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韩文名：한강，英文名：Han Kang），女，1970年11月27日出生于韩国光州，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对，就是良心。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它。
那天我把遭军人射杀身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车推向前方，和数十万人一起站上街头面对枪口时，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洁净无瑕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清楚记得再也无所畏惧的感觉，就算死也无憾的感觉，数十万人的热血汇集成一条巨大血管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条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脏；我感受得到脉搏心跳，甚至不讳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
下午一点钟左右，随着道厅前的音响喇叭播放起国歌，军人开枪了。站在示威队伍中段的我奋力奔逃，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顿时被击碎。枪声不只从广场传来，高层建筑的顶楼也都设有狙击手。我丢下那些在我身旁纷纷不支倒地、停止呼吸的市民继续奔逃，直到认为距离广场已经够远时才停下脚步。
我气喘如牛，感觉肺泡快要炸开，脸上也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走到一间拉下铁门的商店，一屁股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听见几名比我勇敢坚强的人再度聚集在路中央，讨论着要去预备军训练所那里偷取枪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家那一区甚至有空军进到家里，我吓得每天都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睡觉，这像话吗？他们有枪欸！大白天的就可以射好几百发子弹！”
我坐在那间商店前的阶梯上不断思考，直到他们其中一人开着自己的卡车回来。我真的会用枪吗？真的能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扣下扳机吗？军人持有的数千支枪可以杀死数十万人，子弹贯穿身体后人就会应声倒下，原本满腔热血的身体也会瞬间冰冷僵硬。
后来我也一起搭上那部卡车，回到市中心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开错两次路，好不容易抵达预备军训练所，却发现所有枪枝早已被其他人拿光，一支也不剩。那段期间，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市区街道上牺牲了性命，只记得隔天早上医院门前民众大排长龙抢着要捐血，医生和护士穿着沾有血迹的白袍焦急地穿梭在医院内，以及妇女不断朝我坐的卡车送上紫菜饭团、水瓶和草莓。大家一起齐声合唱的歌曲只有国歌与〈阿里郎〉这两首，那瞬间我感觉仿佛所有人都奇迹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躯壳，用赤裸的肌肤靠拢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被粉碎后鲜血直流的那颗心脏，再次重生，奋力地跳动着。
我深深着迷的正是那份感觉。先生您能体会吗？那是种自己已经成为完全洁净善良之存在的强烈感觉，仿佛有一颗名为良心的耀眼无瑕宝石，镶进了我的额头，瞬间散发出一股光辉一样。
那天选择留在道厅的孩子，应该也曾经历相似的感觉，就算那颗良心宝石会换来死亡也在所不惜。然而，如今我已经不再有把握了，那些当初背着枪蹲坐在窗下喊着肚子好饿的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小会议室把剩下的蜂蜜蛋糕和芬达汽水拿来吃的孩子，是真的对死亡有所了解，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吗？
当无线电那头传来戒严军十分钟内即将抵达道厅的消息时，金振秀背对着自己负责站守的那扇窗说道：
“我们会撑到撑不下去为止，然后结束性命，但是你们这些学生千万不可以。”
他用仿佛自己不是二十岁，而是三十或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口吻说着：
“一定要乖乖束手就擒，要是觉得他们打算枪毙你们，务必要丢下枪枝，立刻投降，为自己找一条生路。”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说。
没有人有权利叫我再多想出点东西，包括先生您也是。
不，没有开枪。
没有杀害任何人。
当时尽管在黑暗中看见军人走上阶梯步步逼近，我们组里没有任何人扣下扳机，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扣下扳机就会使人断送性命，所以我们办不到。等于是一群人拿着不可能使用的枪。
后来我才得知，原来那天军人拿到的子弹总共有八十万颗，当时那座城市的人口只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子弹数量，足以在每一位市民身上射出两个致命的洞。我相信他们的上头一定下了指示，万一场面失控就可以那么做，所以就像学生代表所说的，要是我们将枪枝堆放在道厅里，清空道厅并撤退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用枪口瞄准市民。因此，每当我想起那天凌晨，鲜血沿着道厅前的阶梯潺潺流下的画面，就会觉得他们是代替了许多人断送性命，那是数千倍的死亡，数千倍的鲜血。
我瞥见那些上一秒明明还在交谈，下一秒已躺卧在血泊之中的人，在我还未看清楚谁已经断气、谁还幸存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把头顶在走廊上，双手伏地趴下。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用签字笔写字。“激烈份子，持有枪枝”。我是在事后被关进尚武台拘留所时，才透过别人得知背上所写的内容。
