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 | 以新质生产力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9月，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此后多次专门强调当代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特殊使命，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拓展和路径引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大战略设计，意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更加优质、先进、丰厚和坚实的生产力根基，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指导意义。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检索中国知网发现，已有文献中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这就需要学界给予足够重视并从多角度来论证二者间关系。本文拟从历史视域探讨我国生产力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华文明复兴进程的互动历史和演进逻辑；从时代视域探讨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实践视域探索如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整体性构建。

一、历史视域：我国生产力发展战略布局与中华文明复兴进程的互动历史和演进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对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近代文明而言的，指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以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过程。从文明形态学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进程，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的建构过程，其目标就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着物质文明，也离不开精神文明，可以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其中最为基础和最为根本的要素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和文明进步的决定力量。

生产力是文明形态的本质基础。不同文明形态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从根基上看，依托于生产力的进步和创新。生产力的发展，既有其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客观的和物质的方面，体现着自然界对人的约束，也有人的自觉选择和积极创新的方面，体现着人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新质生产力既是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最直接和最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党和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力的高度自觉，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历史性传承和革命性提升，也是我国生产力总体战略布局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创新，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也是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从历史的角度看，生产力形态与文明形态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衰败和中华民族的奋起都与生产力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提升了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自觉和实践探索创新，才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示出生产力发展与文明形态更新的互动逻辑。

第一，落后的工业生产力导致中华民族近代文明衰败。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中国有“四大发明”和陶瓷、丝绸等标志性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处于当时世界的前沿。据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统计，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大约32.9%。但近代以来，在以工业化为显著标志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严重落伍，工业生产力水平在现代生产体系中处于非常低下的地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反复入侵，中国人民被动挨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国家制度封闭保守、腐朽落后，另一方面是工业生产力水平过于低下。尽管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启了“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工业化，但由于在思想上存在的“道”与“器”之困惑，还有“体”与“用”的争论，关注的仅仅是现代化的器物方面，试图通过买枪买炮买船买机器等来发展生产力，还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侥幸。当时我国“邯郸学步”，学习的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皮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着中国社会，民族工业极为薄弱，再加上帝国主义入侵和长期的战争困扰，总体上看我国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力体系。

第二，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精神上和人格上站起来。新中国意味着新文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性力量。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建设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全国解放之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第三，建设就是发展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生产力极度低下，国民经济完全崩溃，一穷二白，一贫如洗，百废待兴。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我国的发展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全面封锁，中国的生产力建设走上了学习苏联的发展道路。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涵盖了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轻工业、医药、军工和建筑等基本领域，初步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架子。我国也完成了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造和城市工商所有制改造，为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取消所有援建项目，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我国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的生产力发展道路，依靠自身力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长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我国以极大的努力，建立起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发展生产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尤其是“两弹一星”等重要科技和大型工程项目，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科技、经济和军事保障，展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个期间，我国对生产力的认识和发展也经历过一些曲折，走过一些弯路。

第四，改革开放就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为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全力加入世界现代化。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反复强调全党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强化了“生产力标准”在全党全国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发展先进生产力放在首位，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更新和提升；将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文明建设的高度，强调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还要建设精神文明，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文明理论内在联系起来，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

第五，先进政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动根据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实现形式，通过经济制度文明建设，有效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社会服务等各个产业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的生产力体系逐步与国际生产力体系接轨和融通，成为国际生产力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巨量国际资金涌入我国，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更新换代和先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顺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高度，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政治高度推进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文化建设，激发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加入到社会文明进步之中，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第六，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先进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2001年，中国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全面加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大量高新技术引进中国，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获得革命性发展。中国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由长期跟跑西方发达国家，到部分领域逐步同行，再到在一些领域有所创新有所超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形态更新。在这一时期，针对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产力快速扩展过程中出现的只重视数量、速度、规模，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顾环境和不重视结构优化等新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凸显了人在社会发展和先进生产力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更加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先进生产力建设的发展方向。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文明形态出现了革命性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第七，将先进生产力拓展到所有文明领域，形成“五个文明”建设格局。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先进生产力建设实现整体性科学布局，构建起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涵盖我国先进生产力体系的主要领域和主要方面。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更加全面、坚强和有力，形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全新格局和全新阶段。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时代视域：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中的我国新质生产力建设

