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日，一位穿着崭新衣服的黑人女孩，手捧圣经，走上市政厅前的台阶。她紧张地嚼着口香糖，台上台下的人们纷纷向她投来祝贺和称赞的目光。她身后的椅子上清晰地标着她的名字，达萨妮·科茨。而就在那天，纽约市的新市长白思豪宣誓就职，并立即宣布将对市立收容系统进行改造，重新启动房租补贴项目。白思豪的上任象征着右翼市长布隆伯格执政11年的终结，许多人将他视为“新政”的希望。![]()
左起：达萨妮、香奈儿（母亲）、阿维娅那（妹妹）
然而，接下来的五年里，达萨妮一家并没有因为媒体的关注而得到改善。相反，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甚至走向了家庭的分崩离析。这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历经八年，深入跟踪报道的赛克斯一家的故事，是纽约市200万生活在贫困线{依据补充贫困标准 [The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SPM)]，对于两名大人和两名孩子的租客家庭的贫困线是43,890美金）以下家庭（“Annual Report: The State of Poverty and Disadvantage in New York City” , 2024）的故事，也是全美近3800万贫困人口的集体写照（“Poverty rate U.S. 1990-2023” , 2024）。在原书名中作者故意隐去纽约这一具体城市名称，而只是说“一座美国城市”，是为了凸显出贫困问题在美国社会的普遍化，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不可避免，在高度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分层才能凸显出阶级之间的不同。然而就贫困这一问题若剖析了来看又有着深层次的含义，正如安德里亚在后记中所说“贫困与种族是分不开的”（Elliot, 2023: 556）。美国是移民国家，希望塑造的形象是流体社会，而不是现在事实所表现出来的固化。这种固化体现在许多方面，仿佛美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多元在崩塌，整个国家急切地想扑向它的相反面，去寻找一种稳定的局面。在吃了移民红利多年后，美国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多元文化的撕扯下逐渐向内坍缩。在美国精神中，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应该团结在国父们所倡导的自由与民主旗帜下，忘却自己过往的身份与种族，同时也要忘记他人过往的身份与种族，像调色盘上的颜料一样融合在一起，形成名叫“美国人”的身份。但在建国200余年的历史当中，昂撒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却忘记了尊重他族移民的身份，甚至试图让他们忘记自己的族群身份。 原书作者安德里亚·埃利奥特
在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中，竟有超过半数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数据在表现间接震撼的时候是有力的，但是在传递设身处地之人的感受时，又是十分苍白的。与收留所一街之隔，便是公房住宅区，但是达萨妮幼年时期的家庭甚至无法负担起廉租房的价格，只能住在收容所里。她早晨去麦金尼学校上学，时常受到同学的嘲笑，放学后她跟在疲惫的大人身后，拖着鼓囊的行李箱，好像都市中的游客，没有家的游魂（Elliot, 2023: 9）。简短得好像版画一般的城市图景，映照出的却正是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上世纪的民权运动中，种族问题在一连串暴力与政治斗争中被小心翼翼地披上了政治正确的蒙纱，而步入新世纪，种族问题却似乎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出口：阶级矛盾在美国从未如此激化。在后911时代和经济危机常态化的背景下，美国陷入了一种持续颤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稳定并非外部力量的强加，而是内在因素不断积累和滋生的结果。通过选择性地忽略大部分群体，美国看似在某些方面提升了包容性，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反而人为地加深了排外的隔阂。在过去二十年中，非裔美国居民的贫困人群普遍能达到联邦规定线下30% (Wilson, 2007: 220)，而这其中的原因大多是隐形的。内战结束后，吉姆·克劳法在南方依旧盛行，虽然享有“自由”的黑人可以四处行动，但是在所谓“分离但平等”的软种族隔离政策下，黑人很难享有与白人相近的权益。在种植园经济刚刚暗淡的南方，一切都还照着原来的模样在进行。这时“先进”的北方便显得十分有魅力起来，大批有色人种选择借此机会北上搬迁，去寻找机遇。书中达萨妮的母方家族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当时称为避难之所的布鲁克林。这一时期的迁移具有多重含义，不仅仅是家族地理位置的转变，更象征着一种身份的洗礼与重塑。对于那些在世界之都寻求新身份的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来说，这标志着他们第一次经历了有意识的历史身份断裂：为了逃避原有的自我，不得不踏上寻找新自我的旅程。书中呈现的黑人群体生活同样充满了裂痕：一方面是拿着高薪的中上阶层，另一方面则是那些频繁进出监狱和戒毒所的社会底层。这种分裂现象需要从宏观与个人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才能真正理解其成因。![]()
黑人上街游行反抗吉姆·克劳法
一、 宏观层面
1. 政府政策
