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 郑要 谭敏 王子蕲 柴奕 田凯华 |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笔谈）

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6期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这一思想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理论工作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阐释这一思想的形成逻辑、主要内容、体系框架和重大意义，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对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很有裨益。

实践是思想的来源，回应实践要求形成的思想才能彰显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孕育和诞生有着特定的场域。“场域”是一个被很多学科广泛使用的词语，一些学者还从网络关系、社会空间、情景呈现等方面提出了框架性的场域理论，以此分析一件事情展开的逻辑。从词义上理解，场域与通常所说的领域意思不同，场域指的是由一定时空构成的情景环境，领域指的是事物所属的某个方面。把“场域”引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需要从时空观的角度深刻认识孕育和诞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情景环境。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和诞生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党领导文化繁荣发展的实践结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世界形势变化和中国发展要求出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挥了呼应、指导、引领实践的作用，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文化思想建立在党长期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文化建设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文化发展贯穿于党的奋斗实践全过程。党的历史发展中，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实践形成党的事业持续发展的连贯性，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历史进程中推进文化发展体现党的事业过程的完整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继承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实践形成的理论和积累的经验，以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增强责任担当意识，提出的创新理论体现党领导文化建设新的使命担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为孕育和诞生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历史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孕育和诞生标志着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结出了新成果。

以场域的变化叙事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为从时空维度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和诞生的特征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的视角。从时间维度看，文化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开展，党中央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实践的延续和拓展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和诞生的历史厚度。党的事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不断形成新情况，产生新问题，提出新要求，与时俱进才具有生机活力。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文化建设不仅需要始终坚持，而且必须不断形成新的使命任务，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把文化建设不断引向深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文化建设接续奋斗的创新发展，体现站在新历史方位上再出发的场域特征。

从空间维度看，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发展的持续推进，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和诞生的时代背景，在新的发展格局中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党领导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诸多不同以往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机遇和挑战的辩证关系，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新时代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雄伟的丰碑。这样的情景环境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孕育和诞生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空间的层面上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孕育和诞生，场域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个大局”深度演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实践对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产生深刻影响。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谱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新篇章。第三，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的进军号。第四，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人类反贫困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五，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第六，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革命性淬炼的实践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了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些方面构成的场域特征，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人民的重托，立足本国实践，聚焦发展问题，回应时代呼声，顺应世界潮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实践充分展示了这边独好的风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这样的场域特征中孕育和诞生，结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

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相联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和诞生的场域特征，有助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理论深刻，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都与新时代文化实践的场域特征有密切的关系。举例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两个结合”的论断，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创新观点，形成了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时代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论述，强调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提出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任务。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的使命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相联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和诞生的场域特征，有助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孕育和诞生意义十分重大。就中国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意义体现在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坐标，指导中国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特色，以激发党和人民文化创造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具有创造精神财富的巨大能量。就世界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意义体现在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关切世界、关怀人类，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智慧和资源，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各国文化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文化实践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溯源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就为振兴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学过列强国家的船坚炮利、机器电缆，办工厂创学堂，搞改革变体制，试图以发展军事、经济以及教育来强国富民，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另辟蹊径，以领导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前提，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前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伟大实践展开的场域下孕育和诞生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有机联系起来，为党和人民奋斗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提供了思想指南、确立了行动纲领。

郑要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党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来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实践的准则，但遵循不是照搬，指导不是抄作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和创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实践的收获。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思考历史进程中的文明问题、民族问题、交往问题，形成了包含理论超越、范式变革、观念更新、话语建构的文化理论。1852—1853年期间，马克思阅读了威·瓦克斯穆特的《文化通史》、威·德鲁曼的《文化史大纲》和古·克列姆的《人类文化通史》，马克思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恩格斯充分肯定文化的作用，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这个重要观点为各国共产党人开展文化斗争提供了基本原则。

