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华东师大美国研究中心2024年自设研究项目启动，研究范围包括美国大选时期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大众文化好莱坞电影、美剧、音乐剧，美国时政，2023-2024美国获奖文学作品研究等。研究成果现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2024年，杰恩·安妮·菲利普斯（Jayne Anne Phillips，1952-）的新作《守夜人》（又译《夜巡》）（Night Watch）（2023），从一对母女治愈创伤的角度再现了美国南北战争及其余波。该作不仅入围202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获评《纽约客》年度最佳图书，更是一举荣膺2024年普利策小说奖。
菲利普斯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1970年以来，她已出版6部小说与2部短篇小说集。其作品中一致呈现出对蓝领群体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使菲利普斯成为“肮脏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Ed. Bill Buford, Dirty Realism: New Writing from
Ame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菲利普斯本人对他人给自己的归类未置可否，但这一标签却容易让读者忽略其通过文学写作追求历史意义的初衷。
菲利普斯早在《机器之梦》（Machine
Dreams）（1984）和《云雀与白蚁》（Lark and Termite）（2009）中就展现出其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的写作风格。新作《守夜人》的出版则接续前两部作品，象征着“战争三部曲”的圆满完成。然而，这部作品最终斩获普利策小说奖令海外各路流媒体质疑不断，呼声不外乎对小说情节模糊、人物冗余以及煽情感伤的写作手法的指摘。甚至有犀利的声音指出，该作获奖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其书名与多部经典著作相近甚至相同，如特里·普拉切特的《夜巡》（Night Watch）（2003）、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著作《守夜人》（The Night Watchman，中译名相同，英文原名相近）（2020），认为奖项的颁布不过是“编辑的选择”，是出版社提升销量的一种营销手段。但是从更为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菲利普斯的《守夜人》能够跻身美国两个最为权威的文学奖项竞选足以证明菲利普斯作为一名创作者的过人之处——她对战争场景的细腻刻画、对战后余波带来的阵痛与创伤，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描写得入木三分，理应引起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仍能感受到危机四伏与硝烟弥漫的大众的共鸣与认可。更重要的是，她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近年来美国文学评论的历史转向：关于历史真相与边缘群体的话语开始逐步走入大众视野，也逐渐被官方权威奖项予以青睐。202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发给了贾斯廷·托雷斯（Justin Torres）取材于历史真实事件的同性恋题材作品《黑幕》（Blackouts），而在同年，普利策小说奖在给《信任》（Trust）的颁奖词中指出其“以过去的美国为背景”，还原了历史中资本的累积与被压抑的声音。因而，菲利普斯这部以内战为背景，关注普通家庭的作品能够拔得头筹也就不足为怪。华盛顿邮报评价“菲利普斯的艺术良知没有让她在‘好人和坏人一样受苦’这个真相面前退缩”、华尔街日报赞其“描绘穷人、精神障碍人士、伤者和其他脆弱的灵魂”，正是肯定了菲利普斯对历史叙事中常常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声音的关注。菲利普斯以个人化的表达书写人类共通的情感，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与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十分契合。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批判传统历史主义将所谓“虚构”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割裂开，即“文史相异”的看法。《守夜人》以其复数的、小写的“多元化”的历史观、多模态叙事的文本观，最终达成了具有“超历史”性的审美维度和现实启发，成为了新历史主义“历史”与“文本”相交融的典范，寄托了菲利普斯本人对历史意蕴的深度思考。一、“故事”与边缘人物建构的多元历史
