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0年，“明初第一诗人”高启35岁。
这一年，朱元璋宣布提拔高启为户部右侍郎，从原来的七品官翰林院编修（负责修《元史》），火箭提拔为正三品。这是李白、杜甫等前代诗人们幻想过无数次的“泼天的富贵”。
高启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我还太年轻，不堪大任；我也没学习过理财知识，专业不对口，不适合在户部工作。
这当然只是借口。就像高启的同事——一起修《元史》的著名文人王彝也拒绝了皇帝的提拔，理由是母亲年纪大了，需要照顾。
明初的政坛，皇帝为了铲除异己，动辄兴起大案，株连成千上万人。做官，已经成了最危险的工作。读书人逃避官场，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与其上班如上坟，还不如回家躺平。
不过，并不是你想躺平就能躺平，皇帝要提拔你重用你，你却拒绝了。在那些宽容的时代，这会成为一桩美谈、一则名人轶事；在逼仄的年代，这就是悲剧的源头。
朱元璋是不容忍“躺平”的。他规定，读书人不接受皇权召唤出来做官，是一项死罪。还宣称，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隐士如严光等人，都是该死的“罪人”。
四年后，高启被朱元璋下令腰斩。
罪名是，苏州知府魏观选择在张士诚宫殿的旧址重建知府衙门，这说明魏观有政治野心，当斩；而高启作为魏观的朋友，写诗庆祝过魏观的重建工程，所以受到了株连；那个当初以“母老乞归”的王彝，也因为同样罪名，被一起诛杀。
一个月后，皇帝说，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魏观其实是一个忠臣，我现在后悔了。于是给魏观举行了体面的葬礼。
而高启一直没有被平反，很多年里，他的名字都是一个敏感词。
“当时，大多数文人都因惧怕文祸而不敢在自己的文字中提到高启的名字。”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三十年后（永乐二年），统治者换成了朱棣，政治氛围已经大为宽松，高启的侄子才悄悄整理出版了他的诗集。
高启的生平中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他有一种职业诗人的态度。虽然和其他读书人一样渴望投身官场建功立业（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但面对元末的天下大乱和明初的风声鹤唳，他认为呆在老家写诗，也是一件正经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居江湖之上，时取一篇（自己的诗歌），与渔夫鼓枻长歌，岂不快哉！”
高启的青年时代，正值天下大乱，他每日读书，和朋友们酣畅歌咏，混迹于耕夫钓叟之间；中年辞官回家后，又回归了这种诗人生活，他用了一年时间全心全意的读书和创作，并且整理完成了自己的诗集。
——高启《青丘子歌有序》
民间传说，高启被腰斩后用手蘸自己的血，连写了三个“惨”字；他的学生则记载，高启被捕后从容不迫，一路吟诗。
这两份史料，一份关于时代，一份关于个体。综合起来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思考：
一方面，当个人不幸置身于一个暴虐的时代，无力抵抗时代对自己的摧残，这当然很悲惨；另一方面，纵然时代要毁灭我，我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做我喜欢做的事，直到死去。
高启的诗歌在明清两代都备受推崇，吸引了一代代后世读者。暴君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腰斩诗人，却无法抹去创作者身上的自由与光辉。
明代文坛毁灭时
高启被称为“明代第一诗人”，为什么很多现代读者却没听说过他？
明代诗歌的成就和影响力，为什么远远逊色于唐诗宋词元曲？
明代诗人群体中，为什么没有涌现出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这样的超级巨星？
高启的死，就像犯罪现场的第一条线索，让我忍不住去寻找更多真相。
唐代诗歌有“初唐四杰”，明代诗歌也有“吴中四杰”，被当时的人们视作可以与“初唐四杰”相媲美。高启就是其中一员。“四杰”之中，高启因文字狱被腰斩；杨基因谗言被定罪，死于劳役；张羽被流放岭南，扔进江中淹死；徐贲死于狱中。
