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担任常州知州，动员各县官民，开挖运河，希望彻底改变常州年年灾害的局面。王安石的大工程，遭到了上级和下级同时反对。下级县令认为，工程太大、任务太急，难免劳民伤财，甚至有巨大风险。上级亦不支持，只同意他征调少量农夫。但王安石是谁啊？著名的拗相公。反对声越大，我干得越坚决。结果，工程遭遇连绵大雨，民工纷纷染病，有人不堪忍受而自杀。工程后来半途而废。朋友们也纷纷批评王安石做事太急躁、太过固执己见。所有人都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王安石的自信从何而来呢？答案是，王安石的自信，是干出来的。他以前当县令的时候，兴修水利很成功。所以当了知州之后，试图把一个县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一个州。常州的大工程遭遇惨败，无论是在王安石的一生中，还是在宋史中，都仿佛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件小事却像一个隐喻，贯穿了王安石的一生。首先，王安石是不在乎上级（和权威）的反对声的。不畏浮云遮望眼，真理只在我心中。这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可能跟他一样蔑视下级意见，但极度重视上级和权威的意见。其次，也是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的一点：王安石，是一个特别喜欢复制成功经验的人。他当年在浙江鄞县担任县令时勤勤恳恳，搞放贷、兴修水利都非常成功，所以担任了知州，就试图把兴修水利的成功复制到整个州；担任宰相后，就把青苗法、水利法复制到整个大宋。但问题是：当县令时兴修水利，搞小工程明明很成功，担任知州后，搞大工程为什么就惨败呢？原因很简单，小工程和大工程是不一样的。王安石的大工程，要调动五个县的人力物力，需要上级下级的全力配合，复杂程度和风险指数，都不是同一个量级。王安石做县令时干的那些“实事”，复杂程度低、风险系数低，并不需要整合多方政治资源、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作为县令，尽心尽责就可以成功。面对上级和下级的反对声，他的态度竟然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结果也当然是遭遇惨败。如果帝国给王安石二十年时间担任知州、转运使，一步步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州、一个省，大宋的历史也许会改写。遗憾的是，王安石只担任了五个月知州，就一路高升了。十二年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推出“水利法”，内容是在全国大兴水利、发展生产。看起来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结果却是有些地方成功，有些地方则搞形象工程、大兴民役、毁坏良田、劳民伤财。我不想批评谁，看历史要有“同情之理解”。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我有时也会产生错觉，觉得自己能拍好一条短视频，就能拍好一部电影大片；能管理一个微信群，就能管理一家大厂。复制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时，人常常一叶障目，看不见潜在的风险的和代价，只是，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他还有一个奇怪的头衔：水利工程专家。苏轼能得到这个头衔，很可能是因为他主持的一系列水利工程都取得了成功。我们最熟悉的则是他在杭州治理西湖、疏通运河、修建了著名的苏堤。同样是搞“大工程”，为什么王安石遭遇惨败，苏轼却总是成功？一个最关键因素是，苏轼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整合各方资源。面对政敌的质疑，他并没有不管不顾，你骂你的我干我的，而是一再上奏朝廷论证水利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的朋友们也纷纷在朝堂为他辩护、支持他的大工程（苏轼的朋友多）。兴修水利时，苏轼的方案来自水利专家的设计，专家团队还包括杭州最懂水利的农夫、长老、僧人（苏轼三教九流的朋友多）。在搞水利的日子里，百姓们抬猪担酒送给苏轼，苏轼又把猪肉做成东坡肉发给民工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社牛们总是喜欢跟别人一起搞事情。后来的苏轼被贬谪到惠州，无权无势，但依然为当地修建了两座桥。他向当地官员寻求资源支持，找了当地的道士、和尚来主持工程，向弟弟苏辙等人筹款。他这一生搞的各种“大事”，无论是在杭州建公共医院，为广州改善饮用水，还是在黄州组织“育儿会”拯救那些被抛弃的女婴，都是整合各方面的人力财力，和朋友们一起干“大事”。作为一个社牛，苏轼特别享受跟别人互动、协作、一起完成目标的过程。而不是热衷于制定一个宏伟计划，让其他人像棋子一样负责执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领导力，并不等于官职、权势，协调人力、整合资源的能力，就是领导力。这种能力，大部分人是不具备的。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也完全可以做一个一流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或者北宋最成功的县令。虽然同样喜欢兴修水利，但苏轼是“水利法”的激烈批评者，不仅上书反对，还写诗讽刺。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中也有可取的内容，比如免疫法，但并不包括“水利法”。文学家苏轼的光芒太耀眼，以至于让很多后世读者误以为，苏轼是不适合做宰相的。其实，作为官员的苏轼，政绩斐然，在宋代就得到了极高评价。仁宗时代，苏轼被皇帝视为留给儿孙的宰相；高太后主政时期，苏轼被朝野中很多人视为司马光的接班人。苏轼深受高太后器重，他距离宰相的位置，其实是有机会的（弟弟苏辙就做到了副宰相）。只是没有意义。因为高太后是要死的，年轻的哲宗是要亲政的，而且大概率会继承神宗遗志继续变法，旧党没有未来。如果苏轼担任宰相，他的晚年只会更加悲惨。死去的司马光就差点被挖坟曝尸，并且名列元祐党人碑大奸大恶第一名。这种风险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看到，当旧党得势，苏轼还朝被委以重任，明明有机会更进一步的时候，苏轼却借口洛党对自己的攻讦，坚决要求调任地方。曾经有人问司马光：“你这样全面否定神宗的政策，他的儿子哲宗亲政后，你怎么办？”理想主义者司马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求仁得仁；被文字狱狠狠教育过的苏轼却像我们普通人一样趋利避害，避开了站得最高、摔得最惨的结局。“特立独行的苏洵一辈子要强，想凭着本事求个官儿却难如登天。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少年早达，后来都成了朝廷重臣。可反观苏轼兄弟一生的仕途坎坷，又不得不说，若论文章，三苏各有千秋；若论经历，求官者有求官的酸涩，做官者有做官的委屈。说到底只是四个字：何苦来哉？”
参考书籍：
01. 崔铭《王安石传》
02. 脱脱等《宋史》
03. 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04. 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05. 梁庚尧《北宋的改革与变法》
06.（美）艾朗诺《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