在国家和城市的运作层面上，最宏观的影响因素无疑是政府。然而，政府监管的缺失以及错误的政策制定，常常成为导致有色人种陷入困境的政治根源。政府未能提供有效的支持，反而通过不平等的政策加剧了这些群体的边缘化，使他们在经济、社会和司法体系中更加脆弱。二战期间，超过120万的黑人士兵参加了战斗，而他们受到的待遇包括血库隔离和不允许参加欧陆的战争（直到临近最后黑人才被允许登陆亚平宁半岛作战，死伤惨重），他们被派去与西部的印第安人作战（Elliot, 2023: 90）。在完全没有损耗白人所谓民族优越感的同时，将种族矛盾转移至黑人和印第安人这两个北美大陆上的弱势群体之间，导致黑人在二战期间获得了所谓“水牛兵”的称号。在战争之后国会通过了历史上著名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大批的退伍军人得以获利，这直接推动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Elliot, 2023: 93），而这其中并不包括有色人种的群体，因为获得此项法案派发的住房补贴的非白人不到总数的1%。在住房上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隐形歧视一脉相承的是始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优生学住房政策，通过种族红线和种族等级等手段，实行种族隔离（Lovett, 2020）。其中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和房主贷款公司（HOLC）通过对房产和居住社区进行等级划分来确保所谓住房贷款的“安全”，他们也以红线为由头拒绝向部分社区提供住房贷款。不动产作为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一环，在美国中产蓬勃的萌芽时期，白人群体发展迅猛，而黑人受到打压被迫停止财富的积累和发展，在短时间内便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有色人群由于贫困，无法获得政府的正当支持，不得不在某些地区长期聚集，最终这些区域成为了贫困和社会排斥的象征。久而久之，这种针对非裔美国人及其他移民群体的系统性排斥，从最初的局部政治行为，演变为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
优生学改革运动
在美国的国家运转中，分权制度作为立国的核心思想，旨在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实现制衡。然而，随着权力的不断下放，权力和行政机构在不同层级也被细分为各自独立的职能部门。尽管这一分权思想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它有时反而成了社会负担。各个机构各自为政，任务目标不同，考量标准也不一，导致很难显性地量化或协调一致。当个人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政府帮助时，往往面临机构之间的推诿和撕扯。每个步骤都必须严格遵循各机构的规章制度，而这些制度通常不是当事人能够参与制定的，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对其并不了解。在这个体系中，当事人通常没有话语权，更别提决策权。在文中常让人感到绝望的是ACS（The New York City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s）会根据例行要求对有疏忽家庭实施监管和调查，但对调查结果的异议却时常无法通过与ACS的交涉直接得到解决。这些事件往往需要通过正式的渠道在民事法庭得到疏解，而事件的种种细节在一层层的规范化处理当中遗漏甚至歪曲。结果，在实际办事过程中，很多问题要么草草处理，要么根本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这种困境往往是穷人面临的难题。富人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简化繁琐程序，迅速解决问题。达萨妮家庭常陷入与政府的纠纷，他们却几乎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而只能接受政府指派的律师。但拿着低时薪的公派律师们往往对这种案件不上心，即使开庭也总是顺着官方已有的决定走，几乎每场所谓的庭审都在香奈儿和无上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恼怒中结束。而中上阶层家庭在遇到法律纠纷时，能够跟自己请的律师即时沟通交流，在庭审现场的表述更为全面清晰，对于案件的走向也更加自信。这一社会法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使得贫困群体在体制中的无力感愈加深重。
2. 资产与教育
在早期与白人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移民落居下风，财产积累远不及白人群体，而与财富直接挂钩的，是教育。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关于受教育机会的讨论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族问题，而更多与社会阶级相关。在美国，受教育机会的减少主要集中在低阶级群体，而不仅仅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美国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以其高昂的学费闻名。到2024年，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已攀升至约43,000美元（"See the Average College Tuition in 2024-2025", 2024）。这使得即便是普通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依靠助学贷款往往也要等到三十岁以后才能还清本科学费。而对于有色人种而言，这种负担更加沉重。这种高昂的学费直接导致了许多黑人家庭不得不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相较于承担巨额学费，他们更倾向于在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工作市场，寻求经济独立。因为对于本身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来说，大学教育带来的回报在短期内难以显现，反而可能加剧家庭的经济负担。这种现实抉择，导致教育成为贫困家庭难以跨越的障碍，也加剧了他们在社会流动中的局限性。![]()
