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金平 | 从个体到盖娅：数字时代的人与技术物的关系解析

2024年7月19日，微软Windows系统因安全软件供应商CrowdStrike的更新问题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电脑出现“蓝屏”，即微软操作系统陷入瘫痪。这一事件影响了航空、银行、酒店、物流、传媒、零售等多个行业，导致全球数千架次航班取消和数万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叫停境内所有航班，欧洲主要机场也受到影响。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事故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主体？对于微软公司及其配套的升级服务，实际上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操作系统及其后台的应用构架，是多年来形成的算法和软件的契合关系，形成了一种人类目光看不到的“物”的联动，如果我们仅仅将微软的Windows和Office系统，以及苹果的iOS系统看成一个不由人类主体来操作就只能保持缄默的系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误解我们身处的广泛互联的数字时代的物的网络。可以说，微软的这次全球范围的蓝屏事故，实际上让我们看到，Windows、iOS和鸿蒙操作系统背后体现出来的全球各地之间的物体间性关系，表明人类已然处在一个巨大的智能化的万物互联的网络之中。这里的物不再纯粹依赖于人类主体来操作，如智能汽车的正常行驶、加速减速、错车变道等，完全可以在智能驾驶的算法系统与周遭环境（尤其是安装了传感器和通信网络的物）的互动下完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时代的物不再是静默的消极的物，不是被动地接受主体的指令，而是积极地以能动性的方式参与世界的构造和操作。可以说，技术物在今天，参与管理甚至创建着地球的新秩序，也同时参与并共同构建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这一点，在数字时代之前的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今天，被数据编码且自主运行着的技术物，如同一个幽灵，通过广泛链接的通信网络，在宇宙范围内穿行，它们不仅作为一般数据在传输，也对人的行为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于是，对于数字时代的人类主体来说，不论是身体行为还是精神状态，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就是曾经湮没无闻的物，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变成了一种能动的力量，我们可以在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都感觉到技术物对我们的作用力。然而，尽管我们不断感受到技术物对我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影响，我们在理论上却很少对之进行反思和解释。正如许煜所说：“从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康德、 黑格尔与胡塞尔发展至现代晚期的物(object)，哲学概念主要思考的物的实体（substance）与表象（appearance）问题，并且主要局限于对自然物的理解，因此不能解决关于数码物的问题。当凭借这些概念图式研究技术物（如机器）时，它们只能单纯地将其理解为自然物（如花园里的树）。”可见，在前数字时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对于人与物的研究更倾向于用自然物的模式来理解物本身，侧重于从人类主体的视角开展研究，而从技术物（以及许煜意义上的数码物）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以及人与技术物的关系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是凤毛麟角。二十世纪中叶，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一书中认为，近代人本主义的研究屏蔽了技术物的世界，或者说单纯地把人文与技术作为单纯的对立面。“文化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对立不但错误而且没有根据；它只是延续了无知以及怨恨。这种对立将一个包含了人类努力以及自然力量的丰富现实遮掩在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背后，这个现实构成了技术物的世界，它们是自然和人类的中介。”因此，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与万物互联的智能体进行广泛链接的时候，我们需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进入技术物的历史和现状并基于新的技术物的背景，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来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人与技术物的关系。

