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华东师大美国研究中心2023年自设研究项目已经开始启动，研究范围包括美国政治极化、大选趋向、中美关系、好莱坞电影发展问题、大众文化之流行音乐、音乐剧、美剧，2022-2023美国获奖文学作品研究等。研究成果从现在开始，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2000多年前，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指出，野心、恐惧和荣誉是驱动国与国之间对立关系的“三驾马车”，其中，恐惧则是造成双边关系恶化的最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书中沿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概念喻指中美关系的当下与未来——21世纪的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其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引起了美国这一守成大国的不安和恐惧感，对后者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威胁，由此将引发一系列竞争、冲突，甚至是战争[1]。虽然艾利森教授所论证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正当性在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但从中我们仍可以窥见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并为审视大国博弈的当下与未来带来一些启发性思考。
一、中美博弈局面成因探究
中美两国的实力此消彼长，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可能造成双方出现认知偏差、产生战略误判，极易导致双边关系走向失控。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于2022年9月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本症结还是美方对中国、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出了偏差”。回望过去，美国自二战以来从未失去其全球霸主地位，综合实力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为维护其主导地位，施行一系列操作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发展。认知决定政策，美方的“过度防卫”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对中国存在认知偏差，误判了中方的战略目标，进而造成对华战略失误。美国在战略认知上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是将“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投射到中国之上，用零和博弈的思维处理中美关系，采取对抗苏联的旧方法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而非威胁、挑战、取代任何国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从“国霸必衰”、“好战必亡”的历史规律中汲取智慧，从不谋求世界霸权。鉴于此，美方应树立客观的对华认知，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采取合理的对华政策，同时中美两国也需要在双边关系的定位上达成共识，化“竞争对抗”为“合作共赢”，共同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
中美之间出现认知偏差，究其根源，是由于两者在历史与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未达到顺利研判对方战略意图的程度。在文化上，西方文明基于原罪论，衍生出性恶论的价值观，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而怀疑和不信任的文化传统始终伴随美国历史，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坛也是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相形之下，中国认为秩序比自由更重要，在传统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2]。迥异的文化传统会塑造出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对彼此不够透彻的了解很可能导致矛盾与冲突的产生。此外，美国传统谱系中的“边疆精神”(Frontier Spirit)、“天定使命观”(Manifest Destiny)、“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等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美国国民性中强烈的竞争意识、文化扩张主义思想，催生了其民族文化自大心理，这也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历史文化根源。
美国的恐惧心理不仅仅来源于他国崛起对其霸权地位构成的威胁，长久以来，西方人对“黄祸”怀有一种深层的、潜意识的恐惧，更有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的竞争其实是一种与“非白种人”力量的竞争，这或许有些夸大文明冲突的意味。新加坡资深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其著作中指出，“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他对此进一步作出解释，中美之间差异显著的民族理念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进而造成对彼此利益的误解、对双方策略的误判[3]。充斥美国政坛的反华情绪，也许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对陌生中国文化的误读，也可能是西方视域下“黄祸论”、“恐华症”等深层次的情感暗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理应陷入悲观的前景，事实上，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深化彼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是世界的共同期盼，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需要双方“超越自己的传统观念，提高和加深相互的了解”，“应该用求同存异来处理中美两国及世界的问题”[4]，人类文明各有千秋却又是共通的，真正珍贵的是在不同中寻求彼此的相同点，减少对抗，扩大共同利益，在“求同存异，包容互鉴”中实现合作与共赢。
近年来，美国外交“内政化”趋势明显，美国对华政策也逐渐呈现“政治化”、“工具化”的态势，导致中美关系更加复杂难解。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日趋严重，共和党和民主党都纷纷打起了“反华牌”，两党竞相利用“中国威胁论”包装和推进各自的党派主张。特朗普时期，共和党借“中国威胁”推进右翼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增加军费开支，推卸国际义务，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逐步滑向保护主义；拜登政府执政后，民主党又视中国为“粘合剂”，推行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左翼政策，扩大政府职能，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大对科技、产业链、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期修补受损的美国形象[5]。在政治日益极化的美国，“中国威胁”是少数能凝聚国内共识的议题，美国政要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意图转移国内矛盾，增进自身党派利益，解决美国国内分歧。然而，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撰文所述，“任何想借‘中国威胁论’弥合美国国内分歧的企图都不会成功，最终只会损害美国的利益”[6]。如果美国政府持续推进孤立、遏制、脱钩中国的政策，任由极化趋势发展，可能会形成不可逆转的冷战格局。一项稳定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同时包括竞争与合作，中美双方都需要警惕美国外交“内政化”，正视中美深厚而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创造一种彼此共享共发展的平衡机制。
