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拜登经济学”被当下执政党认为是重塑“美国梦”的另外一种说法，即通过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从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联盟两个方面，全面复兴美国国内的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以达到在国内重建强大中产阶级、在国际上“竞赢”战略对手的经济战略目标。
（图源： Tracy Matsue Loeffelholz）
二、拜登执政以来的对内产业政策
面临特朗普时期的抗疫举措给国内民众生命健康带来的安全威胁致使民怨沸腾、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导致一时难以收场等遗留的棘手问题，拜登上任初期的首要任务是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重振和完善美国经济，力求实现国内经济复苏。于是拜登政府在执政首年便接连推出了三项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是2021年3月11日签署了价值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其直接目标是控制疫情蔓延以减小其对经济的冲击；二是同年3月31日提出了总额为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美国就业计划”，计划在未来8年里以每年投资占比GDP 1%的资金，进一步升级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经济结构；紧接着，在4月28日公布了第三项计划——价值1.8万亿美元，针对儿童、学生和家庭的“美国家庭计划”，该计划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扩大美国家庭教育和儿童保育机会。
拜登政府推出的三项计划总计高达6万亿美元，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届联邦政府的财政刺激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给美国人的印象是大政府正在回归。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推动形成《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参议员巴尼·弗兰克，如此评价拜登政府强势介入经济复苏进程：“人们不再是反政府的，甚至不再是中立的，而是需要政府。”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甚至将拜登的经济刺激计划称之为产业政策，并认为这是拜登经济政策核心所在。此举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而帮助经济走上复苏道路的做法类似，拜登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强力地回应了疫情带来的挑战。
（表1：该表显示了疫情前后美国国会批准的危机救助计划）
（资料来源：WSJ（华尔街日报），中金公司研究部）
2023年被正式纳入白宫网站主页的 "投资美国议程"（Investing in America Agenda）为美国人审视拜登政府的行动提供了一个交互式的窗口。作为 "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的一个重要支柱，它旨在扭转过去几十年来的离岸外包趋势，刺激国内制造业，加强供应链，提高美国竞争力并创造高薪工作岗位。回顾过去经国会通过并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历史性立法，除2021年签署生效的《美国救援计划》之外，拜登政府利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尚处于优势的有利局面，以雷霆之势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简称基建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三大关键法案，构成了美国产业战略在国内政策层面的核心内容。通过加强政府投资改善国内生产环境，这三大法案在推动“在岸生产”、复兴本土制造业以加强其国际经济竞争力起到重要推动力的作用。在此期间，经过艰难的国内政治博弈，拜登政府最终以“在岸生产”（onshoring）为目标的国内产业政策，配合以“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为核心的产业外交， 推动实现了近四十年来美国经济战略实践的最重大转型。
(图源：The White House)
三、美国中产阶级——拜登经济学的关键对象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以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为对外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强调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竞争，一方面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重建中产阶级则成为其巩固美国国家力量基础的关键因素。
四、拜登执政以来的对华经贸举措
与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不同，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就高度重视经济外交手段对于推进产业战略议程的重要性，其本质就是利用政府外交力量干预和塑造国际市场，重振以美国为中心的盟友体系，进而形成对美国有利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了实现“竞赢”中国的经济战略企图，美国政府开始强化经济手段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经贸科技问题武器化，在与中国保持适当接触和有限合作的同时，不断建立新的替代方案以减少美国国内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
（一）贸易与投资领域：双边接触和单边措施并举
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拜登政府一边寻求双边接触，一边采取单边措施展开对华经贸合作与竞争战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的政策愿景时，将中美经贸关系总结为“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和“再挂钩”(recoupling)，同时强调要在美国占据供应链的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一提法与其说是对特朗普时期“全面脱钩”的反叛，不如说是对特定产业“精准脱钩”的逆运用。拜登上任后重新评估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特朗普制定的措施进行跨部门审查，并就降低税率、保护知识产权、消除农产品进口的非关税壁垒、开放金融服务业等等方面的履行情况展开相互监督，拜登政府还表示就产业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的非市场经济做法、持续的产能过剩、强制技术转让、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经济胁迫等事项与中国保持接触。但是从实际行动上看，截至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和出口管制都没有显示出回落的迹象，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也尚未展开，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Axios周五（2024年1月5日）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继续延长上届政府颁布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这意味着该协议的延续虽然在一定程度内缓解了因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风险，但是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态度并未发生大幅度的转弯，甚至有借中方未全额落实该协议的承诺而继续对华施压的考量。
（表2：截至第一阶段协议到期，该表显示了两国进出口统计数据下中方从美方进口的整体目标及实际完成进度。）