唐宋时期有“唐宋八大家”，明代也有“明初诗文三大家”。高启仍是其中一员。除高启外，宋濂死于流放途中，刘基死因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病死，有人认为是朱元璋授意胡惟庸毒杀）。
明代还有“明初十才子”，其中高启、徐贲、张羽死于政治迫害，王行因“蓝玉案”被株连杀害（儿子亦被株连）。
我又去查了《明诗选》中的诗人小传，发现，明初的很多诗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死于政治迫害：
魏观，前面提到过，因为搞基建被诛杀；郭奎，受朱文正案株连，被杀；危素，作为投降过来的元朝官员，被朱元璋先捧后踩，死于贬谪与羞辱；汪广洋，涉胡惟庸案，被杀；胡同，被诬贪污，获罪而死；孙贲，因曾经为蓝玉题画而被诛杀……
可以说，明初的文坛，几乎被那只“看得见的手”，直接毁灭掉了。
——《剑桥中国文学史》
《明诗选》的编者杜贵晨叹息说：
“元代诗歌本来已经朝着歌咏性情的方向发展，元末战乱又赋予其较为充实的社会内容，明诗接其馀绪，几乎就要大放异彩了，但是明初的政治扼杀了她再度辉煌的生机，并迫使其成为皇权的侍婢。这后一点是明诗的不幸，也是中国诗歌史的不幸。”
除了一轮轮的大清洗（仅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就屠杀了超过4万5千人以上），明初还有大量文字狱。
朱元璋认为一些官员的表章中的“作则”一词，是影射自己做贼，于是统统诛杀；还有一些官员的奏表中的“光”和“生”被朱元璋理解为影射自己当年出家当僧人的经历而被诛杀。
做官很危险，辞官很危险，像陶渊明那样当隐士不为皇帝打工则是死罪。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高风险时代，如何才能保全自己呢？
有一位诗人，提供了一个“成功范本”。他就是以《白燕诗》而闻名袁凯。
袁凯在朝中担任监察御史，有一天被朱元璋派去给太子朱标送死刑犯名单。朱标认为杀人太多，应该减少。朱元璋问袁凯：“我和太子，谁是对的？”袁凯说：“陛下之法正，东宫之心慈”。这种两头讨好的态度，让朱元璋非常厌恶。他下令把袁凯抓进监狱饿了三天，还当着群臣的面，嘲笑袁凯是一个首鼠两端的奸诈小人。
袁凯知道，皇帝肯定还要整他。于是装疯卖傻，用铁链拴在自己脖子上，像狗一样匍匐在地上假装吃屎（用食物伪造的屎），终于骗过了锦衣卫，活了下来，成为了屠刀下的幸存者。
后来，朱元璋去世后，袁凯的病又好了，“太祖晏驾，凯始出，优游以终。”
如果穿越时空，要给被腰斩的高启们提一个建议：大概就是像袁凯一样，装疯，吃屎，活下去。
只是，一个人如果要靠吃屎才能活下去，那活着还有没有意义？
“好死不如赖活着”，当然是一种宝贵的生存智慧，但并不是一条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如果把这句话奉为真理，就会去批判世界上一切主动赴死的人。
最后回到高启，那个写“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照林下美人来”的高启，那个被很多人叹息说如果不是被壮年腰斩，有希望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师一样辉映千秋的天才高启。
其实，就算是侥幸逃过一轮轮“大清洗”，高启大概也没有希望成为李白、杜甫那样的大师；就像“明初四杰”不可能达到“初唐四杰”那样的高度，明诗不可能取得唐诗宋词元曲那样的辉煌。
因为那种造就蓬勃文化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了。
喜欢批判现实的杜甫、白居易们不需要“避席畏闻文字狱”，高启们却在政治高压下胆战心惊，他们小心翼翼地说话，大量删去自己以前的作品，甚至不惜拍马屁来谄媚皇帝，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躲过一轮轮的屠杀。
参考书籍：
牟复礼《高启：诗人的穷途》、李圣华选注《高启诗选》、张廷玉等《明史》、孙康宜等《剑桥中国文学史》、杜贵晨《明诗选》、王晓磊《唐诗光明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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