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政府问责研究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主席彼得·施魏策尔创作（Peter Schweizer）的《血钱》（Blood Money）一书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然而在读者追捧的背后，该书的内容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书中费劲笔墨控诉中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杀死了成百上千的美国人。整本书的四个章节正是以《三十六计》中的兵法命名，第一章Murder with a Borrowed Knife（借刀杀人）中，施魏策尔将困扰美国社会的药物问题甩锅给中国，声称后者是造成芬太尼药物滥用的元凶；第二章Watch a Fire Across the River（隔岸观火）中，作者更是宣称后者向美国的街头帮派提供枪支武装，导致美国社会动荡；在国内学者警惕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文化的挪用时，第三章Hide a Dagger in a Smile（笑里藏刀）中，施魏策尔却指控好莱坞已成为中国宣传的传声筒，梦工厂、华纳兄弟、传奇影业等著名好莱坞工作室榜上有名；第四章Loot a Burning House（趁火打劫）中，作者一如既往地将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归咎于中国。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的发展，新一轮的“威胁论”卷土重来，施魏策尔的写作恰恰透露出美国战略界越发严重的对华“疑心病”，其话语与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有些人炮制的“锐实力论”（sharp power）一致。“锐实力”的概念发端于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2017年发布的题为“锐实力:崛起的威权主义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途径不是民主国家所熟悉的以说服和吸引为手段的“软实力”，而是借由操纵与强制：威权主义国家利用媒体文化、信息技术以及政治捐款、学术资助等手段影响他国政治与舆论【1】。锐实力话语的共识便是威权主义正越来越积极地加强在美国的活动，涵盖国会、联邦政府、智库、媒体等领域，甚至利用当地代理人作为宣传和操纵的工具。不难看出，施魏策尔的写作方式与“锐实力”话语如出一辙，但是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将《血钱》一书归类于对“威胁论”旧调重弹，其特殊之处在于该书比起对华研究，反而大量着墨于对美国国内的政界精英的批判，正如其副标题Why the Powerful Turn a Blind Eye While China Kills Americans所示，矛头直指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政府，所谓阴谋论更多时候只是一个幌子。反观此书作者施魏策尔，他曾为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的成员，后与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创办政府问责研究所（GAI），该组织虽然标榜为无党派组织，但其调查对象侧重于与腐败、滥权有关的民主党成员。再结合出版的时机，正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年，该书一经推出，相较于民主党媒体的闭口不谈，以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为首的共和党媒体对其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大有为特朗普上台造势之嫌。因此，本次研究将从美国两党竞争的角度，分析畅销书《血钱》中对于拜登政府的指控，与此同时反观特朗普团队的竞选策略，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当下美国的政治生态。
丑闻与美国竞选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是全书开篇的第一个词就是“乔·拜登总统”，作者的目标直对着这位美国现任总统，攻击他在2022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中美会晤上，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芬太尼问题视而不见，仅仅在2021年，就有“67000美国人被这种合成阿片药物夺取了生命”【2】。先不说施魏策尔将华定罪为芬太尼来源国完全是子虚乌有，拜登政府真的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装聋作哑吗？事实上，在2023年11月旧金山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就表明，拜登总统已同意成立禁毒工作组，与华进一步开展合作以协助美国应对毒品的滥用；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抵达上海时，发布推文视频，再次重申了此行“为解决美国民众关心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芬太尼合成阿片药物”。施魏策尔对于拜登总统的指控，显然有抹黑之嫌。《血钱》与其说是对于中美关系的严肃讨论，更像是针对拜登政府的丑闻写作。丑闻报道一直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占据一席之地。