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编按：本文转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原题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近期美研中心将陆续推出学术研究动态转载，敬请关注。】

【《南京师大学报》新刊】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作者：刘康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种种境遇，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有很多讨论。国际学术界近来也有所关注与介入[5]。但讨论的重心，依然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差异区别，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我以为，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开展讨论，即“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或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角度或许能让我们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纠正一下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不再用两分法来区别，强调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的不同。长期以来，“世界与中国”这一习惯说法，框定了人们的表述和思考。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走向世界”、中国可以“与世界接轨”，但中国依然是与世界不同的、特殊的存在。一个“与（and）”字，既划出了楚河汉界，又蕴含了一个平行、对等的关系，即中国是个与世界平行的存在。依此推论下去，中国就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这种说法的确是很有中国特色，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不无关联。不过在汉语地区之外，我们很少听说“美国与世界”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听到“日本与世界”、“澳大利亚与世界”，或“阿根廷与世界”、“赞比亚与世界”一类的表述。在谈论国与国关系（美中）、地区关系（亚太关系）时，会提到相关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但总的前提，都是一体化的现代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的一员，并无刻意强调某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区别。因此，我们在表述与思考时，均应该用“的(of)”这个表示属性关系而不是“与（and）”平行关系的介词。所以，首先要强调，应该用“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来代替“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的说法。

    说法（或话语）与思想的关系，正是文艺理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那中国自然是（世界）理论自身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所说的理论多半还是西方理论，来自欧美。这些理论虽然是以普世的角度和关注来讨论问题，但大部是基于西方（欧美）的经验。中国的确不是西方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文论中涉及中国、跟中国经验特别相关的问题入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理论轨迹，已经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理论虽然总体上并未把中国置于核心，但却无法忽略中国或割裂中国。尤其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这一谱系，更是与中国理论、中国经验有密切关联。我们这里讨论的西方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也是在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理论。因此我认为，以西方批判理论涉及的中国问题为起点，可以开启“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新思路。

    如何把“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当成一个新的思路或范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太大。本文唯有以漫谈的方式，试着勾勒一下还远远不能成像的草图。许多年来，我一直秉承“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思路，在英语学术界重点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与西方相近的理论（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做比较。在中文学术界，我则一直与中国学者就西方理论保持对话，写过有关不同西方理论的中文专著与论文。后来我又涉及到传媒与流行文化、国家形象、国际关系、民意调查等领域，枝蔓丛生，十分芜杂。但涉及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时，我往往都会从理论的角度去思考，希望按图索骥，能抓住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线索。文艺理论乃是我做学术的起点和基础，因此希望能在这方面进一步拓展。在这里，不妨借用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概念，把“西方理论”的“西方”暂时放入括弧（bracketing, Einklammerung）。胡塞尔的概念出自康德。他的意图是通过把自然界事物的物理性质暂时悬置（epoché），或放入括弧，以便集中思考作为思维对象的事物的现象，也即经验本身。在另一方面，“放入括弧”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对现象做层层剥笋式的追寻，直到抓住现象的本质即经验本身[6]。我们在此不必纠缠胡塞尔现象学复杂的理论意图。只是借喻一下其方法论的含义，搁置“西方”这个形容词，而直指“理论”本身。理论毕竟以普世性话语面貌呈现，以提出一般性规律为终极诉求。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无论是定语还是形容词，都跟“理论”最终的普世意义相悖。

    当然，我们也不必沿着胡塞尔现象学的路径，对理论做抽象的、本质主义的追寻。相反，我们应该从历史和元批评的两个角度，来思考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历史的角度，就是要把理论话语置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追溯其来龙去脉，考察思想的形成与历史现实的关联；这个从历史来拷问理论的构成的角度，也就是理论自我反思的元批评角度。西方理论何时与中国亲密接触？这种接触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发生？这种接触是如何衍生出西方理论内在的中国问题的？把“西方”放入括弧，理论的中国之旅就不再是单向的“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旅行了。这样的思路不仅仅是、也不应该是概念的游戏，而是要抓住西方理论与中国接触的种种现实问题，直指这种亲密接触中冒出的火花。我认为，从中国对西方理论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批评实践与理论译介的鸿沟这三个方面，可以让我们捕捉到西方理论与中国接触中的火花，以管窥中国是如何成为理论内在的问题的。