列宁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有较多的论述，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认为，文化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列宁把文化建设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提出要以加强文化建设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但由于他的过早逝世未能进行深入的实践，作出的理论贡献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提出许多重要观点都具有创新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和诞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丰富的内容和清晰的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构建起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新起点上，多维度、全方位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文化功能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阐明繁荣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从文化引领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为文化建设坚持正确方向提供了保证，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和政治属性。从价值作用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以文化立国家之魂，强社会之基，增强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立场坚守、思想认同、情感共鸣和价值共识。从文化布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出战略谋划，协调文化领域各种建设工程系统发展，发挥文化领域各方面工作的合力作用。从文化目标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揭示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命题。从文化方法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两个结合”创新论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和实践的文化建设要求。这样多维度、全方位论述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堪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历史丰碑。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深化对文化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作出了创新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论述了文化与文明、文化与精神、文化与价值观、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突出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大历史观审视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把文明和文化演进置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宽阔视野之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绘制了文化工作实践遵循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擘画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精辟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与坚持党的性质宗旨相联系，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原则问题。在文化建设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不断提升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体现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执政目标，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表达。坚持文艺创作为人民，文化成果为人民共享，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创造能量，鲜明体现了文化建设的人民观。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主体性”思想，提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之经验，形成一系列原创性观点，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第四，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担当，将对文化的认识推演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洪流中，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能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运用于文化建设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以文化建设的战略谋划回答中国之问，而且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回答世界之问，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境遇下提出文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引领世界文化朝着美好的愿景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世界眼光体现战略思维，批驳“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提出文明是用来交流互鉴的，不是用于制造隔阂和对抗的，倡导世界各国各民族加强文化合作。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方面要积极汲取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要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中国文化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相联系，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意义。

谭敏

（华东师范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2023年10月，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其中第一个就是“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事关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的根本性问题，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决定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效果。

近代历史演进的逻辑表明，引领中国社会从黑暗中走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实践中作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敢于斗争的意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优势、守住人心的意义指向、依靠人民的政治立场等理论素养。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实施，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历届党中央领导都对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清醒的头脑，思想一脉相承，实践中不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把这个根本性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突出强调，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强化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意识。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在新时代10多年伟大变革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构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主体责任，以实现党的建设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有效改变了党的领导被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现象。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党的领导全面性当然就是要求把一切领域和工作都包含在内。文化建设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作，文化领域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坚持党的领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实看，坚持党的领导已经形成中国人民最大的共识，社会认同度很高，但落到具体问题上往往有这样那样的疑惑。与一些领域相比，文化领域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问题显得更加复杂。这是因为文化工作涉及的方面很多，文化事务关联的内容很广，而且许多文化活动带有艺术色彩以及观赏性、娱乐性的特点。因此，许多人在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问题上，意识相对淡薄。从具体表现看，一些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容易重业务轻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的人一味以崇尚自由强调文化的发展规律，以此否定党的领导的必要性；还有的人片面强调所谓的客观性，把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更有一些人把文化作为赚钱的工具，用文化的娱乐性排斥党的领导；等等。这些现象说明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需要强化意识，落实举措，把党的领导贯彻于一切文化工作之中。

文化需不需要有领导，必须从道理上说清楚。诚然，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文艺创作应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文学繁荣也需要有宽松的环境，但这都不是否定党的领导的理由。文化领域从来不是世外桃源，不是真空地带，是是非非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化领域蔓延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硝烟，一些西方国家把文化当作“软武器”，文化的艺术外壳下往往包藏着思想和价值观的渗透，文化的产品倾销中往往含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放弃意识形态阵地。从国内来说，人民群众期待生活更加美好，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但一些人和单位罔顾社会效益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把文化娱乐降低到低俗、庸俗甚至丑陋的水平，只顾博喝彩、吸眼球、飙票房，不健康的倾向、扭曲的价值观、错误的导向严重污染人们的身心健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就会强烈不满。

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切实落地生根。坚持党对一切文化工作的领导，不仅要从理论上弄清楚，而且要在实践中做扎实。党的二十大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核心要义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必须在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文化建设战略，首先强调“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文化具有的思想属性决定了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相统一，文化具有的价值功能决定了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相关联。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抓意识形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会落空；不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就将犯颠覆性的错误。

第二，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发展优势，充分彰显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伟力。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从制度比较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强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他们的论断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已经被事实充分验证。中国的发展把文化发展的制度优势问题提上议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进一步体现在文化繁荣发展上。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合力，使文化发展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第三，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引领文化多样性发展，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和人心之争，“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当今世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与不同文化冲撞摩擦博弈的现实相伴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在增强价值观选择自主性的同时也带来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的不确定性。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才能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引领文化多样性发展在健康的轨道上前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全社会大力践行，是坚持党对文化建设领导的重要任务。