（资料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总体而言，美国频频采取的一系列单边强制措施是服务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手段之一，借保护本国经济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企业、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试图谋取自我利益最大化。
（拜登政府限制对华投资行政令的出台的一系列背景）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二）数字与科技领域：以对华高科技打压为核心
科技竞争是中美战略博弈中的核心与前沿问题，拜登政府全面提升科技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技术是当今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未来的核心因素”，对此，拜登政府明确提出“科技竞争是当前美国政府在对华经贸关系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政府一方面大肆对中国推行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审查制度，设置各种数字贸易壁垒，竭力阻碍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科技产业领域不断扩大与升级对华制裁，极力推行“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的科技竞争战略，既关注“技术藩篱”数量的密集性，又强调“设障遏制”的有效性，同时结合“自强”与“排他”两种竞争策略，从而确保美国的科技竞争优势，在关键领域实现对华“精准脱钩”。因此美国逐渐明确了对华从保持相对竞争优势到保持绝对领先优势的理念转变，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2021年1月，由谷歌公司前任 CEO 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发表了《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报告为华盛顿方提供了从国内政府改革和国际多边合作两方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巩固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结构性建议。2022年2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发布《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关键供应链评估》报告，呼吁联邦政府提振印制电路板和芯片生产，以保障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安全，改变落后于中国的局面。随后，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确保国防关键供应链安全》报告，提出应对国防工业基础供应链脆弱性的行动计划，即要优先解决对战备至关重要的领域的挑战。同年8月由拜登签署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更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将以芯片为代表的科技遏华政策放在美对华打压的首要位置。通过组建中国策略团队，推出多种科技竞争战略，强化供应链安全，构建针对中国的“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等手段，将芯片领域特朗普时期抛出的“中国芯片威胁论”所形成的“舆论式脱钩”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固化，达到“制度性脱钩”和“精准脱钩”。目的在于争取龙头企业在美扩大生产和投资，加强本土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并通过联合盟友的方式围堵中国，减少美国国内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切断芯片供应以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
（三）第三方区域合作领域：以高质量盟友协调为重点
综上所述，为了加快推进对华战略，美国通过所谓“债务陷阱外交”、“民主对抗威权”、“经济胁迫”等叙事包装，渲染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供应链的“威胁”，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歧视排他的区域经贸体系，全方位构建严密的经济联盟网络，借此协调盟友打造针对中国的“盟友经济圈”，让地区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与科技上“脱钩断链”，企图“架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联互通和产业链合作，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地缘经济竞争的领导力，以此削弱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五、毁誉参半的成绩单
经济政策和相关政绩在历届美国大选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两党每次争夺的主要议题之一。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临近，拜登经济学“成绩单”进入公众视野。在经济増长和促进就业方面，“拜登经济学”的成绩看起来颇为亮眼。美国经济在拜登执政期间的韧性持续超出市场预期。2021年美国GDP增速达5.9%，为1984年以来最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2022年的美国GDP增速达到2.1%，2023年仍维持在2.1%的高位。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增速在此期间一直领先于其他西方七国集团（G7）国家，成绩斐然。关于就业方面，拜登在2023年6月芝加哥发表演讲时大晒其经济成绩单，据2023年6月拜登在芝加哥发表演讲之后白宫发布的文稿显示，拜登政府为美国增加了超过 1300万个新就业岗位，其中包括近80 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比同期其他任何总统任期都要多。2021年和2022年提交的新小型企业申请超过1000万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的两年。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3年1月美国失业率为3.4%，创50多年来的历史新低。失业率在美联储利用紧缩货币政策抗击通胀的背景下略有反弹，但2023年12月美国失业率环比持平为3.7%。这表明了“拜登经济学”在创造就业机会的“质”和“量”上均有所突破。总而言之，经济超预期增长和就业市场变强劲将会成为拜登政府竞选连任的拿手底牌。
（表3：该表显示了美国GDP增速在2021年达到近四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图源：世界银行）
（表4：该表对比显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在任时期的美国失业率）
（图源：Urban Milwaukee）
（表5：该表显示了自2021年拜登上任后，通胀增长率刷新1981年以来的最大值，且几乎持续高于同年GDP增长率）
（图源：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
然而，由于党派纷争、持续上升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通胀形势，“拜登经济学”遭到的反对声浪也越来越高。首先，共和党人对“拜登经济学”嗤之以鼻，特朗普团队将其描述为“高税收、瘫痪的法规、粉碎性的通货膨胀、对美国的能源战争、飙升的成本”，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把“拜登经济学”定义为“是对政府支出和监管的盲目信仰”，民主党的经济策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遭到了共和党的猛烈抨击。其次，拜登实施的多项财政刺激计划开足了财政开支的马达，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攀升。据2023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公布的数据，过去40年联邦政府预算缺口占GDP比重的年均值为3.7%，而2023年则拉升至5.3%，全年预算赤字创下美国历史的第三高水平。预算办公室警告，如此高的债务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推高偿还给美债持有者的利息、对美国金融和经济前景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的通胀水平过去两年一直维持在高位。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认为，“拜登经济学”最主要的缺陷是过去四十年来“最不负责任”的预算政策，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自2021年3月起不断走高，大量的预算刺激导致总体通胀率在2022年6月飙升至9.1%。为近41年来的峰值。
