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写于1851年，被恩格斯推崇为“一部天才的著作”，“一篇简短的讽刺作品，里面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全部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现实反映得极为真确的”。［1］VI 恩格斯用“讽刺作品”和巧妙的“图画”来描述《雾月十八》的文体形式、修辞手段和叙事结构，十分精准。一百多年之后，这部作品变成了欧美左翼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研究和政治符号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以美国为主的英语人文学界里，今天左翼“后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依然占据主流，《雾月十八》恰好是分析和解构主流话语及其背后的现实的经典。当然，马克思对历史的洞察与预言远远超过了1848年欧洲革命时代在法国上演的戏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思想的利器。马克思是这样开篇的：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1 《雾月十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戏剧学的视野。今天在世界上上演的无论是“悲剧”还是“笑剧/闹剧（farce）”，对政治符号学或意识形态感性学（审美aesthetic）的解读、解构和解剖，都很有必要。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思想界形成的左翼“后学”理论，以解构和反思启蒙理性主义现代性为己任，掀起了阵阵波澜。左翼理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激进社会政治运动，最初在广场和街道开展，到70年代退隐入学院象牙塔。历经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孵化蜕变，左翼理论从英语人文学术界越界到现实社会，又一步步去疆域化，重现江湖，在今天欧美社会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新场面”。不过其语言并不新，口号和服装也似曾相识，请出的亡灵并不久远，但借助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文化思想藩篱的松弛、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播散，已然形成了全球影响。在当今的世界，不同国家有其独特的口号，诉求也各不相同，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却极其相似。本文截取英语人文学术界上演的当代戏剧的一些片段，以管窥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动态。这些动态无不与中国密切相连，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角度看，这些西方（英语）的理论四十多年来已与中国当代知识界、学术界融为一体。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思想、文化、知识场域的戏剧，也类似恩格斯在《雾月十八》的序言中所言，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宛如“晴天霹雳”。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与伦比的。”［1］VI我们对本文主题的解读，理应循着马克思的启示，来努力把握当前的活的历史。 恩格斯认为《雾月十八》“对当前的活的历史”有卓越的理解和透彻的洞察，就是把当前的现实看成活的历史，首先是强调了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和一体性，再者是指出了马克思对法国现实的历史化分析，且有其理论支撑，即马克思的总体的唯物史观，恩格斯称之为“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其实恩格斯讲的是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论化，反之亦然，即马克思对其理论的历史化。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今天，我们对于当代英语人文学界（humanities in English language）动态的理解，也应该遵循历史的理论化和理论的历史化的思路。英语人文学界是当代世界思想和学术的大舞台。人文学界（或学科）基本跟中文的文史哲学科相同，其目的是以历史和文本解读方法，来探究、反思和批判人类存在、宇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自然科学（理科）的目的是发现、探索未知世界，发现新规律；工科的目的是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乃是工程技术的生命线。中国现在把创新作为所有学术研究的目的，显然是工科思维，源自近几十年来有工程背景的技术官员的治理理念。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是科技主导的，故而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区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奉自然科学范式为圭臬，试图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并提出解决方案。然而，人类的主动性使按自然科学方法来找寻的社会规律难以确定，所以历史的思考和人文的解读不可或缺。对规律或理论的思考和探究，更离不开历史化的思维。对思想和学术的范式、学科建构的反思和批判从来就是人文学科的要义，晚近更甚。“后学”的元批评（meta-commentary）、元历史（meta-history）揭橥历史事件（史料）和历史叙事（史论）之间犬牙交错、纠缠打斗的权力关系。福柯的知识—权力范式是对马克思“活的历史”的思路的深化，以知识考古和谱系的棱镜拓展了政治戏剧学的视野。 元批评把知识和权力、历史叙事和理论批判的双重关系作为起点。这也正是我们反思与批判西方后学的起点，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英语人文学界近40年来的变迁百转千回，跌宕起伏，堪称量子飞跃（Quantum Leap）。量子飞跃是借用自2022年美国同名科幻电视剧的一个隐喻，是指非规则、非线性的系统突变。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学（包括语言学）、历史和哲学的动向，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但空间却跨越了全球。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与英语学界之间的思想学术的穿梭变换，在激进的文化革命与社会运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更加扑朔迷离。