一、何为技术物？

当前，我们需要基于广泛的数字化的万物互联环境来给出人与技术物关系的理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平台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展开，需要社会理论在人与技术物关系的研究中，重新对人在数字共享和互联网络中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给出具体的思考和判断。而在这个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理解技术物的概念，以及这种技术物的哲学概念与之前时代的物的理解究竟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正如西蒙东表明的那样，对于技术物的理解，不能通过回到自然物的概念来实现，也不可能用古代社会和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理解来解释其存在模式。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物的最早的理解，来自自然物，这里最为典型的是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的表述。例如，卢克莱修说道：“如果物体的构件并非不朽，那么轻轻一触已足以成为死亡的原因，因为任何力都应能让它们分崩离析。然而实情是，由于始基之网的构造各不相同，万物的质料又长存不灭，它们的形体便安然无虞，除非外力足够强大，可以突破结构的防御。所以万物皆不会归于无，而在死亡时无一例外重新分解为原子和质料。”不难看出，卢克莱修关于物的理解，与希腊化时期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解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并不像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人，将自然物看成由某种特殊的元素（如水、气、土、火、以太等等）构成，而是看成由不灭的原子构成，这些原子的构造直接来自大自然的始基之网的构造。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物的理解，与神秘的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充满着自然的奥秘，不生不灭，在世界的因果关系中不断地运转和轮回，人类不过是这个自然的神秘过程的一部分，并不具有高于自然物的地位。因此，人类在自然面前，最初是十分谦卑的，他们必须在物神面前叩拜，献上自己的燔祭，才能在自然之中谋得一席之地。

按照意大利左翼思想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理解，罗马法中关于物权的规定，让物具有了一种不同于希腊化时期的自然物的理解途径。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古希腊世界关注的是理念构成的形而上学世界，而罗马法因为需要对真实的人与物进行判断和判决，决定了罗马法中的物（拉丁语：res）需要面对现实的人与物的关系的形而上学。埃斯波西托指出：“法律要做到如此，就要采取某种形式，把具体关系上升到普遍高度，使之变得抽象。似乎为了能适用于单个诉讼，法律必须重新将具体关系置于理念的本质世界之中，由它们自身推动。因此，法律所言之‘事实’并非如其所是，而是经过了超验的滤网，清空了具体内容，并投射到某种平行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罗马法世界的物，与某种在抽象中构筑出来的人与物的关系密切相关。人不是自然人，不是有生命的就是人类，这与古罗马的persona的概念相关，因为根据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考据，“Persona最初的意思是‘面具’，正是通过面具，个体才获得了角色和社会身份。在古罗马，每个人都是通过名字来界定的，名字表达了他的宗族和谱系”。也就是说，在罗马法中，只有戴上了人格面具的人，才是在社会中存在的。埃斯波西托将这个结论也推延到物（res）之上，他认为：“在物那里，类似的事情也有所发生。同样的法律装置既造成人的物化，也产生物的虚化。正如人的内部沿着是否沦为物这一标准而区分开来，同样，物也会在形式上被剥去其物质性，从而失去其作为物的稳定性。罗马法中的术语res (物）并非指在世之物（尽管与之有联系）。res有双重意义：极度物质意义上的和纯粹形式上的。一方面，res是客观现实中的物，在此意义上，它与使用它的人显然不同；另一方面，res指涉抽象的程序，它赋予物法律意义。”埃斯波西托对罗马法中的res的分析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当然，res仍然保持着自然的实体上的意义，它仍然可以作为自然物而存在。但在罗马法体系中，它不是单独的存在，它只有与其他的物（res）和人格（persona）构成一条抽象的法律形而上学的网络，其作为法律存在物才具有意义，在法律诉讼和裁决中，物才是可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法已经给出了另一种理解物的途径，即物的存在，依赖于一个看不见的形而上学的网络，在卢克莱修那里是物性论的自然奥秘，而在罗马法这里，就是抽象的市民化的人格（persona）和物（res）的关系。脱离了具体人格的物，是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相反，一个没有物（res）的人，也就变成了无产者（拉丁语为proletarius，字面意思就是没有财产的人，即无物之人）。因此，如果需要在法律的形而上学体系构成一定的意义，就需要人与物变成抽象的persona和res，并形成一定的存在模式，这就是物在古罗马的法律存在模式。

