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真相的可能性——评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

文摘   2024-07-26 08:40   上海  


【编按:本文转载自《世界文化》2024年第7期,部分有改动。】


    坠落,可疑的线索,确凿的证据,是自杀还是他杀,起因又如何,这宗案件需要破解。影片《坠落的审判》讲述了妻子桑德拉因丈夫萨穆埃尔从家中楼顶坠落身亡而经历审判的故事。法庭追踪、解释种种证据,这一对夫妻之间的隐私、纠纷与争执被拿出来当众分析,而证据越来越多,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审判长向丹尼尔,这对夫妻十岁的儿子,解释法庭存在的目的,“庭审的重点不是你要听到什么,是要还原事实真相”。因此不管看似多么扑朔迷离,难以定论,开头提到的问题在法庭这个场域里必须要有确定的答案,这些答案也会被视作绝对正确,等同于审判长所说的真相。桑德拉是有罪还是无罪,与此同时她是怎样的人,丈夫萨缪埃尔又是怎样的人,这些问题经过讨论、呈现,最终会落到一个确凿的“真相”之上。


    萨穆埃尔坠楼前一天两人争执的录音无疑是庭审中最关键的证据。它充斥着双方隐忍已久的不满,毫无保留地记录着最具攻击性的言辞,也因为桑德拉对丈夫当时的录音行为并不知情,这段音频几乎被视作最接近于“真实”的证据,暗自诉说桑德拉卸下伪装的面目。真相的内容让人愕然。萨穆埃尔指控桑德拉对自己情感上的冷漠、写作灵感的挪用,这一切在桑德拉口中成为丈夫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借口。“你在抱怨你自己做出的选择。但实际上你压根不是受害者。”萨穆埃尔表示想要协调家庭责任的分工,给自己腾出更多时间用于写作,桑德拉平静地表示认同,但似乎依旧回避讨论照看孩子、家务等等的具体时间分配。这对夫妻各自承担的社会与家庭责任是与传统观念倒置的,桑德拉以自己的事业为中心,萨穆埃尔则看重自己与孩子的亲密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话语由桑德拉说出,让观众产生一种错位感,因为传统的男性逻辑与家庭角色在这里由一位女性承担。显然导演特里耶有意摆弄性别的刻板印象,把情绪上的冷静(有时甚至是冷酷)赋予了女性角色,而将塑造了高度情绪化的男性,颠倒了男女角色的性格与社会角色设置。

影片中萨缪埃尔在阁楼的工作室,坠落发生地


    一方面,性别倒置将男性对女性的情感施压以陌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直面两性关系的矛盾根源。另一方面,这又玩弄了观众内心的性别期待。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最本能的期待是看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而性别翻转带来的惊愕创造了桑德拉独有的魅力。她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的桎梏,独立清醒,沉着冷静,对应着女权主义话语呼唤的新女性。也正是在这一程度上,《坠落的审判》流露出女权主义色彩,它创造了一条新的、属于独立女性的可能路径。

    值得玩味的是,观众与影片内的公众是否愿意心甘情愿地被桑德拉的魅力吸引,又或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性别传统,对这样一个超出常规的女性角色感到隐隐的畏惧呢?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关于萨穆埃尔和桑德拉之间性别倒置的“真相”让人接受起来有些犹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观众赞扬桑德拉、同情萨穆埃尔,这是否又一次掉入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女性的吸引力陷阱?我们是否会放大桑德拉的人格魅力,而轻视这些特质自身就暗含情感暴力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是否会单纯因为桑德拉的“男性魅力”而喜欢这一角色,只是欣赏女性身上的男性特质,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这意味着巩固、而非突破已有的男/女性别对立。因此,观众赞扬新女性角色的同时,更需要超越性别特质与性别建立的联系,关注特质本身,也就是重新思考“独立”、“冷静”或者“无私”、“情绪化”等等这些本不应与性别挂钩的特质,究竟会对个体自身和他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而不是单纯欣赏非常规的性别表达。影片想要传达的核心或许是,不管性别角色怎样由双方扮演,缺少真正沟通和同理心对人造成的伤害都是超出想象的。坚持实用主义思维的桑德拉没有关照萨穆埃尔沮丧的情绪,情感饱满的萨穆埃尔过分强调自己的牺牲而忽视了桑德拉的付出,显然问题的关键并没有随着二者性别交换而改变。因此,除了用特殊的手法展现传统婚姻结构中男性对女性的情感暴力,导演更在邀请观众超越性别扮演,直面婚姻中潜在的矛盾,这是电影通过男女气质倒置格外强调的一点。影片关于性别的反思并不停留在新女性角色的塑造之上,而触及到了性别观念进步的过程中最难以言状的核心目标,即性别特质的“去性别化”。如今,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观念已经广为接受,那么如何尝试从“去性别化”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性别问题,《坠落的审判》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桑德拉在法庭上