“晴天霹雳”式的历史事件贯穿于20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依然动荡，在意识形态“冷战”的大格局下有各种刀光剑影的“热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激进的文化和社会革命事件席卷全球，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掀起新的高潮。我们关注的人文舞台上，后学渐渐登场。或许是出于对社会秩序、反秩序、规矩、反规矩的反复以及对所谓的“历史规律”的缺席的高度敏感，后学元批评标榜反本质论、反形而上学、反启蒙理性主义，贯穿的思想主线恰恰是对任何历史“主线”或“规律”的深刻怀疑和解构。这种解构主义的立场也体现了对各种疆域、界限、区隔等现代社会的机制和理性原则的任意反叛和跨越。 就今天的“活的历史”而言，断裂、偶然、随机、碎片化、任意性越来越成为新常态（new normal）， 这个词在21世纪10年代头两年颇为流行，但最近这十几年来的历史事件越来越混乱无序，这使得“常态”“规范”“规律”之类的说法更加自相矛盾。“俄乌冲突”爆发后，2022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国会演讲时宣布，世界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Zeitenwende），“其核心问题是强权是否能击溃法律”。［2］德文的das Recht含法律、正义、权利、权力等意义，朔尔茨认为今天的世界面临着法律、秩序、规律等在强权面前崩溃的危险。Zeitenwende 成为这两年国际政坛的热词，所谓转折点就是指今天这个混乱无序的时代。美国前国务卿赖斯2023年9月20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演说时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世界的混乱局面前所未有。从她1989年开始参与美国白宫高层的国际事务至今，30多年来历经了各种风云变幻，但都算是能够理解的“系统的变迁”（system in transition），只有现在的“国际性混乱”（international chaos）才难以想象。［3］ 人文学界一向关注话语动向、各种热词，多年以来也制造了许许多多的话语热词。本文关注的英语人文学界尤为典型，它不仅仅是话语变迁以及其背后的观念、系统变迁的见证，也是变迁的制造者、推动者。政治家的话语与人文学界的话语孰轻孰重，其中的互文互鉴，亦成为学界反思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走过了从“冷战”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对峙到全球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再到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充满矛盾和悖论的轨迹，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似乎走入了全球化新“千禧年”。在中国，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1993年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些均可以看成是世界大历史舞台上的主流话语，与思想史、学术史的轨迹既相向又相对。后“冷战”时代大历史的趋势似乎是全球化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然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警世恒言”一语成谶，在2001年“9·11”事件后引发了大众的担忧，但在白宫主政的赖斯看来依然是“系统性的变迁”。近十年来世界大历史向混乱无序转折的运动几乎是火山爆发式的。全球化向地缘政治冲突逆转，美国式的所谓自由主义秩序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严重受损，受到新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改头换面的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的严重挑战。此时“文明冲突论”不再是理论和预言，而是世界的现状。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人文学界（尤其是英语人文学界）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动态，跟大历史的主流往往背道而驰。后学对社会秩序、反秩序、规矩、反规矩的反复，解构主义、相对论、怀疑论的立场与态度，时隐时现、草蛇灰线。如果我们沿着话语与思想的见证者、制造者、推动者的思路，不难看到英语人文学界激进思潮对于规范、法则、秩序等在认知上、逻辑上乃至本体上或原则上的颠覆作用。当然，在朔尔茨的演讲里不可能提到解构主义人文思潮的“强权”（Macht）。当我们把视线聚焦到近40年的英语人文学界，用知识谱系学、考古学的显微镜观测其“话语的权力”（pouvoir discursif，discursive power，diskursive Macht）， 也许能让我们有所反思：激进主义的话语究竟是混乱的推手，还是分裂的弥合者？是对正义和真相的寻觅，还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偏执？![]()
我们就西方人文学界中激进主义理论和话语的历史脉络进行过一些分析，①这里简扼回顾一下。 首先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全球激进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的激进主义运动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方方面面都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面貌。激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席卷西欧、东欧乃至北美，从中国到广大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南美安第斯山脉到南亚印度喜马拉雅山脉，无一例外。欧美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高举着反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旗帜，对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越战、反文化运动和民权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段的激进主义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冲击力极大，常被称为“全球文化革命”。无论如何，政治社会运动与激进左翼思潮相互激励、推波助澜，是全球激进主义运动的一大特色。