就其国别与主体性特征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区别于西方文明或者西方现代文明而言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以现代化作为核心内容和突出特征，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等丰富内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和突出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结合起来，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党已经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核心价值要素，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任务，并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战略任务，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保障。这是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对加速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文明形态理论的双重运用和双重拓展。生产力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的能力，是一定社会文明的本质基础。生产力理论和文明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理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最活跃的、最革命的要素，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一个时代的主导性生产力构成了一定社会和文明的时代性标志。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始社会文明、农业社会文明、工业社会文明和信息社会文明，就是由不同的性质和形态的生产力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在同一时代的同一生产领域也会有不同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例如，在农业生产中，既有刀耕火种，也有牛耕马拉；既有拖拉机和机械化耕作，也有现代农业科技引领的现代农业生产力体系。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既有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传承，人民往往按照传统、熟知、习惯、预知和可控的方式来进行生产，也需要不断地向着新的领域、创造新的工具、采取新的方式、创造出新的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选择和创造是推进社会文明快速进步的重要力量，彰显着社会主体的历史主动精神，也体现着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自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生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文明进步理论，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构建起当今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文明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全面践行和验证，并得以丰富和发展。当前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制定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全面探索其实现路径，尤其重视先进生产力，提出以新质生产力来全面更新和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并通过国家体制来推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的高度思想自觉和战略自觉，也意味着在推动中华民族文明形态更新方面的高度思想自觉和战略自觉，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具有的全局性、战略性、先进性和自觉性，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文明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自觉回应。习近平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当今世界的复杂变局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构成各国比拼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新的时代背景。百年变局的核心是“变”字，其本质是重塑世界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从多种角度去探讨，以便更好地把握其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容。从世界经济格局方面看，由于中国和金砖国家等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由长期以来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从而近代史上首次出现了某种“东升西降”现象。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格局中尽管仍然是“西高东低”，但东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量在加大，高度在增加，东西方之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从世界政治格局方面看，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相适应，世界的政治权力中心也由近代以来长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间转移，开始向非西方尤其是亚太地区和国家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家独大”“一言九鼎”主导国际政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功能来看，其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挑战，正处于转型和重构的阶段。而从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态势来看，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最为革命和最为根本的因素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正在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由于高新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并广泛进入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形成新的产业体系，生成先进生产力体系。极度复杂的全球生产体系需要依据高新科技体系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重构，不同的国家也由于其在全球科技和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而不得不重新确立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世界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样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与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其在全球科技体系和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谁优先发展高新科技和先进生产力，谁就能够高居于世界体系，谁就拥有世界的未来。近代以来，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生产力格局发展中长期处于相对滞后地位，借助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来的持续努力，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方面，我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至今。在国际政治方面，我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政治和全球安全事务等拥有特殊决策地位，履行着大国责任。在高新科技方面，通过近年来对高新科技的高度重视和深度投入，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学习借鉴之后，由持续跟跑到部分领域的同行，有的领域获得了领先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由支持与合作转向警惕和封堵，尤其是美国把中国设定为在全球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以国家力量来打压华为等中国高新企业，想让中国始终处于全球生产体系的低端地位或者最多中端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继续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缓慢发展，而是必须继续走相对独立的自我发展道路。而国际格局复杂变化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主创新意识，推动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必然要求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中国将以自身对新质生产力超前发展战略塑造在世界格局中的新优势，为世界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提供中国战略定力，并将从根本上为世界百年变局及其发展方向增添中国内涵，施加中国影响，引领其走向更加健康的方向。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将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劲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就其共同特征而言，现代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开展的，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核心内容。所有的核心内容都是以现代生产力作为基础。就中国特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极为开放的心态，向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优秀发展成果学习，并在中国大地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果。我们将世界现代化引入中国，使之获得中国形态，将传统社会主义提升和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建设逻辑，凝聚着世界现代化的运行逻辑、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逻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贯穿在这三种逻辑之中的底层逻辑，则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逻辑。通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发展，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世所罕见的奇迹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全面部署和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极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极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品格，极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品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全新动力。