二、从旧金山启程：中美关系趋势展望
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中美博弈在后疫情时代愈演愈烈，在2023年，中美关系更是跌宕起伏，似乎一路“低开高走”，从年初的“中国飞艇事件”、半导体争端跌入低点，到年中两国之间高层互访逐步恢复，再到年末中美元首的旧金山会晤，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止跌企稳的态势。这一新常态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中美之间的这种“斗而不破”的微妙局面是否会出现转机？中美关系在后续能否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中美关系对于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有着深远影响，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更是意义重大，因而预判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
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在“世界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主题讲座中指出，“受到中美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性改变”，虽然其间会有一些回旋和调整，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的不安和恐惧感不会轻易消除，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政坛已日益成为美国两党共同针对的对象，“气球事件”此类偶发性冲突也可能会让中美关系更添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使得“中美关系在未来10-15年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善”，可以预见到，中美关系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可能是一个消极面大于积极面、竞争面大于合作面的关系。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拉开帷幕）
当下，中美关系并非来到“转折点”，可能会受到一些重大事件的冲击，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之际，各州预选即将陆续开展，根据民调，这次选举很可能是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一场复赛，美国共和党无疑会通过大打“中国牌”捞取选票，若拜登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在对华政策上加倍强硬，那么中美关系势必会进一步下行。然而，相关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七年美国两届政府领导下的双边关系发展已经证实，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华盛顿对北京的总体战略都将保持稳定，美国将继续视中国为最突出的竞争对手，并调动各方资源对华开展竞争”[7]，因此为了缓解双方可能产生的分歧，确保中美之间的渠道保持畅通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将于2024年1月举行，这场选举将为两岸未来4年的关系定下基调，也是一次决定台湾是否会沦为美国代理人的关键抉择，如果当前党派继续执政，那么很可能会致使两岸关系更加紧张，或许也会外溢到中美关系，导致目前稍显缓和的局面就此告一段落。
中美关系或许无法回到过去，但也未必将无限下滑。在七国峰会和北约峰会后，拜登修正了其上台之初拟定的“竞争、合作、对抗”的3C对华政策，并采纳了欧洲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对手”的立场，在经济上强调“去风险”而非“脱钩”。有分析称，这是拜登意在抓住2024年大选前的这个窗口期，营造出中美关系稳定的局面，为总统大选创造有利势态。2023年后半年，从中美民间到官方，两国之间不同层级、多领域的交流处于恢复之中，也为跌至低点的双边关系带来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从5月开始，中美农业部、商务部之间建立了合作机制，两国财政部商定成立“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中美之间的对话机制正在恢复和重建；2023年10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顺利举办中美民间对话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0月26日至28日期间访问美国，双方共同发出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11月15日，中国领导人与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举行峰会，此访充分体现出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尽管中美关系不会因为此次峰会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但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2023年APEC峰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从2022年的“巴厘岛共识”到2023年的“旧金山愿景”，峰会前后中美政府逐渐建立起来的高层和工作层接触机制，给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带来了更多机制基础，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在近期出现了解冻转暖的势头。虽然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突发因素出现，但我们仍然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不稳定中尽力保持稳定。中方多次提及“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两国有充足的和平共存空间、存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全人类的未来和福祉，中美两国都应保持高度清醒，为维护当前的相对稳定态势共同付诸努力。
三、十字路口：中美两国何去何从
悲观者无法将中美关系带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泥淖，越是处于困境之中，我们越需要做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和致力于寻找弥合路径的行动派。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中美关系的恢复和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某些领域出现问题就丧失全局信心，应该用更全面、宏观的视野看待中美关系，在不同中寻求彼此交汇的相同点，推动实现互惠互利，以包容的心态推动双方的交流互鉴，将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和稳定的发展轨道。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作为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在生前曾说过，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大历史观”，“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建构和塑造新的国际秩序，要有历史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与合作”。这也正是这位百岁老人的智慧和高明之处，当前的中美双方可能更倾向于关注眼下的冲突事件，即时实施相应的战略方案，然而，只有当我们持有一种宏观、全局、立体的历史视野时，才能够透过事件表象看清其基本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从而更理性地处理大国之间的这种兴衰不定、跌宕起伏的关系，而不是囿于一些小事件所带来的情绪化反应。