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因政治参与而不断涌现和拓展，政治运动则被激进思想进一步推动，形成了一个思想和知识转型的高峰，所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世纪60至70年代是“短暂的20世纪”或“极端时代”的“黄金时段”。激进运动并未导致欧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崩塌，许多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在政治风潮结束后，纷纷回到大学，或继续学业，或开启教育和学术研究生涯。“后1968年”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如福柯、德里达、詹姆逊、萨义德等，在学术领域开启了激进主义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新时代，严重冲击了西方学术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所建立的中立、自洽、超然的学术象牙塔神话，掀起了学院庙堂“茶杯里的风暴”。但此刻这些青年学者的学术话语深奥晦涩，甚为小众，争论虽然激烈，但罕被外界理解。 其次是20世纪80至90年代，欧洲大陆后学理论在美国这个西方思想、知识、学术的最大集散地，或最大的“思想集市”（marketplace of ideas）里广泛传播。这个传播过程可视为欧陆（法国）理论美国化的双重变奏：一方面是文本/学科化，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政治化。70年代中期，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被美国学界同步、大量地译介，法国理论家如福柯、德里达等，在法美之间来回穿梭。60至70年代美国的社会动荡给人文学术界带来了很大冲击，而法国新理论的进入则帮助美国人文学术恢复了活力。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文学系的学者把法国解构主义转变成了一种新鲜的文学批评方法，对欧陆国家的激进左翼思想运动予以修正、改造、变换，转变为一种精致奥妙、复杂深邃的文学批评，与美国原有的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相辅相成。因此，法国理论在美国被迅速纳入专业化和体制化轨道。不过这种专业化的“建制派”批评20多年来被日益边缘化。此外，以萨义德和詹姆逊为首的一批激进主义青年学子，在美国掀起了译介、效仿和转变法国激进思想的潮流，逐步形成了人文学界里的政治干预与意识形态激进化的态势，也即前面说到的在美国学界掀起“茶杯里的风暴”。与美国的自由派主流传统相背离，这一群体延续了“二战”后美国激进政治与社会运动思潮，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反越战、反文化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政治传承。萨义德在《东方主义》（1978）里完美运用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知识谱系学、考古学的深奥理论，分析、抨击“东方主义”这个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奠定了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美国独特的思潮，其土壤是美国移民社会中极为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趋势和矛盾，以及与美国黑奴制历史无法剥离的种族冲突。萨义德全面介入了美国和国际政治、社会运动，跨越学术和社会政治多重领域，是美国学术越界和去疆域化的先驱。詹姆逊却始终保持了学院派学者的姿态，用折中主义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方法让马克思主义理念在美国人文学界受到普遍尊重。他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传媒和情感领域的商品化等种种后现代主义现象作了犀利深刻的剖析。同时，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寓言”的观点，涉及了认同政治、种族、性别、族裔等当代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最热门话题，与今天美国社会的两极化、激进化乃至影响全球的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密切相关。詹姆逊卷入美国后殖民主义争论的漩涡，备受攻击，但在中国却收获甚丰，他的观点成为中国詹姆逊主义的核心理念。 最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回21世纪头20年的大历史，也即当下“活的历史”。无论是“历史转折点”，还是“国际性混乱”，在欧美社会内部尤其是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两极化、部落化、政治对抗，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场难以想象、难以预测、难以理解的戏剧。我们全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是观众。其中有呼风唤雨的主角，他们掌控了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如同《雾月十八》所揭示的路易·菲利普一世一类的昏君和路易·波拿巴一样的僭主；也有绝大多数的民众，在社交媒体后真相的时代往往被民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所裹挟；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话语权拥有者或话语制造者，其立场、定位和身份认同也处于空前的混乱状态。这最后一部分，正是我们聚焦的群体，我们自己也是这部分的成员。所以我们需要依靠《雾月十八》的导航，以马克思所绘制的认知地图，来反思英语人文学界激进主义的去疆域化。我们看到，英语人文学界的激进思想的主线是对任何历史“主线”或“规律”的深刻怀疑和解构，是对各种疆域、界限、区隔等现代社会的机制和理性原则的反叛和越界。把今天的两极化、碎片化的混乱局面归因于激进主义理论的推波助澜也许过于简单。但社会两极化、碎片化、部落化与僭主政治、民族—民粹主义的共生共鸣，则是学界中人自我反思的一个前提。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1］97-98![]()
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后真相时代的民众视为一个个马铃薯，被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所隔离、分裂，不断自我囚禁在情绪和认知的牢笼中，从而无法代表自己，只能呼唤新时代特朗普式的僭主。马克思在他的时代看到的是路易·波拿巴身后的“法国农民”，我们今天则要认真辨析美国被不断部落化的不同群体。而对于掌握了话语权和“代表权”的那个群体，我们不仅仅要剖析他们是否是路易·波拿巴或特朗普式僭主的“代表”，还要深挖他们的话语在使民众“马铃薯化”过程中的作用。民众在马铃薯袋子里面时“形成了一个阶级”或身份认同，但在部落化的时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不断地让他们的袋子分裂和跌落，变回一个个散落的马铃薯，无法“形成一个阶级”。