第四，必须坚持和运用好系统观念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把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覆盖到文化发展的所有领域并落实到一切工作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的系统观念，集中表现为“全面”的话语表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话语为认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提供了启示。文化的庞大工程系统包括思想宣传、精神生产、文学艺术、媒体管理、新闻传播、社会舆论、理论创新、国际影响等方方面面。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必须把“全面”和“一切”统一起来，决不允许文化工作中存在盲区。只有坚持党对文化建设所有领域和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消除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隐患，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五，必须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提供空间支撑。加强网络治理，是信息化时代条件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新问题。信息网络化发展催生了各种新媒体，一方面为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指出：“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的领导也会因此而过不了关。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必须占领网络阵地，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众媒介网络，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以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确保网络生态风清气正。

王子蕲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个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从历史演进的维度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历史课题的新要求。

“古今中西之争”源于近代中国社会衰败而引起的文化冲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军事武器轰开了东方古老帝国的大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侵略者在对中国进行野蛮掠夺的同时，也传入了近代先进文明，使中国人看到了世界上不同于本国的文化。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摆脱民族危机的求索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毛泽东说，那个时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是“旧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新学”，认为这样的新学“很可以救中国”，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新学虽然学了不少但“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这个历史场景的描述，勾勒了“古今中西之争”最初发生的过程和遭遇的尴尬。

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掀起了以启蒙思想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反思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改良和革命失败的原因，开始把救亡图存的道路求索聚焦到文化层面的思考上。他们发出“伦理觉悟”“道德革命”“文学革命”的号召，认为如果传统的思想仍然占据人们的头脑，那么所有的革新都是无济于事的。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争论。1915年至1927年，中国思想界一批知识分子围绕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了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论战，成为“古今中西之争”的集中表现。著名学者王元化指出：“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

新文化运动发展中，“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问题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属性是什么，中西文化能不能调和，争论的目的是想分辨清楚中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文化取舍。论战中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一个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另一个是以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两派之间争执不休，在各自主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激烈的讨论。“新青年派”和“东方文化派”的观点也有共同之处，如他们都认为中华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代表“静的文明”，西方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动的文明”。但在文化取舍上两派的观点相对峙，“新青年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垂死的境地，西方文化代表着光明，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东方文化派”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弊端，主张“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也”。这样相反的观点表明对中国文化取舍的两种态度，而在社会上则出现了固守“国粹”和主张“全盘西化”的两种极端倾向。显然，这场东西方文化论战不同于此前的政治变革，是一次从文化层面探讨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思想斗争，背后表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切。

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只是思想界的理论求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下缺乏破解的条件，因此也给不出正确的答案。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推动了社会先进思潮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嬗变，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历史演进体现了思想嬗变的文化意蕴，近代中国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取代。毛泽东指出，被一些人“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仅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创造的革命文化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改变文化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实践积累的经验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的实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为文化繁荣发展带来明媚的春天，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改革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文化发展制度，制定文化方针政策，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坚定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习近平围绕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重大结论，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把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相联系，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古和今、中和西的文化差异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关键是在文化建设上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资源融合产生“化学反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需要牢牢把握的战略定力。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汲取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高度自觉相统一，既立足本国的文化沃土和文化资源，又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近代中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求索往往局限于古和今的时段分辨，拘泥于中和西的区位之别，因而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跳出了这样的机械思维，以拿出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为奋斗目标，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明确了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纵观历史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求索历程，西方文化对中国较大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时期，二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初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段情况不一样，但都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人们的思想受束缚而对西方文化产生新鲜感，由此出现的倾向导致中国文化话语权被严重削弱。新时代实践中，习近平提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要求成为新时代党推动文化建设、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努力方向。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了磨难和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了新的内涵。习近平对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作出深刻论述，强调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依托增强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夯实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形成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确立了行动纲领。

柴奕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成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理论研究中简称“两创”）为要求，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方向。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要焕发其鲜活生命力必须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两创”任务形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实践指向。

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非常鲜明，并在实践中一贯坚持正确的立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中华文化视为必须加以继承的民族遗产，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提出不仅要坚持“古为今用”，还要坚持“洋为中用”。这是我们党始终秉持的科学态度和坚持的理性精神。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如何科学对待中华文化是党领导文化建设十分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就能促进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处理得不好就会对党的整个事业造成危害。

