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亚 李慧宇 | 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与逻辑——以湖北省武汉市J社区的实践探索为例

转型社区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特殊产物，以“村转居”为主要形式。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乡村逐渐被纳入城市的地域空间。一方面，其治理体制需要实现从村委会主导向居委会主导的转型；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生产生活关系的变化，旧有的以地缘、血缘为联结纽带的自组织关系解体，使得转型社区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原子化、分散化、碎片化的特点。城市社区的一般性问题和“村转居”治理体制转换的衔接问题成为转型社区面临的双重治理难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提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得到强调。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路径，进入中国国家政策的话语体系。对于转型社区而言，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关键要解决一个原子化社会的再组织化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转型社区的组织化路径，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关系复杂化和社区内部诉求多样化的背景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

一、转型社区的治理难题

转型社区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概念，也是介于乡村和城市连续体中的特殊社区。本文中的转型社区，指那些通过“城中村”项目改造、社区土地使用及村民职业方式的非农化转变而向现代城市社区过渡的社区。在转型社区中，旧有的社会结构和联系纽带被打破，转型社区面临着现代城市社区的一般性治理问题和从乡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衔接性治理问题的双重治理难题。

传统乡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共同体，其内部具有更多共同体的要素和更强的共同体特性。如以家户、邻里、家族、村落为单位，以水利、保卫、生产、生活为功能的共同体等。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进行区分，其标志在于共同体内部有多样化的联结纽带，而社会以分散分化的独立个体为基础。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因为地缘、血缘或基于特定功能需求的共同利益的联结，而获得共同体的特征和属性，共同体构成了传统乡村有效治理的社会基础。随着乡村逐渐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人们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空间发生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血缘、地缘及共同生产所形成的各种利益纽带难以维系，社区内部逐渐出现更多城市社会的原子化特性。转型社区体现为“村转居”的体制转换。随着原有体制的社会基础被打破，新的体制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由此带来转型社区的治理难题。

转型社区首先面临一般性治理难题。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把各种社会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治理、能稳定的治理秩序。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入深层次推进的过程。随着社会外在环境和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化，原子化社区的参与冷漠、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化程度不足，社区自治机制难以有效运转，社区治理陷入政府单向治理能力有限而社区自我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

同时，转型社区也面临着转型衔接的治理难题。转型社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治理体制的变化，体制变化背后是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原有的建立在乡村共同生活和地域性共同生产基础上的秩序难以维系。一方面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如在湖北省武汉市J社区，原先依靠耕地和渔场的生产方式被打破，凭借劳作换取报酬的生产方式被补偿款代替，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失地失业”居民的失落感。另一方面是原有联结纽带的变化。首先是血缘纽带断裂。“村改居”不仅让原本的血缘家庭解体，同时还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市民纳入进来。旧成员的离散和新居民的加入加剧了社区的异质性程度，造成了社区内共同体的非均衡性。遗留下的村民展现出更强的抱团取暖心理，由此造成社区内的共同体分化。而外来的居民以独立的原子化状态游离于社区中。其次是地缘关系被打破。从“村里人”向“社区人”的转变不仅改变了身份，也直接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空间。原来左邻右舍多年交好的地缘格局转变为楼栋中互不认识的单元门户，居民之间未形成共同的生活记忆和生活情感，无法产生信任。

经典共同体理论强调人类社会的共同性。共同性是相对差异性而言的，是伴随社会分化而强调社会团结和联合的一种价值。共同体作为一种具有内在演进性的理想状态，其更迭有赖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内在联结。现代国家日益增长的基层治理事务，迫切需要将社会中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参与治理。因此，现代国家以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化的政治规则整合基层社会，建构以“治理”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应对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绝不是说存在着共同的素质、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表现模式就意味着会存在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共同体的建构与维持需要特定的机制加以巩固。针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建构，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多元主体参与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需要具有行政要素的基层政府或社区居委会、具有社会要素的社区居民或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二是制度保障论。共同体制度是协调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依据，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是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长效保障，而共同体制度的执行需要“建立与制度执行场域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基础”。三是社会资本促进论。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建构信任联系、培养公民公共精神、重建附近可以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也有学者指出，实现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利益耦合、共同行动与情感共鸣的加持。四是党建引领论。基层党组织通过延伸到居民小区，积极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增进情感交流，对政府、市场、社会及居民等治理主体进行有效组织和动员，从而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社会结构与主体行动过程之间的互促性迭代升级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何以不断走向深入。

