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 尼斯双年展常被称为“艺术界的奥运会”，它的历史比现代奥运会还要长一年——始于1895年。每两年，主办方会选择一位策展人来组织展览，同时也有众多国家在专门的国家馆策划展览，其他的群体也会这座水城内的各处展示项目。双年展在其4月的开幕期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策展人、评论家、藏家和经销商，他们会达成交易（直到1970年，双年展还有一个真实存在的销售办公室，而现在的商业活动则更加隐秘了）。
在双年展的头100年里，只有意大利男性被邀请来组织这个大展，但此后，更多样化的知名人士担任了这一最高职位。今年，圣保罗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成为了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南美人，也是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上首位公开的同性恋策展人。他所策划的展览“无处不在的外国人”（Foreigners Everywhere）规模宏大，展出了330多位来自全球南方的艺术家和团体。“全球南方”这一有争议的术语通常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不包括这些地域里的发达国家，如韩国和澳大利亚）。
拉丁美洲艺术家现状
在“无处不在的外国人”展览中，有80多位艺术家与拉丁美洲有联系，占展览总数的24%左右（相比之下，在2022年的双年展中，只有约11%的艺术家与拉丁美洲有联系）。这个展览为那些在主流艺术市场中长期被边缘化的艺术家带来了新的关注，而30%以上的参与者在Artnet价格数据库中没有任何记录。
根据Artnet价格数据库，拉丁美洲艺术作品在拍场上目前的纪录为3490万美元，是由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的一幅1949年的画作创造的，佩德罗萨在双年展的中央馆中展出了这幅作品。这个拍卖纪录是在三年前创造的，但其价格在全球最昂贵的拍卖作品名单中并不靠前（这个榜单中，排名第一的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救世主》，当时的成交价为4.503亿美元）。
去年，拉丁美洲艺术家的拍卖总量低于十年前的数据，根据Artnet价格数据库的信息，去年为2.455亿美元，而十年前为2.7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15年达到了3.883亿美元的峰值，然后有所下降，之后未曾突破2.67亿美元。这些结果反映出了一个基本都由国际知名的艺术明星的作品成交所组成的市场面貌。
从上面的拍卖国籍来看，阿根廷艺术家似乎占据主导地位，在2013年至2023年间总销售额达10.3亿美元。但需要说明的是，出生于阿根廷的卢西奥·封塔纳（Lucio Fontana）的作品贡献了其中的9.328亿美元，但他主要在意大利工作。接下来是墨西哥（5.099亿美元）、哥伦比亚（3.323亿美元）和巴西（2.524亿美元），在“无处不在的外国人”展览中至少有30位艺术家目前在或曾在这些国家活跃（其中16人与阿根廷有联系）。
有趣的是，拉丁美洲艺术家的拍卖市场上性别不平等现象比全球情况更少。从2013年到2023年，Artnet价格数据库中拉丁美洲地区总销售额的前20名中有6位是女性，卡洛排名第五。而在全球范围的榜单内，只有一位女性上榜，即排名第16的草间弥生。
为了捕捉拉丁美洲艺术市场的一些复杂情况，以下是四位与该地区有联系的艺术家的案例研究。
由于其1954年去世后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的市场存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墨西哥的文化领袖终于认识到她的重要性时，对其作品制定了严格的出口限制。由于卡洛的创作数量本身也不多，导致国际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而出口限制造就了两个市场——一个是墨西哥国内，另一个是墨西哥境外。一位专家在2015年告诉Artnet，在墨西哥售价50万美元的卡洛画作，如果能出境，其价格很容易翻倍。
特别是当她的重要作品在纽约拍卖会上出现时，其价格会飙升。卡洛目前的纪录是在2021年在苏富比创下的，当时1949年的自画像《迭戈与我》（Diego y yo）以3490万美元成交，成为拉丁美洲艺术家拍卖作品的最高价（作品标题中的“迭戈”是卡洛的丈夫——艺术家迭戈·里维拉，他的形象也出现在这幅作品里卡洛的前额上。值得一提的是，里维拉的声望和拍卖纪录长期以来是高于卡洛的）。2022年，她的《Self-Portrait (Very Ugly)》（1933）在佳士得以860万美元售出。去年，《Portrait of Cristina, My Sister》（1928）在佳士得以820万美元成交。
从2016到2021年，没有一件卡洛的作品在市场上达到过800万美元以上，这清楚地表明了私人收藏中她的重要作品供应有限。在此期间，她的拍卖最高价就保持在800万美元，是2016年佳士得拍出的1939年作品《Dos Desnudos en el Bosque (La Tierra Misma)》达成的。
为了给卡洛市场的进展提供一些参考：在2021年《迭戈与我》拍卖之前，它上次（1990年）在苏富比的成交价仅为140万美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率，约合现在的345万美元。
在2024年5月的苏富比现代艺术晚拍上，出生于英国、但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墨西哥的莱昂娜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以其1945年的作品《Distractions de Dagobert》创下了2850万美元的纪录。这也使其成为拍场上第三高价的拉丁美洲作品，仅次于卡洛和阿根廷-意大利艺术家卢西奥·封塔纳的2920万美元。
