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命:我的母亲

文摘   2024-09-15 00:00   陕西  





我的母亲


赵无命


我的母亲叫▢▢▢,2024年1月13日凌晨1点28分离开了人世。彼时的我,人在美国,密歇根正在下着暴雪。这场冬季暴雪像是哀悼这一切,也让我无法回家凭吊,只能写下这个关于母亲的小传,回顾她的一生。

我的母亲于农历1965年8月14日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正如生在那个年代的所有农村人一样,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困苦伴随着母亲从童年到成年的生活。和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她的一生在普通中透露出无数的波荡起伏。

母亲总是会跟我说,儿时的日子充满了苦难。她的二弟,也就是我的小舅,在山上砍柴时看到了一个野冬瓜,因为背着柴实在拿不回来,于是赶忙回家放下柴,连夜翻山去把那个冬瓜抱回了家,生怕晚一天就会让别人发现,拿了回去。托了那个野冬瓜的福,那几天,一家人的肚子也才没那么饿了。那时是大集体,人人都吃不饱饭,怎么办?只能趁夜去生产队的地里偷。我母亲的两个弟弟年幼,偷粮食的活就落在我“胆大而又厚脸皮”的母亲肩上。母亲说,等地里的粮食快要熟,还没来得及收割,她就会趁着天黑,提着篮子出发去偷。一路上,也有不少同样饥饿的村民同行。为了防止被看玉米地的人发现,他们从不点灯,只能摸黑,一路上唯一能看到的亮光,就是天上的月亮和地上人们眼里那饥饿的光了。那些年,我的外公在城市的工厂里做工人,只留下我外婆和三个孩子在家,孤儿寡母也就少不了受人欺负。性格火爆的母亲,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往往要冲在前面维护这个家庭为数不多尊严。遇到事情,母亲少不了据理力争,抑或是泼妇骂街,撒泼耍混。母亲还说,有一年冬天,她去给家里打水,将水拉上来的时候水桶太重,井边又结冰湿滑,小小的身子就一头栽进了井里。妈妈在井里挣扎,哭喊,可是哭喊的声音还没发出来,却呛进去了几大口水。妈妈再也不敢挣扎了,也不敢大声吼叫,只能靠着冬天的棉衣尚没湿透,浮在水面呼吸。妈妈说,当时她绝望极了,等棉袄浸透了水,她就会沉进冬天冰冷的井水里去了。她望着井口,期盼那个沉下去的时刻来得晚一点。终于,她听到了有人叫喊,然后一个脑袋在井口探了出来,再然后,一个大人将她拉了上来,抱着她跑回了家。妈妈后来才知道,那个村民正在山沟的另一边锄地,前一刻还看到山这边有一个穿着花袄子的小丫头在打水,可是一低头一抬头人就不见了,周围毫无遮盖能去哪呢?只能是掉到了水里。于是,那个叔叔就拼了命地跑下山谷再跑上山坡,终于救出了我的母亲。后来,妈妈为了感谢这位救命恩人,就认了这位救命恩人当干爹。那些年,妈妈和他的弟弟们很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去外婆的娘家玩。虽然两地相距很远,每次去,都要步行一天,却可以在这步行的一天里,路过县城时拿着“路费”买上一个油饼吃。更重要的是,外婆的娘家条件好一些,在那里作客的几天,他们能吃个饱。

后来,日子好过些了。妈妈说,那一年土地分到了户,家里不仅吃得饱了,还养了鸡。可是鸡蛋一年到头也没舍得吃,都拿去换钱了,只是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会留下了一些,让孩子们吃个够。妈妈年幼的二弟哪里见过那么多鸡蛋,一口气吃了十几个鸡蛋,结果吃的消化不良,之后的十几年,见了煮鸡蛋就犯恶心。虽然那些年辛苦一年却只能在年关吃上鸡蛋,但妈妈说,那年她很快乐,很快乐。后来,妈妈和她大弟上了中学,她说她那个傻傻的笨拙的大弟弟啊,个子窜得老快,可是营养却跟不上,终于在一次踢足球时摔断了脚。于是,那一次放学回家,是妈妈带着弟弟回家。中学离家里有小10里地,妈妈只能背一会儿,再扶着他走一会儿。母亲说,弟弟长得比她高,背着比自己高的弟弟,那一幕好笑又可怜。最后,终于碰到个好心的顺路村民,拉着马车将他们捎了回来。妈妈说,正是这些儿童时期的相依为命,所以她和两个弟弟才能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有着那么紧密的亲情,而她人生的一大骄傲,就是有着两个成才的,敬爱她的弟弟。


