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之问
1044年，35岁的宋仁宗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君子也会结党吗？
宋仁宗针对的，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一帮人组成的“变法集团”。这些人志同道合、同气相求，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影响力这个东西，并不像阳光、空气一样无穷无尽，而是一种稀缺资源。“变法派”的政治影响力大了，皇帝的影响力就小了，这当然会引起猜忌。
面对仁宗的猜忌，范仲淹并没有说，我不是，我没有。而是理直气壮的回答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党是正常现象，正人君子们结党为公，于国家何害？
范仲淹的盟友欧阳修，更是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朋党论》。
他说，朋党现象，自古有之。从历史来看，在遥远的尧舜时代，就存在朋党，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生生不息。君主要做的是分辨好坏，而不是打击朋党。那些打击朋党的君主都是昏君，比如汉恒帝、汉灵帝兴起党锢之祸，唐昭宗时朱温屠杀清流，结果都带来了王朝的覆灭！
如果进行一场公开辩论的话，宋仁宗肯定不是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文学大师的对手。不过，在大宋朝的政治博弈中，“说理”能力并不重要。
欧阳修的新思想并没有颠覆皇帝的认知、升级对方的思维系统，相反，变法派纷纷被贬谪到地方。
宋仁宗解决了朋党问题，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变法”，也宣告失败。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不过，范仲淹和欧阳修虽然“启蒙”皇帝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输。
他们关于“朋党”的新思想，让大宋朝的士大夫都在思考：
“朋党”，到底有什么错呢？
越来越多的人围绕“朋党”这个话题写文章、发表观点，甚至和范仲淹一样公然宣称，我们就是朋党，怎么了？
范仲淹同时代的王质早就曾说过，被称为范的同党，是我的光荣。
后世的秦观宣扬说，范仲淹、欧阳修等所谓的“党人”，风采卓然，令人心向往之。多希望能成为他们的同党啊！
史学大家司马光说，国家兴亡不在于有无朋党，而在于君主的昏明。
到了儒学大师朱熹这里，更是发展了前人理论，他认为，政治是公共事务，想要成就大事，为天下人服务，君子们就应该结党，而且应该不断扩张自己的社群。如果好人们不团结起来，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能成什么事？好人不团结坏人却团结，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
从仁宗时代的范仲淹集团到神宗时代的新旧党争，宋朝广泛存在的朋党现象和党争，让后世学者思考一个问题：宋代的朋党和党争，为什么没有演化成现代的政党政治？
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不宽容”的文化氛围。自王安石变法之后，改革派和保守派互相迫害，把对方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为了迫害政敌制造冤案，甚至把反对派的名字刻入石碑公之于众，恨不得让对方遗臭万年。这种不宽容的文化氛围，扼杀了现代政治的萌芽。
这种解释，并不靠谱。我们看现代政党斗争，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兴起大案把政敌送进监狱，甚至诉诸暗杀，都是寻常事。政党政治的兴起，和文化是否宽容，并没有因果关系。
有学者认为，英国17世纪的政党政治兴起于封建主义的土壤。因为权力分散于贵族们手中，政党政治才成为可能。如果权力垄断在君主一人手中，像宋仁宗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朋党”一网打尽，政党政治的萌芽也就没有机会破土而出。
还有人认为，宋朝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它的现代化被异族侵略者粗暴打断了。如果没有异族入侵，无论是政党政治还是工业革命，大宋的历史，原本有无数种可能。
政治的悖论
围绕朋党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会发现：
所谓朋党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悖论。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朋党。当然你也可以换一个名词，比如组织、集体、社群、同盟、政党、派系……
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原始部落，政治都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我们从来不会把两个人单挑称之为“政治斗争”。
甚至，学者们研究发现，哪怕是在黑猩猩等动物群体的内部博弈中，也存在大量“结盟”行为：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
——冉浩《动物王朝》
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学校、企业还是公益机构，都势必会形成大量的“小团体”。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消灭朋党，就像“灭人欲”一样，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以至于唐文宗和宋高宗这些统治者，都发出了类似感叹：
“去河北叛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君子小人皆有党。”“朋党亦难破。”
但同时，对“朋党”的猜忌，又是所有统治者的共性。
就连黑猩猩首领，也对“朋党”充满了警惕：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
如果说构建小团体是人的社会属性，警惕小团体则是君主的政治属性。
所以，历代君主都对朋党采取零容忍，都喜欢用雷霆手段打击朋党，甚至大开杀戒。其中最著名的是雍正皇帝，他宣称“朋党最为恶习”，甚至专门写了一篇反驳欧阳修的文章《御制朋党论》。
他说，做臣子的，第一要务是乖乖听话、跪舔君主，做一个合格的奴才。（“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像范仲淹、欧阳修那样有组织、有理想、强调独立的人格尊严，是“小人之道”，是异端邪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为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
宋仁宗、雍正皇帝和黑猩猩首领对“朋党”的警惕之心，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害怕“朋党”会危及自己对权力的垄断。
唯一的区别在于，仁宗放弃了辩论而诉诸权术，他贬谪朋党，并没有进行迫害；雍正则构建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不过他对自己的“说理能力”并没有信心，所以在文章中呲牙咧嘴的表示，如果欧阳修生活在自己的统治下，“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黑猩猩首领不说话，但觉得雍正皇帝那副杀气腾腾的嘴脸，像极了自己生气时的模样。
历史有无数种可能，但历史的悲剧在于，有时会从“现代的拂晓时辰”，倒退回“黑猩猩的政治”。
这，大概就是大宋和大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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