    正如上文所说,性别角色置换带来的迟疑感是桑德拉与萨穆埃尔二人生活“真相”难以接受的一部分原因。事实上,桑德拉究竟是有罪与否,似乎不是电影要关注的中心,而是怎样读解、构建的“真相”会赢得观众(也包括影片里的法官)的信任。让人对桑德拉心存疑虑的另一部分原因来源于她努力呈现出来的真相与法庭意图重构的“真相”之间永远存在的差距。丈夫已经无法作证,因此桑德拉完全有可能曲解事实、编造谎言,这一阴影笼罩着她提供的任何叙述。究竟要怎样做,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依托一些证据,用几个形容词精确地描述一个人,同时还让对方信服?桑德拉疲倦感的根源便在于此。她向儿子丹尼尔倾诉自己对丈夫的爱,要怎样才能向法律证明两人相爱,到底要怎么呈现出一个更“真”的真相,她深感无奈。


    与法庭所代表的抽丝剥茧的逻辑相反,重构“真相”的困难之处在于,即便有可能分析出正确的答案,也可以最终确定案件的性质,但事态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又最终引向那个答案,似乎有很大一部分都淹没在逝去的时间里。哪怕回溯,也只能构建一个貌似合理的读解,却无法等同于“真相”。“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正是无法彻底还原的。出庭时,她多次意图描画两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双方混乱的心理,努力呈现自己与丈夫真实的处境,以此回应关于二人关系的种种解读。不管桑德拉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为自己开脱,但凭借一些证据和记录的确难以重塑一个人,因为重塑的开始就意味着这永远都已经是对人的读解,是带着某种逻辑预设,拼凑推理出那个理论上成立的人,却无法被叫做人的“真实”还原,但法庭恰恰试图抽丝剥茧地还原案情,甚至还原已经死去的萨穆埃尔。事实上,审判过程中重建“真相”的目标与方法之间存在着矛盾。还原案件实情意味着合理化某一种解读,但如何证明这种解读相比于其他解读更加“真实”?这也让我们无数次接近“真相”,却又被存在另一种真相的可能性吸引。

丹尼尔出庭作证


    丹尼尔并不知道事故当天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清楚自己应该相信哪种说法。临时看护人马尔热这样回应他的疑惑,“当我们缺乏评判某事的要素,而这种缺乏无法忍受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出决定。”如果丹尼尔没有在出庭作证时,言说那一段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回忆,想必审判不会像这样爽快地告终。随后丹尼尔关于编造记忆的追问,让他的证词更加难以信服。丹尼尔回忆父亲表露出的自杀倾向,画面闪回,回忆中萨穆埃尔说话的声音一直以丹尼尔的声音出现,这暗示着这段记忆有被修改的可能。除了影片中在法庭上呈现的证据以外的,导演并没有给予观众任何有关桑德拉和丹尼尔内心活动的透视。也就是说,观众也只是这场审判的陪审,无法借助当事人的视角获得真相,只好在不同叙述中摸索真相的痕迹。既然桑德拉和丹尼尔都有篡改和解读记忆的嫌疑,那么谁能确保最后无罪的判决就一定揭露了真相?面对最终的判决,我们是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个由法庭宣布的“真相”,还是继续质疑另有“真相”存在?


电影中出现的庭审旁听者


    在其中一次庭审开始前,镜头随机定格在旁听者们期待的脸庞上,观看电影的观众,也像庭审的旁听一样,观看着案件“真相”的生产,运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试图还原真相。然而,从援引那一段录音开始,编织真相的材料越来越复杂,甚至桑德拉笔下的人物,也被视为她内心的投射扯进法庭的讨论,观众在一个又一个叙事中彷徨,越来越难做出判断。求真这一过程带来的疲劳,甚至让人暗自期待结局,不管哪一种判决都意味着从难以重构的真相中解脱出来。而“真相”那不可亵渎的光环,甚至也随着漫长的追求过程渐渐衰弱了。“我的工作就是掩盖踪迹,让小说可以摧毁现实。”这是据影片呈现的电视节目引用,一句桑德拉在采访中的原话。这并不是指颠覆现实中的真相,而是让真相变得不那么重要。当求真的过程成为具有观赏性的过程,也意味着创造真相的过程反而比真相本身更加引人注目,更具有价值。


电影庭审拍摄的现场照片


    如果我们回到观众的视角上来,观众在影片叙事的引导上求真,在观看多方读解、辩驳的过程中求真,在有可能存伪的叙述里求真,似乎也落入了导演编织的“真相”圈套里。直至最后,我们都还在紧盯着长镜头呈现的人物面孔,捕捉可能出现的暗示“真相”的微小细节,却发现电影就这样结束了。甚至走出影院,我们还在为了真相究竟如何苦苦思考,反复把玩心中在意的线索。不知导演是否有意和观众玩一出真相游戏,在影片中引导观众执着于获得那个无法获得的真相,这是对于求真这一心理的反讽,也是《坠落的审判》的精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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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24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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