在过去几年中，由美方挑起的所谓对华“战略竞争”一步步展开，双方在众多领域进行了激烈较量，其结果是对中美两国都造成了一定的挫伤。事实上，冲突之外的中美双方拥有极大的合作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合作代替竞争是实现双方利益的更优解，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坎顿（James Canton）也曾下此论断，“中美战略合作可以在极端未来的混沌世界中，创造出一种能够确保全球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力量”[8]。中美旧金山峰会为我们勾画出了中美合作的广阔前景：首先，中美双方需要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以此将“美债炸弹”、美元“武器化”和制裁滥觞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其次，两国应加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展现大国担当；再次，中美应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紧密合作，避免形成两套技术、两套标准，以及不均衡的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此外，合作禁毒、反恐、防核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议题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加强中美两国的教育、科研和人文交流更是势在必行。未来中美关系的向好前景或许是，经过战略博弈和利益权衡，形成“竞合”态势，即进行有限而可控的竞争，但同时能够保持协调、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从前的中美关系主要由两国政府驱动，相关分析也往往围绕政府决策展开，但由于官方交往可能会受到国际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无法独立保障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在这一局面下，如果我们将眼光从政府转向民间，就能发现中美民间交往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在向第五届中美友城大会的致信中指出，“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逐步恢复和维系中美人文交往的机制和模式尤为重要。2023年11月，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随后费城交响乐团一行人访问上海，自1973年以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先后12次访华，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从1979年至今，中美已缔结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在2023年8月专门复信美国史迪威将军后人，飞虎队老兵及后代于11月访华重温抗战峥嵘岁月，中美友谊在对共同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持续升温。
（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音乐会）
在恢复这些民间互动模式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目前中美人文交往存在的一些问题。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如今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大不如前，在美国有30万中国留学生，而最近一学年仅有350名美国人在中国学习[9]，这一人文交流遇冷的现象若持续下去或将影响一代美国人的对华认知。类似地，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终止富布赖特中国项目，此举切断了自1979年以来中美两国人民进行文化和教育交流的一大重要渠道，科琳·奥康纳（Colleen O’Connor）等学者撰文称，“在美中关系升温之际，支持富布赖特中国项目恢复不仅是明智之举，更是以合作、竞争和学术交流为原则重启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10]。这些问题也得到了中方的充分重视，中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期间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国未来5年将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鼓励和支持两国人民今后更密切的来往。恢复并促进中美民间互动和人文交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期望两国后续通过增加直航航班、促进旅游合作、扩大地方交往、加强教育合作等措施，释放中美友好人文交往的信号，实实在在地托举起中美关系的未来。
站在中国的视角，我们应该以相对平视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冷静地评估国际环境与自身境遇，坚守多边主义立场，主动沟通、大胆博弈，同时还应坚守中方底线，切实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明确“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干涉国家内政的企图。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面对美西方的科技围堵，我们要将压力转化为自强的动力，不断增强创新和自给能力，以期通过强大的科技创新来打破垄断。此外，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还应进一步增强思想传播能力，拓展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有效地传播中华文明和价值观，让世界了解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中国。
结语
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正面临巨大挑战，中美关系也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在历经一系列激烈博弈之后，经过双方的有效交流与沟通，中美两国在近期迎来了解冻转暖的势头。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全人类的福祉，未来中美双方都需要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坚持求同存异，推动合作与共赢，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用更加全面、宏观、立体的视角看待双边关系，超越传统观念，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促进文明的包容互鉴，共同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进步。
参考文献：
[1][2]格雷厄姆·艾利森.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马凯硕.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M]. 中信出版集团，2021.
[4]傅高义. 美国人看美国、中国与世界[J]. 美国研究，2001(02): 114-123.
[5]牛新春. 政治极化与美国对华政策转型[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04): 44-53.
[6]https://www.noemamag.com/playing-the-china-card/
[7]https://thediplomat.com/2023/12/biden-vs-trump-who-would-have-a-bigger-impact-on-china-us-relations/
[8]詹姆斯·坎顿. 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M]. 上海三联书店，2008.
[9]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64/20231201/45834671.html
[10]https://thediplomat.com/2023/11/want-to-reset-china-us-relations-bring-back-fulbright-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