早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就鼓吹用新闻报道揭露时弊，将“政界无赖、有钱的偷税者、受警察保护的赌博集团和营私舞弊的公用事业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新闻记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深入揭发市政腐败内幕与企业财阀丑闻, 发表揭露丑闻的文章达2000多篇，尽管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丑闻报道者挖苦为“扒粪者”【4】，新闻揭丑的思想逐渐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主流话语。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揭发的“水门事件”最终导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记者伯恩斯坦与伍德沃德一举成为公众心中的偶像，同时也将揭丑报道的声誉推向了顶峰【5】。揭丑报道由此被构建为一个迷人的神话，即报业不为政党或利益集团工作，而是能代表公众对权力进行监督。正如普利策在《圣路易斯邮讯报》的创刊号上骄傲宣称的：“《邮讯报》将不为政党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运行行政当局而对它进行批判。反对所有人的欺诈和骗局……提倡原则和理想，而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6】再回到施魏策尔的写作，表面上他似乎是以爱国者的身份揭露丑闻，伸张正义，然而微妙的是，他所有批判都带有鲜明的党派偏见。以第一章举例，除了对于拜登本人的指名道姓，施魏策尔也没有放过拜登的家人，指控拜登之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接受华信能源集团创始人叶简明的贿赂，包括“价值8万美元的钻石与一笔500万美元的汇款”。除了拜登家族成员之外，众多民主党人士也难逃指摘，被施魏策尔定义为在面对所谓的“中国入侵”时“故意视而不见”（willful blindness），其中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拜登政府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等等“榜上有名”。甚至奥巴马政府也难辞其咎，施魏策尔写道，“芬太尼攻势的第一阶段开始于奥马巴的任职期”，这位民主党总统对对华态度太过“温和”，甚至“天真”。相较于批判民主党人士的笔锋严厉，到了上届总统特朗普这里，作者的措辞立即温和下来，肯定了前任总统对芬太尼问题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宣布阿片类药物总体上成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指示所有的政府机构应对危机”，甚至赞赏道：“这是国内资源的重大转变”。纵观作者施魏策尔此前出版的书籍，包括《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克林顿摇钱树》、《腐败者肖像》等等，不出其右这些作品都在褒扬共和党、批判民主党。尽管揭丑性写作标榜不为政党而为人民服务，以追求“真相”为终极目的，施魏策尔本人也在《血钱》一书的前言中重申了此书言之有据、建立在有迹可循的文献和数据上（This book contains no unnamed or anonymous sources），实际上他常常使用揣测、捏造事实等手段抹黑民主党人士。可以说，《血钱》的出版并非出于对于真相的捍卫，而是来自党派偏见，美国两党竞争的激化促使各自旗下的写手们相互挖掘黑料、报道丑闻，而这与真正的揭丑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学者毛旭指出，当代的丑闻性写作是由美国两党制度催生出、并为总统选举服务，是美国竞选文化土壤上孕育的“特产”，确切的说属于“竞选文学”的一类亚种【7】。竞选文学通过塑造政治候选人的形象左右着竞选结果，例如1824年的总统大选过程中，约翰·伊顿撰写的《安德鲁·杰克逊传》（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令平民出身的杰克逊名声大噪，成为其日后当选的一大助力。除了人为塑造竞选者积极形象，也可以通过批判竞争对手和政党、向选民传递负面信息从而实现“反向竞选”。从这个侧面看来，美国的两党对立也左右着图书市场，受到党争影响，近年来美国出版界呈现“在野党发声”的现象，出版商相继签下保守派书籍，以施魏策尔为代表的保守派作家争先恐后地产出，导致近年来美国的政治写作基本被共和党主导。尤其在总统大选的关键之年，包装成学术性写作的畅销书实际上成为两党文化战争中主导舆论的利器。进一步细究《血钱》的丑闻写作，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于丑闻类型的筛选与过滤，尽管对于民主党精英极尽口诛笔伐之事，施魏策尔只专注于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政治性丑闻，而对批判对象的私生活绝口不提。在涉及对于拜登总统之子亨特·拜登的攻击时，也只是围绕着后者收受贿赂一案，十分讽刺的是，亨特·拜登酗酒吸毒、与寡嫂的不伦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他本人对自己私生活丑闻直言不讳，在2021年4月6日出版的自传《美丽的事物》（Beautiful Things: A Memoir）的序言中，他就坦白道：“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买过强效可卡因，还在洛杉矶一家平房旅馆里自制过毒品。我曾嗜酒如命，甚至等不及从卖酒的商店走回只有一个街区距离的公寓，就要打开瓶盖喝上一口。”【8】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施魏策尔不加以利用性丑闻进行炒作、抹黑敌对政党呢？这背后恰恰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政治性丑闻的口味变化。理查德·巴尔贝里将政治性丑闻分为三类，分别是性丑闻（sex scandals）、财务丑闻（financial scandals）、以及权力丑闻（power scandals）【9】。其中，性丑闻由于通俗的理解门槛，相较于后两者更能获得广泛的媒体传播与公众关注度。纵观美国的政治历史，从杰弗逊到罗斯福再到克林顿，性丑闻始终屡见不鲜，然而过于泛滥的性丑闻报道正在逐渐引起公众的心态疲惫与态度转变。性丑闻不再被视为政治生涯的终结，因为许多公众将此视为“个人问题”（private matter），甚至不构成一种违规。