜能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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