直到那年六月，被捕时没有持枪的单纯参与者才获得释放，只剩下激烈份子、持有枪枝者仍拘留在尚武台里。从那时起，拷问的花招开始改变，他们改用更精巧的手法施虐，也就是选择最省力的方式进行拷问。诸如水刑、电刑、把我们像烤鸡一样吊起来等等。他们想知道的不再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而是要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填入他们所编出来的剧本，也就是假自白。
金振秀和我依旧在同一组，分食着那一小撮白饭。我们暂时忘掉几个钟头前在调查室里经历的那些事，为了不像野兽一样为一粒米、一片泡菜争吵，我们不断压抑忍耐，吃着自己该吃的一半分量。
实际上的确有人因为吃饭这件事争吵过。那个人将餐盘啪一声放下，大声对同组的另一名囚犯怒吼：“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吃那么多是想叫我饿死啊！”一名男孩挤到他们之间说道：“别、别这样……”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名男孩总是十分安静，也显得特别畏缩。
“我、我们不是……本、本来就……做好必死的准备了吗？”
就在那时，金振秀那双空洞的眼睛与我四目相望。
霎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 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着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
那名男孩的名字叫英载。从那天以后，金振秀时不时会呼唤男孩的名字。他每次都趁吃完饭后典狱长稍微宽容的那十几分钟，不停向男孩搭话。 英载，你只吃那些不饿吗？金英载，你老家在哪啊？我也是金海金氏家族欸，你是哪一派系的后代啊？别跟我说敬语喔，你不是十六岁吗？我只多你四岁好吗？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好吧，随你，就叫我叔叔吧。反正论辈分你也是我侄子辈。
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俩话家常，才知道原来这名男孩只有国小毕业，之后便在舅舅的木材工厂里当了三年学徒，他跟随比他大两岁的表哥加入了市民军，没想到表哥在最后那天凌晨于YMCA前身亡，剩下他被抓来这里关。在描述表哥遇害的过程中，他从没流下一滴泪，反而在被问到想吃什么时，才右手握拳搓揉着眼角，哽咽地说道：“ 我、我最想吃蜂……蜂蜜蛋糕，配雪……雪碧。 ”我看见那名男孩空着的左手也紧握着拳头，手指间同样夹着一块酒精棉花。我默默地看着，视线久久无法离开。
我不停的思考。
因为想要理解。
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得理解自己经历的那段往事。
混浊的液体、黏稠的脓疮、酸臭的口水、血渍、眼泪与鼻涕，以及沾黏在内裤上的尿液与粪便，这些是我当时拥有的一切。不，应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在这些肮脏恶臭中逐渐腐烂的肉体就是我本人。
至今我依然觉得夏天十分难熬，像虫一样的汗水如果缓缓地流到胸口和背部，我就会感觉自己回到当初在牢房里有如行尸走肉的那段日子，然后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再深吸一大口气。
一块长角木斜插在我向后绑着的双手、肩膀与腰背之间，被人使劲扭转。拜托，住手，我错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当他们用锥子插进手指甲与脚趾甲时，呼吸，屏息，吐气。拜托，住手，我错了。呻吟，在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再次惨叫。 希望身体可以消失，就趁现在，拜托了，希望现在就能让我的身体永久消失。
从夏天到秋天，在我们写调查书的期间，尚武台的空地上新盖了一栋单层建筑，那是军法审判所，目的是为了要就地审判我们，不须移送到其他地方。那是气温骤降的十月第三周，最终调查书呈交上去后的第
十天，审判开庭了。在那十天期间，我们第一次在监狱里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趁那段期间逐渐愈合，结成一片片黑红色的痂。我记得当时的审判进行了五天，每天两次。每次开庭会进去三十人左右，聆听审判长的宣判。由于被告人数太多，我们甚至坐到旁听席的长椅最后一排，背着枪的数十名军人也整齐地坐在我们之间。
“全员低头。”
我按照下士的命令低下头。
“再低一点。”
我把头缩得更低。
“审判长马上就要进来了，谁要是敢出声，立刻枪毙，听见了没有！闭上嘴巴，要一直这样低着头到最后。还有，最终辩论不得超过一分钟，明白吗！”
他们带着整装好的步枪，徘徊在椅子与椅子之间，把姿势不标准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审判庭外的草虫在悲鸣，我穿着那天早上新领取的蓝色干净囚衣，衣服上还闻得到洗衣精的味道，仔细想着立刻枪毙这句话。那时候真的是屏住呼吸等待即将到来的枪决，我心想，或许死亡是像新囚衣一样冰凉的事情。如果说“活着”是刚度过的那个夏天，是布满脓疮、血汗交织的身体，是不论怎么呻吟也无法度过的一秒钟，是在充满耻辱的饥饿感中咀嚼酸掉的豆芽菜，那么“死亡”应该就是一种彻底的涂抹，可以将那些经历一次全部抹去。
“审判长入场。”
书记官一喊完，前门就打开来，三名军法官依序走了进来。头低得不能再低的我，就在那时听见了奇怪的声音。大约是前面数来第二排左右，我微微抬起头察看前方，有个人小小声地开始哼唱起国歌第一小节。等到我们发现那个人正是年幼的英载时，已经不分先后地开始齐声合唱。我仿佛被一股磁力牵引般，也开始跟着开口哼唱。原本低头等死的我们，原本只是汗水、血水、脓疮的我们，在唱国歌时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制止。他们没有对我们咆哮，没有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把我们逼到墙角立刻枪毙。直到我们唱完整首国歌为止，小节与小节之间都有危险的沉默停顿，和外头草丛里的虫鸣声相互交织，缭绕在简陋审判场里充满寒意的空气之中。（待续）
往期回顾：
2.忆傅将军的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