对待中华文化之所以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是因为中华文化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体，决不能一股脑儿地搬用。科学对待中华文化关键在于分辨清楚其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从历史实践看，由于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根深蒂固，党更加重视批判中华文化中糟粕性的思想，在一些特定时段里发生过以笼统否定传统而出现的实践偏差。改革开放后，党中央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如何科学对待中华文化成为习近平论述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党的文献资料看，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的论述思想之全面、内容之丰富、观点之精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新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具有原创性意义。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进一步从传统美德拓展到整个中华文化，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2023年10月，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其中包括“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可见，从党的十八大起，习近平就反复强调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说明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包含丰富的内容。首先，实现这“两创”是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备受磨难而历久不衰、绵延发展而持续发力，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创造和创新的民族基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其次，实现这“两创”体现适应时代进步的内在要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思想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再次，实现这“两创”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统一。最后，实现这“两创”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内在要求。古代时期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得到世界普遍赞誉，要使曾遭遇了式微衰落的中华文化彰显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力，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内在要求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两创”任务的思想意蕴，增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自信和自觉。

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两脉”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有魂和根的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守好魂脉和根脉，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坚守魂脉和根脉相统一贯穿于文化建设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守好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为实现“两创”提供思想指南；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为实现“两创”提供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第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下好创新的功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不同的要求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世界要求，在汲取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实现原创性的突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求传承中华文化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和运用价值的思想，基于时代新进步新进展的要求赋予其现代表现形式和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的，继承必须创新，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是实现“两创”的题中之义。

第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打造标识性符号，取得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硕果。中国人民创造的古代中华文化有许许多多标识性的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味着它不是历史的重复，不是思想的复制，而是必须形成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思想理论，以新的标识性符号诠释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为中华民族创造新的精神象征，体现中华文化的现代神韵。

第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文化建设的精神主动。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文化创造力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力量来自人民，智慧蕴藏于人民。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不能割断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必须把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更加彰显出来，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主动，胜利完成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

田凯华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的讲话中说：“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表示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以党的二十大为起点，新征程的含义就是指我国进入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阶段，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回应这个新征程的奋斗要求，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是一个面临风险挑战的旅程，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日益强大起来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要实现“强起来”这个伟大飞跃很不容易。一方面，我国发展中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虽然改革开放40多年创造的辉煌成就使党和人民充满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和底气，但困难很多，阻力很大。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日益强大起来，他们把中国的强大视为对自己的威胁，采取种种手段打压中国，设置各种门槛限制我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另外，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共同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各国国家治理的风险挑战越来越严重，难预料不确定的变量因素日益增多，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情势下，推动我国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不断提高战胜风险挑战的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要清醒认识到，新征程奋斗中面临的重大考验不仅有经济、政治的风险挑战，更有文化安全的重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核心就是把文化当作“软刀子”来争夺中国青年人，企图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在国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文化博弈将更加激烈。对此必须绷紧思想之弦，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原则，确保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胜利完成。

第一，必须把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贯穿于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全过程。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难以坚持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必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坚决抵制那些主张文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错误观点，防止党的文化领导权被架空和被虚化，自觉地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全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第二，必须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实践中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作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另一方面诠释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重大论断中的“第二个结合”，以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资源体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重要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释放解放思想的新能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是正确处理文化发展各种关系的遵循，为胜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导。

第三，必须总结运用好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为胜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智慧。及时总结经验，把经验上升为制度，在实践发展中创造新的经验，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经验是智慧的结晶，其价值在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创新实践中又创造了许多鲜活的经验，这笔智慧财富是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优势所在。把党领导文化建设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有助于深刻把握客观规律胜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第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造福人民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既是实现强国建设的要求，也是满足人民需要的责任，强国建设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贯彻习近平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出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丰富精神世界方面有更大的提升。

第五，必须提高文化自信的坚定程度和文化自觉的实践水平，为胜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增添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就文化建设而言，中国人民坚定自信的理由很多，如中华文化不失魅力的价值底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实依托以及文化繁荣发展的显著成就等等。文化自信焕发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不断提高文化自信的坚定程度和文化自觉的实践水平，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有了充足的底气，就能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六，必须把建设文化强国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以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揭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之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形态创造的关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合二为一的行动逻辑。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开辟新的文化空间。

第七，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胜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作出的全面部署擘画了充满光明的发展蓝图。全会提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方面作出文化建设的重点安排和具体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是胜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