菲利普斯十分注重运用充满文学想象的“故事”实现历史的建构。也正是因此，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故事不断交织，让《守夜人》的情节显得错综复杂：十二岁女孩康纳莉的亲生父亲参军后一去不复返，趁虚而入的南方士兵以“爸爸”的称谓，给康纳莉母亲带来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蹂躏。战后，康纳莉与母亲在特兰斯-阿勒格尼精神病院（Trans-Allegheny Lunatic Asylum）治疗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院内神秘的“守夜人”正是康纳莉失踪已久的亲生父亲。虽然父亲最终与母女相认，“守夜人”却在与“爸爸”的搏斗中英勇牺牲。这其中，特兰斯-阿勒格尼精神病院及其主治医生、康纳莉的亲生父亲负伤的荒野之战（Battle of Wilderness）都是真实的历史。菲利普斯依托这些看似碎片化的资料，将身份、创伤、家庭等多个议题杂糅进《守夜人》中。历史本身并非是碎片化的，但是呈现在小说中却是碎片化的，这说明了作者的取舍，用碎片化的叙述方式表现历史。由此，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历史文学化在小说中的表现。也是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关于“所有历史都是叙述”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作品的叙述方式，但同时，历史的影子留在了作品之中。这是小说与历史互相利用，互相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虚实相间的写作风格，是作者在暗示读者，历史与故事一样，不但是复杂的，而且还具备文本性和人为建构性。菲利普斯在接受采访时就《守夜人》的虚构性和故事性予以确认：“历史总是告诉我们当权者所强调的事实，而文学告诉我们的是故事。我们在故事中理解其他生活和其他时代的真相与现实——甚至是那些我们必然会与之渐行渐远的现实”（About Night Watch – Q&A with author Jayne Anne Phillips. https://jayneannephillips.com/night-watch/）。因此，“故事”存在的意义，就是与历史建构的宏观叙述相区别。在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看来，编年史与故事皆是历史书写的原始数据，其与单一历史文献的区别就在于史料的编排加工和动机赋予。在这一过程中，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历史场”（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在《守夜人》这部历史小说中，菲利普斯在1864年与1874年间来回跳跃，将史实经过筛选、归纳，使其具备如编年史般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最终通过情节化、情景化，形成了具有“可以辨别的开头、中间和结局”的故事，实现了其有意识的新历史书写。这种新历史书写透露出的历史观，就是以多元历史消解传统历史的单一性与整体性的体现。这一过程必然需要被边缘化的声音进行参与并加以构建。《守夜人》中人物众多，他们的经历共同构成了菲利普斯新历史书写中“历史场”的重要因素，将情境串联起来，构成了一条条相互交叉融合的线索，成为了以复数的、小写的历史打破单数的、大写的历史的重要载体。《守夜人》中大篇幅的叙述都是从小女孩康纳莉的视角展开。菲利普斯有心设计了从康纳莉视角出发的第一人称叙事——这个十二岁小女孩的记忆是“靠不住的”（slippery），因此她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她从小就因母亲的失语，不但失去了一个孩子本应拥有的欢乐童年，还不得不扮演“母亲的角色”，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即使弟妹是“爸爸”强迫母亲所生，但康纳莉在日复一日的照顾中俨然产生了无私与爱护的“母爱”。可想而知，这些孩子对康纳莉的母亲来说是战争时经历的痛苦回忆。但在康纳莉的视角下，母亲对这些孩子的回避与冷漠变得难以理喻。这时，不可靠叙述的意义就显现了出来，其目的有二：“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 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载《外国文学评论》二〇〇六年第四期）。故事将康纳莉一家人的生活设定在西弗吉尼亚州，当地于1861年决定脱离南方邦联的弗吉尼亚州，随后在1863年加入北方联邦。也许在历史的宏观叙事下，这些白人“自耕农”过着安逸的小农经济生活，最终大获全胜，并无可挥毫泼墨之处。事实上，关于南北战争的历史往往聚焦于经济、文化深受重创的南方邦联，因此文学常常着力刻画南方的坚韧力量（如《飘》），却忽视胜利的北方在战争中同等的受害者地位，同样难以逃脱战争带来的风雨飘摇与满目疮痍。因此，大篇幅从康纳莉视角的叙述，正是菲利普斯希望读者从这些亦真亦幻的故事中自行抽离出对历史真相的判断，那就是战争带来的普遍的身份迷失与情感扭曲。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从康纳莉父亲的角度展开叙述。作者在全篇中都将康纳莉父亲的身世讲述得十分隐晦：他生来就被康纳莉的奶奶迪尔巴拉抱养，幸运的是，他是一个能有自由之身的“白人”；不幸的是因为迪尔巴拉的爱尔兰身份，他也被庄园主蔑称为“那个爱尔兰人”（the Irish），甚至因为与庄园主女儿的恋爱而被强制打上如同牲口般的烙印。作者再次通过这样一个形象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传统的主流历史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概括为南北战争，将黑人奴隶问题描绘得浓墨重彩的同时却将移民带来的族裔争端淡化。