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华东师大美国研究中心2023年自设研究项目启动，研究范围包括美国政治极化、大选趋向、中美关系、好莱坞电影发展问题、大众文化之流行音乐、音乐剧，2022-2023美国获奖文学作品研究等。研究成果现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内容提要：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沃的新作《恶魔铜头蛇》一经出版就斩获了2023年普利策奖小说奖。小说围绕美国阿巴拉契亚乡村男孩达蒙·菲尔茨一波三折的成长故事，描述了身处穷乡僻壤的底层白人一步步从误入歧途、到深陷穷苦漩涡、再到努力自救的过程，以小见大，呈现了美国当代社会的家庭寄养、药物滥用、福利政策等生存问题。小说将重点放到了阿巴拉契亚地区乡村和更广大的美国社会底层人群上，尤其通过书写那些处于边缘境地的穷白人即“白种垃圾”的生活体验，形成了对主流叙事中美国繁荣景象的解构，推动穷白人摆脱边缘地位和失声状况，并从根本意义上指向了当代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贫困与反贫困的重大议题。
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 1955-）是当代美国文坛一位颇具盛名的女性小说家，自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以来，其多部作品荣登百万销量畅销书榜，被编入美国高中课本以及大学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堪称“畅销级严肃小说家”。2023年，金索沃凭借其新作《恶魔铜头蛇》（Demon Copperhead）与赫尔南·迪亚兹的《信任》（Trust）共同折桂普利策小说奖，两部作品从不同的切入点回应了美国当下不容忽视的金钱与贫困的话题。普利策奖评审会表示，《恶魔铜头蛇》的获奖之处在于“由⼀个阿巴拉契亚的男孩讲述，他以睿智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了他遭遇的贫穷、成瘾、制度性失败和道德崩溃，以及他为克服这些而做出的努力”。
金索沃在小说中延续了对于美国南部乡村的取材与描写，以阿巴拉契亚山区为主要的叙事背景，讲述了在托车房中出生的单亲男孩达蒙·菲尔茨（Damon Fields）颠沛流离的成长过程，并以其在不同境遇下所面对的儿童寄养、药物滥用、劳动剥削等问题折射出美国底层白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本文拟分析《恶魔铜头蛇》从底层白人内部视角出发并为之书写的特点，关注小说中刻画的美国底层穷苦白人的个体性成长路径与群体性生存危机。金索沃赋予贫穷丰富的内涵，贫穷既有其自身历史，又隐喻构成社会的贫穷结构，引发身份与阶级政治、边缘群体与主流叙事话语、贫困与福利的隐性关联等一系列时代问题的思考。小说的落脚点并不在于批判个体的堕落，而在于让世人更好地理解与同情，并为生命献上应有的尊重。贫穷只是表象，苦难不是罪过，历经苦难而体现出的生命的弧光更为可贵。
一、底层焦虑: 生而被标签的“白种垃圾”
“首先，我让自己出生了。”（Kingsolver 6）小说以如此简短而又饱含深意的一句话开篇，实际预示着接下来的故事将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一个人的出生，或者更准确来说，一个人的出身是否对于他的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出身决定论与个人奋斗神话，或者说“美国梦神话”之间的博弈，这也是看待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口。传统意义上，自诩为无阶级区别、无地位差异的美国社会中，美国人以“不希罕祖宗余荫，不讲究天生丽质”为宗，不安于一个固定的是社会位置，力求在“梯阶性”社会中冲破一切藩蓠，提升自我地位。（费孝通 30）在这种攀登上进的美利坚民族背后，便是老生常谈的美国梦的神话，美国历史就是构建美国梦的历史，是结合宗教与世俗力量共同缔造的美利坚民族的历史（吾文泉，姚颖 31） 随着阶级固化与贫富差距加剧，“另一个美国”的浮现让美国梦受到了质疑，在这一意义上，《恶魔铜头蛇》的故事核心没有离开美国梦，而是通过讲述小说主要人物的坎坷人生，从美国底层白人角度对美国梦进行了深层解剖。可以看到，“寒门出贵子”在美国社会文化语境下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童话，更广大的底层穷苦白人从童年时期就要历经不断的失落与绝望。
主人公达蒙·菲尔茨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李县，这个被阿巴拉契亚群山所包围的小不仅见证了达蒙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与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而且浓缩了无数像达蒙一样出身白屋寒门的孩子同命运作出的挣扎与抗争。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把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放在底层小人物身上同样适用。“何以为家”是达蒙生来就要面临的，从童年到青春时期，他一直辗转于原生家庭、重组家庭与多个寄养家庭之间，出身所带来的种种刺痛与创伤也许需要一生来治愈。