妈妈的青年时期,也是迷茫与温馨共存。后来,外公将他们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工厂。工厂是一个三线建设时的军工厂,也在山沟里,可是条件却好了些。妈妈的性子随了我外公,火爆而有主见。于是正处在独立前的母亲少不了跟我外公争吵。妈妈读完了高中,想进外公的工厂,只能进行一次次的考试。第一年她没考上,第二年刚好考过了线了,却被关系户顶了下来,终于在第三年考了上去,正式成为一名国企工人。她考了三年,也就跟我外公争吵了三年。父亲生气女儿考不上还不愿意另谋出路,女儿生气父亲不理解她还不能给受了不公的她出气。所以,在之后的漫长时间里,犟脾气的父女俩总是难以和解。妈妈还说,她考不上的那3年里,她不想吃喝都靠家里,只能去厂里的食堂打工,成了一位“打饭阿姨”。有一对厂里车间主任的夫妇看上了她,想让她当自己的儿媳妇,并且许诺她只要愿意嫁,就能“保证”她考上编制。周围人都劝她嫁了,可是妈妈却不从,一个是因为那对夫妇的儿子不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二是因为倔强的母亲不相信自己考不上,她相信只要自己考的名次靠前,就没人能把她顶下来。庆幸母亲那时候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我。

后来,母亲认识了我的父亲,两个人互生情愫,却未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仍记得我的家里有一张照片,是父亲母亲恋爱时期在湖上划船的样子,母亲青春而大方,父亲开心地傻笑着,小船上还放着两瓶啤酒,80年代的独特时尚气息扑面而来。再后来,父亲去上海进修,他们的联系也就成了一封封寄托着情感的信。母亲说,父亲有留在上海的机会,于是她就对父亲说,不要回来了,留在那里吧,他们分手便是。可是最终,也许是放不下我母亲,也许是放不下老家的兄弟姐妹与老母亲,我的父亲回到了汉中这座小城。妈妈说,她始终记得我父亲再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样子,依旧那么木讷那么局促,可是眼神里却有着他傻傻的坚持,于是妈妈便嫁了。以后的岁月里,每每说到这件事,我妈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而又幸福的语气,而父亲却总是傻傻笑笑,然后玩笑说,早知道就不回来了。

80年代底90年代初,同那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父母这对新婚夫妇也是吃着苦过来的。他们刚刚立业,工资不高,还要补贴各自的原生家庭,于是办婚礼的钱也是东拼西借的。我妈总是抱怨我父亲迟钝,他们好不容易凑了一千块钱,揣在父亲的衣袋里,打算去汉中的批发市场置办些新婚床褥与装饰,可是在公交汽车上就被偷了。我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小偷拿走了钱,急得大叫“钱,钱,钱”,可就是没有第一时间追上去,等想起来拔腿去追时,小偷已经混入了人群。于是妈妈就坐在路边的道沿上哭,爸爸就坐在母亲的旁边叹气。一对即将成婚的小夫妇,就这么遭受了社会的第一次毒打。没办法,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再借一圈钱,这个婚礼才办了下来。婚后的日子,小两口也是聚少离多。妈妈在山里的军工厂上班,父亲在城里的大学教书,坐车出山一趟要2个多小时,所以他们那时也只是一周聚一次。再后来,母亲怀上了我。母亲说,她身体本来弱,儿童时期又吃了苦,所以那些年怀孩子总是不顺,我是她怀的第三个孩子了,前两个胎儿都因为身体虚弱的原因早早就小产了。所以,我是幸运的也是顽强的,最终在我母亲的身体里扎根,成形,再健康的诞生。妈妈说,她生我的时候,早早的就准备了3000块钱,怕万一遇到不顺能够救命。可是等我快要足月的一天夜里,洋县老家的一个亲戚,却千里迢迢地从老家赶到了他在工厂里的公寓,想要借钱给她的儿子办婚礼。我妈知道,我亲戚从老家过来,先要从村里坐一个小时的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市里,再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这个山沟里,能这般过来,确实是遇到了难处。而且这个亲戚,性格本分老实,对待我父亲和母亲也是极好的,所以这钱,我妈是真的又想借又不敢借。让亲戚留宿了一晚,我的父亲母亲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我善良的父母最终还是将这钱借了出去。没有多余的办法,我的母亲只能找自己的闺蜜,又借了3000块,才把我生了下来。


