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王安石成为帝国的操盘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大业。王安石是曾巩最好的朋友，两个人已经有三十年交情。一直以来，他们欣赏对方的文章和为人，视彼此为知己。王安石夸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曾巩则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了他认识的每一位大佬，恨不得全世界都能看到王安石的才华。两个人不仅才华相当，还志同道合，王安石锐意改革，曾巩则从少年时就崇拜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家，希望能够追随他们未竞的事业，以天下为己任。早在青年时代，两个人就经常一起畅聊改革愿景，希望能够拯救这个弊病丛生的国家。只要曾巩支持王安石变法，愿意投身其中，他也会成为叱诧风云的时代主角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布，就因为投身变法，青云直上，一跃成为朝廷重臣。变法是当时的潮流，大势所趋。帝国的精英们都向往改革。司马光、苏东坡、苏辙等人，都曾上书朝廷，要求变革。曾巩和王安石都希望通过改革来富强大宋，但王安石主张开源，曾巩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打击反对派，曾巩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王安石喜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曾巩强调审慎持重不要激进要渐进；王安石把批评意见都视为乌合之众的愚昧喧嚣，曾巩却主张听取不同意见，“达人言而广视听”。王安石的外号是“拗相公”，曾巩则被人们称为“醇儒”。从外号上也能看出两个人的差异。
王安石后来在皇帝面前把反对变法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称为奸邪小人，这种对待反对派的态度，也是曾巩万万不能容忍的。欧阳修是曾巩最敬爱的老师，一手提携了曾巩。当年曾巩还曾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欧阳老师也大加赞赏，极力传播王安石的才名；苏轼则是曾巩的同门，两个人都是欧阳老师最看重的门生，一直互相欣赏，保持着友谊。对王安石来说，凡是反对变法的人，都是敌人；凡是反对变法的意见，都是谬误。曾巩却一再写信，劝告王安石兼听则明、以理服人，而不是诉诸政治斗争的手段。有一天傍晚，曾巩兴冲冲地骑着马去王安石家，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对变法的种种不同意见。然而，面对老朋友的建议，王安石却不置可否。没有人能动摇拗相公变法的决心，也没有人能让他怀疑自己的正确。如果朋友们都反对他，那也一定是朋友们都错了。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
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
傍晚时骑着马去你家找你聊天，我对你掏心掏肺，你对我不置可否。我以为好朋友之间可以一如既往无话不谈，谁知道真心话却成为冒犯。好朋友之间尚且如此，这世间又有谁可以畅所欲言。其实，曾巩比谁都熟悉王安石的性格。多年后神宗皇帝问他：“你跟王安石关系最好，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才华过人，却很吝啬。”皇帝很惊讶，“王安石不爱钱财，怎么会吝啬呢？”曾巩说，“王安石勇于做事，却吝于改过。”人只能被天启，而无法被说服，尤其是掌握了权柄，“只缘身在最高峰”的时候。时过境迁，这也不是两个人年轻求学时互相批评、互相砥砺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改变朋友、改变时代，那至少要保全体面、保全自己。和很多反对派一样，曾巩也选择了自我放逐，离开京城去地方当官。眼不见心不烦，也不用跟曾经的好朋友在朝堂上吵架。“曾巩是熙宁二年(1069)秋天离开京师去越州赴任的。零雨送秋，江河晓落，商风振条，肃杀的秋色一直伴着他的行程。在他身后，那离他越来越远的京师，他期待已久而且曾经为之出谋划策、奔走呼号的改革风暴已经到来。革新朝政，变法图强，这可是他心中几十年来的政治理想。而在这关键时刻,他却不得不离开风暴的中心,远走东越,他内心的失落与怅恨可想而知。”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曾巩、苏轼，古代的读书人，最高追求都是“治国平天下”，而不是成为文学家。曾巩从年轻时就渴望建功立业，拯救江河日下的大宋王朝。“嗟予计真不自料，
欲挽白日之西颓。”
主动离开朝堂，去做地方官的曾巩，还有机会成为时代的主角吗？曾巩在地方官任上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名声甚至传到了京城，被朝廷视为能臣干吏。“自知孤宦无材术，
