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任重 赵炫焯 | 新时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总体要求。

目前已有较多文献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张军扩等指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路径转变和体制机制转换的过程，因此，要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方式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并主要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质量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和宏观调控政策创新等体制机制方面给出路径建议。任保平等指出，高质量发展主要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重点推进绿色、创新、协调发展，并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着手，给出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赵剑波等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来理解高质量的内涵，并建议推进高质量发展应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推动三大变革，坚持创新驱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完善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因素。王一鸣指出，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为质量提升、结构升级、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并提出从创新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田秋生指出，高质量发展是GDP内涵更丰富、活力更强、效率更高、高水平高层次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重点从指标评价设计、质量效益考核评估、市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等机制体制方面提出建议。李梦欣等认为，推进高质量发展除了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制度改革外，还应促进区域协调，提升地区联动效应，促进要素流动，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另外，也有大量文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了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对外开放、环境规制等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后给出路径建议。

现有文献关于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较为全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上述文献基本从创新驱动、制度变革、产业改革、绿色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其中一方面或几方面入手，给出的解决路径不够全面。二是，在新时期背景下，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新挑战，呈现一系列新特征，这就需要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和路径与之相契合，习近平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文献鲜有提及的。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推进“双循环”发展、扎实推进“四步同化”发展、协调推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六个方面研究新时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手，协同发力：

一是进一步重视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深刻认识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就是要推动重大科技进步创新深刻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在新领域新赛道上占据发展先导地位，取得先机。要着力推动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如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和信息、生物、先进装备制造等技术创新，带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二是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引进新技术、新模式以及大规模的设备更新，让技术、装备能够与创新研发相匹配，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逐步由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转型为绿色、节约、高效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引领产业升级和未来发展的新支柱，具有高创新、高效能、高价值、前景广阔和战略引领等特征，要积极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一定领先优势。前瞻谋划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发展，把握未来产业转型与科技赋能的总体趋势，做到超前布局、逐步革新。

三是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生产力水平要实现质的跃迁，首先要提升劳动者的总体素质，推动一大批劳动者加快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持续提升技能水平，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其次要加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科技化、信息化赋能，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深度、宽度，释放强大动能。然后要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实现最优组合配置。

四是加快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国家的核心实力提升与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又离不开优质教育，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反哺教育与人才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三者既同根同源，又同轨同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创新源泉。在新时期，有必要统一谋划，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精确匹配和深度融合，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同频共振，成为高质量发展持久有力的动力源。

二、重点推进“双循环”发展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构建，是凭借更高发展视野、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而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在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

推进“双循环”发展，首先要重点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习近平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我国有14亿多人口，具有全世界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并且工业体系完整，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的国内大循环已经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与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不过，要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除了物质基础与市场规模外，还需要提升其质量和结构，为此，需要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加快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建设，着力消除地方间政策重叠和矛盾，促进各地区间的一体化发展，建立统一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序流动；提升交通建设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完善优化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航空网络，加大建设投入，提升公路、铁路网络覆盖率，推广应用智能交通技术，提高交通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优化交通组织和管理，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促进要素跨区域流通；加强区域协调和合作，促进各地区间的统筹协调，加强跨区域合作机制，共同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挑战和问题，推动各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统一市场的整体联动和共同繁荣；等等。

推进“双循环”发展，还要重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想使得国内大循环畅通高效，促进高质量发展，仍然离不开融入国际循环的开放发展模式。习近平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在注重国内大循环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参与国际大型循环，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国内循环体系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效率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这是强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扎实推进“四化同步”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谋划“四化同步”赋能高质量发展时，须正确把握我国所处的特殊时代与政治背景，打造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人类现代化史上，以英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的“四化”均体现为“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步入工业文明后，以迅速发展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带动城镇化，进而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后伴随信息革命兴起，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渗透融合，为社会生产提供了新的生产手段，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巨变和生产力的爆发式提升。西方国家的“四化”所表现出的“串联式”发展过程背后的本质在于：在西方资本逻辑统摄下，资本按照历史条件、资源分布情况、现代化的难易实现程度，将其掌控的生产力向各领域逐步渗透征服。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通过资源掠夺、矛盾转移、掌控国际市场分工等方式占据了相对丰富的资源，并通过漫长的、多阶段的接续演进与矛盾问题处理才实现了“四化”。已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走渐进式“四化”道路多未能突破“现代化陷阱”，想要复刻西方国家经验实现“四化”几无可能。我国作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资本逻辑，不以霸权行径掠夺资源，也没有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四化同步”战略发展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全新的赛道，从根本上掌握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这种“并联式”的同步发展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压力大、任务重，需要深入分析，重点谋划：