达蒙的原生家庭是残缺的，他的母亲本就是“被寄养的辍学孤儿”（Kingsolver 11），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去世，而母亲对此闭口不谈，祖母曾在达蒙出生后来访却因不想养育男孩而决然离开，留下了苦命的单身母亲与嗷嗷待哺的男孩。后来母亲与卡车司机斯通纳建立了重组家庭，母子两人却长期遭受继父的谩骂与家暴。达蒙又曾先后被寄养在老光棍克里克森家和麦克布夫妇家，小小年纪寄人篱下的他又几次三番地遭到了劳动剥削。出身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他会比同龄孩子遭受更多的磨难，而在这背后可以看到的其实是身份与阶级的政治，正如小说中写道：“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每个出生在这个世界的人都被标记了出局者、赢家与输家。”（2）尽管这并非小说的最终基调，但可以从人物成长过程中看到，其所处的家庭背景与社会阶层对其自我价值的憧憬与实现构成了一道天然的无形的枷锁。
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新闻学教授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提出，“生而贫贱”（fucked at birth）是美国“隐形的大多数”的残酷写照。（7）在达蒙出生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生活着的广大贫困人口，而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白种人，《恶魔铜头蛇》所要书写的对象便是这一群体，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作者，以切实的笔触刻画这里长期生活着的被边缘化、被刻板化、被遗忘的底层白人群体。她在后记中写道，小说的部分内容来源于父母和姑姑“用一种[她]在阿巴拉契亚以外的岁月试图让[她]的舌头羞耻的语言”所讲述的真实故事。（500）在作者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基础上创作的人物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作出身乡村白人的现实处境的化身。安格斯是达蒙的校足球队教练的女儿，当她终于拿到奖学金去纳什维尔去读大学之后，才发现同学们都是一群“被宠坏的顽童”“吃蛋糕的人和资本主义的王子”，包括教授在内的每个人都取笑她的山区口音。（475）这呼应了作者在采访中讲述过的自身经历，体现了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孩子，哪怕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幸运儿，仍然要面对主流社会的无端偏见与歧视，更不要提居住、温饱、教育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的广大贫寒出身的孩子。
事实上，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并非鲜事，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族裔——是常见的对象，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上世纪以来兴起的多种思潮影响下，这些被“他者”言说的群体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在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忘记了，除了广为诟病的种族和性别问题，即便是白人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身份差异与阶级分化，从代表上流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到归于底层阶级的“白种垃圾”（white trash）构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的鄙视链。根据祖先来源、聚居地域、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外貌服饰等因素，不同出身的白人被划分了三六九等；其中，农村穷白人和工人阶级的南方白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诽谤与歧视。在小说中，达蒙所就读的班级里大多数孩子的曾祖父母都是从某个国家来到美国阿巴拉契亚煤矿谋生的白人，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在这个国度生存的权利，但却不从换来生活的尊严，一代又一代被困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