（表6：该表显示了美国财政赤字呈现扩张趋势）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创造的“高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是在持续的高通胀情况下实现的，这是“凯恩斯式”刺激政策导致的典型结果，与经济学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相吻合。对于即将到任期的拜登政府来说，一时半会改变不了大规模政府支出加剧通胀的事实，因此想要快速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若拜登政府将其政治前途押在美国经济的弹性上，一旦在2024大选之前出现难以预料的经济冲击，“拜登经济学”将成为共和党的重点攻击对象，使自身处于风险之中而成为“负资产”。尽管拜登试图把经济成绩作为自己的重要竞选筹码、用“拜登经济学”名义大加宣扬，但迄今为止，美国选民们迄今为止似乎并不买账，且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拜登政府的业绩。最新的益普索（Ipsos）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保持在40%左右。经济仍然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多数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持悲观态度。
（表7：AP-NORC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停滞不前，只有3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拜登对经济的处理，略低于认可他整体表现的42%。）
（图源：美联社）
六、“拜登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经济学”为中国带来的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间接影响是受美国财政货币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被迫承担美国对外转嫁债务危机带来的风险。2023年11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当前的通胀率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目标，高利率仍将继续维持，如若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不再缓解，出现可能会导致通胀进一步上涨的风险，美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力图保持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对中国而言，自美联储于2022年3月大幅加息从而启动了四十年来最快最陡峭的货币紧缩周期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中国的证券市场也随之出现波动，股市不稳定，难以形成良好的经济周期，冲击着中国股民投资的热情。中美利差倒挂，投资者更倾向持有美元资产，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因此美元需求走高，外汇市场出现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的热潮，导致人民币汇率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缩水。据海关统计，我国2023年前9个月出口2.52万亿美元，下降了5.7%。再加上人民币贬值导致进口代价变大，美元的强势和我国部分产品出口受限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不小的影响。而随着美国2023年10月CPI指数降温，同比环比均低于市场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出现大幅度的反弹，人民币汇率呈明显走高态势。作为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钱袋子，一头连着实体经济的股市，客观条件下，会随着美联储加息而下跌，造成国内资本回流美国和发达经济体，股市不稳定，中国的证券市场也随之出现波动，难以形成良好的经济周期，冲击着中国股民投资的热情。
（表8：该表显示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走势）
拜登的经贸政策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则来自于美国对华经济关系借“去风险”名义行使“精准脱钩”的趋势。所谓“去风险”的本质，是通过自定义的“风险”给中国贴上“风险之源”标签，强行将中国与“经济胁迫”挂上钩，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实现有选择性的“脱钩”。美国通过所谓“去风险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之外，试图将中国的发展规锁在美国划定的范围内，剥夺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利。以“去风险化”之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组建各种以经济议题为抓手的民主国家联盟体系，通过强调和盟国伙伴共同采取行动和承担义务，降低自身支出成本，试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和制度秩序，重新布局经济关系，减缓中国经济发展，扩大对华经济竞争的辐射范围。
（该图显示了随着供应链的重新平衡以及邻国巩固其区域贸易关系，预计全球商品流动将发生持久性的变化。其中中美贸易将下降，预计2032年贸易额将比2022年下降1970亿美元。）
（图源： Boston Consulting Group，08 Jan, 2024, 00:01 ET）
结语：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拜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扩大财政刺激、签署系列产业政策法案到培养更有竞争力的中产阶级，从炮制各类对华经济竞争战略和安全法案、设立严格的对华投资审查机制到拉拢盟友伙伴拼凑经济领域的排华“小圈子”， 这些内政外交举措的主要目的依旧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拜登政府一方面借此大力修复国内产业生态系统，缓解任期内因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另一方面试图动摇世界各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可靠性、稳定性的预期，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从而达到“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 针对美国在贸易、供应链、科技等领域的对华经贸政策选择性“脱钩”和有限领域“再挂钩”并存的总体趋势，中国既要在短期内积极维护和拓展双方的共同经济利益，重点防范产业链和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还需要着眼于中美大国竞合的长期规律，以自身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对冲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并非完全对立，从中美竞合的经济逻辑来看，中美之间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将长期并存。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中美矛盾如何演变，局部脱钩怎样继续，中美关系都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关系也将继续是世界最重要的经贸关系之一。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双方只有有效管控分歧和保持经济稳定合作的定力，才能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给世界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才能保持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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