一是我国已具备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条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实施举国体制最大限度地集聚资源向重工业与城市倾斜，打下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改革使得城乡关系逐步由“分离”向“融合”趋势转变。信息革命时期，我国凭借高度敏锐的战略发展眼光、市场规模与体制优势，顺应信息化、智能化潮流，打下了推进信息化的坚实基础。

二是深入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建设。在工业化建设上，应以集约化、生态化的发展模式代替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模式，拥抱新科技革命，实现与世界发达工业水平对标。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同时，城镇化、工业化产生的强劲内需与现代科技又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原动力，将信息化深入赋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要使数字信息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放大镜”。稳步推进“四化同步”，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质量、效率、生态化与可持续化并存发展战略，也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四、协调推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发展的“质”和“量”体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量变积累形成质变，离开了“量”的提升，经济提“质”将无从谈起，而离开了经济发展的提“质”，“量”的增长也将缺乏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客观问题，强调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提出了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认识与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中“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模式、防范系统性风险、塑造国际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在有效提升经济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规模的合理增长，持续激发经济社会活动的活力与内生动力，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协调推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首先就要以质取胜，必须保证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提升。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外贸结构、区域城乡结构等持续优化调整，促进各重大比例关系逐步协调，继续深入结构性改革的靶向准度与执行深度。进一步提升优化宏观政策间的协调能力，打好“组合拳”，当下政策实施应着重保障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确保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充分发挥政策工具使用的灵活性与能动性，加强政策实施的创新力与统筹协调能力，确保政策间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不断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淘汰掉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各经济主体活力和经济效益效率等，这些均是提“质”的有效路径。同时应注意，在强调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应追求适度合理的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速无法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就会出现各种发展上的矛盾与困难。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我国GDP预期增长率为5%左右。这需要各项宏观政策合理调控，保持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这样，在确保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着重以质取胜，两者相互协调，齐头并进。

五、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深入认识并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这对于树立生态价值观、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也是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路径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而非相互对立的。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巨额的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依靠掠夺生态资源、转移生产污染等方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以物为本”的逻辑观念下，一切资源都会被过度消耗，在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后，又将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部分转入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自然资源无法经受无限循环的资本的消耗，资本逻辑下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导致世界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生态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习近平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下的狭隘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将自然环境的优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统筹起来，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自然也会提供优秀的生态环境与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由此实现双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实施自然资源的系统规划、生态安全的系统维护与环境污染的系统防治，倡导绿色节约和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意识，合理且可持续地利用生态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这不仅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也能体现我国在国际生态保护行动中的大国担当。

深刻把握“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作为相互依存、良性繁荣的有机统一体，应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互进状态。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理解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生态生产力是保护生态需要和满足人类需要的必然途径。我国发展要以保障绿水青山为主，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相互转化，转化的核心就在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将过去的铺张浪费、高能高耗、过度开发等损害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节能减排、绿色生态等可持续发展模式，依靠绿水青山取得金山银山，并以金山银山更好保障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双赢。要坚持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以解决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切实问题为重点，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进。

六、统筹发展和安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统筹“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的种种隐患，这要求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重视安全环境建设与风险防范。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认识全球化新格局、深刻把握国际安全风险局势、总体谋划国家安全新环境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我们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

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先要厘清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一切安全隐患以及解决安全风险的能力都是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现在我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保障了我国国际合作稳步增加，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财政收入提升，为科技研发和国防军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带动了我国总体国力的提升。经济发展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防范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平稳运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脱离了发展，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安全环境就会产生巨大隐患。强调安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了国家安全，发展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需要树立国家综合安全观，保障国家核心利益，实施自主可控的发展策略。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我国在统筹“两个大局”的新时期、新背景下需要深刻认识与重点把握的安全问题。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持续动荡，一些霸权国家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制裁和长臂管辖等诸多方式转移内部风险与矛盾，同时限制经济领域出现的新挑战者，试图通过制裁与打压的方式遏制新兴崛起国家的发展。在这种外部经济打压与核心技术封锁的大环境下，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好经济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要坚定维护粮食安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减少粮食对外依存度，优化粮食结构，增强粮食的可持续供应能力。要确保关键能源资源安全，我国矿产资源进口依赖度高，关键原材料储备量不具优势，能源进口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要积极利用我国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国际大宗产品交易上控制定价，掌握主动权。要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主要防范“脱钩”和“断链”两方面的风险，加快建立健全国内全产业链建设，重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元器件的“卡脖子”问题，只有将核心技术和生产环节把握在自己手上，才能有效防范外部施压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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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改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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