父母的日子是艰苦的,他们却在尽最大的努力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人生的最初几年,随母亲生活在山沟的工厂里,有风景美丽的自然作伴,有外公外婆和舅舅们的关心照顾,虽然留存的记忆不多,但那个时候的我无疑是幸福的。等我上学前班,便到市里随父亲生活了。那些年的印象里,每到周五晚上,父亲就会骑上他那个小小的踏板摩托,在前面的踏板上放一个小板凳给我坐,然后我们一起去接从工厂里坐大巴进城的母亲。母亲坐在爸爸身后,我坐在爸爸臂弯下,小小的摩托车承载着我们一家人,也承载着我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概是2005年吧,母亲终于能够和我们长久的团圆了。母亲的工厂搬到了离市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父母又一次东拼西借,在市区里买下了一套房子。房子离我的小学最近,走几分钟就到了,离父亲的学校也不远,骑电动车也就10分钟的路程,只是离母亲上班的工厂较远,骑车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那时的母亲没有驾照,更负担不起轿车,也没有公交车到工厂,所以,母亲就过上了骑着电动车风雨无阻的上下班生活。这样的奔波,终于在一次大暴雨后给母亲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伤害。那年夏天上班的路上,突然暴雨,母亲虽然穿着雨衣,却依旧湿了个透。到了工厂,又被空调冷风一吹,自那以后,妈妈的关节就开始慢慢地疼了起来,最终确诊了类风湿。她的关节变形,疼痛,迟钝,她的行动能力极大的受限,而这个病也一直折磨着她直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免不了为了治疗风湿求医问药,但那几年的日子总体平淡而又温馨,一家人难得长久地住在一个屋檐下,周末爬爬山,走访亲友,等着我慢慢长大。

故事的下一个转折便是我离家求学了。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2010年,我离开这个生养我的城市,来到省城读初三。初来乍到的我与新学校的步伐有着巨大的差距。住校的我也需要更多的适应过程,当然,这一切对我的父母而言也是巨大的挑战。为了让我不感到孤独,也为了他们一颗挂念儿子的心,我的父母每两周会来省城看望我一次。放心不下儿子的父亲母亲,会背上电磁炉,再背上很多食材,从汉中坐车4个小时赶到省城,再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赶到学校附近的酒店里,用那一个小小的电磁炉,尽全力给我带来家里的味道。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是红烧肉,有时候又是家乡的熬肉。总之,尽管我总是跟他们说,不用了,外面能买到很多吃的,儿子饿不着的,可是他们总是执拗地将厨房搬到那个小小的酒店房间,或许那样,就能让那个房间更像是自己的家了吧。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我慢慢赶上了学校的步伐,也慢慢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了,可是造化弄人,就在我初三刚到省城不久,母亲在一次单位的例行体检中发现了异常。在母亲的左侧乳腺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肿块。母亲被推入了手术室,术中将部分肿块取出立刻送往实验室进行活检,最终确认其为恶性肿瘤。于是,中断的手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将我母亲剩下的人生慢慢带入深渊的方向。母亲的左乳以及周围的大片组织被切除了。不仅如此,术后的母亲还需要在西安接受一系列的化疗与放疗,以期将癌症彻底消灭。那是一段艰辛的岁月,一家人团聚的地方在医院里,在我学校旁的酒店里,却几乎没有在我们好不容易在市里营造的家中了。那些日子里,母亲每个月都要接受一次化疗,他们会在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早上赶到我学校旁的酒店里住下,在那里度过难得的一家人团聚的时光。等到周日,我会陪着他们赶到医院,住在医院旁的酒店里,等到晚饭后,我再回到学校准备第二天上学,而他们也要在周一早晨挂上最早的号子,才能顺利的住院,检查,以及开始一次化疗周期。在每次化疗后的几周内,母亲都会经历各种副作用,恶心,口腔溃疡,便秘便血,以及全身疼痛。而在这折磨人的副作用发作期间,母亲仍旧贯彻着要给我做饭的原则,哪怕受病痛折磨的母亲自己吃不下一口饭,也要继续在那个酒店的小小房间中继续给我做出各式菜肴。