    上面提到，我们应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入手。因为无论在历史语境的交接上，还是在思路（尤其是范式与方法）的关联上，这都是极佳的入口。当然，西方理论五花八门，与中国的接触程度不一，需要花力气梳理。因此，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命题，绝不是排斥性的，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下的批判理论。但既然要回到历史，就首先要回到中国思想和理论的现代传统和当代语境，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里的主导思想模式或范式。本文将以三位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的理论家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讨一下在范式与方法意义上，西方理论是如何与中国亲密接触的。

    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下福柯的概念“话语开创者”（founders of discursivity,instaurateurs de discursivité）来形容这些理论家。福柯在“什么是作者？”这篇著名讲演中提出，“19世纪时欧洲出现了另外一种更不寻常的作者，…我们将[他们]称之为‘话语开创者’。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著作，还创造了其他东西——其他文本赖以形成的可能性和规则。…弗洛伊德不仅仅是《梦的解析》或《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也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都建立了话语的无尽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当我说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是话语的开创者时，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仅使一些类比成为可能，而且他们使一些差异（它们跟类比同样重要）也成为可能。他们提供了跟他们自己的话语不同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依然属于他们的创造。”[7]福柯的“话语开创者”好比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与方式的创立者，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构建了一种范式。不过福柯又特别强调，哲学与思想的“话语开创者”不同于科学范式的创建者，因为后者创建的科学范式一旦建立，会成为一种规则，可以不断被转换，但科学范式的转换总会回到范式本身。但（哲学与思想的）话语范式在福柯看来却是异质性的，“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的文本将改变精神分析学，如同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文本将改变马克思主义一样。”[8]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这三位西方理论家的话语，都是对马克思话语体系的重新审视，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话语与中国接触，一方面开辟了话语的可能性，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詹姆逊、阿尔都塞与毛泽东的理论有非常亲密的接触，通过毛泽东把中国问题内化到他们的理论之中。巴赫金跟中国并无直接的接触，但他的思想形成的语境和历史的土壤却跟中国有极为紧密的关联。

    詹姆逊作为美国理论家，最重要的贡献不是他的理论原创，而是他的理论中介作用。现在世界上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基本来自美国。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集散地和“思想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 of ideas）,虽然美国并非思想和理论的主要原创地。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无不从美国“进口”或“转口”大量的理论方法，詹姆逊是“理论进出口”的重要中介。我在2018年初发表的论文“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提到，“詹姆逊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和兼容并包的方式，将一个对于美国学术界相当陌生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通常是跟美国的宿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块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受尊重的思想。詹姆逊的代表作《政治无意识》（1981年）把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和原型批评、叙事学等等五花八门的理论批评、学术派别、思想观点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宏大的、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宏伟叙事。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其理论的匪夷所思、自相矛盾之处，奠定了詹姆逊在美国的学术地位。”[9]我在该论文中，着重讨论了詹姆逊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用“中国的詹姆逊主义”予以冠名。这个冠名是说詹姆逊作为西方理论出口到中国、跟中国发生亲密接触的中介意义。詹姆逊首先是欧洲理论尤其是欧洲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进美国的重要中介。他是今天美国学术界当仁不让的马克思主义旗手。