读懂《恶魔铜头蛇》需要对美国社会的阶级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艾森伯格在《白种垃圾：无人诉说的美国400年阶级历史》中，指出了一个尴尬存在——生来就被归为底层的白种垃圾，被美国人狭隘地认识的“危险的异类”（dangerous outliers）。（Isenberg 10）他们最早从英国殖民定居时代便存在，曾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废物”（waste people）、“渣滓”（offals）、“懒惰的橡胶”（lazy lubbers）、“饼干”（crackers）等。（Huber 145）更具体来看，《恶魔铜头蛇》所刻画的是具有地域性和阶级性特征的“白种垃圾”，即美国南部乡下白人，他们在媒体和主流文化中被定义为贫穷、野蛮、落后。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人们习惯带着偏见的眼光看待他们，用“乡巴佬”（hillbilly）或“红脖”（redneck）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称呼他们。尽管现在他们现在也会用这样的字眼来自嘲，但是仍然没有改变的是这样的字眼背后的美国人对他们生来就低人一等的处境。诨名“恶魔铜头蛇”的达蒙不仅是土生土长的乡巴佬，还其继承了默伦琴人（Melungeon）——被归为白种人的白人、印第安人、黑人的特殊混血群体——父亲的绿眼睛和红头发等特征，与当地的铜头蛇形成了⼀种天然的呼应关系。校车司机日复一日地在他的身后啪地把门关上，就像“狠狠地砸在尖尖的蛇脸上一样”。（Kingsolver 9）就像他所说那样，在美国人眼里，蛇就是一条该死的蛇，不像牧羊犬和小猎犬会被区分开来，因为蛇是不重要的，就像你是什么样的乡巴佬也是不重要的。
二、底层困境：阿巴拉契亚贫困问题的表征与症结
小说对李县的描写体现了阿巴拉契亚地区收入水平低、失业率高、毒品问题猖獗、犯罪率高等通病，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必须面对由贫困所引发的关系到生命、健康、财富、资源、环境等多种危机所拼凑成的残酷现实。新奇而令人生畏的“白人下层阶级的幽灵”是晚间新闻中很少展示的白人形象，他们往往使人想到犯罪、吸毒、结伙、未婚母亲和懒汉。（惠特曼、弗里德曼、夏伯铭 28）常年来，美国人缺少对这一群体的全面了解，而从媒体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对这些可悲底层群体的刻板印象，对于造成这一群体可悲生存困境的根源问题视而不见。《恶魔铜头蛇》通过描写在贫苦家庭孩子曲折的成长经历，反映了生活在底层的困境不是简单的个体因素就能完全说明的问题，而是在本质意义上需要透过贫穷的表面看到背后真正的社会症结所在，也就是社会权力与社会机制运行的残酷真相。
首先，在媒体聚焦于阿巴拉契亚地区以来，大众的视线焦点被吸引到了该地区的药物泛滥与毒品危机上，似乎刻意地引导舆论将穷白人的堕落与其自身沾染的不良嗜好挂起钩来。可以说，美国媒体引导社会倾向于简单的认为贫穷就是一种个人问题，却掩盖了贫穷其实是一个社会议题。金索沃早就意识到了家乡存在的问题，她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称:“在我小时候，流行的是啤酒、威士忌和大麻，现在则到处是毒品和成瘾性的药物。”而作者创作小说的本意不是为了批判乡村人的堕落，而是希望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同情这个地区和这种疾病”。在故事发生的上世纪末时期，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鸦片战争”已经在美国国内打响，尤其是在阿巴拉契亚地区，药物危机成为了压倒这个贫寒交迫地区的一根稻草。小说中达蒙的母亲和女友皆因过度服用药物而早早地失去了生命，而达蒙自己也没能逃脱毒品与成瘾性药物的荼毒，曾一度陷入毒瘾无法自拔。他们之所以会沾染上毒瘾，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控制力差或者道德沦丧，更加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成瘾性药物的生产以及流通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829）在逐利的资本的推动力下,暴利的制药业势头强劲，滥用止痛药物的现象有增无减，毒品合法化之路越走越远。小说中有大量与现实相呼应的部分：遇到疼痛患者最多的医生成为了药品代表的黄金目标，不论是通过利益勾结或是虚假宣传，成功使阿片类药物大量进入市场流通，而由于美国政府对于成瘾性药物的宽松管理，以普渡公司推出的奥施康定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不断将人们带往阿片危机的泥潭深处；地方诊所给所有人提供由止痛药羟考酮（oxy）、肌肉松弛药卡异丙多（Soma）和镇静剂药阿普唑仑（Xanax）“三位一体”构成的合法处方；美国大型连锁药店沃尔格林不当分销类鸦片药物......尽管人们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瘾君子”都是自作自受，毒品危机背后真正反映的其实是社会问题。当资本与权力的合力倾轧，就连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底层人都会成为被压榨最后一丝利用价值的对象。
