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3期

“两山论”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

刘勇（1）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华智慧

王义桅  廖欢（12）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多维向度

张士海  王洁（24）

中国共产党主题党日制度的基本特性、核心要义与创新路径

吕晓莹  耿化敏（33）

两级市场模式下公共数据开放与再利用的制度进路——兼论数据财政的实现路径

商希雪（62）

数字平台何以赋能国家治理机制创新——一项实证研究

宋锴业（82）

价值、分类与治理：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观念

张乾友（96）

“什么都是治理”何以产生——兼论人本主义行政学中的名实断裂

张雪帆（107）

警惕制度软化：基层治理的危机

贺雪峰（118）

风险治理市场化：责任过载时的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基于J市Y镇保险政策实践过程的观察

田先红  周展（127）

技术与组织互构：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及其应对——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文军  高芸（143）

刘勇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生态就是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绿色特质和生态底色，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两山论”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造与实践结晶，围绕“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可行”三重向度对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支撑、现实考量、实践进路进行了科学回答。习近平在承继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考量，创造性地以“两山论”为切入点，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实现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统一，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更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赋予了源源不竭的绿色动能，进而有助于推进和拓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两山论”；新质生产力；绿色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义桅  廖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 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对复杂全球安全挑战的战略性回应，集中反映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总体国家安全观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三个总体、五重国家身份、两种安全解读的综合性、多维度的安全观念，按照乘法原理（3×5×2=30）,总共三十种安全子类，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超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的综合判断，不仅在本体论上展现了一种发展的视角，与时俱进地调整安全观念与策略，而且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方法论上则采取了“从后天看明天”的战略思维，从长规划，力求通过前瞻性的规划和行动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中华智慧，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安全挑战有着独到的贡献，不仅帮助重新定位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华智慧；安全治理；自主知识体系

张士海  王洁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摘 要】立足国情实际和时代特征确立文化使命并为之持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新的文化使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擘画的文化蓝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要将这一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文化引领力、文化凝聚力、文化塑造力和文化辐射力建设为主要着力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增强文化引领力，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正确方向指引；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以增强文化凝聚力，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强大合力支撑；坚守“魂脉”与“根脉”、坚持“两个结合”以增强文化塑造力，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不竭动力支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增强文化辐射力，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广阔空间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文化引领力、文化凝聚力、文化塑造力和文化辐射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部署、一体推进，更好地助力和推进新的文化使命早日达成。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引领力；文化凝聚力；文化塑造力；文化辐射力

吕晓莹  耿化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主题党日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的一项制度安排，具有法规制度约束的刚性、聚焦实践的主题性、执行主体的多元性、活动内容的规定性、政治生活的仪式性和党性锻炼的日常性等基本特性。主题党日制度建设应从理论遵循、制度建构、组织根基、问题导向和技术手段入手，搭建自身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新时代新征程上，该制度的创新路径在于：坚持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同步，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基层需求、满足人民期待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总结经验、示范引领，把建优建强主题党日案例库、强化标准化活动阵地作为重要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主题党日；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组织生活

丁任重  赵炫焯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财经大学西部经济研究院研究生）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呈现新特征、新状态，客观上要求新的发展思路与之契合。新时期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是需要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对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二是重点推进“双循环”发展，进一步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同时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三是扎实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我国的“并联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串联式”发展模式，在现代化建设上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思路，而“并联式”发展模式也意味着发展的压力大、任务重，需要重点谋划；四是协调推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正确理解经济增长的质与量的关系，在强调质量发展的同时追求适度合理的增长速度；五是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把握“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国家解决安全隐患和风险的能力，在新时期，应着重强调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经济“双循环”；生命共同体

廖恒  邱志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级经济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中国经济已迈入新时代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而金融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旨在探讨如何调整、优化金融政策，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市场压力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自由开放机制作用下，应在外部影响、内在原动力和适存环境三个层面发力，构建金融有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长效机制，将政府和市场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强化监管防范风险，提升金融精准服务，助力市场压力机制下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二是优化金融政策体系，提升金融服务机制灵活性，助力利益驱动机制下的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升金融服务规范程度，保障自由开放机制下的新质生产力行稳致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生产力；金融政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

商希雪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摘 要】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导向下，公共数据开放与再利用的运营市场可分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两级市场的制度建构面临各自的工作重点。一级市场的制度建设针对原始公共数据，侧重数据的开放与授权问题，二级市场的制度建设则针对衍生公共数据产品或服务，侧重关注多方主体关于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与加工后的收益分配问题。然而，即使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各自的运转逻辑不同，在打造公共数据全产业链条的背景下，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也存在运营上的链接，由此必然需要制度层面相互衔接，一级市场的开放逻辑决定了二级市场再利用收益的分配思路，二级市场的公共数据再利用及其利益分配也应反哺一级市场的开放资源，这也是数据财政的制度逻辑起点。整体上，公共数据开放与再利用的制度构建与规则设计，应当在两级市场模式的整体视域下有序开展及细化嵌入。

