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百龄机，鹿茸精，只要宣传得法，推销合理，当然各有主顾。 ——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1 |
| 在琳琅满目的《申报》广告中，有一种苏俄制造的鹿茸精，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补品。它是1934年苏联内分泌研究院科学家从中国传统药材鹿茸中，提炼出的雄性激素（荷尔蒙），对神经官能性疾病和胃肠消化器官等许多疾病的疗效显著，1935年上海宁波路上泰信药行就开始经销柏灵柯博士的这项最新发明。我们从1940年的工商行名录里可以知道，泰信的经理人杨信芳和杨行芳，都是东吴大学毕业，信芳为文学士，行芳为理学士，他们开这家药房好像就是为了营销苏俄制造鹿茸精，药房背后有没有红色背景不得而知，但抗战时在重庆，担任苏制鹿茸精中国总销售的上海广大华行，实际就是中共的情报机构。…… |
| 《光明日报》1952年4月10日，《我要彻底挖绝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作者，范勇（刘青山妻子） |
| 《人民日报》1952年2月13日：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副主任薛迅：对刘青山，张子善两犯罪行的控告 |
| ：……他们为掩护自已的罪恶勾当，更公然购买大批手表、钢笔、皮衣、雨衣、鹿茸精、布匹、皮鞋、车子以及现款等，上下行贿，拉人下水。他们并到处宣传“政治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领导人必须亲自掌握机关生产，解决干部困难”，以散布资产阶级“钱能通神”的思想。 |
| 《人民日报》1952年2月2日：《我检举中共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的受贿行为 》作者：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 安振英 |
| 据张子善的妻子揭发的材料，张子善曾送给金城同志价值七百万元的游泳表一块，送给金城的爱人价值五百万元的表一块，丝面雨衣一件，送给林铁、金城二人鹿茸精三十盒，价值四百八十万元。当然张子善的爱人所不知道的和没有揭发出来的还会有，或者很多。这些东西，倘若金城是当作礼物接受的，那么是否要考虑到刘、张的钱的来源？假设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请问这种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假若金城已经知道刘、张的钱的来历不明，那只能说，刘、张的贪污违法行为是金城所许可的，是他自己想从中“捞一把”。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
| 《人民日报》1952年2月1日：《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作者贺诚 |
罗惠春贪污案中所谓给贺诚“送礼”一节与事实不符：编辑同志：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田流同志作“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堕入资产阶级泥坑”一文内说：“他还把‘礼物’一直送到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处。”对于这个问题经我（贺诚）向各方面作了调查，查明这事的真相如下：（略） |
| 《人民日报》1952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 阻碍反贪污浪费运动被撤职查办》 |
| 张文昂从一九四九年起，思想已经起了变化。当时，张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地位，在天津招商局要了一部小汽车，和一套价值七、八百万元的西餐用具占为私有。张文昂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后，经常注意的是个人生活享受问题。北京市所有出名的饭馆，张文昂都吃遍了，戏院子也都看遍了。张文昂经常接受交通部各地机关的贵重礼物，如人参、人参果、鹿茸精、鹿筋、火腿等。在他的影响下，送礼已成为交通部一股风气，派出去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给张文昂送礼。张并用公款三百万元买了一只很好的手表。张文昂铺张浪费的结果，就不得不挪用公款。 |
| 《人民日报》1953年2月27日《中国医药公司为什么损坏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 作者 沈文英 |