我们的反思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最近20多年来激进思潮从学院象牙塔走进美国社会，从深奥的学术理论向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流行话语转变的过程。可以从两段貌似不相干的引文开始。 第一个是美国作家、政论家伯尔曼1987年的一段影评：“电影中（译者注：女演员）卡尔曼·莫拉扮演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做了个变性手术，但由于跟他/她自己爸爸的恋情不快乐，所以不再跟男人相好，而转向跟一个女人来了一段同性恋（我猜），这女人则由一位马德里著名的异装癖扮演。”［4］伯尔曼主要是写政治评论的，他语气反讽和调侃的影评讲的是今天在欧美日益流行的LGBT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酷儿）运动。这个运动肇始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中的女权主义和性取向多元论，逐渐在美国社会蔓延，形成一种文化时髦和风尚，近年来，在政治对抗性强烈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政治正确话语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近年来，激进派在民主党主导的蓝州的学校推动“变性人厕所”，由变性者自行选择男女厕所，引发很大争议，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主导的红州纷纷通过立法禁止这类行为。［5］伯尔曼笔下的多元性取向电影展示了各种越界（transgression），从性别到伦理都挑战常规和习俗。从电影到现实世界的僭越也只有一步之遥，据称美国现在有两百多万人认为自己是变性人或非二元性别（nonbinary），这种多元性认同、性取向据称得到了美国医学协会的认可。［6］社会舆论的变化似乎不可逆转。第二段引文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成功的示威游行并不一定要靠动员最多的人，而是靠能否吸引新闻记者们的最大关注。略微夸张的话，我们可以说50个聪明人在电视台节目里成功策划5分钟的‘事件’，也许跟2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效果相当。”［7］ 今天这个社交媒体时代，专业新闻记者的作用和电视台的节目已经不再有布迪厄时代的压倒性话语权和舆论影响力，但他的论证逻辑却依然强大。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德波描述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剖析的类像和仿真时代，不仅仅是对时代变迁的“客观”陈述，更多是理论话语的自我指涉。理论话语一旦从学院象牙塔走入社会现实，不啻是提醒大家话语力量的强大功能，理论的言说和传播本身，就是话语力量付诸实施。 无论是伯尔曼还是布迪厄的论述，都显示了某种话语力量的连续和转换。激进理论家们在投身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同时，也在做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其政治层面的话语实践与学术思考密切相关。在德勒兹看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难解难分，并非孰先孰后的关联，也缺乏整体性：“有时候实践被看成是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结果。有时候正相反，实践被认为是激发了理论，是未来的理论形式创造不可或缺的。总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理解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但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永远是片面和碎片的关系。在一方面，一种理论总是地方性的，只跟一个很局部的领域有关。”［8］74德勒兹把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视为接力赛程，它们形成了一个网络，并在其中给我们设置了无数的栅栏和壁垒，只存在被连接在网格关系中的理论行为和实践行动。可以想象在我们面前有一条跑道，横陈着很多的栅栏。理解德勒兹的思路，我们要想象我们现在是刘翔。我们思考的时候就像刘翔在奔跑一样，要不断地跨越栅栏。德勒兹眼中的栅栏或许可成为疆域，有形或无形，理论与实践要在跨越疆域和栅栏的过程中实现。“理论最后不撞墙的话是无法发展的，必须由实践来穿透墙壁。”［8］74“理论就是一个工具盒。所有的理论本质上是对权力的一种反叛和对抗。”［8］76这个理论与实践跨栏接力赛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德勒兹的去疆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deterritorialization）这一关键词的形成脉络。 去疆域化这个概念可以说贯穿了德勒兹的理论。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德勒兹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于1972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里。两位学者把弗洛伊德对欲望无意识或力比多的形塑、分裂、压抑、重构过程的解构进行了一番再解构。他们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将力比多之旅拓展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资本主义乃是社会生产走向其去疆域化的极致的时刻”；资本主义是“新的大规模去疆域化，是去疆域了的流动的连接点”。［9］《千高原》中对此继续发挥，认为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同时发生，有所谓绝对的去疆域化和相对的去疆域化。前者类似斯宾诺莎哲学的世界本体论观念，德勒兹命名为“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后者又回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资本”流动性不断去疆域、再疆域化的过程。德勒兹的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化的叙述，具有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及神话想象等多领域的思辨特征。《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讲述的故事是：“疆域化”乃是初民部落的神话，认为物质财富乃浑然天成，源于自然，归于大地；到了帝国时代，君王则视物质财富为己有。所谓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既是对自然神话的去疆域化，又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再疆域化，世间万民万物，皆归君王也。