近年来，由于两党互相揭黑而对于性丑闻的常态化报道，反而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脱敏”【10】。美国大众默认，政治人物或多或少涉及私人失德，对于性丑闻的揭露公众也不报以震惊或愤怒的情绪，这一点在特朗普与艳星丹尼尔斯“封口费”一案中再次上演。在庭审之前，一份ABC新闻/益普索五月份的民调显示，如果对于特朗普的指控成立，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仍有80%的人群选择“继续支持他”，仅有4%的选民表示“不再支持特朗普”。而庭审后，有四份民调（HarrisX/Forbes、Ipsos/Reuters，Morning Consult，Echelon Insights）研究了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平均来看，拜登的支持率仅仅从特朗普定罪前的42%上升为43%，而特朗普的支持率保持不变，仍为43%。相反，这桩丑闻引起了共和党内的空前团结，特朗普竞选团队公布，在判决后的七个小时内，捐款蜂拥而至，竟高达3480万，激增的捐款数量甚至导致了WinRed网站的崩溃。特朗普借机控诉“这是一场被操纵的、可耻的审判”，呼吁选民在11月5日做出真正的判决。丑闻的公开并没有起到对于权力的监督作用，反而被特朗普团队利用，成为团结内部、打击政敌的手段。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背景下，丑闻写作日益成为两党操弄舆论、争夺选民的喉舌，《血钱》的登场，正是两党不择手段相互揭黑、大打口水仗的缩影。来源：ABC新闻/益普索五月份的民调来源：HarrisX/Forbes、Ipsos/Reuters，Morning Consult，Echelon Insights偏执狂风格与民粹主义《血钱》的出版可以说是一场阴谋论者的狂欢。在全书的前言，作者就许诺读者将阅读到的是“受限制的军事文件、企业记录”，暗示对于某种外部大型阴谋的揭露。可是事实上，该书的参考文献没有任何官方的文件引证，甚至缺少足够国内学者的视角，作者反而大量引用著名“冷战”思想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保守派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等智库的观点。尽管内容粗制滥造，施魏策尔的写法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恐华症”与阴谋论者的胃口，让此书迅速登上畅销榜之列。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对于外部阴谋的焦虑，甚至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之前。1773年波士顿茶党制造了著名的倾茶事件，东印度公司贩运的大量武夷山红茶被销毁。倾茶事件的四天后，《波士顿公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列克星敦的居民反对消费任何种类的武夷山红茶，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进口的。列克星敦正是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然而枪响的前夕，倒是先革了茶叶的命。配合着商业造反的，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解释：茶叶是中国土地上种出来的，喝了中国茶，那么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北美居民体内，夺走他们自由的灵魂【11】。为什么美国社会对于阴谋论的偏好长盛不衰？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背后反映出当下美国怎样的政治生态？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将这种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特定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方式影响下反复出现的狂热、猜疑的思维方式称为“偏执狂风格”，该种政治心态总是倾向于相信一个巨大、潜藏的外部威胁网络会对美国造成最恶劣的影响【12】。霍夫施塔特梳理了美国历史上反共济会主义、反天主教主义、反犹主义、麦卡锡主义等等的此起彼伏，无不表明偏执狂风格在政治话语中的巨大吸引力。然而这种“偏执狂风格”要和临床精神分析中的偏执狂患者做出区分的是，尽管两者都表现出过度的疑心与对抗心理，后者只是臆想一个个体层面上的敌人；但是“偏执狂风格”则是感到美国“全体”遭受到了威胁。因此，在面对假想敌时，往往被赋予了政治上的爱国性与道德上的正义感。《血钱》出版的叫好叫座，显然暴露出某个群体感到受制于外部威胁而正在失去其优势地位，这也反映了当下美国右翼群体的普遍恐慌：传统的美利坚信条不断流失、竞争资本主义被取代、白人的优势地位受到少数族裔与移民群体的冲击。民众对于现状的失望、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对于体制的不信任，助长了美国新一轮民粹主义的回潮，特朗普则抓住了蔓延在美国社会的普遍不安，将民粹主义的势头推到了顶峰。学界在对于“民粹主义”（populism）的相关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上莫衷一是，民粹主义在不同语境下被理解为政治体制、政治类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乃至某种社会心态等等；尽管定义存在诸多分歧，但普遍认可的是，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核心是人民/精英的二分法，即社会中存在一个被傲慢的精英、关键少数和腐败的政治家所压制的人民群体【13】，也就是特朗普宣称的“沉默的大多数” (quiet majority)。因此，民粹主义者要求权力运作的去制度化，绕过权力精英所制定的规则、程序，达成反建制。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因其几乎为零的从政经验，竞选全程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唱衰，然而他建制外出身却恰恰被塑造成了优势，相当一部分选民对于美国现有体制与精英群体丧失信心，特朗普的反建制立场让民众看到带来改革的希望，最后让其足以抗衡资深政客出身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票仓【14】。