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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年春天，大唐帝国的朝堂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针对市场上货币短缺（通货紧缩）、民间纷纷铸币的问题，宰相张九龄建议朝廷放弃对铸币权的垄断，允许民间自由铸币。有人说：“这样做会让农民放弃种地，不务正业，为了搞钱去铸币。”有人说：“开放铸币，会造成一批新富豪。人有钱了，就不好管了（富则不可以赏劝）。汉景帝时造反的吴王，就拥有铸币权。”唐玄宗说，不用争了，道理已经很明白了。这事儿，它行不通。张九龄大概想不到，一千多年后，他的观点，会受到现代读者的猛烈抨击。我看的《剑桥中国史》是电子书，可以看到这段史料旁边读者们的评论：有人说：笑死！哪怕是现代最极端的市场主义者都不会提这样的意见！同样是批评，朝堂上的政敌们并没有质疑张九龄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反倒是千年之后的现代读者们火力全开。这并不是因为现代读者更喜欢喷人，而是因为两个误会。第一，他们以为张九龄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唐朝诗人。实际上，张九龄不仅写下了“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等传世佳作，还是参与缔造了“开元盛世”的一代名相，在地方和中枢任上，都政绩斐然，被称为杰出的政治家。第二，允许民间自由铸币的想法，对现代读者来说，可能觉得石破天惊大逆不道。但对古代帝国的官员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按照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记载，古代中国，民间铸币是寻常现象，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况，唐朝因为货币短缺，民间一直在铸币，大家都心知肚明。张九龄要求放弃禁令的原因之一，也是打击起来太过麻烦，而且屡禁不绝。何况朝廷铸币效率低下，收益也很微薄。大唐帝国的高官们并不觉得宰相的想法大逆不道，最有效的一条反对意见，也不过是从皇帝的利益出发。站在朝廷的角度，站在皇帝的角度，他们的反对声对吗？唐玄宗是野心勃勃、欲望膨胀的帝王，他既要出兵四方，建立丰功伟绩（武皇开边意未已），又要花天酒地享受生活（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些欲望都是需要花很多钱的。于是先后提拔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搞钱能手。作为贤相集团的最后一员，张九龄不愿意配合，经常反对皇帝劳民伤财，当然不合时宜，只能出局了。
问题是，皇帝有太多钱，大臣擅长搞钱，并不是朝廷乃至天下的幸事。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资源的诅咒”。西班牙这样的一代强国，从殖民地掠夺了不计其数的黄金白银，结果呢，骄奢淫逸，四处开战，很快就衰败了。“盛世”提供了搞钱的土壤，“聚敛之臣”们提供了搞钱的手段。结果就是朝廷以天下人为韭菜，来满足帝王的欲望。“皇帝（的私欲和炫耀武力的虚荣心）从来没有变过。由于初期无法突破官僚（贤相集团）的限制让自己的私欲去干扰民间，无意中造就了盛世。可是一旦找到那一双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手（聚敛之臣），他对民间的干扰骤然增加，盛世也就成了过去。”
在货币问题的争论中，张九龄谈论是天下之公事，有的反对者迎合的，却是皇帝隐秘的欲望。当帝王的欲望被聚敛之臣们无限迎合，就会不断膨胀，直至吞噬自身，吞噬一切。那些擅长为帝王搞钱、习惯于一切从“皇帝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大臣，古代叫“聚敛之臣”，却常常被现代读者称赞为具有经济学思维。那些反对压榨百姓，反对朝廷从百姓身上搞钱的大臣，在古代被称为贤臣，在现代，却常常被读者视为“腐儒”。这其实也是一种误会。是对现代经济学的生搬硬套，驴唇不对马嘴。作为朝廷大臣，作为统治者，搞钱和搞经济，从来都是两回事。甚至是两件南辕北辙的事。朝廷越擅长聚敛，民生就越是凋敝。现代读者对古代历史的误解，就像孟子当年所叹息的：“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搞钱）。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参考文献：
欧阳修等《新唐书》、张九龄《敕议放私铸钱》、司马光《资治通鉴》、费正清 等《剑桥中国史》、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郭建龙《盛世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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