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艰苦朴素光荣”的年代，我从没有因为穿姐姐们的旧衣服而不开心。
记得有一次因为穿了一条膝盖上带补丁的裤子被老师表扬了，回来便让妈妈把我所有的裤子都打上了补丁。
可是到了新年，还是渴望有一件新衣服的。
我曾无数次地幻想，大年初一的早晨，醒来，我的枕边放着崭新的衣服，红的，花的。
可是……
终于有一年，妈妈和姥爷决定给我做一件新棉袄了。可能是因为大姐的棉袄穿到二姐再轮到我，已是不那么暖和了。
这个计划让我激动了好几天，从妈妈跟姥爷刚开始商量，到姥爷点头同意。但有一个要求：不要红颜色，不要太花。
为什么不能是红颜色？那可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的颜色啊！可是我不敢反对，生怕一反对，连做新棉袄的机会都没有了。
盼星星盼月亮，直盼到有一天，妈妈带回来一块淡蓝底子小白花的布，很素雅。姥爷表示满意，我，欣喜若狂。
我天天把花布放在枕头边睡觉，唯恐它一转眼不见了。后来，妈妈买回了新棉花，再后来，妈妈把布和棉花都送到邻居张奶奶家，请她帮着做。
我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去张奶奶家，视察新棉袄的进度。今天多了个袖子，明天多了个领子。我心急如焚，又不知如何表现，就不停地帮张奶奶提水、扫地。
终于，新棉袄做好了，我又舍不得穿，生怕破坏了它的“新”。只盼着大年初一早些到来。
年三十的晚上，很多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穿上新衣服在外面玩了，我可舍不得穿。那是我的第一件新棉袄啊，一定要坚持住，等到大年初一的早晨再穿。
那天晚上，妈妈又如同往年一样，跟姥爷一起做好了一桌饭菜，等姥爷的朋友们到齐，就去上夜班了。
我吃饱了跑出来，跟院子里的小朋友们玩捉迷藏的游戏。那时候的捉迷藏是抓地主和地主婆，手心手背之后，我和院子里的一个小男孩成了地主婆和地主。
他拉着我就跑，其他的小朋友们在漆黑的巷子里找我们。
这个男孩比我高半个头，他拉着我的手，跑到了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角落。其他的孩子们从前面跑过，居然没有发现我们，我悄悄地说：
“我们走吧。”
“再等等，他们还会回来的。”
四周变得安静了，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我开始感到不安，甚至厌烦，我不愿意做“地主婆”，更不愿意被这个“地主”在这么黑灯瞎火的地方，紧紧地抓着手。
天，开始下雪了，雪花落在了我的脸上。我突然想起我的新棉袄，它是否安然无恙？想到这儿，我猛地挣脱开他的手，转眼消失在了黑暗中。
回到家里，姥爷的朋友们已经散去。我把新棉袄从柜子里取出来，庄重地放到枕边，等待着新年的到来。
一觉醒来，枕边的新棉袄没了。
“姥爷——”
我尖利的嗓门儿像火车开过一样刺耳。
话音刚落，就见姥爷掐着新棉袄的领口和袖口走了进来，生怕刚烤过的热乎气跑了。我几乎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当胳膊伸进热呼呼的袖子时，新鲜棉花散发出的温暖和馨香像云彩把我包裹，我的心也像是飞了起来。
天蓝的底和白色的花，多么像天空和云彩啊。再看窗外，洁白一片，昨晚下了一夜的雪，是为了衬托我的棉袄吗？为了让我更加有在空中飞翔、云上游走的感觉？
不待姥爷催促，我已洗漱完毕，往嘴里塞了几口吃的，就迫不及待地冲到了雪地里。
通常穿棉袄，外面是需要套一件罩衫的，因为棉袄不能洗。可是家家户户布票都有限，做了棉袄，就没有钱和布票再做新罩衫了，我又怎么愿意在新棉袄外面套一件旧罩衫呢？
几番争执之下，我的眼泪征服了妈妈和姥爷，我穿着新棉袄飞奔而去。
可能是太高兴了，太想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的新衣服了，直到中午我都还不想回家。
中午的阳光暖融融的。我眯着眼睛，透过睫毛缝隙的红色光线，我伸出手对着太阳，红色光线又透过指缝钻出来，仿佛手是透明的一样。我惬意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雪渐渐地化了。
所有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午饭了，我万般不舍地迈开我的双腿，准备结束这个盛装的早晨。不知是因为眼睛被太阳光照花了，还是脚被冻麻了，我的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扑倒在融化了的雪地上。
倒地的瞬间，我本能地用双手撑着地，来保护我的新棉袄。并且不顾疼痛，说时迟那时快，一骨碌爬起来。
低头一看，棉袄的上半截完好无损，但是前襟的下摆处，却沾上了一大块湿泥。
“哇——”
比汽笛声还要响亮，我大哭起来。
为什么？凭什么？偏偏是我的这件新棉袄？
我一路哭着回到了家，也不跟姥爷说明缘由，脱了棉袄，趴在床上接着哭，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了一样。
人生的意义有时会很大，有时会很小，像这个时刻，我因为棉袄被弄脏了，而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
不知哭了多久，哭得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了，这才发现四周很安静。姥爷呢？难道他去谁家拜年了？难道他把伤心的我丢在家里了？
我抹了把脸，打开卧室的门。
阳光中，烟囱炉子旁，姥爷戴着老花眼镜，托着我的棉袄，在炉火上烤，边烤边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把泥刷掉。
人的记忆常常是由一幅幅的画面组成的。在姥爷已经离开我三十年后的今天，炉火边那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那件棉袄我穿了很多年，前襟的下摆上，也一直有一块刷不掉的泥印子。
姥爷去世后的很多个冬天，每当看到那个泥印子，我便泪水涟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