| 在中国医药公司的仓库里，堆存着四万八千七百二十支青霉素，价值三亿九千万元。但这些青霉素已经完全失去时效了。青霉素是治肺炎的良药，一般小孩得了较重的肺炎，只要用六支青霉素就可治好。这就是说，这些青霉素如果不失效用，就可治好八千一百二十个患重肺炎的小孩。该公司有价值八千五百五十八万元的鹿茸精已经变质。有价值四亿六千八百多万元的“消发灭丁”粉的封口已经霉坏，部分药粉已变色。这些药品有的是中国进口公司调拨来的，有的是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移交来的，有的是中国医药公司西南区公司交来的，据说一来就是坏的。但中国医药公司接受了这批坏药品，既不追究原因和责任，也不向上级请示解决办法，又不迅速处理，而是往仓库里一堆了事。这些药不仅越放越坏，还要支出一大笔保管费用。 |
| 《谢觉哉日记》1939年2月22日 |
| 二月二十二日微晴。近年来唯因局面稍好，衣食较裕，但精神大不如前，走几步路即气喘，看读一二小时即不支，“赐保命”、“鹿茸精”因不花钱得到，打了近百针而进步很慢，气体日衰奈何。闻凌波目光不好，需戴七十光。宁乡四髯，已折其二，吾二人又不健，如此念怀故旧，未免怆然。 |
| 《史沫莱特在云岭》（1939）余建峰著,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故事,南京出版社,2014.12,第24页 |
1939年春，史沫莱特以随军记者身份跟随周恩来副主席从武汉来到皖南。……她（史沫莱特）到政治部得知宣传部长朱镜我胃出血不止,马上四处奔走,从上海买来一种进口的鹿茸精注射剂,使朱镜我的病情很快好转。 |
| 《陈独秀致杨朋升》1940年11月17日，出处：《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陈独秀致杨朋升四十封信》 |
| “依中医之理，血压高乃阴不胜阳，鹿茸益阳，服之乃以薪投火矣；西医视鹿茸为补品，高血压亦不宜补也。”（1940年11月17日信） |
吴祖缃,帚翁谈老[M]/范泉.文化老人话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4 225 |
据吴祖缃《帚翁谈老》一文说:“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由于愁闷和生活艰苦,我曾经得过胃痉挛’。一痛就满床乱滚,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冯玉祥先生那里有位德国留学的军医,也拿我的病没有办法。我常常满面灰白,话也说不出来。可是好之后,食欲非常之旺,想吃这个,想吃那个。冯先生买了鹿茸片送给我吃,又在重庆的苏联大使馆要了两瓶鹿茸精,居然把我的病治好了。我至今也不晓得这是什么病。据说是一神经性的病。 |
| 沙汀著,睢水十年 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05,第161页 |
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我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例如杨晦、吴组缃,就是那次到重庆以后才认识的,很谈得来,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组缃为人很有风趣,他曾到文抗总会,大约是开会吧,也顺便到以群房里。在看见我那床打满补钉的圆顶蚊帐时,虽然还不算怎么熟识,他却笑道:“哎呀,老兄这床帐子真是洋洋大观!”见我身体虚弱,又曾对他诉苦常患失眠,他还热情地建议我注射进口的苏联鹿茸精。而且非常直率地说明他注射后的效果 |
| 茅盾给女儿沈霞的信 钟桂松《茅盾和他的女儿》 |
因为你上次来信（10月初），说你割过痔疮，身体不好，萧逸有心脏扩大的病，我们很记念。现在托朋友带给你两种药：①鹿茸精六瓶，②肝精片壹瓶。这是重庆市上容易买到的补药，也不大贵。我们以为你和萧逸都可以吃的。如果你自觉得没有服用的必要，那就都给萧逸。不过，鹿茸精对心脏扩大病是否相宜，还得先问问医生，至要至要。至于肝精，一定可服。鹿茸精服法，附上仿单一份。 |
| 江青的嘴脸《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三部曲》647页 |
| 1951 年2月，稼祥离任回国，我们一起回到北京……，我们（在中南海）住下后,少不了要分头去看望住在中南海的许多党中央领导人和夫人。我带了一些用自己的钱买的小礼物分送给夫人们,许多人喜欢苏联的鹿茸精、包头花绸巾、长统袜和围脖。 |
| 《瓜葛五十年，毛泽东和张干》出之《毛泽东交往录》 |
| （1951年）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派人送来零用钱150万元（旧币）。并鹿茸精1瓶，嘱咐每日服2次，每次于饭前20分钟服20滴。毛泽东关照他多多保重身体。 |