化疗的副作用给那年冬天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年三十的晚上,当我们一家人团聚在家里,吃完年夜饭一起看春晚的时候,妈妈无意间挠了挠头,一缕头发落了下来,妈妈不确定地又捋了捋头发,更多的头发落了下来。妈妈开玩笑似的说,本以为体质好,化疗后不会掉头发的,没想到这要过年了,送给了她这么个礼物。妈妈笑着,眼里却含着泪,印象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坚强的妈妈因为癌症而落泪。之后短短的几天,妈妈的头发就掉光了,我无法体会,对于天生爱美的女人而言,失去了乳房,又失去了秀发,会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我也无法体会,当癌症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只能用化疗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才能求得一线生机是怎样的体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妈妈对世界仍有热爱,她还有放不下的人和事,所以,她还要坚韧地活下去。

那年冬天过后,在数个化疗周期之后,妈妈仍需要做放疗。那段时间,妈妈长期住着院,每天都要做放疗。而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医院陪妈妈,陪她在医院里转转,晒晒太阳,去附近的商场亦或者是城中村找找好吃的。放疗虽有痛苦,但远比化疗来得轻松,妈妈的癌症也被控制,身体也一日日变好,日子总算向着好的方向来了。等到我初三毕业,继续留在那所学校读高中,而妈妈的癌症,也暂告痊愈了。这个家庭总算是撑过了一次考验,黑夜之后的阳光总是令人温暖的。妈妈难得有了喘息的时间,虽然仍然受类风湿的困扰,不得不四处求医,但是毕竟没有性命之虞,总算是从容了些。再后来,听说省城附近的温泉对类风湿有治疗与缓解之效,妈妈便常常去那里疗养。说是疗养,可妈妈还是习惯性地省钱,租住在农户的民宿中,自己购置了做饭用品。虽然类风湿也是一个免疫类疾病,号称“不死的癌症”,泡温泉难以使其痊愈,但终归能够缓解病痛。随着妈妈常在汤峪泡温泉,在省城求学的我也就常常会去那个小镇,甚至有两个暑假都是与父亲母亲在汤峪度过的。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上,白天爸爸妈妈去泡温泉,而我实在是受不了泡温泉的热浪与无聊,总会趁着早上天气凉就买点自己爱吃的早点,再漫无目的地转转,等到天气渐热,再买个西瓜,买个馍,作为午餐也是绰绰有余了。回到民宿,看看电视看看书,吃个西瓜吃个馍,睡个午觉,爸爸妈妈也就泡温泉回来了。晚饭过后,一家三口在小镇上转转,那里有山,山下有条河,山上有水库,作为夏夜饭后散步之所,再合适不过了。