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撕破了初民神话和君权神授的面纱，把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彻底去疆域化或去密码化（decoding），用量化经济学将其连接，从中攫取剩余价值。我们在德勒兹的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党宣言》叙事里的文学修辞：“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揭开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0］当然，德勒兹跟马克思叙事的相似处远不止文学语言和修辞，德勒兹的深层逻辑中亦可看到无处不在的马克思的影子。 去疆域化的概念本身就极富流动性，故而被各种领域的学者使用，许多欧美社会学者将其用于对全球化地缘政治的分析。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社群“错位”（displacement）乃是一种去疆域化。［11］全球化理论家、美国印度裔人类学家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把去疆域化看成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严重问题，认为本土文化习俗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 去疆域化总体上来说是现代世界的一股核心力量，把各民族的劳动者带入低阶层社会和富裕社会的不同空间，往往在其母国产生夸大和强化的政治对抗或依附……去疆域化也制造了电影、艺术和旅游业的新市场，在去疆域化了的人群中盛行，以此来建立与祖国的联系。这些建构出来的祖国成了去疆域化了的族群的媒体世界，充满奇幻和一厢情愿的想象，为新的意识形态世界输送精神食粮，变成引发民族和族群间冲突的温床。［12］ 阿帕度莱慧眼独具，在1990年就看到了全球化时代大规模的移民群体（去疆域化的人群）中的媒体世界（mediascapes）和意识形态世界（ideoscapes），是各种宗教、种族主义的土壤，也是种族、族裔冲突的温床。他的预见在今天的世界已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阿帕度莱笔下的当代全球盛行的民族—民粹主义，被各类僭主利用、操控。各类宗教、种族、族裔的身份认同变幻莫测，忙乱不堪，就像马克思笔下《雾月十八》里的法国民众，如同一个个马铃薯，被不停地装入、倒出、再装入各种不同的口袋，在不断地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化的过程中，翻来覆去。马铃薯们被各种意识形态情绪所煽动，规模大小不一的族裔、种族、文化和宗教冲突因之而不断爆发。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理论话语的去疆域化及其后果。激进的后学理论是如何一步一步不断地越界，从学院象牙塔里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后学理论，演变成欧美社会的政治正确话语的？又是如何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越演越烈的政治对抗、社会和文化冲突中，走到舞台中央，上演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戏剧的？詹姆逊1984年的思想笔记《断代60年代》里有一段关于“他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的论述堪称经典，我也在不同场合提到过，但依然值得放在美国近40年来的大历史、思想史背景下重新阐释： 60年代初始，萨特的范式……被戏剧化地重组为非常不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弗朗茨·法农的有极大影响的《全世界受苦的人》②（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一书，描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斗争。法农把萨特式的对象化（或客体化） 凝视逆转，以末日预警的口吻，重新书写为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行动。此时此刻，在恐惧和焦虑中的世界，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排序被强力扭转；被殖民者逆来顺受的意识取得了集体的认同和自我确认；殖民者则仓皇逃窜。［13］ 我们看到詹姆逊在这篇读书笔记中，难得地以直截了当的口吻，谈论理论、学术之外的现实政治话题。他者政治、认同政治在1984年还是高深莫测的美国大学文学系的后学话题。即使到了萨义德离世的2003年前后，依然是在学院象牙塔内小众传播。但萨义德深知他的文学政治干预论和后殖民理论已经大大越界了学术圈，开始在美国、其他英语国家乃至全世界掀起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波澜。詹姆逊则早就看到认同政治或他者政治的政治内涵。他的解读类似萨义德1983年的《理论的旅行》，梳理理论话语的嬗变，并预测未来。詹姆逊首先回顾了从索绪尔到德里达、福柯、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谱系，然后评点法国后学批判的靶子，即“萨特范式”的存在主义异化论、客体化凝视和逆转等等。萨特的思路显然还在黑格尔形而上学本质论里转圈圈。但詹姆逊并未费口舌讲述福柯等在理论圈里如何反叛偶像萨特的故事，而是鹞子翻身般地直接跳到法农这个学术局外人、革命斗士那里，把话题从哲学理论转到现实政治。相比之下，萨义德在《理论的旅行》中则不厌其烦地论述卢卡契的“阶级意识”，用黑格尔主客体二元论层层包装，背后则鼓吹革命造反的真正动机。萨义德将之与巴黎大学的戈德曼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廉斯教授精致奥妙的理论进行对照。萨义德的真实意图不难揣测，乃是感叹革命情怀或政治斗争之“熵”在理论旅行中的不断衰减。但詹姆逊似乎并不忌惮学术规范的栅栏，一下子就让高深理论旅行到了火热的现实政治的战场。他大赞法农对萨特形而上学话语的重新书写，即“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行动”。造反的集体身份认同或他者政治，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呼唤下，让殖民者“仓皇逃窜”。詹姆逊接下来继续思绪飞扬，从法农的战斗呼唤，跳到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盛行的左翼思潮，用一根激进政治的红线串联起60年代的回忆。如果这种回忆不仅仅是怀旧，还是对当代社会的观察，詹姆逊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今天的认同政治就是60年代激进政治的继承与拓展。 《理论的旅行》发表十年后，萨义德又写了《理论旅行再思考》，这次他把法农的革命召唤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似乎是再度强调前一篇《理论的旅行》的主旨，即文学理论必须“面向历史现实、面向社会、面向人类的需求与利益，指向日常现实的具体情境，超越理论预设的圈子所制造的障碍”。