理解了物的罗马法的存在模式，我们可以借此推延到西蒙东对技术物的理解。在西蒙东之前，人们更熟悉的人与物的关系，是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和对象模式，即主体是积极的，尤其是人类主体，是大地上的主要的行动者，具有我思（ego cogito）思维维度上的主动性。与之相对立的是对象物的消极性，对象是消极的，等待着主体的操作，属于广延维度上的被动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物是缄默的，是无语的，它们只能是主体话语和行动中被动的存在。尽管“主体—对象”的人与物的存在模式为现代认识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回避的话题，但它也产生了一个消极影响，即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单个的和孤立的角度来思考物。作为对象的物，只是作为一个广延上的个体存在物，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性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物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存在物，而是处于与人的实践关系之中。马克思将唯物主义从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解中解放出来，放在人与物的实践之中，物才能再次以生动的样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同样，西蒙东将技术物视为人与自然的中介。西蒙东反对将物理解为“孤立的和异己的”，他认为：“技术性绝不应被视为孤立的现实，而应被视为系统的一部分。它是局部现实和过渡性现实，它是发生的结果和原理。”这样，技术物实际上与一定的人与物的系统关系相关。斯蒂格勒也认为，在非生物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存在着第三类存在物，可以被描述为无机的有组织的存在物，即技术物。我们可以依循着立陶宛思想家奥多罗内·祖考斯凯特（Audronè Ζukauskaitè）的说法，技术物是“有组织的无机物，它在时间中改变自身，就像生命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改变自身一样。此外，它还成为界面，人类作为生命体通过它与环境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是直接与周遭的世界发生关系，我们总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物，与世界和自然产生关联。当我们出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汽车、地铁、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即便我们步行出门，也需要穿上鞋子（如运动鞋、皮鞋、高跟鞋等）才能与世界融合和关联。在数字时代，我们更是离不开智能手机和电脑，我们总是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应用与其他人和团体产生关系，这就是我们通过技术物与环境发生互动，并实现自己存在模式的基本方式。

概而言之，技术物的内涵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物介于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区别于有生命的自然或人类。（2）技术是一种有组织的物体，这里的有组织，即区别于自然界的无机物，是通过人类的创造，以技术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物体。（3）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物，是人类与环境进行互动的界面或工具。（4）这个人类与环境进行互动的界面或工具，是可以相互改变自身和对方的。（5）这种人与技术物的相互改变，正如维纳的“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交流”的科学，即控制论通过分析生物和非生物的信息以及反馈机制，克服了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对立。（6）斯蒂格勒的一般机体学（general organology）概念，是对技术物的发展，它研究技术物、人类心理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一般化的关系。一般机体学将生命体和技术物作为一个关联环境，它们通过这个环境相互适应和调适，这个关系后来被许煜称为宇宙技术（cosmos technology）。因此，对技术物的理解，只有放在人与技术物的历史演变之中才有意义。技术物让人类不再是纯粹的主体存在，而是在技术物构成的环境中缔造出的一个巨大的网络，主体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行动，都不得不依赖于我们与技术物的关系来实现。

二、技术物存在模式的历史嬗变

人与技术物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为人类带来了人工技艺（articrafts），就是反映人类不再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之中。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人类必须不断地发明各种技术物，并将这些技术物作为自己的外在器官（extra-organs）或义肢（prostheses），从而构造起来一个生态圈（Umwelt）。生态圈的概念，本身源自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Jakob von Uexküll），后来被海德格尔、德勒兹、加塔利、阿甘本等人借用，成为存在哲学和生命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概念。所以，“按照尤克斯考尔的说法，相对于没有世界而言的纯物质，动物和人都拥有自己的生态圈”。不过，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个生态圈或周围世界不是先验的给定物，而是人类通过技术物的关联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技术物作为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界面，是一个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之中不断演化的系统。不同时代的人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造，通过发明出来的新的技术物，与环境的互动，对生态圈进行创造性改写。因此，在不同时代里，由于技术的状态不同，人与技术物的关系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这里，为了便于对人与技术物的历史嬗变的过程进行分析，也便于理解数字时代中智能化技术物所构成的新的生态圈，我们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时代来思考，即手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和数字化时代。