    詹姆逊1985年就到了中国。但过了近20年，也就是2004年左右，中国才“发现”了他的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对他的理论的选择性的误读，即我前文中提出的“中国的詹姆逊主义”（《詹姆逊文集》中文四卷本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发）。其实詹姆逊的理论中介作用，不限于把欧洲理论引进美国。他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对欧美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激进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潮中，就通过阿尔都塞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在欧洲左翼所建构的“西方毛主义”（Western Maoism,以有别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过程中，詹姆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毛主义的理论建构是詹姆逊与中国的亲密接触，由此产生的火花，对他的理论影响极大。从詹姆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思想轨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的詹姆逊即倾心欧洲（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因引进欧洲理论到美国而崭露头角。在此阶段，詹姆逊就接触了毛泽东思想，并积极参与了西方毛主义的建构。1980年代中期，他以美国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一边构思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一边学习、了解中国近现代左翼文化思潮，对鲁迅有独到的认知，加深了他与中国的接触。中国问题在他的“第三世界寓言”理论中，再次占据了重要位置。很可惜的是，由于理论与时代的错位和对话的缺失，詹姆逊错失良机，未能与当时中国如火如荼的现代性反思与文化反思做亲密接触，而是擦肩而过。要等到将近20年后，中国才再度发现了詹姆逊，把他当成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隆重推出。但中国的詹姆逊主义话语中，并无毛主义的一席之地，从而造成了他理论中重要的中国问题的遮蔽。詹姆逊的理论中介、理论旅行在中国本是双向的，即引入中国西方后学（不限于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把中国问题（毛主义以及鲁迅等）引入他自身理论的核心。但显然，中国学术界对詹姆逊在中国的双向旅行和中介作用认识不足。

    我前文对詹姆逊的中国理论之行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仅就他的理论中国之行所呈现的范式与方法论意义多讲几句。詹姆逊不仅仅是一个各种现代理论的中介，他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范式性和方法论方面的贡献，才是让他在世界人文学术殿堂占有崇高位置，和够得上福柯所称的“话语开创者”地位的根本原因。詹姆逊的理论原创既是以阿尔都塞方法论为主导、以马克思主义“总体论”为中心，所创立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或文学的政治阐释学，以《政治无意识》为经典。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详尽阐发了他的理论范式和文学阐释的方法，即三重阐释视野。詹姆逊的三重阐释视野是从文学作品的形式分析出发，要探究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内容。形式（小说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角度等）是文学文本的基本要素。20世纪以降，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到后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欧美学界无不紧紧扣住文学文本的形式要素，鞭辟入里，巨细无遗，用近百年时间的打磨，建立了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学科的基本范式和批评方法。詹姆逊的贡献，在于把历史、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要素糅合到早已炉火纯青的文学形式研究范式之中，使“形式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也是詹姆逊著名的两卷本论文集的题目）成为近四十年来英美文学研究的新经典范式。‍

    所谓阐释学三重视野，第一是“政治的视野”即个别文本的政治喻义；第二是“社会的视野”指各种文本的对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即“历史的视野”或“生产方式”。三重视野由小（个别文本）见大（生产方式），也即从文本(text)到语境或上下文（context），中间环节是各种文本形式的对话，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在分析个别文本的叙事结构（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时，时刻不忘与其他文本与叙事结构与形式（如狄更斯、托尔斯泰小说）的互文性。最后的任务，则是从巴尔扎克与他同时代的长篇小说叙事话语形式中，挖掘更为广阔的历史话语的形成方式与特征。如“批判现实主义”的话语形式与19世纪欧洲各种主导、流行话语与反主流话语形式的复杂纠结与争斗。詹姆逊称之为“生产方式”，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但在詹姆逊那里却转换成为一个文学隐喻或修辞手段，特指文学与社会各类话语的生产方式。在这里，他借用了他对毛主义和中国文革的理解，用“文化革命”作为另一个文学隐喻和修辞手段（在理论范式中，修辞手段即为方法指南），来描述第三重也是最重要的阐释视野：“我们建议把这个新的、最终的对象（第三个视野）定位为‘文化革命’（由新近的历史经验而启发），既是这样一个时刻，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共存明显开始对立，矛盾成为政治、社会与历史生活的中心。”[10]