与南北战争共时的爱尔兰大饥荒让数以万计的爱尔兰人逃荒至美国，却因为信奉的天主教与美国新教格格不入引发争端。再加上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爱尔兰人逐渐被另眼相待，甚至被冠以“劣等民族”的称号。在参军负伤失忆后，康纳莉的父亲为自己重新取名。主治医生好心提醒他，若是借用自己的姓氏“奥谢”（O’Shea）将极易被认作爱尔兰贵格会教徒，引来麻烦。贵格会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主张人人平等以及宗教自由的信条，使这个团体成为了反奴隶制与族裔纷争的先锋群体。因此，在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掺杂了战争、种族与宗教教派之争等太多敏感话题的乱世中，一个爱尔兰贵格会教徒自然更容易成为被各种反叛分子针对的众矢之的。历史的争端从来都不曾止歇，正是政治、信仰、意识和权力等多方面共同构成了异质、多元又复杂的历史。海登·怀特在文章中曾对新历史主义做出这样的评价：“……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而这样一种兴趣，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隐而不露地对在这一语言进行表述的时候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提出挑战”（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通过这些人物的呈现，菲利普斯成功地打破了所谓权威的、主流的历史，让日常那些被湮没、被边缘化的声音“再现”了历史。除了康纳莉和父亲这两条主要的叙事主线，菲利普斯在书中同时描绘了属于那个年代的“众生相”：不堪压力毒死妻子的店铺老板；迪尔巴拉对康纳莉母女的暗中支持与帮助；精神病院内女性病患的悲惨经历、管理人员透露出的复杂人性；康纳莉母亲与主治医生最终达成的精神共鸣、组建家庭。历史带来的残酷与温情尽数在细节中展现给读者，折射出“大历史”下个体的生存与挣扎。而这正揭示了“小历史”的真谛所在：让我们回望那个特定时空，在文学与历史的沟通之中还原历史的本体。二、蒙太奇与互文性建构的多模态文本
历史书写依靠的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呈现，更需要将其以“空间化”的手段再现。新历史主义一向主张，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前进，而是“在阅读文本、理解世界和把握文学精神之时，总是将时间并置，即时间的空间化”（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菲利普斯在《守夜人》中充分采用了蒙太奇叙事以及作品间的互文，将不同的个体置于当时当地的场景之下，由此以时空变换割裂了历史的线性叙事。对历史“空间化”的解读，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关注空间上的“并置”（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类似于电影学上的蒙太奇。蒙太奇的基本手段就是实现多线叙事进程中不同场景的“同步叙述”。《守夜人》中将时间同步精确到了每一天，除了康纳莉是第一人称叙述以外，其余一律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叙述同一时刻内不同角色在相互隔离、互不相关的空间内的所作所为，由此达成了情节“并置”的平行蒙太奇叙事，打破了传统文学中章节间直接的因果关系，实现了叙述形式的“空间化”。不仅如此，菲利普斯还将这种“空间化”的手段应用到人物意识在空间上的移动，引起彼时与此时的景象与思想活动的“叠印”，令读者体悟历史的厚重。例如迪尔巴拉在寻子途中的暴风雨，在转瞬之间引起了人物意识流中的场景“闪回”：“风的咆哮声震动着她，变成了尖叫，她觉得自己离那些逝去的人很近——她母亲的死亡，她在昏暗的木屋里接生的死婴，还有那些开始是活着的婴儿，为母亲而悲伤哭嚎，然而最终却死去了……那么多的呼喊声，被抢的、被利用的、被寻找的、早已远去的记忆击打在她身上，在这狂风暴雨中嚎叫着，在那撕裂着她、摇晃着她的大雨中嚎叫着。”寻子旅程的艰辛与迪尔巴拉一直以来身为“爱尔兰人”的创伤经历都通过这一手段展现了出来，更通过迪尔巴拉的回忆再现了南北战争前底层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的生活窘境。与“并置”相对应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是通过“反复阅读”实现的“反应参照”。作者在不同空间中有意使用相同的意象，从而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再局限于时间上的连缀，转而思考意象的隐喻暗示，形成隐喻的空间化。迪尔巴拉踏上寻子征程前，将一面小圆镜给了年幼的康纳莉，告诉她镜子能让她看到旅途中的奶奶。然而，正是这面镜子反射出的阳光，给康纳莉及母亲招来了“爸爸”这个不速之客。与此同时，康纳莉的父亲——刚刚身负重伤的“守夜人”，在镜子中却看到了战争给自己带来的可怖伤疤。借书中医生之口，菲利普斯点明了“镜子”在战争时的稀缺与难得，但她在不同空间内反复强调这一意象，很难不让人想到其中的隐喻意义。镜子，象征着家庭的希望——“爸爸”拿走了康纳莉的镜子，并开始不断侵扰康纳莉和母亲组成的家庭；也是在精神病院内这面镜子的失而复得，让母女二人摆脱了灰暗的过去，与真正的父亲“守夜人”在精神病院这个空间内实现了团聚。