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东 | 以“六个坚持”为指导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为此，必须牢牢把握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在此指导下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一、加强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含领导机构、规划引领和贯彻执行机制在内的严密体系，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高水平方向发展。

在领导机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工作的领导体制建设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深入进行。先后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党的十九大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党的十九大后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形成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中枢。这些机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对经济领域重大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此外，党中央还通过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年中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议、特定领域的工作会议（如金融工作会议、财政工作会议）、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经济形势座谈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方式，形成有关中国经济形势的综合研判，对各项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总体谋划和具体设计。如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做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部署，确立了金融高质量发展目标。

在规划引领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建立起以中长期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先后领导编制实施了十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和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为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建议，成立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的起草组，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规划起草，在广泛征求党内党外、各地区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由此作为“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根本依据。在《建议》的指导下，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之后，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审议。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不难发现，党中央提出《建议》是编制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核心环节，勾勒了“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基本框架，这也为后续“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贯彻执行方面，地方、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党委（组）通过人事任免、集体研究以及特定的组织架构设计，实现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一，由党委统管干部工作，在考察、选拔、评价和任免干部特别是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干部过程中，坚持把推动经济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要评价考核标准，体现经济工作作为中心工作的地位。第二，各级党委定期围绕中央和上级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发展形势召开会议，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决定地区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事项。各部门党组积极推动将党的经济建设主张和重大决策转化为法律法规、政策政令和社会共识，确保党的经济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三，国有企业设计特定组织架构，确保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公司治理结构。除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外，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实施党委会和董事会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于“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和大额资金使用）事项必须经由党委会前置研究。并且，董事会中的党员干部必须根据党组织决定发表意见，以确保董事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重大事项决策。

二、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同时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要把市场配置竞争性资源和政府配置公共性资源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朝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发展。

一是在分配领域把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社会机制结合起来。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是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要发挥市场、行政和社会等三方面力量，形成更加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报酬评价上的作用，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在再分配环节，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要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二是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社保、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协同保障作用。良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之义。在这些领域，既要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确认社保、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使用价值”属性，坚持公益导向推进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民生“托底”；同时，也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的重要功能，发挥各类商业保险的补充保障作用，引导规范民营医院发展，推动商业房地产在健康轨道上持续发展。总的来看，要以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为出发点，坚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导向，既要考虑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普遍需要，也要考虑到部分群体的特殊需要、个性化需要；既要发挥市场和价格机制在识别消费需求层次性、差异性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又要避免在这些领域过度商业化和市场化。

三是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把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决定》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是相互依赖的辩证统一体。一方面，要以更为积极的政策举措，应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通过不断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完善托育体系，提高生育和儿童医疗服务水平，稳定和提高生育水平。要进一步稳定基本养老服务，发挥社区养老和公办养老机构的基础性作用，加快补齐农村养老短板。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进入托育、儿童医疗和养老服务领域，打造满足不同层次要求的特定年龄人口照看、医疗和保健体系。

三、在守正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创新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都对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守正”的要求。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总的要求是通过建设统一的制度规则、市场监管方式和市场基础设施，促进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此，《决定》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一是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同时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执行。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避免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建立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包括招投标、各类政府部门采购等，实现项目全流程的公开透明管理，提升市场监管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同时，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以统一的技术标准促进产品和服务的互认互通，为构建公平、开放、高效的市场环境提供支撑。

二是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畅通流动，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从产品流通来看，一方面，产品流通体制的完善和物联网的发展是关键。通过健全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提高产品流通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能源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重点。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的运行调度机制，提高能源资源的配置效率，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经济性。从要素流通来看，要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和能源资源市场。要素价格机制的完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保障。通过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可以确保价格信号的准确性，引导资源向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向流动。首先，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其次，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再次，通过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和数据市场，促进技术创新和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最后，水、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措施。通过优化居民阶梯式水价、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可以更好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节能减排。

三是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在产权保护、市场信息披露、市场准入、企业退出机制、注册资本改革、破产制度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等多个方面持续推进改革。首先，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确保产权的稳定和长久，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前提。这也涉及要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其次，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维护公平竞争。同时，对侵犯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施同责同罪同罚的原则，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的执法和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再次，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特别是对新业态和新领域的准入环境的优化，能够降低市场主体的进入门槛，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改革，实行依法按期认缴，简化企业设立和变更程序，提高市场准入的便利性。此外，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这不仅有助于及时化解市场风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最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靠的信用环境，保障市场交易的安全和效率。通过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的记录、共享和应用机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促进诚信经营，维护市场秩序。