    詹姆逊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在他的理论范式的核心部位冒出了火花。当然，我们可以发现，詹姆逊的“文化革命”隐喻，以及他所理解（更多是想象）的所谓“新近的历史经验”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历史真相完全是南辕北辙，这也正是詹姆逊对中国最大的误读与盲点。这是詹姆逊理论本身的一个中国问题，也即他所构建的毛主义理论想象与中国历史现实的矛盾问题，非常值得深究。但是我们在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因为詹姆逊对中国的误读，来否定他的阐释方法与理论范式的意义？或许，我们应该从詹姆逊总体的话语体系中，重新了解“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的含义。就像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在詹姆逊那儿是一个并不涉及经济与物质生产，而是指称文化生产的隐喻那样，我们可以把“文化革命”也看成他话语体系的一种隐喻。这样看的话，就可以发现詹姆逊的“文化革命”其实跟巴赫金的语言杂多（hetoroglossia或“众声喧哗”）十分相近。他的第二重视野即社会视野，主要就是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金在詹姆逊的理论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对于詹姆逊来讲，“文化革命”指的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性思想的转型、思想的解放运动。“文化革命”跟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非常契合，描述的是文化多元和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表达的是对多元、开放、去中心化的理想憧憬，跟詹姆逊的乌托邦理想主义高度吻合。这里想指出一点：“文化革命”这个詹姆逊的理想主义的隐喻，在他的三重阐释学中既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跟中国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回避的。但作为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概念，这个显然寄托着詹姆逊理想主义的隐喻，正好给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历史与元批评的思路提供了极好的案例。中国的历史现实与詹姆逊理想主义的巨大错位，不应使我们在其理论前面止步不前，而是给我们一个运用其理论方法来解剖其内在盲点、接受其洞见火花的最佳契机。    

    阿尔都塞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镇。他不仅仅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欧美左翼文化思潮（包括本文主题的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源流或话语开创者（发明话语开创者概念的福柯，就是阿尔都塞的弟子）。在这里，我还要再次强调我多年的一个观点，即阿尔都塞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枢纽，他的理论体系横跨时空，对俄国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有深刻的反思，并独创性地将毛泽东的思想纳入他理论的核心，成为超越东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桥梁。阿尔都塞对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的“重新发现”，极大地开拓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用阿尔都塞形容马克思开辟了历史知识的新大陆的话来讲，阿尔都塞本人也开辟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大陆。詹姆逊将之称为“阿尔都塞式革命”。德里达在阿尔都塞墓前做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相似的演讲，摹仿恩格斯，给予阿尔都塞极高的评价。德里达说，如果没有阿尔都塞，我们今天将依然在黑暗中摸索。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霍尔，将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归结为阿尔都塞的引导。[11]参照这些欧美理论家的评论，我们今天似乎也应该把阿尔都塞视为“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范式性枢纽（paradigmatic pivot）。阿尔都塞的理论涉及西方启蒙运动到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等各个流派，并做了原创性阐发。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枢纽，也是影响现代批评理论的重要源流（当代英美文学理论领域里的詹姆逊、伊格尔顿等，都是阿尔都塞思想的门徒）。

    中国的阿尔都塞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学术界对阿尔都塞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甚为重视。30多年来，已有17部专著问世，2017年到2018年间就出版了5部阿尔都塞专论。从1978年至2018年11月，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阿尔都塞的论文数目为1319篇。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阿尔都塞”为主题搜索，共有博士论文22篇。中国目前出版了阿尔都塞6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其中《保卫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读<资本论>》均被再版。另外有4本国外研究阿尔都塞的书籍被译成中文。中国对阿尔都塞的研究集中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12]然而，对于他在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影视传媒等领域的开创性影响，尤其是对于冠名为“后学”的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界显然关注远远不够。2003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越编译的《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在各类中文译本中的翻译与选辑质量堪称上乘，不过主要还是集中在阿尔都塞政治思想方面的论述。陈越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西方文论专业任教，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阿尔都塞专家，但他研究阿尔都塞文艺理论的论著甚少。