（一）手工业时代

在手工业时代，技术物的生产主要依靠手工技艺，工匠的手工操作构成了与技术物联系的主要方式。手工技艺主要通过师徒制或家族传承，以家庭或小作坊为单位进行生产，所以技术物会呈现出用时长、数量少、规模小、个性化的自给自足的特点。以手工制作紫砂壶为例，从切泥块、打泥片到打把章和打底章，大概要经过十四道工序，一般情况下，一位熟练的艺人制作一把简单的纯手工紫砂壶，完成生坯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当然这里不包括烧制、整口、刻绘等后续工艺。还有的耗时更长，如王寅春先生制作一把裙花提梁壶耗时两个多月，顾景舟先生的提壁壶则雕琢了四十年之久。这样，一把壶不仅仅是一个盛茶水的器物，还是一个蕴含了手工生态圈的技术物。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一文，正好分析了壶的集置（Gestell），即作为技术物的壶的壶性。海德格尔说：“壶之壶性在倾注之馈品中成其本质。连空虚的壶也从这种赠品而来保持其本质，尽管这个空虚的壶并不允许斟出。但这种不允许为壶所特有，而且只为壶所特有。”其中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可能单纯从器物层面来思考壶的物质存在，我们思考壶的时候，已经将它与人工制成，以及日后对其“倾注之馈品”，包括一个时代的天、地、神、人的关系都容纳于这小小的壶中，正所谓：一壶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二）工业化时代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作为更为宏伟的技术矗立在人与物、人与生态圈、人与世界之中，成为工业时代的中介。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亦发生了变化。工业技术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并不仅仅是用机器取代了手工作坊，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被机器整合起来，人们不再是单一主体与单一技术物直接的触觉关系，而是被机器所集置，采取工厂制集中生产，形成工业区，加速城市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所指出的：“这些机器促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家庭手工生产再也无力与之竞争，所以我们可以说机器迫使人们进入工厂和薪酬制的工作中。”技术物呈现出了机械化、效率化、规模化以及标准化、专业化等特点。工业时代技术物的生产程序主要包括原料准备、机械化加工、物流、分销等，相对于手工业时代，技术物的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特点更为突出。亨利·福特在1913年引入了世界第一条汽车流水线，用于T型车的生产。T型车是福特汽车公司于1908年推出的世界上第一种以大量通用零部件进行大规模流水线装配作业的汽车，这种流水线通过标准化零件和标准化作业流程，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汽车成为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商品。T型车的售价为260美元，成为全世界第一辆普通百姓买得起的汽车，美国也因此成为“车轮上的国度”。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规模巨大品种丰富的技术物，这些技术物的生产特点和规模数量，为后期的万物互联奠定了硬件基础。

（三）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的技术物，主要侧重于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设备等设施。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使复杂的数据分析以及控制自动化成为可能。被誉为“控制论之父”的诺伯特·维纳是信息时代的关键人物，他的研究工作不仅在工程界产生了直接影响，催生了机械自动化，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他的控制论思想也影响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维纳的理论将信息工程和生物学联系起来，并用“信息”这一电子时代的基本单元来解释世界，奠定了信息社会的基础。维纳还预见了机器将以人类身份参与社会的未来，并指出机器将与人类一起参与制造、发送和接收信息，而这些信息将成为社会联系的“黏合剂”。

（四）数字化时代

在信息化的基础上，数字化时代的技术物则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并能够进行自我决策和优化。这也是为什么斯蒂格勒不认为数字时代的数码物可以被理解为西蒙东的技术物的原因。斯蒂格勒指出：“数码物——即计算物（computational object）——本质为技术。然而它不能被简化为海德格尔与西蒙东所思考的技术物。”数字时代的技术物之间建立了沟通，每一个技术物被赋予数据身份，技术物像人类个体一样，有了自己的身份码。在数字化的架构下，每一个有身份码的技术物不仅与人类建立了文字或者语音的交流，技术物与技术物之间也通过程序的方式进行了链接，且能够进行沟通交流或者控制。