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全新发展方向和重要战略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百年艰苦奋斗创造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事业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涵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安全等各个具体领域，它们都要依托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坚实支撑和全面健康发展。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因此，习近平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形态和水平，造就更高水平的社会体系，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

三、实践视域：以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总体性理念，包含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是社会文明的基础，先进生产力是现代先进文明的基础，通过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为现代先进文明提供基石和奠定基础。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将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们面临着相似的局面，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而另一方面，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从根本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华文明形态更新、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整体构建。

第一，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生产力体系的整体更新。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指新型的高水平和现代化的生产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最为先进的生产力体系。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时代性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之“新质”，可以是新类型、新结构、高技术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生产，是以前没有的新的生产力种类和结构等。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更大。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并相对独立的生产力体系，具有最大的产能，这是可喜可贺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长期以来，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存在着市场因素，一些领域处于某种自发状态，以致在中国大地上，各种级别、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生产力共存，参差不齐，良莠并存。有的生产力过度耗能，有的产能低下，有的污染严重，有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等等。现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从根本上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立有破，先破后立，淘汰过时的落后的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我国生产力体系的整体性更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全新的生产力基础，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全新样态。

第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体系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体系。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正是随着当代高新科技及其广泛应用而应运生成的。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因素的，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体系的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并得以构建，表现为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等，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习近平要求：“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创造，更需要强化创新这个第一推动力。要以强大科技创新作为支撑，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着力点，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更为深层实质和意义是要激发全体中国人民的创新创造意识，强化中国人民的创新和创造活力，塑造一代文明新人，为中华文明的形态更新提供更加卓越和强劲的主体性力量。

第三，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体系重构。产业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是科学技术的运用主体，是生产力变革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先进的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发展新科技，发展新产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现代高新科学技术体系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当前我国产业体系的现状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是要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努力推动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持续迭代优化，提升其水平，提高其产能，减少其能耗，提升其效率等等。从面向未来的发展视域来看，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根据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它们对新旧动能转换发挥着引领性作用。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它们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我们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加快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等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能。

第四，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构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革命，也会要求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以更好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习近平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是一次社会革命，要求社会关系的相应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构建有效市场。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第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是现代文明的显著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定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不仅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带来社会文明的全局性变革与整体性更新。在当代中国，上层建筑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等，尤其体现在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着治理理念的时代化、治理目标的合理化、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治理方式的智能化、治理功能的实效化和治理成本的低廉化等。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和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机遇，也提出全新挑战。例如，从对象上看，新质生产力所依托也必将造就的是高度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智慧社会。从治理手段看，各种形式的高新科学技术成为国家治理所必不可少的中介和手段，算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决策力和治理能力。这就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可以看到，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亮丽风景。

第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当代发展。人类社会是有机体，现代文明是有机系统。根据现代系统论，有机系统中的任何要素的变化和变革，都会引起有机体的整体性反应和系统性变革。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体系中最活跃、最革命、最根本的力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逻辑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最底层和最基本逻辑，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演变和上层建筑的演变，决定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将从生产力底层，深刻影响到生产力体系、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生产关系体系和上层建筑体系，引起中国社会在形态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变革和创新，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性构建。中华民族对新质生产力的超前布局和全面推进，不仅将促进中华文明形态更新，也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推动人类文明的当代更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进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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