谁道京师有政声。”
有能力、有政绩并不一定就会被提拔，更重要的是，曾巩在地方上执行了“新法”，符合政治正确。在变法时代，因为反对派太多，那些积极执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常常作为官场典型被火箭提拔。而且，曾巩也有背景、有影响力，朝廷的大佬中，王安石是自己的好友，曾布是自己的亲弟弟。曾巩的文学才华，更是天下闻名。朝廷派出的督察员，也督促曾巩更积极、更彻底的执行新法，做出更大的成绩。曾巩当然也想升官，想要掌握更大的权力，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世界。但他没有去赶时代的风口，他知道过犹不及，成为变法的模范，就意味着要以百姓的福祉为代价。牺牲民生去追求“进步”，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也瞧不起那些为了“进步”而给朝廷疯狂敛财的新贵。甚至写诗讽刺他们：乱条犹未变初黄，
倚得东风势便狂。
在后世的记录中，曾巩被称为“醇儒”，是一位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形象，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了中立，理性冷静，不偏不倚。其实，曾巩也想要飞黄腾达，作为帝国的精英，谁不想成为时代的主角呢？谁愿意壮志未酬蹉跎岁月呢？大家的才华能力都差不多，凭什么一些人在朝堂上发号施令，另一些人只能像棋子一样被动执行着自己内心并不那么认同的指令？“蹇薄多艰，戅愚少与。遇继承于兴运，未进望于清光。”（人生艰难，助力寥寥。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却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在偏远的地方干着平凡琐碎的工作，难道我就乐意吗？）“至音淡薄谁曾赏?古意飘零自可怜。不似秦筝能合意，满堂倾耳十三弦。”（我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不像那些能够迎合时代的声音那样受欢迎。）我也曾踌躇满志，我也想大展身手，却终究是沦为了大时代的边缘人。作为地方官员的曾巩只是历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配角，北宋的政治史就算对他一字不提都无伤大雅，甚至连他简介里的“政治家”这一标签都会让人心生怀疑。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华和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错过了每一次时代风口。和曾巩不同，他的弟弟曾布则抓住了每一次风口，成为了时代的主角。王安石变法，曾布出谋划策，青云直上；宋哲宗执政，曾布重返朝堂，执掌大权；宋徽宗即位，曾巩以拥立之功成为宰相，并且试图调和新旧两党矛盾，把大宋带出党争的泥潭，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曾布因为参与变法而被旧党视为奸邪，因为和王安石的分歧而被新党视为叛徒，因为试图超越党争保持中立，结果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最后更是被政敌蔡京不断贬谪、迫害，列入了“元祐党人”黑名单，元人写《宋史》时，还把他列入了“奸臣传”。曾巩当初如果抓住机会，成为时代的主角、政治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个曾布，一生心力交瘁，饱受非议，高处不胜寒。所谓的风口，所谓的机会，往往也伴随着高风险、高代价，甚至还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司马光拒绝了“副枢密使”这样的高位，才有时间完成《资治通鉴》，而不是整天在朝堂上吵架、浪费时间；曾巩没有去抓住风口，追随王安石变法，才有机会在地方做一个普通官员，造福民生，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去搞文学创作，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员。甚至，正是因为没有去紧跟每一次风口，曾巩的一生，才能平平安安。而不是大起大落，冰火相煎。一位历史学者曾经说过，失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是一种保护。有时候，错过了“时代的风口”，错过了某些“宝贵的机会”，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运。
参考文献：脱脱等《宋史》、曾巩《曾巩集》、王琦珍《曾南丰先生评传》、熊鸣琴《曾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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