从手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技术物的状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通过对四个时代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不同时代的技术物是相互传承的，技术物之间通过一定的传递链，走到了今天的状态。具体而言，手工业时代的技术物为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物的生产奠定了基础，通过工厂制的标准化集中生产积累了丰富多样数量巨大的技术物，信息化时代创造出了自动控制以及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数字化时代的技术物利用信息化时代的设施和技术，通过数字化的途径，为前数字化时代的技术物架起了桥梁，使得所有的技术物之间，以及技术物与人类之间能够通过语言等感知界面进行互动，如智慧交通、远程医疗等。

其次，不同时代的技术物所具有的能动性逐渐增强。在手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时代，技术物或许是纯粹静止的、惰性的状态，而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技术物更加自动化，呈现出自我学习甚至自我决策的状态。手工业时代的技术物是被动的客体或对象，有待于人类身体化的操作，在个体与技术物的简单关系中完成了技术的集置。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使得技术物有一定的自动化能力，如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等，已经可以将工人从繁重的手工业劳动中部分解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的原因所在。二战之后，自动化和控制论系统的出现，使得技术物能够执行更复杂的任务，但仍然需要人工设定参数和进行监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技术物的能动性带来了质的飞跃，计算机控制系统能够处理更复杂的数据和逻辑，实现更高级的自动化，如数控机床和自动化生产线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物开始具备了网络连接能力，能够进行远程监控和控制，物联网技术使得各种技术物能够相互通信。而今天智能化的时代，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应用，使得技术物的能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工厂等，都能够在人类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自主执行复杂的任务和做出决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物的能动性在逐渐增强。史提夫·马修曼（Steve Matthewman）在《技术与社会理论》中表示，“个人电脑、随身听和ipod都是‘召唤性物体’”。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技术物的这种“召唤”，意味着人类已经被高度绑定在数字化的技术物的节奏之中，并随着这些技术物的韵律而摆动，在那一刻，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我们在操作技术物，还是技术物在操作我们。

最后，技术物从纯粹惰性的个体到物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能够通信，从封闭的个体到开放的物群，即万物互联。这种万物互联不再是个体性和地方性的技术物，数字时代技术物已经全球化，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宇宙技术或盖娅（Gaia）技术。手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物相对单纯而简单，它们只在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内，形成物与物之间的相互控制或者联动，但没有全球性的广域连接，也不可能形成全球性的技术集置。20世纪末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物联网”的概念被提出，主要关注的是将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21世纪初期，无线通信技术使得物理设备的连接更加方便，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普及为物联网的扩展提供了硬件基础，网络协议的标准化支持了设备之间的通信，云计算为物联网提供了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智能手机和各种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用户可以与物联网设备进行交互；推动了万物互联应用的狂飙式发展，各种智能平台和生态系统开始形成，智能城市、智能家居等将是或已是我们看到的场景。新质生产力、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乡融合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建设，都离不开数字时代技术物的广泛互联。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机体，一般机体学的神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三、盖娅：数字时代的技术物

加拿大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媒介技术的拥趸，他十分明确地提到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他指出，“每个新发明都会创造它自己的环境” ，所有技术都会在它们周边掀起新世界的旋风。换言之，数字时代的技术物带来的变化不再是局部的和个体的，而是最终会成为万物互联的全球环境，即一个彻底的盖娅式的技术宇宙。一个技术物的盖娅，或者说，作为盖娅的全球技术物正笼罩在我们的生活之上，十八世纪的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们可以将这句诗句改写为，在二十一世纪的数字时代，“人技术性地栖居在盖娅之中”。