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
此外，黑人中上阶级家庭也是考虑的对象之一，他们生活在信誉较高的社区，拥有足够的资产来支持子女完成大学教育。这类有色人群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和积累自己的财富，以确保家庭的稳定发展。正如书中所述，获得大学文凭的黑人往往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逐渐脱离原本的黑人社区。而留下的黑人群体，因长期失业和被社会排斥，往往陷入毒品走私、滥交和暴力犯罪等“适应不良行为”的泥潭（Elliot, 2023: 99）。随着这些中产黑人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主要由白人主导的中上阶层——他们的切身利益逐渐与白人群体交叉、甚至重叠。这使得他们在维护现行制度方面，或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到维持对白人有利的统治政策中。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与资源分配已与白人群体紧密相连，迫使他们在维护现有社会结构时，间接或直接地打压其他少数群体。这是因为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在社会认知层面，同一种族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中低阶层的内部矛盾。由于存在着黑人成功融入中上阶层的“成功案例”，社会制度的表面公平性得以证实，而那些未能成功的人往往被迫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这种现象成为新时代自由主义通过阶级分化来缓解甚至稀释种族矛盾的一种手段。通过将关注点从种族问题转移到阶级问题上，制度得以延续，而种族矛盾则被隐藏在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中。
3. 媒体与个例
1974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乔治·布里斯在报道琳达·泰勒的事迹时第一次使用了“福利皇后”这一称号 (Mould, 67)，从此成为美国公共服务历史上的一个污名化代表。泰勒“有80个名字，30个地址，15个电话号码，但是免税现金收入这一项，她一年就有15万美元进账”（Elliot, 2023: 196），里根总统在一次竞选大会上如是说，希望借此机会整改国家福利体系的他并没有特别提及泰勒的肤色与种族。但是在推动种族化叙事的进程中，这些骗保的形象逐渐地被附着在单亲有色人种母亲身上。社会认为他们是好吃懒做的毒虫，只通过不断生孩子来骗取更多的福利金。在公众形象中他们成为不劳而获且生活奢靡的代表，然而事实上非裔、拉丁裔、亚裔、阿拉伯裔的绝大部分福利领取者都难以完全靠政府发放的资金维系生活。虽然许多学者批评“福利皇后”这一称呼的普及是种族主义、是贬义的，但美国社会对于有色人种糜烂生活的笃信难以改变。![]()
琳达·泰勒与她的律师走出芝加哥市政中心，1977年
与此相关的还有媒体时常大肆宣传的有色人群带来的高犯罪率。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基于事实的，但他们所涉及的只是片段，而非完整的全貌。媒体所擅长的是去报道极端的个例，并用看似中立来描述这些事件，这使得这些极端案例在公众心中产生了普遍的意义。罗斯·M·辛格中心（Rose M. Singer Center）中关押的珀金斯和罗德里格斯都是弑婴的罪犯，他们的犯罪事件加紧了ACS对于失职家长的调查和管控（Elliot, 2023: 512），但是许多案件在公事公办面前并不能统一而论，尤其在孩子的家庭成长过程中，往往是非线性且不可预测的。家长对于孩子的影响也并非可以量化考虑的，如果政府机构频繁插手，反而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一种莫名的压迫感。纽约市每年有约5.5万起ACS负责调查的虐待或忽视儿童事件，在全纽约有半数都是白人居民的情况下，市寄养儿童却几乎全部都是有色人种（Elliot, 2023: 45）。通过聚焦于特定案例，媒体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有色人群的看法，也可能加剧社会的误解和分裂。固然媒体在增加大众认知这件事情上有一定贡献，但是就美国社会来说，各大媒体机构都是在资本协助下运作的，报道的内容也必然是有着所谓宣传意味的。不难发现，许多人在街上对黑人投去侧目，往往是因为在新闻报道中频繁接触到有关有色人种的犯罪事件，即便他们自己并未亲身遭遇过任何攻击性行为。这一现象正是媒体对话语进行操控的有力证据。在无形中，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宣传不仅在塑造公众意识方面发挥着作用，也不免是一种对于种族关系的负面导向。这种宣传方式不仅加深了社会对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促使他们在面对多元文化时产生怀疑和排斥。这一过程反映了媒体在种族问题上的复杂角色，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塑造者。在接下来的一篇中，我将集中探讨美国种族社会问题在个人层面的种种症结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