卡林顿之前的拍卖纪录仅为326万美元，是两年前在伦敦苏富比创下的。她的市场正在上升：她的前十名拍卖价格中有八个是在2020年6月之后实现的。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玛尼（Cecilia Alemani）在2022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纳入了卡林顿的作品，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对这位艺术家的兴趣（阿莱玛尼是纽约高线艺术项目的总监，她以卡林顿的一篇短篇小说《梦想之乳》为题命名了上届威尼斯双年展）。同年，卡林顿的作品也出现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Surrealism Without Borders”中。
在2013年至2023年期间，卡林顿的拍卖总额约为3120万美元，使她在这段时间内销售额最高的拉丁美洲艺术家中排名第11位。根据她在5月的成绩，她很可能在明年的这一名单中再上升几个名次。
巴西艺术家贝亚特丽兹·米拉兹斯（Beatriz Milhazes）以其充满活力的大型抽象画和拼贴画而闻名，连接了巴西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米拉兹斯在2003年代表巴西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今年她在应用艺术展馆（Pavilion of Applied Arts）中有一个展览。有一段时间，她的作品非常热门，但近年来，她的一级市场价格超过了二级市场价格。在2000年代初，艺术家在巴西藏家中非常受欢迎，其新作的价格在2019年达到了150万美元——这个价格是在巴塞尔艺术展上通过国际知名画廊白立方的销售达成的。
根据Artnet价格数据库，米拉兹斯的年度拍卖总额在2012年达到了690万美元，其中2000年的一件作品《Meu Limão》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210万美元的高价（这至今仍然是她的最高纪录）。在随后几年里，米拉兹斯的年度拍卖总额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为235899美元。这一年，艺术家离开了她在纽约的长期代理方James Cohan，转投佩斯画廊。2021年，同样代理该艺术家的白立方在香港巴塞尔上以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她2014年的一幅画作《小树》。去年，她的16件作品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为 220 万美元。虽然她的年度总成交量从未达到2012年最高成交量的一半，但自2013年以来，她的作品年平均成交率达到了77%。
从批评和市场的角度来看，哥伦比亚艺术家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的遗产都是非凡的。尽管他那种把人物画的很丰满的作品多年来在评论家和策展人中时而受到青睐，时而被冷落，但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却一直强劲。在过去十年里，他的拍卖销售额达到了2.629亿美元，仅次于丰塔纳，成为拉丁美洲最畅销的艺术家之一。
博特罗的艺术生涯始于14岁，当时他将一幅画以两比索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兜售斗牛票的人。2023年9月他去世后一个月，佳士得纽约以513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他1979年的画作《音乐家》，创下了他的作品拍卖纪录。在这77年间，他两次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展览中，分别是1958年和1992年，并逐渐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使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位富有的藏家。
在本世纪初，博特罗的总拍卖销售额在七位数的低位徘徊，但在2005年飙升至890万美元，次年更是跃升至2160万美元。除去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下滑外，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都相对稳定，保持在2000万美元左右。然而，去年这一数字再次飙升至3930万美元。他于9月去世后，人们似乎被激发了对其作品的新兴趣。艺术市场的另一个强劲指标是，在过去三年中，只有约20%的拍品以低于平均估价的价格售出，超过一半的拍品都超出了最高估价。
博特罗市场成功的一个表现是他的多种媒介作品都很受市场认可，这在“很有选择性”的艺术领域中实属罕见。在他的拍卖成交价前十名的作品中，有四幅是绘画，六件是雕塑。他表现最好的雕塑作品排名第二：1999年创作的11英尺高的《骑马人》，于2022年在佳士得纽约以超估价的432万美元拍出。这个人物表情沉静、目视远方，仿佛为一段漫长的旅程做好了准备。
展望未来
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最新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几乎没有市场曝光的艺术家非常多。比如智利画家玛丽亚·阿拉尼斯（María Aranís, 1903-1966），关于她的信息非常少，在Artnet价格数据库中也没有任何条目。还有哥伦比亚画家和平面设计师马可·奥斯皮纳（Marco Ospina, 1912-1983），他仅有一件作品上过拍场（售价不到8000美元）。“无处不在的外国人”可能会极大地提升这些艺术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市场表现。他们的市场会像费尔南多·博特罗那样持久，还是像贝亚特丽兹·米拉兹斯那样不稳定？今年的双年展又能否为整个拉丁美洲艺术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只有时间能揭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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