已有研究为认识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但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从研究进路来看，上述研究更多强调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功能发挥以及演进逻辑，较少从关系和内在联结的角度认识共同体的构建；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产生巨大变动的转型社区内部如何建构治理共同体。那么，在社会治理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当原有联结断裂，转型社区如何将居民组织起来从而推进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其背后蕴含怎样的逻辑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于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社会的治理现代化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二、再组织化：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

农转居的过程是交换、转换、认同与融合的过程，该过程通常也伴随着多元主体参与转型问题的治理，从而建构出农转居社区独特的治理结构与体系。针对转型社区带来的治理难题，J社区从居民的再组织、组织的再组织和形成组织生活三个方面着手，以再组织化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首先以居民的再组织重构社会联系。“组织起来”之所以成为中国治理的经典议题，主要在于中国的组织化经历了从纵向到横向的历史跨越。这种跨越肇始于组织环境的不断变化。随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的断裂，将居民再组织起来需要找寻新的内在联结，从而建构起陌生环境下彼此之间的联系。一是挖掘居民内生动力，形成兴趣共同体。J社区通过成立文体、娱乐、公益等各类社会组织45个将陌生的居民组织起来。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基础，居民间的陌生感和界限感逐渐被打破，开始由互不交往的原子向有联结的组织化转变。“培育社区自己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真正生存、生活在本社区，随时随地、召之即来。他们不要一分钱，本身就在居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最终回馈给居民群众。”二是重塑邻里空间，形成邻里共同体。“组织起来”不仅强调对居民的组织化，更强调共同治理空间的建构。共同的联系和治理场域是构建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对于分散分化的居民而言，需要从“邻里”和“附近”出发，形成共同的治理圈。以楼栋为基点单元，形成“睦邻合伙人”。J社区根据居民需求组建志愿者队伍，让居民变成自治自管、群策群力的“主人翁”。以小区为基础单元，联结“建设合伙人”。针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停车、绿化、环境卫生、宠物管理等问题，J社区挖掘有专业特长、自愿投身社区治理的“社区能人”和“能工巧匠”，组建“建设合伙人”，共同建设文明和谐小区。为了激发居民参与治理的热情，M小区还将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进行划分，让居民认领责任片区。

其次以组织的再组织构建治理网络。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进入一定的组织。当居民被纳入特定的组织后，组织如何运转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如何内部产生合作是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新问题。一是充实组织成员，增强组织能力。针对社区党组织能力有限的情况，J社区通过成立社区“大党委”，将物业公司代表、派出所民警、社区消防队员、幼儿园园长等设立为“大党委”兼职委员。通过成立“大党委”，使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进一步增强。二是出台规章制度，规范组织运行。面对多样化的组织建设，J社区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健全轮班制度、加强组织监管等方式，规范社区组织的运行，确保组织之间权责清晰。三是加强机制建设，增强组织合作。将各类组织纳入治理需要以党组织监管与引导为主要方式。针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缺乏监管的现实问题，J社区以社区“大党委”联席会议为平台，定期邀请社会组织参与联席会议，要求社会组织进行工作汇报。对于群众自治组织的引导与吸纳，主要通过价值再造、情感联结等形式实现。

最后以形成组织生活推进治理共同体运转。对于异质性较强的转型社区而言，治理共同体的维系和运转有赖于形成持续、稳定的组织生活。一是以挖掘内生力量为契机，形成共同体运行的认同基础。J社区不断丰富完善居民志愿者服务联盟，成立特色志愿服务队，引导居民“走出自己的小家”，来到“社区这个大家”，变“要我做”为“一起做”，共同成为社区服务的生力军。同时，通过公益大扫除、志愿服务等活动，将各不相干的自治组织成员整合在同一行动框架下，增强了社区内居民的情感联结纽带。二是以建构共同文化为契机，形成共同体运行的文化基础。除了强调社区居民自愿成立社会组织，J社区通过挖掘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打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龙为契机，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提炼“自强不息、昂扬向上、和谐相处、永不言败”的“高龙精神”，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龙文化产业链。在学习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社区居民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三是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形成公共事务解决机制。J社区积极探索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集团公司、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多方联动机制，凡是涉及居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党员大会和股东代表大会首先进行讨论商议，社区党委会负责形成决议，党支部负责协调各方面力量抓好贯彻落实，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工作合力。具体来说，因地制宜建立周周议、逢四说事、三方联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四方联席（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等议事协商规则，联动社区内各方治理力量，推动公共议程落地。