再后来,那里新建了一个“温泉小镇”,搭了一个舞台,每天晚上都会有节目演出,于是饭后的一家三口又会多一个消遣。总之,那几年的日子是温馨的,妈妈的历次癌症复查也都是未复发的结果,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母亲癌症的阴影早已消散,我可以慢慢地长大,母亲可以慢慢地老去。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平淡地度过了我从高中到上大学的时光。2018年高三的夏天,我顺利地考上了心目中的大学,算是不枉父母的付出和在省城的四年求学生涯了。同样在那个夏天,我的姥爷去世了。作为一个性格跟父亲很像的女儿,母亲和姥爷总是少不了针尖对麦芒,但是妈妈嘴上说着厌烦,却总是往老家跑,看望在老家养老的姥爷和姥姥,听他们的絮叨,帮忙他们干一些他们干不了的家务活。姥爷的去世突然但安详,那段时间,我和母亲正好在爸爸的老屋过暑假,前两天才去看望了姥姥和姥爷,突然有一天天刚亮,姥姥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姥爷叫不醒了。接到电话的母亲先是震惊,然后一边喊我起床,一边简单收拾,给我舅舅们打去电话,让他们赶紧往家赶。大概10分钟后,等我收拾停当,就拉着我直奔姥爷家里去了。现在的我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赶到的时候,姥姥絮絮叨叨地说,平时姥爷早就起床了,可今天却一直未起,等到她去看时,却怎么也叫不醒,手脚也冰冷了。顾不得沉浸于伤痛,等到我舅赶来后,妈妈与舅简单商量之后,就开始为后事忙碌了。我还记得,那天的我,在晨曦中,和舅,我父亲,还有其他几位亲友,帮姥爷翻身,擦身,换衣的情景。最深的印象,就是我抬着姥爷时,脚上那冰冷的触感,以及舅把姥爷伸开的手掌揉捏活动,最后缓慢握住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真切的体会,也听到大人们对姥爷走得安详,迅速,无痛苦的欣慰和隐隐的羡慕。那时我尚未完全理解,为何迅速死亡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直到很久以后,当我听到大姥爷去世前夜里痛苦的哀嚎,和母亲在癌症折磨下无奈的呻吟,我才理解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愿意坦然而快速死去的矛盾心理。姥爷的后事平稳地推进着,两个表弟也回来了,那时的我们对死亡尚无敬意,葬礼上的一切也有上一辈人操持,姥爷持续数日的葬礼竟也伴随着我们三个无意的玩闹。现在想来,不知那时九泉之下的姥爷是会气得吹鼻子瞪眼还是会欣慰地傻笑,那时的我已经隐隐体会到,有了葬礼上孙子曾孙们的嬉闹,也许才是逝去的人最体面的葬礼,毕竟,斯人已逝,他想留给世界的不仅是成熟独当一面的孩子们,也要有对死亡无知无畏的孙子曾孙才好。