    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知识界与在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从事民族解放运动、开展游击战的革命者遥相辉映，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建构了“全球毛主义”（包括西方毛主义和第三世界毛主义）[13]。从此，世界产生了具有普世影响与意义的现代中国思想，毛泽东与孔子成为世界思想殿堂内的两大中国标志。毛主义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当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依然是西方与第三世界激进左翼的理论建构与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毛主义理所当然地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而阿尔都塞在建构西方毛主义的过程中，更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更值得重视的是，毛主义不仅仅是阿尔都塞广泛的思想视野中的一部分，而是在阿尔都塞的庞大思想与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核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赴美留学，主修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第一时间，通过阅读詹姆逊（他的《政治无意识》1981年发表，正是美国学术界最热的理论论著），对阿尔都塞有所了解。我立即被他对毛泽东的解读与发挥所吸引，这也成为我之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起点。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著Aesthetics and Marxism于2000年出版（2012年中文译本《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出版）。阿尔都塞理论的中国问题（或阿尔都塞式的毛主义）一直是我研究的一条红线，是我这本专著的核心论点。同时我也撰写了英文论文，专门讨论阿尔都塞与毛泽东的思想关联。我的观点受到欧美学术界的重视。[14]虽然我的相关论文也有中文译文发表，我也用中文写过有关的文章，但多年以来，在中国反响寥寥。[15]不过我始终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现代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拓展，而意识形态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我称之为毛泽东的“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之中的核心。从这个脉络出发，重新认识阿尔都塞，把握西方理论中的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范式和方法问题，而是具有更广泛现实和思想意义的问题。

    阿尔都塞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而这个命题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毛泽东的《矛盾论》。阿尔都塞对《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做了大量的阐释和思考，由此形成了他独创的反决定论（表现因果性）的结构因果性历史观和不同选择现代性的思想体系。阿尔都塞的“矛盾与多元决定”这篇论文是阿尔都塞的经典名篇，通过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读，阐发了他的“多元决定论”。在“论文化革命”等文章中，阿尔都塞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主义理论，他与他的学生福柯、巴丢以及其德里达、布迪厄、波德里亚等许多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家们，以及法国思想界文化界形形色色的先锋派、毛派团体，就毛主义的话题有过无计其数的对话、讲演。当然，“矛盾与多元决定”毕竟是一单篇论文，以此来囊括阿尔都塞的毛主义理论建构或中国问题，仍显得单薄。如果我们从理论范式与方法的角度，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问题构成”(problematique，中文又译“问题式”、“问题域”、“问题结构”等等)的元批评方法，来拓展对阿尔都塞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把握，我们就会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之外的另一重大理论命题）中，找到中国问题的另一重大线索。

    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就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的关联做详尽分析。要言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做了重大拓展，提出了意识形态与话语再现、审美想象与形式的内在关联的命题。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论断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对其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的再现(法文：L’ideologie est une representation du rapport imaginaire des individus a leurs conditions reellesd’existence.英文：Ideology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ry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re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16]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再纠结于政治层面的负面的“虚假意识”或正面的“指导革命的理论”，而是深入到了意识、潜意识、想象（形象思维）、情感再现层面，实际上是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美学（感性、想象、再现）特质。在反思启蒙理性主义、批判本质主义的氛围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阿尔都塞得到启发，重新认识意识形态的再现、想象、感性（情感或审美）体验的实质内涵。

    意识形态也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革命始终是毛泽东的核心关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想，主要靠“民族形式”这个充满审美与文化色彩的中介来实现。意识形态与美学的关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集合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早期就认识到文化领导权（或出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重要性：“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7]毛泽东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通过“民族形式”这一中介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明显地突出了文化和审美的话语：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8]作为中介，民族形式具有双重目标：它既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转型或具体化的解决方案，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和政治再现，民族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或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一个意识形态再现和情感（审美）的问题，即“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中国学术界有过多次关于意识形态与美学关系的问题的争论。朱光潜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意识形态的审美属性做过精湛的思考，跟阿尔都塞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中国的这种讨论却很少涉及阿尔都塞在世界上有巨大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未考虑毛泽东与阿尔都塞的关联。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学者颜芳最近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的英文论文，深入探讨了毛泽东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影响。论文甫一问世，即受到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著作的主要编辑和英译者格士伽里安（Michael Goshgarian）的关注。[19]国际学术界一直高度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关系，但中国学者就此重要问题的声音甚少。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思考之中，尤其是在中国越来越成为理论界瞩目的话题的今天，这种中国学者的参与更显得有意义。