“盖娅”一词，本身源自古希腊的神话，意思为大地之母，她是所有的泰坦神以及后来的奥林匹亚诸神的根源所在。没有盖娅，人类就丧失了根基，变成彻底失去大地的存在。将盖娅与技术物结合起来，其实是英国化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一个假说。洛夫洛克通过观察黑雏菊和白雏菊的变化，提出了雏菊世界实际上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整体。不过，洛夫洛克并没有将结论局限在雏菊的世界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果将雏菊的结论推延到整个地球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之上，就会得出：“地球上发生的化学、物理和生物过程都在寻求一种平衡，或者说生命的最佳条件，这种平衡是通过生物群自动运行的反馈回路实现的。”换句话说，他提出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组织系统的假设。因此，数字时代技术物的状态，不仅带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人与技术物关系的变化，而且也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全球环境，一个盖娅式的环境。下面我们分别从广延性关系、操控性关系以及共生性关系理解这种盖娅式的技术物的环境。

（一）广延性关系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技术物迭代是不断传递的，这个传递的特点体现在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上，即技术物在不断地延伸人类的感觉器官、肢体力量甚至思维意识。从感官来说，我们以视觉范畴的延伸为例，谈几个关键的阶段。开始是眼镜的发明，眼镜作为一种视力矫正的工具，帮助人们改善视力的问题；后来是望远镜与显微镜，这些仪器拓宽了人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观察范围；摄影和摄像技术物使得图像和视频可以被记录和远程传输；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技术物，提供了沉浸式的视觉体验；智能眼镜集成了传感器、显示屏和计算单元的可穿戴设备，集智能手机功能于一体。人们通过这些技术物延伸了自我，这既对神话进行了祛魅，同时又再现了神话，“千里眼”“顺风耳”“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成为现实。当然，除了这些，远程协作也已经成为现实，被应用到医疗、交通等领域。远程协作通过视觉、肢体、思维的延伸，逐渐拓展了人类行动的领域。康吉莱姆认为，工具和技术可以理解为生物有机体的延伸，即“机器可以被视为人类的器官。工具或机器就是器官，器官就是工具或机器”。同样，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认为媒介或技术物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对人的身体和力量的延伸。麦克卢汉说：“有了这一动力以后，虽然一切技术仅仅是手、足、齿和体温控制系统的延伸，虽然一切技术包括城市都是人的延伸，可是它们都会转换成信息系统。”随着技术物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最后，它形成最广域的技术物，即斯蒂格勒涵括的一般机体学。斯蒂格勒说：“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种一般机体学，即关于身体机体（大脑、手、眼睛、触觉、舌头、生殖器官、内脏、神经—植物系统等）、人工机体（工具、仪器和语法化技术辅助工具）和社会机体（人类团体，如家族、宗族或部落、政治机构和社会、商业和社会团体等等）。”一般机体学就是技术物的扩大版，即一种扩展为全球范围的技术物，这种技术物已经将这个地表上的一切的机体（包括有机体和无机体，自然物和人工制品等）都囊括在内。

（二）操控性关系

作为盖娅的技术物，不仅在广延范围上进行延伸和扩张，而且会与其中的各种要素，尤其与人类的关系形成一种特定的操控性关系。技术物的能动性状态随着时代不断增强，我们不再是技术物的主要支配者，相反，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中的表达，我们已经实质性地从属于机器（即技术物）。马克思说：“机器借助机械使其工具完成过去人用其工具完成的那些操作。现在，工具已经不是由人来操纵，而是由人所创造的机械来操纵。”可以说，在数字时代，主体对技术物的操控已经化为历史的尘烟。相反，我们如何操控技术物，技术物就会如何操演我们。当纯粹以人力去制作技术物时，技术物通过人力操作才能运转；当用机械化的方式去制作技术物时，技术物通过机械化才能运作，人类个体也会变得机械化；当我们自动化地制作出技术物，技术物也只有通过自动化才能运转，人类个体也会变得自动化；当我们用信息化的方式连接技术物时，人类也成为信息化时代控制论下的一个行动元；当我们用数字化控制的方式制作技术物时，人类个体也必然成为数字控制技术物下的产物。例如，在我们的智能手机中，我们使用的应用并不是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图标，而是这个应用背后的巨大的互联网络。我们使用一个游戏，也意味着必须随着游戏去签到、打卡、完成每日副本，最后需要提供各种游戏数据给应用背后的数字平台。可以看出，在数字时代，表面上是人对技术物的操控，但实际上一个回车按键、一次鼠标点击、一个触屏触碰，便将我们的身体和智能连接在全球范围的数字互联网络之中，我们的身体成为巨大盖娅技术物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在享受技术物能动性增强带来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从属于这个巨大的盖娅技术物。不少科幻作品已经展现出人类所创造的盖娅式的互联网络对人类主体性的影响，如电影《弗兰肯斯坦》、《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终结者》系列、《黑客帝国》系列、《西部世界》等作品，都无一不在说明，人类的主体性实际上从属于盖娅式的技术物，我们的身体虽仍是处在地理空间中的个体存在物，但我们的虚拟身份和精神世界已经成为盖娅装置的一个孱弱而微小的部分。