三、重建内在联结：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

从J社区的组织化进程来看，居民的再组织、组织的再组织和形成组织生活是构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剖析案例后发现，以再组织化构建治理共同体背后的关键逻辑是重建内在联结。共同体在于共同的联结，而内在内生的联结是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性机制。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将“共同体”与“社会”彼此分开。“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滕尼斯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的不同，但是否存在“社会”向“共同体”的转化这一过程？如果存在，断绝一切自然纽带的、绝对独立的个体又怎样建立内部的关系并维持自身的秩序？本文从重建内在联结的视角出发，尝试探析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内在逻辑。

共同体的建构强调内在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对于内部分化严重的转型社区来说，建构内在的一致性需要从主体联结、组织联结和认同联结着手。主体联结强调将分散的个体和部分联结的个体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它是由原子化社会向共同体转变的第一步，主要解决共同体内部主体联结的问题；组织联结旨在将散落在社区大单元中的小共同体联结起来，让小共同体融入社区治理，从而形成更强的治理属性；认同联结是维系共同体行动的重要机制，能够把整体里的各个部分团结在一起，主要解决共同体从有到优的过程。

（一）主体联结形成治理共同体的行动基础

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其统治效力不能仅建立在权力服从的基础上,还要建立在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从而获得权威认同的基础上。对于转型社区而言，其内部有较强的非均衡性。被冲散的原村民保留了部分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显示出对内团结、对外疏远的社会交往形态。同时，外来的居民因未产生与社区的联结，游离于社区之外。因此，共同体建构的第一步是找到内生的联结，打破非均衡的社会状态，将个体重新联结起来。

1.找寻联结：建构共同兴趣

就中国国家政策对治理共同体的解读来看，“人人”是治理共同体的关键要素。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市场化进程使传统同质化社区的居民结构日趋多元，工作生活方式的变迁使邻里间的交往变得稀薄，社区的地缘特质仅反映出人们在特定物理空间中的居住关系。相比于传统社区，转型社区存在两大不均衡：一是人员构成的不均衡性。转型社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产物，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其内部人员不仅存在“洗脚上岸”的农民，还有受城市生活熏陶的市民。这两大主体之间在生活习惯、认知差异和思维方式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人员构成上的不均衡性是组织居民的重要挑战之一。二是利益分割的不均衡性。作为转型后失地、失业的补偿，J社区一次性获得政府补偿款7.23亿元。尽管J社区存在12个生产单位的居民，但补偿款的差异较大，而新入住的居民更是无法享受补偿和入股待遇。利益分割的不均衡性势必难以产生基于利益联结的共同体。破解原子化、碎片化、非均衡的治理环境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主体联结。

从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来看，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的共同体形态。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现代化带来的流动性和变化性使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兴趣联结是基于一定的兴趣爱好和生活需求而联结的组织形式，不以人的身份和利益联系为转移。与转型社区建设初期以党组织为主导的组织方式不同，通过兴趣联结为纽带，居民之间的关系从地域性联结走向一种有着共同连接点的有机联系状态，由此形成初步的共同体形态。以文娱、志愿等为表现形式的联结纽带，打破了因身份和利益分割不均造成的割裂。破解原子化和碎片化的治理情景不能一蹴而就，再组织化的首要任务便是消解造成原子化的因素，形成新的组织点。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兴趣建立的联结是临时和松散的，并没有上升到治理的层面，其关键作用是打破原子化的状态，形成对内较为凝聚的共同体形态。