    巴赫金与詹姆逊和阿尔都塞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的理论并未直接提到中国，他也没有跟中国思想界理论家有什么接触。那么，为什么要把他放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框架里来讨论？第一个理由是，巴赫金理论产生的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土壤和背景与中国有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在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本文关注的文艺理论方面，俄苏对中国的影响巨大。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苏联而传至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际上经过了“莫斯科-延安-北京”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模式，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即毛泽东思想。就文艺学这个领域而言，不仅仅是对苏联学科体制的承继，在中国始终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与文艺批评实践，也留有强大的苏联文艺学范式与方法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从俄苏土壤中生长、对苏联模式有深刻反思的巴赫金的理论，对于中国就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米哈伊尔·巴赫金)

    第二，巴赫金的思想跨越欧洲文明的各个时空，从古希腊罗马到犹太基督教，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直到二十世纪欧洲最前沿的现代主义思潮，巴赫金博大精深的思考，充满了深邃的洞见。他在思想与文化转型领域的先锋性和预见性在20世纪70年代被欧洲学术界重新发现，与西方后现代思潮有着惊人的契合。以至于在1980年代，巴赫金在作为现当代西方思想集散地的美国受到极大推崇，认为“巴赫金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正脱颖而出。”就在这个时刻，巴赫金思想进入中国。这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文化反思的时代，是一个“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时代，是中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个历史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分别从俄苏文艺学、西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两个不同脉络，认识和了解了巴赫金，发现了巴赫金理论与中国问题的高度契合与启迪。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不仅有深远的普世意义，也几乎是给中国量身定制，为思考中国的文化转型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借用“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大框架，我们提出“巴赫金的中国问题”的第三个理由，则涉及了理论方法与批评实践的关系。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是他的庞大文化转型理论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也是他的理论对话的主要对象。巴赫金在提出他的“复调”、“语言杂多”、“狂欢化”理论时，极为娴熟透彻地运用了形式主义批评的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以及许多西方经典名著做了鞭辟入里、精细入微的文本解读和形式分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他对文本深入的形式分析基础上的。可以说，没有形式分析、话语与结构分析，就没有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对于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以文本形式结构为核心的范式和批评方法贡献很大。这也正是他针对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特殊意义。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在学科建制上，划分为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诸多不同分叉学科，但都受到俄苏范式与方法的深远影响（或许比较文学是一个例外）。而巴赫金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俄苏模式纠缠、驳诘、对抗一生。在方法与批评实践上，巴赫金对中国的启迪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本文中将巴赫金称之为“理论的中国折叠”。综上所述，巴赫金跟中国的关系，似乎更像是棱镜、镜鉴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和批评实践的角度，我们都可以从巴赫金那里看到自己的镜像。“折叠”（folding）则是取自中国科幻小说《北京折叠》的一个隐喻。如果说詹姆逊是理论的中介(mediation）,阿尔都塞是范式的枢纽（pivot），巴赫金的中国问题，就更像是思想与实践上与中国的多重折叠与交替，更具动感与纠缠，也更为贴近巴赫金的理论独创，具有“复调”“多声部”，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恢弘意象。我以为，这个隐喻要比一面冷峻高悬的镜面更有意思。前述的三个理由，也可以理解为巴赫金与中国的三重折叠。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里的多重声部，并非一览无余，而是透过错综复杂的叙事角度（包括观察者和讲述者的角度）、叙事时空结构、叙事话语风格来呈现的，需要巴赫金的那双睿智犀利的眼睛和耳朵来细查和聆听。他与中国的复调式折叠，也是如此。唯有以巴赫金的范式与方法，展开巴赫金式的形式与结构的文本细读与对话，才可不间断地发现他与中国的种种折叠及其意蕴。