遗憾的是,这样平淡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2016年,我上大二的时候,那年的暑假,我照旧回去陪父母。到我要开学的日子了,母亲打算与我一起去省城。因为母亲听闻省城的某个医院治疗风湿类疾病很有一手,就打算和我提前几天去省城,先在医院进行治疗,等我要开学的时候,就可以从省城直接坐火车去大学。开始的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来到了医院,住上了院,看到了大夫。然后就是一系列检查,主要针对骨质来观测关节病变,以及肝脏等脏器来观测肝功能(因为风湿类药物会对肝功能有所损伤)。等到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大夫找到了我们,告诉我们就目前的影像检查来看,母亲的肝脏处有一个不明的病变,建议去肿瘤科作进一步的检查确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担忧,是否癌症复发了?可是,我们都本能地不愿相信这个猜测,侥幸地猜测,是否是长期的风湿药物让母亲的肝脏出现了钙化灶?会不会是良性肿瘤?带着这些不确定,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医院,也就是母亲之前首次发现癌症时治疗的地方。在那里,母亲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测。我开学的日子临近了,我没能等到母亲的所有检测结果出来就踏上了去学校的火车,而我的父亲也来到了省城接力陪伴母亲。等我抵达学校不久,母亲的确诊结果出来了。乳腺癌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淋巴转移。这一结果无疑是晴天霹雳,也击碎了我们所有的侥幸心理。大夫也遗憾地通知我们,以过往的经验来看,母亲的情况也许撑不到一年。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在大夫的建议下尝试新的化疗方案。由于母亲癌症的多处转移,尤其是脑部肿瘤,放疗已经无法进行了,只能不断地全身化疗以期控制癌症的发展。这次的化疗药物,由于是新研发的药物,副作用小了很多,母亲的头发虽说少了很多,但毕竟保住了一些,可是每次化疗后的进食与身体痛苦依旧难以避免。一次次的化疗,不断消磨着母亲的身体,唯一令母亲咬牙坚持的动力,就是肝脏和骨头上的肿瘤在不断变小。虽然肝脏和骨头上的肿瘤得到了控制,可大脑里的肿瘤却不断发展,因为化疗药物的分子实在难以抵达大脑,也就对大脑内的癌细胞毫无办法。终于,由于右脑内的肿瘤及其带来的脑内水肿,母亲的左半边身体失去了知觉。只能靠轮椅出行了。为了遏制母亲快速发展的脑内肿瘤,母亲先后接受了伽马刀和重粒子的治疗方案,其中重粒子的手术要进行开颅手术,在母亲的颅内留下放射性的药物。母亲的头上为了治疗肿瘤,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痕。这一系列的努力终究收到了微弱的成果,母亲活了下来,活过了一年,逼迫癌症不得不过上了与我母亲共存的日子。那段时间,每次当我寒暑假回家时,母亲总是会笑着跟我讲述她的故事。她说,每次肿瘤有所恶化,需要去省城医院采用新的方案时,大夫总是惊奇地问她,“你怎么还活着?”

母亲与癌症对峙的日子持续到2020年时,我研究生毕业,也计划结婚了。父亲母亲便来到了我上学的城市,见见岳父岳母和他们的亲戚,也第一次来我生活了六年的学校看看。这一趟旅行,补全了很多未完成的愿望,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因为疫情,父亲母亲未能进大学校园看看,只能绕着学校望望。直到母亲过世后的2024年暑假,父亲才有机会一个人进入了校园。也是这次旅行,也许是母亲旅途劳顿,也许是心情兴奋,抑或是刚好偶然,母亲第一次发作了癫痫。吓得父亲手忙脚乱,叫了救护车。这里的医院对母亲的病情不了解,也无从下手,所以癫痫之后,父亲和母亲就很快回去了。省城的大夫说,没办法,母亲带病生存,大脑里的肿瘤肯定会压迫正常组织,癫痫也是正常的事,只要注意防摔,注意复查就行了。从那以后,母亲又多了癫痫的困扰。癫痫加重频繁了,就说明肿瘤带来的脑内水肿加剧了,就要去医院住院,用一些针对水肿的药物。母亲的化疗药物也慢慢停了,实在是因为强烈的副作用与有限的治疗效果的对比,使得母亲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更激进的治疗方案了。母亲的生命似乎进入了倒计时,大夫时不时地就会对母亲的生命发出最后通牒,总是会说“像她这样的情况可能活不到xxx”,可坚韧的母亲总是一次次挑战着既往的惯例,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再问大夫,母亲的未来,大夫也只能说:“一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有个估计,可对你,我实在不好说,你是例外。”