2.重塑“附近”：建构共同行动空间

现代化的后果之一便是传统邻里关系的断裂以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组合。重组的生活空间缺乏共同的情感和记忆，从而导致“互不相邻”“区而不社”等形态的社区共同体日益普遍化，“附近”作为人们日常互动的场所和邻里交往空间消失了。传统的邻里关系具有乡土性，是一个人们相互熟悉的社会空间，人在空间基础上处于低流动性状态，社区表现为由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人们遵循着共同的礼俗、习惯、人情，交往密切，生活互助。然而，在受现代化冲击形成的转型社区中，人们既没有工作的交集，也没有人情的互惠，互动的稀缺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性的缺乏。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居民产生共同的联系、共同的行动和共同的情感。重建“附近”体现为对邻里关系的重塑和公共性的重构。首先是重塑“附近”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主体联结不仅能够通过不同的兴趣实现，还能通过划定共同的生活圈完成。“附近”作为距离居民最近的生活单元，塑造联系的成本最低，成效最直接。其次是重塑“附近”将互不交集的社区居民在小范围内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公共性较强的行动空间。通过共同商讨小区停车场的建设、楼栋公共空间的使用等议题，“附近”的空间中更容易产生相同的利益诉求并呼唤居民做出一致的行动。最后是重塑“附近”满足了居民的社会情感诉求。社区邻里关系为居民提供了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从而构建社区情感有机体。

就转型社区而言，从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组织历程需要首先实现对居民的再组织，找到居民个体间的联结点，从而实现有机的团结。有机团结以个体的差别为基础，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以行政建制为组织框架的地域性共同体只能确定一定的治理范围，却无法将居民有效纳入治理的轨道。通过找寻兴趣连接点、重塑“附近”的主体联结机制，构建治理共同体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二）组织联结构建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基础

治理共同体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在共同治理的过程中有效建成的。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构建需要形成完备的组织联结机制，从而形成共同体建构的秩序基础。当居民纳入组织的轨道、进入与自身相契合的组织后，如何实现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抓手。组织联结将散落的小共同体纳入同一治理轨道，让基于兴趣、邻里的共同体进一步演进，带有更强的公共治理属性。从J社区的实践来看，搭建网络形成共同参与通道和完善机制明确共同行动方向是关键。

1.搭建网络：形成共同参与通道

对于转型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建构来说，其内部联结需要建立立体组织网络，从而在纵向上实现更深的组织联结、在横向上实现更广的组织联结，形成有组织的参与治理通道。首先是纵向加强组织的深度建设，增强组织联结的可及性。作为不受行政建制影响的党组织，其组织具有较强的弹性和调适性。一方面，党组织可以通过在小区内部建立楼栋党支部、单元党小组等形式将治理平台嵌入小区内部，缩小治理单元。另一方面，党组织借助成员优势将组织渗透到私人的家户。以政党为主轴的组织建设，将政党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家户，保障了对治理事务和治理主体的可及性。其次是横向加强组织的广度建设，增强组织联结的均衡性。治理共同体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被组织的治理场域，关涉居民、社会、市场、政府、群团等多类主体。加强组织联结均衡性建设的原因在于，居民的诉求和需要是多样的，尽管以趣缘和邻里为依托的小共同体已经将居民组织到一定的范围内，但这种共同体的建构在形态上是简单的、内涵上是单一的。

基层治理关涉国家对基层的治理和基层的自我治理。国家对基层的治理通过行政建制、政党力量实现，主要提供的是普遍性、基础性的公共服务。而基层自我治理需要健全群众内的组织，将组织赋予治理的属性，提供特殊性、个性化的服务。这些组织包括被赋予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带有自治因素的自治组织以及作为群众与国家桥梁纽带的群团组织等等。共同体强调社会组织单位中各个成员的一致性、共同体、整体性和稳定性。共同体的一致性必然要求内部形成完备的组织网络，从而为一致的治理行动提供通道。

2.完善机制：明确共同行动方向

现代治理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合力共治，而非国家、市场抑或社会的单力独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需要找到有效的切入点，又需要有效的基层实践。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通过被建构的多重联结应运而生。治理共同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居民诉求的改变，共同体内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分歧，由此，带有建构性的共同体需要各种机制来加以稳固，使共同体延续下去、稳定下来。对于转型社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不同类型的组织纳入同一治理轨道，从而实现治理的增效。明确共同行动方向一方面能够减少意见不同可能带来的治理耗散，另一方面能够规范发展方向。