［14］但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旗帜和深刻卷入现实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又不乏自我反省，不乏犹豫彷徨。他清醒地看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和冲突是无解的、无法终止的，推翻殖民主义统治后的新生的国家，一定会“生产出新的警察、官僚、商贾来取代欧洲殖民者”。［15］419他于2003年在纽约去世，2001年他曾见证了发生在离他家不远处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何时了？这让他深深忧虑，同时又无法对一生的寻觅和奋斗释怀，感叹道：“理论、批评、祛魅、去颂圣、去中心化的任务，永无终结。因此，理论唯有旅行，总要逾越自我监禁，总要移居他方，总要保持流放的状态。”［15］421 詹姆逊似乎没有萨义德这种永远旅行和流放的情怀，但他的洞察力却被现实一再证实。认同政治在美国如火如荼，从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园到政治最高“庙堂”的美国国会，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在持续上演。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20年选举中形成民主党激进派“进步主义党团”（progressive caucus）， 其中由四位少数族裔年轻女议员组成的“四人团”组合最为耀眼。奥马尔议员是索马里难民出身，在2020年美国黑人弗洛依德（Floyd）被警察暴力致死引发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异常活跃。［16］名气最响的是1989年出生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美国媒体称她AOC），她以高调挑战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著称，在众议院各种公开会议场合一直不断地说：“你们共和党议员们除了不断实施种族主义和暴力攻击有色女性之外，没别的连续性可言。”［17］美国众议院成为AOC等极左激进派议员反抗行动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激进派少数族裔议员都在美国著名的精英大学取得学位，多数主修英语、历史等人文类专业。当然，极右翼议员也不遑多让。近年来，美国议会已经成为极端派不间断地相互攻击的主场，没完没了的意识形态争吵，让美国国会正常的立法工作趋于瘫痪。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是，2021年1月6日上千名受特朗普煽动的极右翼成员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攻击，已演变成不折不扣的暴力行动。也不知詹姆逊如何作想。他恪守学院派学者身份，从不在公共媒体发声，但他当年的预言和评论，皆成现实。 虽然在科技、经济领域里取得了极其耀眼的成果，美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却越来越呈现出对立、撕裂、分裂的特质。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第三次工业革命让美国的全球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少数人的财富积累惊人，而大量的“铁锈带”传统白人劳工阶层、社会底层的黑人和少数族裔却深受其害。美国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村，因种族、族裔、宗教、语言和文化习俗引发的矛盾冲突，是美国的一大特色，也是美国特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土壤。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白人虽然仍然占人口多数，但占比从2001年的68.8%下降到2021年的59.3%，20年降了近10个百分点。［18］黑人人口在20年中变化甚微，但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出现了严重分化。一方面，大多数黑人仍处于社会底层，种族主义的痼疾从未消失，贫困、失业、犯罪、警察滥用暴力、教育资源失衡等是美国黑人族群的主要困境。另一方面，少数黑人精英在政治和部分经济、人文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尤其在政治与公共舆论领域，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呼声，以奥巴马入主白宫达到高潮。他们与知识和传媒界激进左翼相辅相成，成为认同政治和政治正确话语的主导力量。美国主流文化一度自诩为文化大熔炉，以其建国时代欧洲白人的文化价值观来统合社会。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以及以批判反思欧洲中心论、解构启蒙现代性为己任的激进左翼思潮逐渐形成气候，在最近40年时间里，“大熔炉”神话严重破损，被文化多样性的政治正确话语压倒。 美国社会的两极对立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迅速恶化。国际贸易、族裔冲突和全球化问题专家，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2018年的学术专著《政治部落：群体本能和国族命运》出版后，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和许多期刊评选的畅销书榜首。她指出：“特朗普的震撼崛起充分揭橥，认同政治已经以极为危险和充满种族对立情绪的方式，攫取了美国的左右两翼。在今天的美国，每个群体都在感受着威胁：白人和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男人和女人、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等。美国弥漫着集体的受迫害感和被歧视感。”［19］2美国社会的撕裂和部落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沦为左右两极对立的舞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今天英美社会的“文化战争”和政治正确话语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社会公正造成严重伤害，“认同政治、投机政客和社交媒体共同加剧了社会两极化”。［20］“文化战争” （cultural war）是一顶大帽子，讲的是今天美国社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指攻击、抵制或“取消”网络名人的行动，针对的是这些名人涉嫌种族、性别歧视的言论。“取消行动”常常在校园里发生，人文学科名人（如高校教授、演讲者等）的言行若被激进群体认为涉嫌歧视和政治不正确，会立即受到攻击或“取消”，遭受“网暴”。“警醒文化”（WOKE）在激进左翼那里，是对一切涉嫌歧视的政治不正确言行保持警醒并坚决与其斗争。