顽强的母亲在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结束,也终于等到了新生命的降临。2021年,我的儿子出生了,母亲很高兴,等到孩子百天的时候,我们带他回到家里办了百日宴。百日宴的时候母亲很开心,大家都说她那天不再病怏怏的了,笑得跟傻了一样。明明已经吃不下什么饭的母亲,那天吃了好几块肉。那段时间,我们总会把宝宝放在母亲的床上,有时候宝宝会抓抓母亲的脸,母亲的头发,有时候会在母亲的怀里沉沉睡去,而母亲也总是用她能动的那只手护住宝宝,给他一个坚实的臂弯。有时看见儿子睡在母亲的臂弯,恍惚间,就如同几十年前的我躺在母亲怀中一样。尽管以后的时间我在美国读博,可那之后的每年夏天或是春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回去,从孩子学步,到慢慢会叫奶奶,母亲也见证着生命的延续。现在想来,母亲在最后的几年里,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反而是,“宝宝的尿不湿该戒了”,“宝宝的尿不湿太捂了”。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宝宝戒掉了尿不湿,却免不了在她的房间的地下留下了几滩尿,这时的母亲,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记得有一次,宝宝的尿不湿被他滚来滚去蹭歪了,于是在他想大便的时候,两条成形的大便落了出来。宝宝指着大便嗷嗷地想要汇报什么,在一旁坐着的母亲一开始没看清那是什么,直到宝宝好奇地伸手去拿,母亲才看清,着急地喊我过来给宝宝擦屁股擦地,看着宝宝那好奇而又着急汇报的样子,以及手忙脚乱的我,妈妈就笑个不停,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就这样,母亲生命的烛火坚强地燃烧着,见证着孙子的不断长大。直到2023年的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在美国团聚,父亲却带来母亲情况不好的消息。母亲胸腔内的癌细胞快速繁殖,使得母亲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积液,已经压迫肺部影响呼吸了。母亲在医院吸着氧,也下了病重通知书。于是,我们从美国赶回来,赶到母亲的病榻前。后来,母亲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情况得到了初步稳定。但是活跃的癌细胞依旧,母亲开始绝食,她的想法很简单,癌症已经让她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身体上的疼痛也让每天服用大量止疼药的她难以承受,她想趁着我们都在身边的时候撒手而去好了。所有人都在劝说她,希望她能继续坚持下去。为了能让她多陪陪孙子,有更好的心情,我们也把情况稳定的她接回家中住了一段日子,最后,在我舅舅和我们的不断劝说下,母亲开始进食了。可是经此一役,母亲的求生欲望也不再如以前那般强烈了,顽强如母亲这般,也被癌症消磨殆尽了。

2024年伊始,彼时的我独自带着儿子在美国已经待了快半年。我定了2月1日的飞机票,打算回国后带着老婆孩子陪父母过年。1月初,父亲传来了消息,母亲的情况不稳定,在疗养医院已经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了,不过母亲不想去三甲医院了,父亲也不想母亲再去医院ICU受苦续命。我望了望窗外的大雪天,对父亲和母亲说,希望她再去三甲医院试试看,毕竟我还有一个月就回去了。母亲拒绝了。父亲说,让我坚持原来的计划吧,2月初赶回来。彼时的我们都太天真,以为母亲还会像之前几次一样,逢凶化吉,撑到我回去。

癌症总是玩弄人。短短几天内,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父亲看着母亲夜里深受折磨哀嚎的样子,拍下了视频,可是却没有发给我,几次视频电话的时候,母亲也强撑着状态,他们不希望在异国他乡的我着急。彼时在美国的我,也正在准备着回国的事宜,还天真地以为这次母亲肯定和过去一样能够逢凶化吉,等到我回去。母亲得病时间太久了,从2010年到2024年,我们有着充足的时间告别。母亲病情变化又太快了,从情况恶化到撒手人寰,只有短短一周时间,让我根本来不及告别。北京时间2024年1月13日凌晨3点28分,我的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给身在美国的我打去电话时,正是美国的下午。我接到电话,知晓消息,明白自己回国终究是晚了死神一步。死神又何时等过活人。后来,我回到国内,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她已经住进骨灰盒里了。我捧着她,回到了生她养她的那个村庄。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起点。

三岁的儿子最近总是会发问,有时是跟他爷爷打电话的时候,有时是玩着玩具就突然发问,奶奶去哪里了?我们会回答他,奶奶去山上睡觉觉了。有时候他会反驳,不对,奶奶在医院的床上。再后来,他还会问,奶奶怎么还没睡醒啊?我只能说,奶奶累了,所以奶奶要睡很久的。是的,母亲只是累了,她只是睡去了,只是醒着的人还在怀念她,还在问她去哪里了。


赵无命,男,二十八岁。
密歇根洲立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在读。


椒溪物语
在文字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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