一是完善合作机制。在复杂环境下，人类唯有以合作治理的方式去赢得人的共生共在。人员差异大、利益差异大和认知差异大是转型社区存在的主要难题。合作机制的形成需要构建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通道，从而解决基于治理事项和治理对象的问题。基于治理事项的组织合作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特征，是以事项内容为联结搭建的合作平台，事项完成为截止点。其具体实践路径遵循“党委统筹—组织认领—责任划分—相互监督”的链条。在转型社区中，公共区域改造、社会服务购买等公共议题通常涉及多类组织和个体。基于治理对象的组织合作主要针对某一类群体的治理。现代化带来流动性，而流动性又造成不稳定性。“一老一小”和新就业群体是治理共同体中的特殊群体。针对治理对象的合作关键是搭建合作的平台。以党组织为统领，群团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参与的合作方式，既减轻了社区层面的治理负担，又将各类组织的功能发挥出来，避免了组织空转的出现。

二是形成应责机制。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原来的利益冲突和认知差异带来的治理隐患依然存在。组织间的边界与职责并不能完全界定清楚，通常存在模糊性责任的缝隙地带。基于此，需要对各类组织作出总体性责任界定，并发展出模糊性责任的处理机制，最终形成一个应责组织来回应、代表、连接群众的诉求。首先，通过责任共识达成各类组织对社区治理的责任义务；其次，通过机动责任分解将各类组织归位，明确各自需承担的责任义务；最后，以党组织为枢纽，调节责任冲突。组织互动并不总是能够产生治理的增效。当组织间出现治理耗散时，需要通过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协调统筹作用，将存在分化的组织联结起来。物业和业委会的矛盾关键在于相互之间责任的不清晰和责任内容的不可确定性。当责任冲突发生时，以党组织为核心召集的三方联动、周周评、月月议机制可以调解冲突，增强治理向心力。同时，党组织通过政治吸纳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联结，通过双向任职、联合党建等形式提升组织联结能力。

（三）认同联结生成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滕尼斯使用共同领会来解释关于共同体共同行动的维系。“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就是这里应该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它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可见，默认一致是共同体共同行动维系的关键。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一种持久、有效的组织生活，其中不仅包括党的组织生活，更强调作为一个整体性组织的社区组织生活。社区的组织生活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认同联结来稳固，从而使居民通过参与组织生活形塑组织认同、社区认同。

一方面，文化植入构建认同联结。治理共同体不仅要围绕治理任务架构而运作，更需要不断聚合更多的内容和元素，从而提升共同体的凝聚力。转型社区面临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指引，如何及时运用先进文化引导居民，是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内容。文化植入通常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经过挖掘、改造后进入社区。案例中的J社区通过利用居民群众对社区非遗文化的情感和认同，将非遗文化在本社区进一步开发，用共同的记忆和情感增强群众的认同。社区文化的植入和塑造不仅提高了群众的个人素质，也打造了属于社区的组织生活和共同记忆。

另一方面，本土改造生发认同联结。如果说文化植入主要解决的是转型社区文化缺失和精神匮乏的问题，那么本土改造则强调基于社区的特殊社情，关注本社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需求，为各类治理主体围绕本地生活进行持续、有序、规范的互动提供联结纽带。以本土改造为方法的认同联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以社区文娱为基础的认同联结，包括定期举办社区活动、文化活动等。在活动中，居民更容易产生对小区、社区的治理认同。其次是以公共建设为议题的认同联结，包括针对小区公共空间、停车绿化区域利用等发起的共同讨论和参与。在涉及公共事项的议题中实现个人参与和表达的需求，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诉求。当参与治理的热情与诉求被重视和尊重，才能形成更强的认同。通过打造与社区居民生活相关、利益相关的认同联结纽带，居民从参与活动向参与治理转变并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表现出更强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

结  语

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良善治理的路径探索，其治理效果依赖于内部共同的、内生的联结。现代社会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就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化过程，而有组织就需要有联结。对于转型社区构建治理共同体而言，关键是找到内生的联结纽带，破解原子化、个体化的社会现状。经过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以重建内在联结推进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首先，分析了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其次，明晰了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与重建内在联结之间的关系；最后，推导演绎出转型社区重建内在联结的三个关键要素，即主体联结、组织联结和认同联结。

当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公共服务需求的精细化，让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并实现治理增能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因为共同体内部存在矛盾，只要有矛盾就可能出现分化共同体的因素。当下以重建内在联结推进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然面临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内在联结是否会随着社会流动性和时空分离的加剧而效果削弱，以及内在联结是否存在一个演化的过程仍是理论和实践层面需关注的重点。二是本文只从内在联结的角度分析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共同体的建构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无法避免政策影响和社会资本的干预，这也是本文后期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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