同时，镜子也可以理解为一面“多棱镜”，暗示了战争境况下个人命运的随机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康纳莉一家人在战争风云中各自经历了坎坷曲折。菲利普斯将小说“空间化”的叙事策略除了采用蒙太奇手法外，还通过互文南北战争共时的历史文本还原了历史语境下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手段。“文化诗学研究不再把作家视为孤独的天才，各种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互文性关系。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原创性”与“互文性”的结合”（陶水平：《“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载《江汉论坛》二〇〇七年第八期）。这种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将历史视为一种社会能量或权力话语，不仅在各类文本中流通，并且在包括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文化文本中流通，促成各类文本互相阐释、交流对话，力图共同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在《守夜人》的附录中，作者将自己创作过程中进行深入研读并加以引用的作品一一列出，大多数都是历史纪实作品：《亲历者讲述的美国内战》、《精神病院的经营艺术》和《隐形的爱尔兰人》等等。其中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直接注意到的、最主要的互文来源是托马斯·斯托里·科克布莱德医生所著的《精神病院的建造、组织与总体安排》。这部专著出版于1854年，先于美国南北战争近10年，作者提出的道德疗法以“革命性”的创新颠覆了过往对精神病患者的暴力压制，代之以蕴含人道主义关怀的“道德疗法”治愈病人。在当时，这一疗法被大力推崇，曾风行五十余年，可见有一定成效。菲利普斯不但在书中的章节直接援引片段以映照小说中对精神病院生活书写的科学性与真实性，而且在书中虚构了一位与科克布莱德医生为亲戚的主治医生，大力推崇并完整贯彻这部著作记录的人道主义治疗方法。现实中的科克布莱德医生最终与自己的一名患者相恋，这一事实也被沿用在虚构的主治医生与康纳莉母亲身上。菲利普斯由此强调的是医生与患者之间人格的平等，实质上是在试图颠覆以往精神病院中医生凌驾于患者之上的绝对权力。除了以此书作为参考设置基本的空间场所外，菲利普斯进一步利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精神病院的历史档案与真实样貌。如康纳莉母女的单人房里有可以“俯瞰草地的窗户”、打开的气窗等陈设；再如文件记录的1864-1889年间患者入院的原因，涵盖了“过度学习宗教”“阅读小说”等鲜为人知的条目；又如专著中对“精神病院人员基本配置”的详尽记录——作者对真实历史境况的呈现、对精神与心理健康的关注都在互文当中不言而喻。她在接受采访时坦称，自己的外祖父在经济大萧条后精神崩溃，进入精神病院仅数周后就去世。因此，书写对精神病患者的人道主义施救对作者本人而言也是一个契机，寄托着她本人对精神病治疗过程中权力与偏见消解的美好祈愿。以历史专著中选取的史实为基础，菲利普斯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描绘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物心理的微妙改变和战争创伤的深远影响，兼顾了与互文作品一致的精神逻辑以及自身细腻感伤的写作风格。康纳莉以女仆的身份照顾母亲，虽然身为医护人员收获了归属感与荣誉感，但她毕竟是一个在战争中被迫成长的孩子，仍然渴望爱与关注。因此她既为逐渐痊愈的母亲展露出的贵族气质与良好教养而自豪，又因母亲即将迎来的新感情与新生活而孤独感倍增。康纳莉的父亲也是心理描写的重点对象。他抛下妻女，奔赴战场，是基于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他回来时将不再是一个东躲西藏的自由人，有给狙击手配备的精良步枪和为第七骑兵提供的强壮坐骑”。凭借一时的雄心壮志奔赴战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经典虚构小说《红色英勇勋章》。主人公同样出于雄心壮志光荣从军，却在战场上不断露怯，最终看见同伴的死状而出离愤怒，光荣负伤。菲利普斯对康纳莉父亲的描绘与此如出一辙，这种有意无意的“互文”体现的是对当时历史情境下士兵普遍心理的洞察。菲利普斯采用蒙太奇与互文，将碎片化的历史以“点睛”的方式编入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中，在“历史小说”这块拼图中拼上属于“南北战争”的重要一块。这恰恰是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的实践：经过将历史与文学的并置，读者得以在二者联结中窥见历史的文化意义，从而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中让历史抵达当下。(Jayne Anne Phillips, Night Watc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23)（注：本文章因版权问题，仅节选部分内容于本公众号内分享，请勿作他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