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子的一些研究。
读《唐才子传》，发现了一个喷子：杨炯。
杨炯是“初唐四杰”之一，四杰都因为恃才傲物而不受欢迎，当时的社会，对他们的诗歌评价很高，对他们的道德评价很低。
文人往往喜欢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而杨炯尤其过分，他说朝廷中的很多官员欺世盗名，都是“披着麒麟皮的驴”。还说自己在“王杨卢骆”中排名第二，让他感到羞耻。
“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戴建业老师提醒说，重点是后半句。）
你觉得自己比王勃牛逼，甚至你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牛逼，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阴阳怪气、踩高拉低呢？
其实，一个人自我欣赏、甚至自我吹嘘，并不那么让人厌恶，反倒常常让人觉得可爱。比如我读元好问的诗，看到他拿自己和苏东坡比：
“论人虽甚愧，诗亦岂不如。”
（我的品格固然不如苏东坡高尚，诗歌却不比他差。）
我并不觉得元好问普通而自信，反倒很喜欢他的这种自信。
而喷子最要命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于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或者狂妄自大，而在于他们喜欢通过攻击别人的方式来肯定自我。
这种攻击型的说话风格，会让人感到很奇怪。但是，接触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止知识分子，任何领域都有这种人）多了，你就发现这种人比比皆是。他们无论是在日常表达还是网络评论中，都习惯于通过贬低他人来彰显自我。一天不说别人的坏话，就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说别人坏话这件事，是会上瘾的。
就像有的人喝咖啡上瘾，有人的吃瓜上瘾，有人的传播别人的隐私上瘾，有的人则喷人上瘾。
我不喜欢混知识分子圈子，就是因为这个圈子里，经常遇到这种眼高于顶，热衷于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喷子。
贬低他人，让他们感到快乐、兴奋。他们甚至没有什么恶意或者阴谋，只是单纯地享受攻击别人的快乐。
不过，“文人相轻”的说法，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文人来说，其实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在所有领域都存在这种人，哪怕是科学家群体也不例外，比如历史上牛顿、莱布尼茨这些顶级大神泼妇骂街一样在那里互喷，让人非常尴尬。
攻击型人格的人，总会遇到另一个攻击型人格的人。喷子，总会遇到另一个喷子。
进一步探究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具备“喷子”的潜质。
说别人坏话、传别人隐私、攻击别人，会让我们感到快乐，据说还有助于建立亲密友谊和大小共同体（比如说敌人的坏话、造他们的谣言会让我们更团结），据说，这种本能对于我们人类语言的发展、文明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问题是，这种东西也有黑暗的一面。
就像暴力、繁殖、杀戮的本能当然非常重要，否则我们的祖先早就灭绝了。但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到了任何时代依然是随时正确的。以说别人坏话这件事来说，被说的人，肯定是不开心的。
和“初唐四杰”中的另外三位一样，杨炯的仕途，也很坎坷，到死都“怀才不遇”，只是一个小小县令。很多后世的文章说，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嫉妒他们的才华，没有重用这些才子。但是，如果你有个同事说你是“披着麒麟皮的驴”，你会想要重用他吗？还是想给他使点绊子？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有人偶然为之，有人早已成瘾。为什么那些喷子特别可恨呢？因为他们太过分了。为什么爱喷的文人更加命运多舛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言辞更犀利（嘴更损、更伤人），还更有传播力。
就像同样是吐槽异性，一个普通人私下说一两次，和一个名人经常公开宣扬，效果就截然不同。
杨炯去地方上做官，另一位初唐著名文人、后来当了宰相的张说劝告他一定要改掉严厉苛刻的毛病，结果，杨炯没有听劝，到了地方上，以严酷著称：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旧唐书》
不但瞧不起和自己同一阶层的同僚，更加蔑视那些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们。这也是喷子们的一个共同点。
张说苦口婆心地劝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杨炯还是坚持了自己“犀利”的风格，并且把这种刻薄的风格融入了统治。
喷子的悲剧在于，他们是不会听劝的。
一个没文化的喷子，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无知者无畏；一个有文化的喷子，会美化自己的言论攻击，觉得自己是在用犀利的风格追求真相、追求真理，或者是真性情。
丑恶事物的一大特征，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丑恶。
我的新书《人间真相：学校不会教的50件事》已经在微信读书上架。欢迎阅读，还可以参加赠书活动：
我的书：经济学家的心碎时刻
我的课：推荐两门适合孩子的精彩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