    中国学术界对巴赫金有空前的热情。从1987年巴赫金著作第一部中译本问世始至今，中译本出版了十余种，包括2009年出版的7卷《巴赫金全集》。研究巴赫金的中文专著到2017年止有27部，1982年到2018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巴赫金的论文数目达3706篇，相比同期研究詹姆逊的中文论文989篇和阿尔都塞的1319篇，巴赫金研究的论文数量惊人。[20]无论是译著还是专题研究，从俄苏文艺学的背景与角度研究的为数众多。俄苏文学与文艺学在中国本来就是渊源与主从的关系。不过在大量的俄苏和文艺学角度的论述中，对于巴赫金与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和文艺学关系的元批评式研究却不多。绝大多数论述都是对巴赫金理论的介绍与评价，集中在复调、狂欢、巴赫金语言学等几个话题上。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2004年出版，以巴赫金的案例来反思中国接受西方理论的变异、错位、误读，追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思想史脉络，首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问题意识，极为难能可贵。[21]不过遗憾的是，曾军的这一思想史或知识谱系学的研究，仍为个例，并未激发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广泛关注。俄苏与文艺学乃是巴赫金理论与中国的重要折叠。我们应该就此追踪，深入开展对俄苏思想理论（不仅限于文艺思想，更应涉及由苏联输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影响的思考。巴赫金一生的著述中，有许多以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为主题。同时，巴赫金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古希腊罗马、欧洲文艺复兴为主题，以小说叙事为焦点的大量论著，虽然没有直接与苏联文艺学模式正面论战，但无不蕴含了他对于俄国沙皇专制主义、俄国激进主义思想以至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与文艺理论的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巴赫金被重新发现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契机是欧美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反思西方现代性，对两千余年所形成的西方普世主义价值体系做颠覆性的批判。巴赫金概括了西方文明史上希腊罗马文明转型、文艺复兴、18-20世纪启蒙运动到现代主义这三个文化转型的特征，认为这是个“小说化”即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时代。巴赫金这一独创而深邃的文化转型理论，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最重要的思想支柱之一。巴赫金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话语开创者之一，建立了话语的无尽可能性。而没有后现代主义对巴赫金的重新发现，他也许会在无数俄国文艺理论家（俄国是盛产理论家的国度）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默默无闻，至多作为一位提出过某种古怪新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读法”的苏联专家被提及。[22]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巴赫金进入中国的大背景。由欧美后现代主义这个思想折叠所映照、发掘、重构的巴赫金文化转型思想，跟中国20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高度吻合。1992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设巴赫金理论专题课。受乐黛云教授的敦促，写了一本小册子《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于1995年分别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同时出版。[23]我在这本小书里，试图把巴赫金思想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这两大坐标系（也即“折叠”）中来理解。

    20多年过去了，我以为巴赫金文化转型理论的意义在今天更有吸引力。巴赫金的经典论述，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反复思考。他别具一格，用小说的诞生来比喻文化转型：“小说的前提是语言语义中意识形态中心的解体，是文学意识的某种语言的无家可归感。文学意识不再拥有神圣与统一的语言媒介来制约意识形态与思维。”“这里所涉及的，是人类话语史上非常重要和极端的革命性变化：文化语言与情感意向从单一和统一的语言霸权中获得了根本的解放，从而使语言的神话性趋于消失，语言不再是思想的绝对形式。”巴赫金对这个文化多元、思想解放的时代的描述，几近完美地描述了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与政治危机和转折的时代，一个文化动荡、裂变、断层的转型期。语言不再被视为意义与真理的神圣与唯一的化身，它成为设想意义的许多可能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当单一和统一的文学语言同时又是他者的语言时，情况往往是相似的。与这个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和瓦解。在中心话语崩溃的过程中，非中心的、世俗化的语言意识逐渐成熟，并在实际应用的民族语言的语言杂多之中，获得有力的支援。”[24]难以置信的是，巴赫金这些气势恢宏的话，写于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之后苏联偏远的流放地。这里寄托了他对自由解放的渴望，也神奇地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重温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倍感亲切。这应该成为从思想史和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思考（西方或巴赫金）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主题。