贫困是困扰着无数底层美国人的问题焦点，针对贫困问题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个人主义观点（the individualistic perspective）和结构化观点（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Royce 13）根据个人主义观点，贫困是归因于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结果，穷人陷入困境不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辍学、非婚生子、逃避工作、依赖福利、滥用毒品，就像小说中李县的家庭大多都存在着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达蒙的母亲就是典型的穷白人形象——穷、有毒瘾、每份工作都做不长，基于这种逻辑，达蒙所遭受的贫困代际传递似乎是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然而事实上，美国社会更倾向于简单地用“无能”“堕落”等诸如此类的字眼来将穷人的不幸归结于自身，这种观点普遍只看到了表象，而忽略了深层的不公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性问题。相比之下，结构化观点则将贫困归因于结构化或外部因素，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导致了一种持续性的贫困状态。正如《恶魔铜头蛇》描写的阿巴拉契亚地区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个体或家庭的个别问题，重点在于描写制度性不平等和现代化发展的阵痛。以商业发展为例，沃尔玛式大型连锁超市的出现是与对传统型零售业的挤压，在提供了大量低要求低收入的岗位的同时，实际上更加剧了廉价劳动力沦为资本剥削对象的现象。在小说中，达蒙的母亲在李县的沃尔玛当货架整理员，大部分这类底层工人得到的薪水都和自己付出的劳动价值不成正比，长时间的工作换不来体面的生活，仍旧摆脱不了困顿境地。在这种商业体制的影响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有增无减，在当地的中学里，达蒙和大多数同学都是底层出身的孩子，但即使在同一所中学就读的孩子，家庭的贫富差距悬殊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女孩贝蒂娜·库克在学校发表了名为“硬币的另一面”的演讲，讽刺的是她出身于一个掌握着庞大经济乃至政治资源的家族（Kingsolver 258），她的父亲经营食品连锁店，母亲是矢车菊蓝宝石矿的大股东，曾祖父买下了肯塔基州最大的地下矿脉，家中亲戚都是参议员之类的议员，他们显然是美国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代表，这一群体往往不惜以对被压迫者极不公平的方式为自身谋取巨大利益。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达蒙和母亲为例的陷入生存困境的底层美国人，他们不过是这个时代不断扩大的悲剧的缩影。
这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自上世纪起李县的各行各业都陷入了巨大危机，人们大多都悲观地认为，“上帝把李县变成了就业世界的屁眼。”（259）首先，农业作为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传统产业，本应是人们可以依靠的粮食保障与基本的经济来源，却因土壤、雨水和坡度而不适宜耕种普通农作物。天无绝人之路，人们发现这片珍贵而狭小的土地是一种极具经济性的作物——烟草——的沃土，一夜之间烟草种植成为了维持生计的出路，政府也看到了烟草业的巨大利润，长期为这些种植户给予补贴鼓励。作者在小说中揭示道，美国政府过去“付钱让人来种植它，规定他可以种植多少、在哪里种植，并提供价格支持”（97），学校里放了一堆“自豪的烟草农场主”贴纸（99）。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开始关注烟草危害，政府随之采取控烟措施，逐步取消了价格支持。可以说，以菲利普·莫里斯为首的美国烟草大亨在百年间牟取了暴利，而底层的烟草种植户却要承担暂时红利之后的惨淡收场。对烟草的长期依赖性发展让这里成为了“上帝专门为种植白肋烟而开辟的一小块地狱”（98），仅剩的种植户只能扩大面积，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也与资本与政府密切挂钩，其中为首的就是煤炭开采业。李县依托天然的煤炭资源聚集了一批蓝领工人，在这里随手扔一块石头就能砸中家里有从事煤炭开采的人，因为几乎每个孩子的曾祖父母都是从某个国家或地区来煤矿上讨生活的，他们的薪水也仅够维持家中基本开销，甚至还因煤炭公司的高价商店而面临着缩水，更不要提煤肺、矽肺、水泥肺等职业病以及矿井下随时会发生的致命爆炸。即便如此，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器取代了人工，深孔矿山变成了露天露山，人工采矿变成了炸山取石，随之而来的不是就业升级，而是大量失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巴拉契亚地区失去了数以万计的采矿工作岗位，由此无数煤矿家庭的支柱也不复存在。美国社会在飞速前进，工业化在指数般飞跃，但被抛在身后的是为美国社会发展作出基础性贡献的底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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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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