【关键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两级市场；数据财政；制度建构

宋锴业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山东大学社会治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摘 要】数字平台在国家的行政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既有社会科学领域对数字平台的研究，大多沿着产品技术层次、企业结构层次探讨，较少分析数字平台运行所折射的国家治理机制变化及其内在的经验逻辑。通过2018年至2021年对三个省份21个地区政务平台和警务平台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数字平台是促进国家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手段，将它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和工具、可以更全面和系统地理解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理念、组织转变及其相应的治理效能优化。数字平台在中国国家治理场景中相继呈现出“治理工具”“组织形态”“合法生产”等多重赋能策略，这些理论/经验维度凸显了数字平台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未被现有文献系统关注过的重要特征，恰恰是这些特征对国家治理机制和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数字平台；国家治理；治理工具；组织形态；电子政务；一体化政务服务

张乾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包含自下而上的根源。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价值主体，希望通过自己的价值创造行为来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的社会位置只能通过社会的分类体系而得到定位，于是，个体性的价值创造行为就转化成了群体性的分类斗争。分类斗争是社会中自发的秩序建构行为，它需要得到国家的确认，而治理的过程就表现为国家通过对分类体系的制度调整来回应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们所发起的分类斗争的过程，其结果则是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们变成了分类权力的客体。这样一种关于治理的理解让我们既得以正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又得以发现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变成权力客体的不可避免性。

【关键词】价值主体；权力客体；分类权力；分类斗争；治理

张雪帆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治理概念的内涵和问题在行政学理论界有着广泛的讨论。但有别于通过文献整理或实践总结的研究方式，文章从行政哲学的研究脉络出发，基于后现代行政学的分析视角审视其中的逻辑悖论。文章遵循赫梅尔行政现象学的后现代分析框架推演出“什么都是治理”悖论的背后是治理网络实践中一系列人本主义行政学概念的“所指”与“能指”发生名实断裂，进而导致人本主义行政学概念的主体间性危机。当人本主义概念失去了其指代能力，人本主义和管理主义在知识论上的辩证对立关系就会被打破，理论概念的内在逻辑冲突由此产生。因此，研究行政概念的名实关系是未来发展行政哲学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治理；行政哲学；后现代；人本主义；主体间性

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为完成上级任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治理就容易出现制度软化的问题。所谓制度软化，就是通过制度变通来完成上级任务或者筹措完成上级任务的资源。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为完成税费收缴任务，出现了制度软化问题，其结果就是基层治理很快陷入混乱。在一些地方，各个部门为扩大部门利益，不仅向地方和基层布置大量中心工作任务，而且进行严格检查问责，基层为完成上级部门任务，在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也开始通过制度软化来筹措治理资源，应对上级高要求的中心任务，造成规范制度的瓦解，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困境。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警惕部门利益无序扩张，保持部门相对消极的状态，为基层治理提供积极结合基层实践的空间。

【关键词】乡村治理；村干部；“三农”问题；制度软化；部门利益；形式主义

田先红  周展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文章以J市Y镇农村保险政策实践过程为例，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等要素组成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发现，避责行为是在由社会风险和责任制度等外部变量形塑的履责困境中，基层政府出于责任最小化目的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外部变量包括社会风险属性、责任制度以及责任规避共识，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基层政府的履责困境。在此行动情境中，基层政府为避免被问责，依托保险工具将治理责任向其他主体转移，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以责任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相互作用模式。其内含的责任转移机制包括“利益合谋”的市场化机制、“考核排名”的行政化机制以及“村社动员”的社会化机制。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导致了风险治理的市场化。避责行为一方面为基层政府营造了自主治理空间，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风险治理责任在村庄层面堆积、滋生新的治理风险等困境。

【关键词】基层政府；风险社会；风险治理；避责；市场化；保险

文军  高芸

（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特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数字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范式，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但在面对“减负增能”的政策导向时，实际上基层治理者正普遍地面临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等数字增负效应。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经验研究，文章搭建了“数字技术—基层治理者—社区居民—科层组织”的分析框架，以类型化方法区分了基层治理者的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与互动性负担，并具体剖析了数字负担的形成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主要包括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以及互动性负担。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四种数字负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再生产的生态系统，这一循环过程构成了数字治理的复杂压力。

【关键词】基层治理；数字治理；基层治理者；数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