但在极右翼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看来，却是极左势力颠覆美国的危险举动，必须通过立法来制止。如大学文学系、历史系里流行的“批判种族理论”（也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众传媒版）， 在极右翼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看来，今天已经渗透小学和中学的课堂。把美国历史描述为种族主义历史的修正主义史观颠覆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必须通过立法来禁止。德桑蒂斯挑头的右翼立法行动，现在已经在许多追随特朗普极端右翼派的州政府和议会复制。从激进左翼的政治正确，到极端右翼的立法禁言，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图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un/21/culture-wars-risk-blinding-us-to-just-how-liberal-weve-become-in-the-past-decades)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是美国唯一的公共电视台，拥有最广泛的美国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受众群。其资深主播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在2023年10月12日的专题节目《美国十字路口》中，报道了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等校园内多起激进左翼学生轰走“政治不正确”教授和学术报告人的事件，也报道了由佛罗里达州领头，迄今已有8个右翼掌权的州通过了立法，禁止其州立大学的课程讲述批判美国制度性的种族、性别歧视的内容。［21］保守右翼往往通过行政和立法的方式来与左翼对抗；激进左翼更多通过街头抗议、校园搅局的运动方式来进行斗争。PBS在2020年制作的专题片《美国大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里讲述了美国认同政治从奥巴马的“包容性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veness）始，到特朗普的“排斥性政治”（politics of exclusiveness）止，从政治顶层恶斗向社会最基层蔓延的演变故事。［2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PBS作为倾向民主党左翼的公共媒体，如此犀利的剖析，颇有一点自省精神，殊为难得。奥巴马的承诺是“实现美国民众的联合”，但专题片展示了他的承诺彻底落空，在他的8年任期内，美国社会的种族、性别、堕胎、枪支暴力等撕裂美国的严重问题都不断加剧，尤其是在文化、传媒等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分裂和部落化愈演愈烈。奥巴马对此责无旁贷。特朗普本人就是真人秀明星，他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高举“另类右翼”的旗帜，大打种族对抗牌，极力煽动白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赢得大选，终于入主白宫。在他执政的4年中，美国社会的撕裂达到了极致。 总之，英语人文学术界从校园到社会，从深奥的学术理论到政治正确的流行话语，以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为标志，越来越深地卷入美国政治与社会变动之中。后殖民主义理论麾下的种族、族裔研究，性别研究在大学的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形成主流。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朱迪·巴特勒等两栖学术明星兼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大众媒体、互联网、中小学教材等渠道，使学术话语广泛、迅速地通俗化，与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LGBTQ群体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走过了一条大众化（学术话语通俗化）和化大众（向大众传输认同政治观点）的双向同步路线。这个过程值得深入探讨，但本文已过于冗长，须另文详述。遗憾的是，对于这种“深卷”，一向以批判和反思自居的美国人文学术界的文学、历史、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等领域，自我反思的声音甚微，后殖民主义理论明星们更无自我批评之意。③反倒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人时有批判和反思的声音。法学家蔡美儿指出：“左派的激进和排斥性话语鼓吹种族、性别特权和文化专许权，而右派则为排外恐惧症和白人民族主义煽风点火。”［19］2 一改当年“历史终结论”高调的政治学家福山，也忧心忡忡地认为：“自由主义的原则被右翼和左翼推向了新的极端，新自由主义派刻意打造经济自由的神话，进步主义派的核心政治观把身份认同凌驾于人类普世价值之上。我们的公民社会被肢解，我们的民主制度受到极大威胁。”［23］然而，激进的后学理论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每年一度的庞大年会上依然故我，以人文论述为主导的英美精英大学出版社仍然不断推出性别研究、族裔研究、LGBTQ研究的新书。近20年来人文学界被边缘化的“建制派”不痛不痒地喊几句人文理性的回归，［24］但基本漠视现实政治中人文学界激进理论和批评的意识形态“深卷”。但今天的现实是，欧美社会的媒体世界和意识形态世界被左右两极的激进话语挟持，对真相的理性把握和分析，被这个后真相时代的极端情绪、情感、立场、态度所取代。今天全球蔓延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联姻。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思想的德国学者米勒（Jan-Werner Müller）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义》，近年来受到国际学界的很大关注。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25］民粹主义者们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了“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在现代世界，“人民”总是和“民族—国家”绑定的，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总是如影随形。民粹主义对“人民”的道德垄断主要是情绪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垄断。今天美国极右翼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举起的旗帜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行僭主政治之实。