事实上，美国第一位依靠非建制出身和平民化主张当选的总统可以追溯到安德鲁·杰克逊，他上台后实行的一系列被称为“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政策也被视作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发端。他反对国家积极干预、给予所有白人男性选举权的措施体现了一种平民主义，然而与此同时，他推行相当狭隘的本土主义与严厉的种族政策，在他看来，“美国人”并非原住民印第安人也非外来移民，只有白人才是拥有朴素美德的劳动者、共和国精神的象征【15】。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本人就是杰克逊主义的拥护者，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就悬挂着这位美国第七任总统的肖像。然而，对于精英的怀疑与警惕一直内嵌在美国的民主政治基因中，如果批评精英就足以符合民粹主义，那么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反建制只是民粹主义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此对于民粹主义定义滥觞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眼前，在谈论民粹主义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对此，德国学者扬-维尔纳·米勒做出了概念的清理，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不是反对精英或是反建制，而是对于“人民”的代表性垄断【16】。民粹主义者不只是批评精英，理解为用情绪化的言辞来操纵公众情绪的煽动家也过于简化了政治事实，相反，民粹主义者们给出承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排他性的代表权宣誓，并非基于事实经验，而是带有明显的道德性质：为了否认竞争者的合法性，民粹主义者不惜“非法化”政治对手。其中“非法化”不在于表达政策分歧（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事实上是一种妖魔化。例如施魏策尔就在书中将拜登政府塑造为邪恶、堕落的精英集团，特朗普7月20日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竞选演说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在演说中，他一贯地开展人身攻击，直呼“骗子乔·拜登”（Crooked Joe Biden），对于卡马拉·哈里斯的标志性笑声，特朗普讽刺其为“laughing Camala”，“她笑起来像疯子”（she’s crazy she’s nuts）。他指责前任民主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becasue this country has gone wrong and we are a failing nation），“民主党不是民主的政党”（the Democrat Party is not the party of democracy），而是民主的敌人，一个充满特殊利益集团和失败统治政治阶层的政党（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failed political class）。在“非法化”的驱动下，民主不再是一种良性竞争，而是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恶性抹黑。与此相对的，特朗普一转话锋，“共和党现在是人民的政党， 我们是由各种种族、宗教、肤色组成的勤劳的美国人”（the Republican party is now the party of the people. We’re the Party of hardworking Americans of every race, religion, and color）。 很显然，特朗普构建了一个神话：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这个共同体内部具有相同的身份，同质且良善，种族宗教等不构成内部分化的要素。而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就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他们独一无二的道德代表。然而族裔、阶级、性别等将当今的美国社会分割为差异化的群体，即使是共和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民粹主义者忽视差异，将人民视为单一均质的观念显然打击了民主制度所推崇的多元主义。由此我们看到美国民主的内在矛盾：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理论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米勒称之为“永恒的影子”。首先，两者都承认“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民意为最终准绳以及以“人民”的名义实施政治行动。人民主权的原则在为西方民主奠定合法性的同时也让民粹主义获得了不可动摇的根基。其次，代议制民主为民粹主义提供了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及排他性代表权的论据，民粹主义者因而能以全体美国人的名义发言。尽管民粹与民主的界限模糊不清，民粹主义最终只会倒向反民主，因为民粹主义者既然要维护对于“人民”代表性的垄断，势必要将不认同或不支持的声音被排除在了“真正的人民”群体之外，将原本的政策分歧上升到“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从而反讽地落回到它所指控的精英政治（压制与强迫）的罪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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