| 郭小川致杜惠（1952年8月6日北戴河）《郭小川全集7 书信》 |
还是先告诉你关于生活方面的事吧,我长胖了,人们都开始忧虑我成为一个大胖子了,胸部突起得更高,两臂上的肌肉多起来了,脸上也丰满了些,你看,体重增加了三公斤多,这真不是简单的事情。考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海水浴、日光浴,吃得也好;另方面,恐怕仍要归功于服用鹿茸精的结果。鹿茸精实在是好东西,老人的传说是靠不住的。 |
1944年8月7日（扫荡报）
| 《邓发在迪化给张闻天信》1938年2月1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 6》 |
五)所需药品,盛仍可送一部分,我亦可再买,“一・二八”募捐的二百多万准备买药来。鹿茸精已着友方（苏联）机师在阿城购五百瓶送来,李广开之电器当设法。 |
| 《千年海曙/卢绪章/为党冒死做生意 》编委会编,满庭风华 下,宁波出版社,2017.10,第61页 |
1942年底,通过张军光和国民政府驻新疆外交贸易专员沈立中的介绍,广大华行与苏联粮食岀口协会签订协议,独家代理苏联产鹿茸精、山道年、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因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后方与沿海地区联系断绝,西药等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华行代销的苏联药品也十分畅销,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
| 《许涤新年表》回忆许涤新 一位毕生坚持、探索和开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
1946年12月，为筹措由渝沪撤退到香港的部分同志生活费和办公费，“财经委”经营了一些企业。办“新侨公司”，经营粮食，由梁隆泰负责；又办“新联公司”，经营苏联影片和鹿茸精，由王斗光和叶和衷负责。 |
在琳琅满目的《申报》广告中，有一种苏俄制造的鹿茸精，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补品。它是1934年苏联内分泌研究院科学家从中国传统药材鹿茸中，提炼出的雄性激素（荷尔蒙），对神经官能性疾病和胃肠消化器官等许多疾病的疗效显著，1935年上海宁波路上泰信药行就开始经销柏灵柯博士的这项最新发明。我们从1940年的工商行名录里可以知道，泰信的经理人杨信芳和杨行芳，都是东吴大学毕业，信芳为文学士，行芳为理学士，他们开这家药房好像就是为了营销苏俄制造鹿茸精，药房背后有没有红色背景不得而知，但抗战时在重庆，担任苏制鹿茸精中国总销售的上海广大华行，实际就是中共的情报机构。1946年受周恩来派遣去香港担任工委财经委书记的许涤新，在香港建立了一家新联公司，主要经营也是苏联电影的发行和苏俄造鹿茸精，但据许的回忆，后者在香港销售并不理想（1948年报纸说年销4万余枝）。我们在邓发给张闻天信，以及谢觉哉日记里， 可以窥见延安获取和使用这种新兴药物之一斑。鹿茸精在战时重庆应用情况，几位作家的书信或回忆录，给我们提供了零星信息，茅盾因为女儿身体欠佳，原打算寄六瓶，后来只买到三瓶。吴祖湘患胃病，听从冯玉祥将军建议，用了鹿茸精得以痊愈，药还是冯将军向苏联大使馆索取。吴祖湘后来又向作家沙汀推荐。而且吴非常直率地说明他注射后的效果，这个直率指的大概是指荷尔蒙升高以后，能够增强男女的性功能。在当时信不信苏制鹿茸精，好像也曾是一条政治的分野，我现在看到的证据大多都是亲苏一派。对这种红色补药的推崇，一直延续到进入“新世界”的北京，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回国，夫人朱仲丽进中南海，送给领导夫人们的小礼品，就有鹿茸精。毛泽东也曾以苏制鹿茸精送给他的湖南老前辈。建国之初，鹿茸精还成为腐蚀干部的糖衣炮弹，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中都有“现身”，电视剧《西柏坡的回声》正在热播，讲功臣刘青山的蜕变，不知有没有讲到，他们如何用鹿茸精打通关节。我国在1955年已经有了国产鹿茸精，但中科院院士周永茂，1958年从苏联回国，给上海的伯母带的礼品，还是一瓶苏联出产的鹿茸精。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有东北医药公司经理交代，给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送礼，贺去信要求澄清，说除了妻子收过几瓶鹿茸精，其他都与事实不符。这要放在今天大概就摊上了大事，当年《人民日报》也就是作为批评建议的反应，登一下报就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