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绘的路易·波拿巴，其实离我们不远：“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1］98 我们讲述的英语人文学界理论话语到现实世界的旅行，是一个由去疆域化到部落化的脉络，其中充斥着种种错位和失衡。首先是后学激进理论与社会现实的错位。如前所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左翼思想与社会文化运动相辅相成，形成了20世纪西方思想的高峰，对西方思想、知识与信仰体系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无不蕴含着对人类社会更加自由、公正、平等的理想主义、世界主义的追求。但历史告诉我们，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人文理想主义的激情在现实政治领域里往往成为激进乌托邦主义的工具。我们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人文学界激进左翼思想的演变，看到身体政治、身份（认同）政治的文化理论的泛政治化或武器化（weaponize，近年流行的英语热词），这跟经济全球化、高科技革命带来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错位。欧美激进左派一味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却忽略甚而忘却了寻求正义的初心。其次，欧美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追求自然科学量化研究的范式，关心学科本身的发展超过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科学的社会关怀缺席，跟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激进化形成另一种错位。 从更为宏观的大历史角度来看，今天世界极端对立冲突的混乱失序局面，揭示了现代社会几大支柱领域的失衡。强权政治的不断扩张、僭主政治的盛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经济和科技领域里政治干预的强化、国际地缘冲突的加剧，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严重的力量失衡。现代社会与传统的封建皇权专制社会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现代不同领域力量的多元、分工和制衡。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有序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是多极世界（multipolarity）的前提。④但我们看到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对现代性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主导的批判、解构和去疆域化，并未为多元、多样化的人类社会的多边主义建构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破坏、颠覆和解构。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我们也许应该思考一下，进行理论越界和去疆域化的后学理论还有哪些正面意义？我们在福柯乃至德里达中后期的伦理转向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早年激进立场的反省。后期福柯倾力关注政治治理和伦理问题，但由此认为他是在向自由主义立场回归，未免就一厢情愿了。福柯一生坚持批判与反思，早年立场激进，切身参与“深卷”的实践，然而在生命最后几年却开启了有进有退、百转千回的寻觅，是否能为我们今天的反思带来一点新的启发？ 今天我们面对的“活的历史”，更清晰地呈现出全球数码时代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后真相时代情绪、态度、立场的宣泄，通过信息回音壁、茧房效应与网络社会的全景监控等各种手段，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传播，覆盖世界所有的角落。总体而言，英语人文学术界的反思和批判的声音缺位，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的理性思考也十分匮乏无力，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座座思想的“千高原”，今天难见踪影。情绪、感性（或审美）、意识形态的失范和混乱，本来是人文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但深卷于乱象之中的英语人文学界，却鲜有自我反省和批判之声。此时此刻，我们更加需要重温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雾月十八》里作的判断： 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① 关于此问题，可以参见笔者的相关论文：《从“后学”到认同政治：当代美国人文思潮走向》（《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和《欧陆文论的美国化——百年欧美文学研究范式转换》（《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③详见：James D.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Jeffrey Williams ，et al. PC Wars: Politics and Theory in the Acade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John K. Wilson. The Myth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Conservative Attack on Higher Educ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④多极世界需要多边主义的话题近年来受到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参考：Michael Staack， et al.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polarity: Structures of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Berlin: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13.［1］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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