    巴赫金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文艺理论跟中国的文艺学传统高度对应，毋庸赘述。但他又是一个植根于形式主义批评土壤的文学批评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精辟入微的形式分析，具有范式与方式上的典范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也与中国有特别的交接与折叠。曾军在《接受的复调》中，提出“复调与中国现实主义诗学重建”前瞻性问题，特别指出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俄苏现实主义诗学“别车杜”的因素。[25]受到苏联文艺学理论与批评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文学研究长期形成了一套批评套路。这种套路从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到1949年后，更成为文艺学与批评实践的正统范式。以19世纪俄国激进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滥觞，到普列汉诺夫和苏联时期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形成了重思想内容、轻视艺术形式的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延绵不绝。长期以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流行范式与方法，就是黑格尔式的现实主义美学加别车杜。[26]从中学语文教学到正统学院派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作品+时代背景”、再加上一些情节描述与人物性格刻画等等，建构出的行之有效、简单便利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技巧”的三段式。虽然在文艺学领域，现代西方理论的译介蔚为大观，但现当代文学领域里似乎依然是三段式的一统天下。

    中国的文学研究现状，一方面是西方理论术语爆炸，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形式与文本研究缺失。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核心范式是文学形式的内在研究。由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英美新批评重视诗歌语言的文本细读，关注语言文字的意象、隐喻、反讽、含混、歧义、修辞；俄国形式主义开创了对叙事观点（讲述者、观察者）、叙事话语、叙事时间的叙事学分析。在此坚实的文本形式批评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如詹姆逊、巴赫金等创建了对文学形式的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内容的批评范式。但迄今为止，中国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基本是各唱各的调。做理论的不做作品形式分析、文本解读；做文学批评的理论术语满天飞，具体分析作品时还是三段式。总之，在文艺学和批评实践的领域，巴赫金不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面镜子----也许算不上是与中国交错扭结的折叠。因为巴赫金与中国在这种批评实践上的真正的亲密接触，恕我孤陋寡闻，迄今鲜有发现。巴赫金不像阿尔都塞和詹姆逊那样，两位都是殚精竭虑地主动思考中国问题，把中国理论纳入自己的体系核心，并倾心构建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中国理论，即毛主义。但出自俄苏的巴赫金，不同于美国的詹姆逊和法国的阿尔都塞，本来又是最有理由与中国产生亲密接触和对话的，而且这种亲密接触，也最应该源源不断地爆发出思想火花。（假想一下，巴赫金能够再多活十几二十年，就会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景象，以及他祖国的天翻地覆变化。也说不定，他会把眼光放到中国，就像他早年思想最为活力四射的列宁格勒小组时代，身旁时刻有一位汉学家康拉德的身影？）

结语

    漫谈至此，已经涉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学科文艺研究的中国问题。虽然作为论文的篇幅已经相当冗长，但对所议的各类问题，也只是蜻蜓点水，至多也就是把最近这些年来的诸多枝蔓丛生的想法，做一点简单粗暴、甚而削足适履的梳理而已。对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或中国问题如何成为具普世意义的、理论的内在因素和核心的问题，我企图勾勒一些轮廓，哪怕只是些非常粗浅和简单的线条。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能尽量沿着范式的历史溯源与反思的知识谱系学或元批评的思路，考虑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与现代传统的关联。在批评实践上，我试图思考在文学批评上，如何打破文艺学理论研究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藩篱，重开文本细读、形式研究的风气。文学批评应当如何采纳形式结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如何借鉴、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丰富的形式主义传统与细读，如古代诗论和文论方法？又如何借鉴当代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史料发掘与细读等方法，去耐心认真地解读文本？

    最后，从“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这个话题开始，继而打开“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又一个话题，或许会引向新的未知的思想空间，这也正是思想与学术研究迷人之处。正如巴赫金所言，“世上既不存在最先的话，也不存在最后的话，对于对话的语境来说，不存在任何局限（它向无限的久远和无穷的未来延伸）。…任何一个意义都将有重返家园的欢宴。大时代的问题。”[27]而我们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大时代，思想与学术也就被不断地赋予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