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坝的茶馆,始于1939年傅作义的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的迁移至此。期间虽是抗战紧要关头,但河套战事不是经常都有。何况那随军而来的，不光是荷枪实弹的将士和公务员,还有文人墨客、买卖商号、三教九流,以及不在少数的闲散人。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忽而戏院有了,忽而书馆有了,忽而茶馆也就有了。陕坝红火得翻了天。
据老年人回忆,解放前,泡茶馆的多是街面上的有闲阶层，有闲的人也分三六九等。有失意的政客、落魄的文人及达官贵人的三亲六故；有耍把卖艺的、做小生意的；还有无固定职业打短工的游民。到后来,种地的大户、城郊的农民也纷纷加入,再加上我等逃课的书生,把个茶馆生意闹得沸沸扬扬。
茶馆所以热闹,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当时无可替代的民间信息集散地。后来听人打趣说,旗政府晚上开常委会的内容,第二天一早就能传到茶馆。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砌上一壶茶,你绝对可以听到走了样的官方消息和变了味儿的民间传奇。所谓天南海北,应有尽有。打了胜仗的军官在这里扬眉吐气,下了戏台的名角在这里养筋舒骨,投机者在这里窥探信息,买卖人在这里互通有无。时事新闻,芸芸众生,世相百态,尽在其中。
对我等农村学生来说，蹲茶馆是个很奢侈的事。一壶砖茶一毛钱，加七分钱无限续水，再花上八分钱、二两粮票，就能买一条麻花。如果还能挤出五分钱,便可以到茶馆对面的电影院，看一场革命样板戏电影。星期天和我的妈妈去陕坝的自由市场卖鸡蛋，一块钱十颗鸡蛋，通常是攒够二十颗进一次城，收入两块钱，妈妈就给我一块，她自己买些零七碎八回家去，我就进了茶馆。现在想起来，我一个人用家里的一半收入蹲茶馆，真是罪不可逭。没有鸡蛋卖的时候，我还有办法。我的父亲在商业部门做采购员时，存下一饭盒全国粮票，这在当时是奇缺的东西，茶馆有人收，三毛钱一斤。我常从家里偷出去卖钱，过了几天至今还以为是有钱人过的日子。不过那时候,没想到今后能给茶馆写文章。
茶馆所以热闹,还在于其公平的经营之道。不管是哪路的神仙,一进茶馆,都是茶客。没有雅座,没有特殊服务。一样的桌凳,一样的茶具,一样的收费。就如京剧《沙家浜》里唱的：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不存在“周详不周详”一说。
一来二去,有的人就离不开茶馆了。城里的尚且不说,一些郊区的老年农民,每到冬天,从家里揣一块白面烙饼进城蹲茶馆,一壶茶喝得颜色全无,直坐到日落关门。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倘若手中有些余钱,还可听听评书,看看晋剧,以为神仙的日子。
大集体时,我们村有几年种大白菜的历史,但年年卖菜难。村里有几个常上茶馆的人有天领回了几位兵团采购员,一下子卖了不少菜。我们队长笑着说,原以为你们是不爱劳动游手好闲,没想到,蹲茶馆还能办大事。后来,队里头让他们挣上工分泡茶馆卖白菜。这大概是我们地方上最早的最廉价的招商引资形式。
“文革”时期,古戏不能唱了,古书不能说了,戏园子、书馆戴上“封资修”的帽子一度关门,唯有茶馆没有被取缔。此时非彼时,茶馆生意冷落了许多。老茶客们交谈起来也是小心翼翼,唯恐说错了话,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老茶馆以其特有的方式,见证了陕坝的兴衰荣辱,记录了百姓的喜怒哀乐。
古镇文化,多有积淀,小小茶馆,自有一页。（修改于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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