四、坚持和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样，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主线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决定》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就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通过稳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微观活力。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决定》提出：“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一方面，明确要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任务的评价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并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的核算工作，为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为发挥国有企业在科研基础、技术设备配套和研发人才储备方面的优势，《决定》提出健全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并强调国有资本的“三个集中”，即向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关键领域集中，向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应急响应和公益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概括来说，国企国资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分类评价、合理激励，让经营性和事业性国有企业区分开来，把产业目标和事业目标区分开来，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巩固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旨在为非公有制经济打造更为优越的营商环境。其中包括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化市场准入改革，确保基础设施的竞争性领域对所有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着力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工程的长效机制，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中发挥牵头作用，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资源，以充分利用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性，共同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民营企业的持续参与和发展等。概括来说，就是要让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更为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发挥其面对市场需求出现新变化时反应速度快，面对技术机遇和创新机会时决策效率高，在市场成熟和消费饱和的情况下转型力度大等特点和优势，推动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在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贡献更多力量。

五、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决定》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融合的产物，本质上是政府保公平与市场促效率有机统一的法治经济。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注重法治对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保障功能，要建立完善有利于市场健康运行、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法治体系。

从市场角度看，在法治轨道上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市场健康运行的法治体系。第一，建立健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法治体系。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与发展动力，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经济。然而，竞争不可失序，离不开法治的引导与规范。因此，要逐步健全市场的进入与退出法律制度，对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对待，让各类市场主体拥有平等参与地位。要逐步健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克服地域壁垒和行业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依法享受公平竞争的机会。第二，建立健全产权保护法治体系，维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要依法维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以公平的机会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地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行列。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是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依赖资源与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向依赖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必要条件，是维系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有力杠杆。因而，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充分调动市场主体进行创新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入动力和活力。

从政府角度看，在法治轨道上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法治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因此，建立健全财税法治体系和金融法治体系也就成为构建法治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大抓手。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财税法治体系。财税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财税政策宏观调控需要从“投资主导+广义政府部门主导”的传统模式向“投资消费并重+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均衡”的新型模式转变。当下，宏观调控方面的财税立法已初具规模，能够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转型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为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要加快建立健全现有财税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具体实际。要建立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公平、维系统一大市场的财税法律制度。要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直接税体系，改善增值税立法工作，积极运用财税手段进行经济调节。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金融法治体系。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深度融合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又一重要手段。按照金融法律法规，政府应当依据中央银行的有关法律制度，对货币的供应量、利率水平等方面实施调控，不断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积极引导市场预期。在货币金融法律法规方面，政府应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政策手段，实现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足，让利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以内，以合理的价格满足投资与消费、经济运行的资金需求。政府应当根据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交易活动实施限制或约束，有效应对金融市场风险。据此，要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建立完善金融业监督管理等法规。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大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在金融宏观调控的艰巨性和金融主体监管的复杂性日益叠加凸显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健全金融调控体系，积极应对经济运行的波动状况，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六、以系统观念把握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

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多种经济关系的集合，这些经济关系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产业经济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是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关系。产业经济关系即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组合和搭配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而区域经济关系则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区域之间组合和搭配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这两大关系构成了系统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两个维度。《决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些要求体现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层面，最主要地表现为系统地处理好产业经济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