（三）共生性关系

技术物状态演变的第三点，即技术物从静止的封闭的个体进入到万物互联。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物的身份、功能、影响日益凸显，我们与技术物的关系也从主体间性过渡到了物体间性。正如有学者指出，智能社会的到来可以被视为一个奇点。随着智能时代万物互联的兴起，传统的以主体为对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的社会理论，正在向物体间性转变，“在数字社会中，之前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协议和规范，这种方式迅速地被大数据和算法平台下的各种数据交换协议取代，主体之间的对话，让位于各种数字化对象之间的数据交换，那么主体间性，也就逐渐变成了物体间性”。即在当前时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主客体关系。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共同被纳入整个宇宙的网络架构之中成为一种共生性关系。法国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用他的社会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理论来解释这种共生性的网络关系，他指出：“理解矛盾与冲突联系的交织，并不是跳跃到更高的‘全球’层级，将它们作为单独的行动整体来看待；我们只能用尽可能多的设备使它们的潜在路径交错，才有机会发现这些行动力在哪些方面相互联系。全球性、自然性与普遍性如危险的毒药那般，掩盖了建立设备网的困难，而通过这种网络，一切行动力都可以看到行动的后果。”

不过，拉图尔的盖娅理论更关心气候和生态上的盖娅，看到的是生态环境的各种因素彼此间的衔接和联系，并认为人类不应该凌驾在这个盖娅系统之上，因为一旦如此，就意味着人类的自取灭亡。因此，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有一个相对改进版的盖娅理论，在哈拉维看来，盖娅“之所以有生命，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而是因为它将地球的不同层次带入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洛夫洛克的地球——本身就是一个赛博格（cyborg），一个复杂的自生系统，它最终模糊了地质、有机和技术之间的界限——是其他赛博格的自然栖息地和基地”换言之，数字时代的技术物，已经通过广泛的通信技术设施、普遍化的算法以及浩如烟海的数据流，将全球打造成一个巨大的赛博格。“赛博格”一词，本身就是代表技术的控制论（cybernetics）和代表生命的组织（organization）合并而成的。由是观之，数字时代的技术物，意味着人与物、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壁垒，在广义的智能算法和云数据结构中被打破。世界已经成为盖娅，一个无所不在的一般机体。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的智能化生活和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巨大的盖娅的技术物之上，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这个盖娅式技术物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起共生，共同构造了一个有生命的共生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按照祖考斯凯特的说法，“盖娅理论就是技术物的一般机体学，即通过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扩展生命：生命体外化为非生命环境或技术，反之亦然：非生命物质内化为生命体，并转化为生命能量”。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字时代，技术物的发展以及人与技术物关系的演进结果就是盖娅，这是一种作为盖娅的数字时代的技术物。换言之，盖娅是这种行星规模的一般机体学，最终盖娅会将各种各样的有机和无机成分综合在一起，它们在其中共生，并孕育出新的生命形式，进入到下一个人与技术物关系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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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改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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