1.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市场体制高质量发展

产业经济关系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属性类别差异”，不同行业体现的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合搭配方式在性质上的差别。产业经济关系表达为产业间关系、产业内关系和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等多个层面，深刻体现了市场经济关系的系统性特点。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内竞争关系、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总体设想，两类行业举措”。总体设想是：在强化技术创新方面，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以及颠覆性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地位，增强对新领域和新赛道的制度支持。在新兴产业支持方面，着力构建促进未来产业增长的投入机制，完善重点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以推动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传统产业优化方面，通过国家标准的制定来引领产业升级方向、优化产业升级渠道，鼓励支持企业在开展产业改造进程中更多采用数智技术和绿色技术，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要求加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制度性约束，以确保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程中兼顾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两类行业举措包括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业发展。一方面，加快构建和完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建和完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核心在于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数字产业化，即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新的产业，以及产业数字化，即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产业，提升其智能化水平。首先，《决定》指出，要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作为连接“机器—产品—人”的重要平台，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其次，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是新动能。平台经济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就业机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完善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体系，促进其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再次，数据要素的管理和利用是核心。建设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对于促进数据的共享和流通、释放数据价值至关重要。建立健全数据产权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和利益保护等制度规范，是确保数据资源合理利用和权益保护的前提。最后，数据安全治理是保障。数据要素的管理和利用离不开数据安全治理和监管能力的提高，这就要求构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规使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升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必须且能够统筹协调、一体推进的。加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建设，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决定》要求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发展。首先，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其次，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以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服务，促进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的创新变革。通过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提高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再次，着力完善以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为发展方向的体制机制。包括优化产业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等，为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最后，资金支持是这一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优化重大产业基金的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与国家战略同向发力，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市场开拓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降低企业的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攀升，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以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科研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本身就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了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以及对服务业核算的优化和标准化建设的推进要求。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分领域聚焦重点环节，大力支持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同时着力破除跨地区经营的行政障碍，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与创新。此外，《决定》还提出要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的机制，以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提出为提升服务业的整体质量和信誉，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行其职责，对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法规制度体系等要求。可见，以上要求旨在推动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升级，以服务业的规范化法制化提高服务业态的效率和质量，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支撑。

2.以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市场的生产力空间布局

区域和城乡都是空间概念，体现了生产关系的“落地落实属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组合搭配，形成了清晰可见、可以为我们具体把握的生产关系。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两条路径，也成为从系统理念出发，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一是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优化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布局，推动各个不同区域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产业分工，进一步理顺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决定》提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实现全国范围内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空间布局的优化。这一战略涉及多个层面：首先，强调对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进行差异化的发展规划，包括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以形成各具特色且相互补充的区域经济结构。其次，该体系着重于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关键区域的发展质量，使其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再次，包括雄安新区建设的高标准推进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深入发展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区域的建设不仅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还能够推动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升级。此外，健全主体功能区、强化国土空间的优化发展保障机制，意味着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合理规划国土空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土空间的开发效率和质量。《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的新机制，以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这包括深化东中西部的产业协作，推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最后，海洋经济的发展也被纳入考量，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区位特点发展不同产业，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顺畅流动，不断改善城乡经济关系,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决定》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理念是以人民的福祉和发展需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要求城市规划和建设充分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切实参与。贯彻这一发展理念，要求健全和完善城市规划体系，引导各类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集约化和紧凑型发展。在城市建设、运营和治理方面，要求加快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深化赋予城镇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以激发城镇发展活力、提升治理效能。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要求通过提高城市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稳定。这涉及城市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明确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中充分考虑安全因素，提高城市抵御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必须进一步打破制约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要让劳动力和用地指标在城乡之间流动起来。《决定》提出，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首先，产业升级是这一互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向更高端、更环保、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为城镇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其次，人口集聚是城镇发展的关键。通过优化户籍制度，推行以常住地登记户口的方式，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同等享受与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镇集聚，为城镇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此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确保他们在进城落户后，原有的土地权益不受影响。同时，探索建立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权益的机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促进更好融入城镇生活。最后，城镇发展是这一互动机制的落脚点。通过与产业升级和人口集聚的良性互动，促进城镇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通过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壮大农村经济，优化城乡经济关系。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发展，逻辑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现实基础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根本动力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进步，必要保障是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关键之举是提高农民的现代文明素养。《决定》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这涉及壮大县域经济，发展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以及培育乡村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上，需要优化农业补贴体系，发展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建立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机制和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确保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健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资产长效管理机制，确保这些资产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深入借鉴“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构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发展。

结  语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在现有基础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入贯彻“六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进一步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是实现市场平衡稳定地朝着高水平方向发展的现实条件。坚持守正创新，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以市场体制机制的创新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守正”方向。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以制度规范“市场—政府”关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把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上升为法律法规，保证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于法有据、有法可依。坚持系统观念，在方法论层面，用全面系统的、普遍联系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析和解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真正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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